失衡：主体预设对客体解释类型的依附——“社会融入研究”的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体论文,路径论文,主体论文,类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12)04-0095-07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迁移及流动人口的增加引出了市民化、社会适应、社会吸纳、社会排斥等等异质社会中的社会融入问题，丰富的素材与时代所需共同促使社会融入研究呈现纷繁复杂、多元并存的理论繁荣局面。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社会融入研究尚缺少一个将各种理论囊括进来加以比较分析的理论框架，缺少理论建构中必不可少的系统性。面对中西社会融入理论繁荣的时间差与背景差，增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与对话能力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融入研究的两个角度
社会融入是融入主体与融入客体(融入地、背景与作用因素)共同建构的社会事实，客体与主体是社会融入的基本载体，因此，可以从融入主体与融入客体入手，兼顾研究预设与理论解释的类型，构建社会融入研究的比较分析框架。
(一)主体预设：被动性与主动性
之所以将主体预设进行被动性与主动性的区分，是基于社会理论建构中对人的两种基本假设(原初立场)，一种是被任意摆布、无能为力的受动者，一种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动者。这里所言的“被动”是日常语义上的被动，主要指主观上不够积极主动，要受人督促或者由于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而使自己陷入不利的局面[1]。与此相对的，主动性指的是即便受到客观条件制约，行动主体也依然积极主动避免自己陷入不利局面。
(二)客体的解释类型：结构解释与机制解释
社会融入研究并不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其解释类型的区分无法套用完整理论体系说明角度的区分办法。结构解释与机制解释则是在科学主义思维下进行的解释类型的区分。所谓结构解释就是“强调分析的总体性以及构成结构的每个环节的特性，而机制分析则是通过系统的思路或过程的思路来考察一个现象或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2]。这样的解释类型区分便于深入地审视社会融入研究的现状。
图1 社会融入的四种研究倾向
基于主体预设与客体解释类型的两种区分，以及它们的相互交叉，形成了如图1所示的社会融入研究的四种倾向，即制约、控制、对抗、运作。这四种研究倾向的具体差异如表1所示。
至此，社会融入研究被置于主体预设与客体解释类型之下，形成了可以进行理论比较与对话的分析框架。下面，将详细阐述现有社会融入理论在这四种研究倾向中的研究现状、相互关系以及面临的问题。
二、社会融入研究的四种倾向
社会融入的四种研究取向是一种理想的框架，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各个理论取向呈现一定的差异。各个研究取向的预设、立足点、解释路径与涵盖范畴为系统地评述四种理论取向上的研究现状与不足提供了根基。
(一)制约：被动的结构性安排
这种研究倾向预设了行动主体在社会融入中的被动地位，而融入则受制于社会结构，因此，应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社会融入。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宏观层面社会结构的解释。首先是对制度背景的强调。周大鸣将都市边缘农村社区都市化缓慢的原因归结为户籍管理制度的城乡分离、土地管理制度的城乡差异等[3]，李强则进一步研究了户籍对推拉因素效力的影响[4]。其次是对权利与身份的重视。陈映芳从“市民权”概念入手，认为“农民工”在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主要是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5]，后来，毛丹进一步指出城郊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农民被赋权不足与身份缺损[6]。最后，也有学者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强调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结构性问题[7]。这些研究表明了社会结构的作用不单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约束，更具有一种建构作用，不过，建构的作用并非行动主体主动性的体现，而是社会结构的意外性后果，例如，户籍制度对推拉效力的影响、农民工身份的制度与文化建构等，正是社会结构因素在社会融入上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才形成了半融入问题。
