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鲁迅的本体世界——评《鲁迅和中国文化》兼谈鲁迅研究的新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本体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新路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年前，当我读完林非先生的专著《鲁迅和中国文化》时，就为他那博大的视野和深刻的论述所折服，因而产生一种想写篇文章谈谈读后感受的冲动，可是竟因想说的话太多而一时不知从何下手，以后几次提笔，都因这种困惑而停了下来。但这却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在经过时间的淘洗愈益显示出它的卓尔不凡同时自己的思想也得到新的升华后，面对鲁迅研究乃至整个文化事业陷入严重困境的形势，站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对它进行新的审视，从而进一步发现了它在鲁迅研究史以至民族新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一
从1919年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论及《狂人日记》和鲁迅杂文的文章到现在，鲁迅研究已有了七十多年的历史，不论研究队伍的庞大还是研究成果的丰富，也不论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还是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近代以来都没有第二个研究对象可与之相比，可以说，它已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科价值和意义的显学。但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对鲁迅的角色定性还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几十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不断听到有人发生“鲁迅是谁？”的疑问。这固然与鲁迅世界自身的异常丰富复杂有关，但与人们受中国现代历史特定的主题影响制约所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亦不无关系，或者说，后一种原因更为重要。而角色定性的任何错位现象都会影响到对鲁迅思想本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准确揭示和科学评价。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对鲁迅历史活动的真正内涵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把握和评估，从而把鲁迅这一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具有长久历史意义的宝贵遗产提供给我们的人民及子孙后代，就仍然是鲁迅研究中一项至为重要的课题。
鲁迅终生以文学为职业，他的标志着中国新文学正式诞生的小说，他的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峰的杂文，都表明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文学家。但是，鲁迅并不是那种以文学创作为最高追求的文学家，文学在他的手中只不过是用以进行民族启蒙的手段。他曾说过：“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1〕的确，《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 但它的最大影响不是它那崭新的艺术形式，而是狂人那震聋发瞆的唤醒了几代人的礼教吃人的呐喊；《阿Q正传》的巨大效应， 也不是它悲喜剧相交融的艺术形式的示范作用，而是阿Q 那可卑可笑的精神胜利法成了中国人窥见自己灵魂的一面镜子。至于他那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杂文，其创作目的和社会效应就更为明显了。所以，鲁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首先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思想，他最根本的历史角色不是文学家，而是思想家，确切地说，是以文学形式面世的思想家。但是鲁迅又不是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政治型的思想家，而是文化型的思想家，他的活动范围和巨大建树，主要在文化领域，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批判，在于他为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路基和指明了方向。林非先生以“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作为问题切入的角度，并以此书作为他“在鲁迅研究领域内的最后一次冲刺”，甚至作为他几十年来鲁迅研究的“告别演说”〔2〕，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而作出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选择。
应该说，林非先生的这一冲刺是成功的，他登上了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高峰。新时期初期鲁迅研究中的一系列拨乱反正，将鲁迅研究稳健而扎实地推上了回归鲁迅的正确轨道，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遂成为鲁迅研究中最热门并且也是最有价值的话题。林非先生无疑是导出这一话题的与有力者，但他并不是最早将目光凝注这一话题的人，在《鲁迅和中国文化》问世以前，已有一些鲁迅研究家为此倾注了心血，有的并写出了有分量的专著。这些论著虽然不乏创见，但有的或者视角过于单一，未能全面把握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有的又或者视线过于庞杂，给人以主题不够集中明确甚至不得要领之感，真正对鲁迅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并从中准确地抽绎出鲁迅文化思想的，还是《鲁迅和中国文化》。研究鲁迅思想，首先必须弄清鲁迅有哪些思想，这是一项基础工作，同时又是一项十分琐碎的麻烦的工作。因为鲁迅不是黑格尔、康德那种思辨型的思想家，他同孔子、尼采一样，属于感悟型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都蕴含于他对中国种种社会相的描绘和解剖中。这要求研究者必须对鲁迅著作进行认真的阅读和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进行周密细致的爬罗梳理，总结出符合鲁迅思想实际的内容，这需要功夫，更需要眼力。