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单单停留于整体层面，在相对个体层面，社会结构的体现是社会资本等更贴近于行动主体的结构性因素。其中对社会资本的强调包括：区隔性融合理论将社会资本(例如社会团结)视为同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8]，D.Jacobs等人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体正式或非正式地参与政治生活频率以及政治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9]，而农民工的边缘性地位与其社会资本的占有和使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0]。在人力资本方面，J.Junger-Tas认为，移民群体被排斥在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产业体系之外的原因在于其难以跟上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要求[11]。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资本的占有与人力资本的跟进都是难以克服的结构性障碍，因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也被刻画为一种被动的结构性安排，是受制于社会结构本身的结构性因素。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制约取向上的社会融入研究是以客观的社会结构为研究依托，在社会结构因素中寻找影响社会融入的因素，挖掘结构性因素的现实作用力。这样的研究倾向虽然将融入问题更加本质地刻画出来，不过，也面临着一系列难题。其一，社会结构的客观建构作用关系到被动的结构解释的成败，是制约研究倾向的解释路径，然而，现有的研究中行动主体在社会融入中被设定为完全被动的(原初的被动性)，而行动主体并非是物化的客体，其在互动中的被动性会影响到社会融入的进程与效果。其二，这种理论取向是一种决定论的解释，而现实社会融入经验的千差万别正是对这种理论解释力最大的质疑。其三，尽管社会资本等研究处于相对个体层面，但是这种理论取向的研究所回答的依旧是一种宏大叙事，社会融入本身的一系列重要环节与作用因素则无法被挖掘与解释。
(二)控制：被动的机制性运转
这种研究倾向同样预设了行动主体的被动性，但却强调社会融入是过程性的体现，规律性的过程犹如无法打破的机制性运转，身在其中的行动主体是被控制的对象。在国外的这种研究倾向中，主要可以分为“同化论”、“多元论”、“分化论”以及“适应—建构论”。在“同化论”中，A.Sauvy认为移民的融合要经过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三个阶段[12]，帕克(R.E.Park)等人将融合与同化定义为个体被迫接受主流与强势文化的过程[13]，同化论强调的是社会融入中的依附机制。与同化论相对的是“多元论”，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W.M.Hurh等人认为文化上适应了美国社会的韩裔族群仍保留着自己的文化内核[14]，多元论凸显的是社会融入中的互动共建机制。“分化论”主要指“区隔性融入”(Segmented Assimilation)理论，通过对移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性相异过程的考察，区隔性融入理论提供了对移民适应过程所独有的理解[15]，它将移民群体分为至少三种可能的融入模式，即向上融入、底层融入以及选择性融入[16]。与同化论、多元论及分化论相近的是“适应—建构论”，A.Appadurai认为移民流动构成的族群地形是由移民的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经验而形成的[17]，去领域化是同化论的内容，而再领域化则有着多元论的意味。
当移民融入过程的研究思想传播到国内，国内学者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侧重探讨了融入内容的先后顺序，即“融合递进说”。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朱力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层次[18]；不同于这种单一线性递进说的是，杨菊华强调了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总结了融入的五种模式[19]。无论是单线递进还是相互作用的融合递进说，学者们都是在纵向的社会融入机制研究中添加了横截面社会融入内容的成分，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带来了机制分析的细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机制解释的变异性，降低了理论解释力。
较之单纯的社会融入的过程性机制分析，融入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更显得细腻。其中，社会网络的双重作用就是社会融入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具体作用机制。朱力强调农民工的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虽然帮助了进城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但也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20]，因此，赵延东等指出流动人口面临着突破“原始社会资本”束缚、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的任务[21]。