这是鲁迅思想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的一环，只有搞好这一环，才能准确地揭示鲁迅的思想本质，把握鲁迅的思想特征，对鲁迅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角色定性和科学评价。《鲁迅和中国文化》所以成为新时期鲁迅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首先就得力于此。打开该书，仅看目录，就可以感到作者对鲁迅的文化思想把握得多么准确，概括得多么精当，而又梳理得多么细致。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鲁迅论中国传统文化”可视为全书的总纲，概括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和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基本见解。第二章“鲁迅论启蒙主义”可谓转入正题，因为鲁迅正是从启蒙主义出发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终生不可分割的关系的。这就一语破的，抓住了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而鲁迅提倡启蒙主义的出发点是为了人，即“‘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第三章：“鲁迅论‘人’的命题。” 鲁迅关于人的主张的核心是“立人”，具体途径是“尊个性而张精神”〔4〕，也就是将中国人从愚昧麻木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改革国民性的思想主张。这就必然导出第四章的内容：“鲁迅论国民性”。鲁迅从民族启蒙的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清理和深刻的批判，但他决不是为清理而清理，为批判而批判，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重铸民族性格，这决定了他必然要提出建设新的民族文化的设想，这是鲁迅文化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然而过去却几乎完全被人忽视了的内容，因此，作者又写了第五章：“鲁迅论中国新文化建设”。这是全书的总结。这样，作者就全面而扼要、严密而准确、条理而系统地勾画出了鲁迅文化思想的全貌，使人对鲁迅的文化思想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提纲尚且如此，书中对各个具体问题论述得如何严密而准确就更可想而知了。仅以对鲁迅所剖析的国民性种种弱点的概括为例。作者在论述了鲁迅的种种见解后这样总结道：
鲁迅毕生所揭示和剖析的国民性，看起来涉及的方面很多，其
实却都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的，它是最初的根源是：
（1）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社会结构所必然会产生的“专制者”
和“奴才”精神的复合物，从而派生出：
（2）“怯弱”和“贪婪”这些自私自利的习性， 而在这个自
私自利的精神王国中间，又必然会流行：
（3）“瞒和骗”，于是必然会形成：
（4）“面子”和“做戏”，这又必然会最终导致：
（5）“无特操”，实际上可以无所不为， 其表现的形式却是
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而在精神上最大的抚慰又是：
（6）“精神胜利法”。〔5〕
真是条分缕析，丝丝入扣，使人读后一目了然，豁然开朗。可以说，对鲁迅文化思想梳理概括得如此周密细致精当准确的，在鲁迅研究中还是仅见。这是鲁迅文化思想研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基础建设，对于推动鲁迅研究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不断向前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鲁迅和中国文化》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二
《鲁迅和中国文化》更值得称道的，还是作者对鲁迅文化思想丰富内涵的精到分析及历史价值的深刻揭示。
谈到鲁迅的中国文化观，人们往往就想到狂人所说的“吃人”，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鲁迅对民族文化完全持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因而是错误的。如果说这种看法在过去还只是某些人的一种私下感受，那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热中，则变成了或明或暗的指责，而且这种指责主要还是来自一些文化史专家。如何看待这种指责，是鲁迅文化思想研究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林非先生深知这个问题的分量，他的论述就从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分析开始。他并没有以《狂人日记》是文学作品，所谓“吃人”只是一种文学语言为理由对问题作出简单的回答，而是采取面对实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他首先肯定，“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这无疑是鲁迅文化观中具有一贯性的思想”，他还引用鲁迅“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话，指出这是“吃人”思想“更为明确与系统”的阐述〔6〕， 然后便从不同侧面对鲁迅这一思想的真正内涵展开了分析。他剖析鲁迅早年提出的“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的论断，指出这是由等级特权社会结构的专制主义制度所养成的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它只能使人在专制主义制度下苟且偷生，充当驯良温顺的“不争之民”。他剖析了鲁迅深刻揭示的严酷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非礼勿视”的信条相结合而养成的全民族“满和骗”的文化心理，指出这种心理只能使人象阿Q那样在自欺自慰中心安理得地做奴隶。 他还剖析了鲁迅关于中国“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的论述，指出这种陈旧的文明作为传统力量已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沉重负担，它使得人们失去思考问题的能力，永远安于既定的现状而不想并且反对任何变革，因而“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这样，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所谓的‘吃人’，其根本的含义自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精神线索，对于广大人民的思想和精神进行虐杀与麻醉，而其最终的目的自然又是为了维护以等级特权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专制主义政治统治。”