P.H.Cheong等人也认为移民嵌入自己族群社会网络越深，就越限制了他与外在社会的互动和融合[22]，D.Barbara和R.Larissa等人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虽然也有学者探讨了社会融入环节间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被动性的影响，但是其机制解释的深度还不够，融入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控制取向的社会融入研究凸显了不同社会融入维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社会融入维度、过程以及过程中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社会融入的控制机制。这种借融入轨迹来探讨社会融入过程中的作用因素与潜在力量的路径成为了学界的热点。可是，这种取向的研究与制约取向的研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对行动主体的被动性重视不够，行动主体在融入过程中的无奈与被动缺少应有的重视。此外，现有的融入过程研究仍然无法克服归纳的意味，很多学者的观点因取材区别而呈现截然不同的结果，是具体作用机制与实际控制因素的研究欠缺制约了整个社会融入过程的机制分析，致使一些应属于控制取向的过程研究并不能纳入机制分析范畴。
(三)对抗：建构的结构性因素
与控制取向的社会融入研究相区别，对抗的研究倾向预设了行动主体的主动性，提出社会融入其实是行动者调动结构性因素进行建构的事实，社会结构在个体身上的展现反过来成为对抗原有结构性安排的建构性行动。这方面的现有研究可以根据对抗程度与社会融入主体地位的不同简要分为移民网络建构与身份对抗两方面研究。
在移民网络建构研究方面，移民网络被认为不同于既定的社会结构安排，也不同于固定的社会资本占有，而是移民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结构性优势，是移民为更好融入流入地进行的主动性创造。因为，长期移民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网络成为了信息传递和移居治业的桥梁[23]，互惠的移民关系网有利于移民进入和适应社会[24]，而且对克服外部社会各种偏见具有重要意义[25]。不过，移民网络的意义远未局限于此，它不单是促进了移民更好地融入移居地，而且改变了移居地的族群地形[26]，这时的移民网络已经转化为移民群体认识到自身结构性弱势地位而做出的对抗结构性安排的建构行动。
在身份对抗研究方面，身份被视为行动主体可资利用的结构性因素，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底层身份在获取合法性与对抗原有结构安排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折晓叶发现，弱者的“韧武器”(借助“集体力”的效应获得行动的合法性)是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和工业私有化境况下采取的博弈策略[27]，董海军则进一步提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是农民底层抗争的重要依托[28]。弱者的“韧武器”与“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都不是伴随结构性安排而出现的，而是社会融入中的行动主体根据自身处境与结构性资本所建构出来的新身份，这成为了对抗结构制约的有力武器。
对抗的研究倾向从社会融入的必备条件入手，探讨行动主体运用不同资本对社会融入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将社会融入主体纳入研究的范畴，从而使社会融入研究更加全面与系统。行动主体对结构性因素的把握与建构呈现从“对抗”转向“抗争”的趋势，对抗的研究倾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理论取向也存在薄弱之处，其一，对抗倾向的现有研究局限于移民网络建构与身份对抗两方面，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建构研究受制于现实素材的有限，致使此种倾向的研究无法与制约倾向的研究进行有效对话；其二，弱者的“韧武器”与“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在某些学者看来是一种抗争机制，这样的理解是对身份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忽视。
(四)运作：机制的能动性调节
这种研究倾向同样预设了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它不同于对抗的研究倾向之处在于，它着重分析社会融入机制中的个体能动因素，认为个体的策略与行为选择影响到社会融入的机制运转，并最终决定社会融入的效果。在这种研究倾向中，主要可以分为“选择性融入”、“变通性融入”两类。选择性融入是区隔性融入理论中的一种模式，它可能是检验少数移民族群融入的最好路径[29]。与国外对选择性融入中文化因素的强调相区别，国内的选择性融入研究主要体现在融入者的目标选择对融入进程的影响，例如，城市农民工有着准备定居与不准备定居两种生存策略，这影响到其对城市歧视的态度[30]，进而影响到融入的程度。“变通性融入”以制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为代表，例如，有学者认为“产业—社区型进入”方式使得北京“浙江村”形成了产业组织，在居住地反客为主，成为了一个游离于原城市社会控制之下的异质性社区[31]。这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方式还包含着融入者能动的行为策略，“浙江村”外来人口面临不利的制度安排，采取逃避的策略，在不与体制直接对抗的前提下架空既有的制度安排[32]，从而占据了社会融入的优势地位，掌握了融入进程的主动权。
运作取向的社会融入研究与对抗取向的区别在于，后者突出强调行动主体对关系到社会融入中社会结构的关键变量的把握与构建，对原有结构性安排与制约的对抗；而前者则是行动主体对社会融入不同维度、过程及机制中可资利用要素的运作与调节，是一种避免对抗的策略。运作的研究倾向不但注重了个体行动与社会融入之间关系的考察，而且强调了融入方与接纳方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不过，现有的研究侧重对融入效果的考察，缺少对融入机制运作的重视，很多研究止步于策略的探讨，却未上升到社会融入机制改变与运作层面。
三、社会融入领域的理论发展方向
主体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作为研究预设而存在，在此前提下，社会融入研究基于结构解释与机制解释而展开，反过来又反映了主体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主体预设不足造成了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分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研究预设对客体解释类型的依附。
(一)主体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的分野
在结构解释中，现有的社会融入研究更倾向于制约的研究倾向(主体被动性)，这样的重心偏向源于社会融入研究的对象一般是相对弱势与被动的，因此，制约的研究倾向成为了结构解释的主导。不过，行动主体的被动性包含两层含义，即无意识地被操控与有意识的无力，制约倾向的研究局限于主体的“无意识地被操控”，造成了对行动主体的漠视；而且，对抗的研究倾向(主体主动性)并非局限于客观事实的再复述，也包含着应然的成分，正是基于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被动性，行动主体主动性的挖掘才尤为关键与迫切。主体预设上的不足影响到理论的对话，致使目前制约倾向与对抗倾向的共同话语仅仅停留于社会资本，缺少转型、整合、权力、身份的对话，二者之间还面临着尚未跨越的鸿沟。
在机制解释上，研究内容的差异造成了控制倾向(主体被动性)与运作倾向(主体主动性)在研究上的分野，控制的研究倾向关注融入的过程阶段，而运作的研究倾向关注于行动主体的策略选择。控制的研究倾向演变成了整体论意义上的，个体的被动性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仅有控制倾向中的社会网络的双重作用可以和运作倾向中的移民互惠网络进行理论对话；同样，运作性机制则是个体论层面的，建构主义与功利主义混杂其中，这样的研究倾向性导致社会融入机制解释并未在一致的理论体系下进行。而且，整体论与个体论的分野是体系失衡的，运作倾向中的建构主义是自说自话的建构主义，缺少同一维度(组成社会世界各要素——主观的)的差异比较定位。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融入研究呈现主体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的分野，即存在着重视程度的差异和理论对话问题。这样的分野源于主体预设的不足，主体被动性的预设局限于主体的“无意识被操控”，并未体现出其“有意识的无力”这一面，而主体主动性的预设又明显成为研究预设的次要选择。这种研究预设上的不足同时也造成了研究维度的不一致，导致同一预设内的研究也无法进行有效对话。产生研究预设不足的根源在于学界对主体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导致研究预设仅仅是基于结构解释与机制解释所附带的研究倾向或说明的结果，研究预设并未对客体解释产生系统定位的作用。
(二)解决社会融入研究体系失衡问题的应对思路
通过四种研究倾向的比较分析最终呈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融入研究的体系失衡——主体预设对客体解释类型的依附，这种失衡不但制约了社会融入理论之间的对话与发展，而且造成了理论间的混乱。在社会融入研究中，行动主体的弱势地位与融入地的主导性占据着理论的支配性，无论是主体的被动性还是主动性均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然而种种抗争逻辑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地位上的差距，而概念上的倾向性(融入而非融合)很容易导致原有的研究成果失去现实的解释力。这要求学者们重视起对社会融入主体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研究，打破社会融入理论的体系失衡，需要尽量消融主客体的不对等关系，真正实现从“融入”向“融合”的跨越。
具体而言，制约的研究倾向需要有对抗倾向的解释做辅助，才能够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宏大叙事，而且对抗的研究倾向也需要制约倾向的理论依托，这样建构的结构性因素才是有针对性的，才是关涉社会融入更深层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抗倾向的社会融入研究针对制约倾向中的转型、整合与权力等关键词而展开，制约倾向的研究需要补充进凸显行动主体主动性的社会网络与身份的探讨。在控制与运作倾向方面，为改变控制倾向与运作倾向的分野现状，不但需要将完善的被动性内涵补充进控制倾向中(借此改变整体论与个体论的错误划分)，以实现被动性与主动性的有效区分，还需要运作研究倾向依托于控制倾向的研究成果，寻找社会融入各个维度、各个过程中被运作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