〔7〕这无疑完全符合鲁迅的原意，但自然又比鲁迅的表述更为严密， 更为科学。他并没有掩饰鲁迅的论断在语言逻辑上存在着片面化的倾向，然而他却一丝不苟旗帜鲜明地肯定了鲁迅的论断的正确与深刻。他指出：“将传统的‘中国的文明’归结为‘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归结为‘吃人’和‘被吃’，这里不能不说是存在着逻辑推理方式上的片面性。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十分丰富复杂的概念，在它所包容的全部内涵中间，肯定也不无健康和合理的因子，然而成为它核心的儒家学说，其主导性的精神线索确实具有专制主义的倾向，是束缚和箝制人们精神世界的”〔8〕。象鲁迅善于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一样， 他也同样善于揭示鲁迅论断的本质，他认为，鲁迅的论断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封建沼泽，涉入现代化长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分析无疑完全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因而读起来就格外令人信服，并给人以重要启示。
林非先生是以善于分析见长的学者，他的论著绝少缺乏分析的空论。他总是从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出发，对问题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并且总是分析得那么缜密细致、深入透彻。读他的论著，总感到有一种水到渠成无须争辩的逻辑力量。然而，他决不是那种就事论事，只是把目光拘泥于具体问题的解读者，宽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使他总是把问题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具有深广意义的结论。这种以微观分析为基础，以宏观把握为指导，微观与宏观有机融合的研究特征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剖析鲁迅对洋务运动前后不同的评价时，他总结出这样一条研究历史的原则：“研究历史确实需要有这两种精神的结合：对于具体发展过程的细致分析的能力，和对于其历史意义总体把握的能力，这样就更能形成宏观与微观相渗透的准确结论”。〔9〕这也正是他自己在研究鲁迅文化思想时所遵循的原则。我们看到，在论述鲁迅的每一个思想主张时，他总是首先从鲁迅的具体言论着手，多方审视，层层推进，深入分析。同时，他又总是站在历史发展与时代需要的高度，对问题进行总体观照和宏观把握。深入的微观分析，使他总是能准确地揭示鲁迅的思想本质；开阔的宏观把握，又使他总是能发现鲁迅的历史贡献。对于鲁迅这样以推动历史前进为己任并确实对中国文化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这确实是更为恰切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关于鲁迅与启蒙主义的关系，这是现代文学界乃至思想界尽人皆知的话题，然而谈起鲁迅的启蒙思想，人们往往只是认为他要以文艺为武器改变国民的愚昧和麻木，至于他的启蒙思想的具体特征，他关于启蒙主张的一些具体论述，则所谈甚少，比如他的关于科学启蒙的主张，过去就很少有人论及。其实，鲁迅是很重视科学的启蒙作用的。鲁迅自己就是因为受到科学的启迪而冲出封建文化的樊篱的，直到晚年，他还告诫青年“不要放开科学”〔10〕。作者在第二章“鲁迅论启蒙主义”中专辟一节，论述鲁迅的科学启蒙思想。他指出，鲁迅青年时期由接受进化论的影响到自觉地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学说，逐步树立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科学宇宙观，这是他走上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道路的思想保证。“他正是从这种渗透着自然科学宇宙观思想的理性主义原则出发，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极端不合理的专制主义主导精神线索，作出了全面和深入的批判与澄清，坚持不懈地进行了企图提高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启蒙主义工作。”〔11〕对于揭示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弊端，对于推动中国人走出愚昧无知状态，特别是推动中国思维方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化，鲁迅的科学启蒙思想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鲁迅的科学启蒙思想同陈独秀五四时期所张扬的科学旗帜的历史内涵又不尽相同，陈独秀将科学与民主作为并列的命题，他的主张的“侧重点无疑是在于从社会政治领域进行启蒙，他绝大部分的工作主要是类似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中‘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以及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样的命题”〔12〕，鲁迅则是“从思考‘人’的精神解放和‘国民性’的改造这两个角度，去探讨‘科学’的根本意义和社会作用的”〔13〕，如果说陈独秀的主张更接近于西方启蒙主义运动，鲁迅的思想则更倾向于西方文艺复兴思潮，正是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五四启蒙运动深广的历史内容。这种深入细致的分析，使人们对鲁迅的启蒙思想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而这一切又都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思潮为背景展开的。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使作者对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以专制主义与奴性主义混杂共存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总趋势，在整个民族中间形成了独断、狭隘、驯服和盲从这样的文化氛围，却消弥了开拓、创造、独立思考和追求丰富多采的思想文化性格”〔14〕，这严重地束缚和禁锢着人们的精神，使整个民族失去生存发展的活力，因而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正是为了促进民族精神的复兴，产生了近代连绵不断的启蒙主义思潮，鲁迅既从他的前辈和同代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思想营养，同时又大大地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代人，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坚定最深刻对促进民族觉醒贡献最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独特价值，就在作者这种史学家的目光烛照下被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读《鲁迅和中国文化》，常常在那缜密的论述中感到一股高屋建瓴的气势，这主要就来自作者这种宽阔的视野和对问题的宏观把握。
在林非先生以往的鲁迅研究中，特别注重比较，他常常将鲁迅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和他的前辈及同代思想家的比较揭示其思想特征及独特贡献，这一特征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得到了更为出色的发挥。凡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改革国民性是近现代思想界一个重要的经久不衰的主题。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邹客、陈独秀、周作人……这些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巨子都曾张扬过改革国民性的旗帜，但这一旗帜在不对象的手中具有不同的标志，不同的色彩。在探讨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时，作者择其要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严复和梁启超分别从企图使国家富强昌盛的经济和政治契机出发提出了“启民智”和“新民”的思想主张，鲁迅则不具备他们那种比较全面的思想逻辑，他一开始就将思考的重心完全集中于改变人的精神。严复和梁启超都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出发思考改革国民性问题，鲁迅则认为只有尊重和发扬人的个性，走个性解放的道路，才能完成改革国民性的历史命题。“鲁迅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严复和梁启超三部曲（经济、政治、精神）式中的精神契机部分作出了具体和深入的探索，使它不至于成为空泛的方案，这无疑是鲁迅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十分杰出的贡献”〔15〕。他又进一步通过鲁迅与陈独秀在改革国民性问题上不同理论主张与实践的比较，将笔触深入到鲁迅的内心世界，指出鲁迅不同于陈独秀一类的乐观主义者，他对国民性的改革始终怀有一种清醒的悲剧意识。“鲁迅毕生的心灵深处都存在着浓郁的孤独感和悲怆感，正是来自对此种精神重压的敏锐感受。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上，对于这种无边无际和难以改变的‘国民性’的精神状态，鲁迅确实是理解得最为深沉的人物，然而他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敢去直面现实，不断超越自己的孤独感与悲怆感，不屈不挠地为解放中华民族被禁锢和蹂躏的心灵而奋斗，不是凭着大智大勇的牺牲精神恐怕是难于达到这种地步的”〔16〕。如果不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很难对鲁迅改革国民性的思想特征和独特贡献作出这样准确的把握和恰切的历史定位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入系统地探索鲁迅文化思想历史价值的同时，林非先生并没有回避和掩饰鲁迅思想上的矛盾。人是特定历史的产物。确切地说，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作为从小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特别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中国文化发生急剧变革的特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鲁迅的文化思想不能不产生特定的矛盾。矛盾，是那一时代人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揭示这种矛盾，挖掘产生这种矛盾的内外在原因，总结出可供后人借鉴的历史教训，同正面阐述鲁迅文化思想的历史价值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如何看待鲁迅青年时代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7〕的思想主张，是迄今为止研究界仍然存在着分歧的一个问题。不能否认，鲁迅的这一主张中蕴含着极为宝贵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内核，但也毋庸讳言，“掊物质”和“排众数”的命题都违背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是发展近代工业生产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物质基础，是推动人民觉醒、民族独立的物质力量，是彻底结束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保障。鲁迅否定了这些，也就否定了他“张灵明”、“任个人”的命题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基础，因而显示出浓重的空想主义色彩，这就使得鲁迅早期思想呈现出正确与失误共存、精华与芜杂共容的矛盾景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准确地揭示了造成鲁迅这一思想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自己的思想无法完全摆脱植根于小农经济落后土壤中片面推崇‘内’和‘神’的空想主义倾向，这种思想因素依旧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也就扰乱了他全面贯彻自己已经掌握的自然科学宇宙观”〔18〕。这说明“在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是不太可能十分准确地认识到全部历史发展的规律的”〔19〕。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鲁迅的这一思想矛盾在他后期思想阶段又以另一种片面性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出来。由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够成熟，忽视了个性解放是阶级解放的牢固基础，将阶级解放与个性解放割裂了开来。这种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思潮，对鲁迅自然也不可能不产生作用的，因此他对‘人’的呼唤这一点，到了后期思想阶段也随之而减弱下来”〔20〕。这也依然是由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思想氛围造成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思考，象鲁迅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最深刻解剖最激烈批判的伟大思想家尚且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阴影，那就可想而知，要想真正完成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多么艰难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付出切实的努力。作者从鲁迅身上所总结的历史教训同他所阐述的鲁迅文化思想的历史价值一样，都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至为宝贵的财富。
三
近年来，随着整个文化事业的严重滑坡，鲁迅研究也愈益陷入困境，研究阵地日益消失，研究队伍急剧减少，更主要的是鲁迅研究在社会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冷落。为了摆脱困境，寻找新机，研究者开始从鲁迅研究本身寻找原因，开展了探求“鲁迅研究的新路向”的讨论。研究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我觉得，总结一下《鲁迅和中国文化》的成就和价值，或者会在我们面前展现一条更为切实可行，更为符合我们民族需要，同时也更为符合鲁迅思想实际的研究路向。
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可以称之为关节点的坐标。第一个是孔子，他集殷周奴隶社会文化之大成并加以改造，创立了以仁爱为中心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儒家学说。第二个是董仲舒，他以儒学为基础，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中心，以宗法人伦为主要内容，以大一统形式为基本特征，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趋于成熟的经学。第三个是朱熹，他继承发展了董仲舒所奠定的封建正统思想，创立了进一步箝制人们精神的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内容的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高峰的理学。第四个就是鲁迅，由于所处的时代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鲁迅不同于前三位，他的历史活动主要在于破坏，在于摧毁由前三位及其所代表的历代思想家所不断构筑起来的严密坚固的封建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推动中国封建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无疑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其中也无疑蕴含着大量的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永远有益的健康因子，但是，就其整体功能来说，到了近代，它却成了中华民族进行社会变革的严重障碍。从整体上摧毁它的统治并彻底清除它所积淀下来的消极影响，就成为近代中国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没有这一摧毁，就没有中国文化的新生，就不会有中国社会的变革，它的意义决不亚于建设。鲁迅就是应这一历史课题需要而产生的伟大思想家。紧紧围绕鲁迅的这一历史属性开展研究，不仅能消除历史留给人们特别是当代青年对鲁迅的很多误解，从而真正认识鲁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价值，而且能够帮助人们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使人们在不论是全盘西化还是片面复古的错误思潮袭来时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方向。《鲁迅和中国文化》的成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鲁迅不是那种以构筑纯粹的理论体系为目标的思想家，甚至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做思想家，他弃医从文，只是为了要改变国民的精神，后来又进而要促使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他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全部历史活动的根本出发点，鲜明的社会功利性和实践性是鲁迅文化活动的显著特征。然而，由于传统势力的过于强大，也由于近现代中国救亡图存要求的过于迫切，鲁迅所提出的“改革国民性”、“立人”等一系列历史命题都远远没有完成，这不能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思想素质应有的提高。解放后左倾思潮的不断泛滥，文化大革命给全民族造成的空前灾难，以及近年来腐败现象的广泛漫延，社会道德的急剧下降，文化事业的严重滑坡，无一不和这一原因直接有关。因此，继续实践鲁迅所提出的历史命题，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思想素质，无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明了这一点，就不难发现，鲁迅绝没有离我们而去，我们民族在今天，在今后很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还需要鲁迅，而且不仅仅是审美的需要，更主要还是出于功利目的的需要。这就给鲁迅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从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的实际需要出发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鲁迅和中国文化》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不难看出，林非先生正是从这样自觉的历史使命感出发去研究鲁迅的文化思想的。在阐述鲁迅的文化思想时，他总是把历史与现实密切地联系起来进行严肃而深沉的思考。请看下面的论述：
比起辛亥革命前的启蒙主义运动来，“五四”启蒙主义运动在促使社会群体的觉醒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得多的作用，然而促使“人”趋于自觉与独创的个性解放这一根本性的精神和思想建设，也远未很好地完成。问题的并未得到解决，就必然会延缓和阻碍历史的前进。从1907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60年中间，已经刮过了多少历史的风风雨雨，然而“人”的“自觉”性问题也始终未能获得完满的解决，社会政治纲领内的“民主”意识自然也不可能真正地张扬起来，保障民主的秩序正常运转的法制自然也无法完善起来，那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这就可见鲁迅“人各有己”和“个性之价值”的命题应该如何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重视了〔21〕。
这不是简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附，这是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学者从鲁迅出发必然引出的严肃的思考。这样精彩而发人深思的论述在行文中不时出现，这是《鲁迅和中国文化》特别给人以厚重深沉之感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代赋予鲁迅的历史使命是破坏，但他不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种“盗寇式”或“奴才式”的破坏者，他是“要革新的破坏者”，他“内心有理想的光”〔22〕。用这种理想之光去烛照自己的行动，破坏之中自然就有建设。其实，鲁迅一生对民族新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意见。他青年时代提出的“立人”的思想主张，就准确地抓住了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核心，这不仅因为它适合时代的需要否定了封建传统文化扼杀人的精神的思想本质，更因为它符合文化是人创造的反过来它又创造人这一文化与人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因而抓住了人就抓住了新文化建设的关键。至于他所提出的实现“立人”的具体途径“尊个性而张精神”，更是人类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普遍遵循和张扬的一条基本的文化原则。即使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得最为激烈的五四时期，他也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关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构想。他提出应该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解放弱者和幼者被束缚被压抑的个性，使他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他主张人应该具有开阔的思想，博大的胸襟，闳放的精神，健全的理性，独立的人格。他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真诚，相互友爱，相互理解，相互平等，相互帮助……到了三十年代，他在继续倡导不断吸收西方先进思潮的同时，大力挖掘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他推崇汉人石刻的“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的“流动如生”〔23〕，张杨“东方的美的力量”〔24〕，主张“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为中国文化开辟一条“别开生面”的新路〔25〕。……可以说，鲁迅一生的言论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关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思想，认真梳理总结这些宝贵思想，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迅速转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林非先生具有非常清醒和自觉的认识，他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专辟一章，论述鲁迅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其中对于鲁迅关于民族思想文化性格建设的构想的探讨，真是探赜洞微，钩深致远，无论在具体内容还是方法论上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沿着这样的思路搞下去，无疑会使鲁迅研究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
开辟鲁迅研究的新路向，还必须明确一个重要的研究原则，即从鲁迅的实际出发，把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的思想体系、独立的价值系统去观照，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发现鲁迅文化思想的独异特征、独异价值和独异贡献，才能真正发挥鲁迅文化思想对民族新文化建设的独异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鲁迅是最独具特色的思想家，他的“立人”的思想主张，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入思考，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解剖和激烈批判，他对中国人生的独特感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强烈的孤独感寂寞感和悲怆感，他对改革国民性的悲观情绪但又决不罢手的近似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实践……都使他成为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可以说，鲁迅是一个专为攻破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顽固堡垒而来的思想家，是专为扭转中国人传统的生活轨道而来的思想家，是专为推动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而来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自成体系，他的价值自成系统，他的意义无可替代。对于这样一个思想家，我们无疑可以而且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去观照，去研究，但却不能简单地去比附，去剪裁。过去的鲁迅研究所以未能准确地把握鲁迅的历史意义，甚至把他最有价值的改革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个性解放的思想主张当作消极因素去否定，去批判，不能不说同没有把他视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把他置于既定的思想体系内去比附去剪裁这一简单化的做法直接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和中国文化》同样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毋庸置疑，林非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探讨去分析鲁迅的文化思想的，但他始终把鲁迅的文化思想视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一个独立的价值系统去观察，去开掘，并且不断以鲁迅的文化思想为参照系去剖析去评述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不断出现的左倾思潮，这样，他就将鲁迅对中国社会的独特作用深刻揭示并鲜明地凸现了出来。如果我们的鲁迅研究都能这样实事求是，这样通脱开放，这样贴近中国社会实际，鲁迅肯定会重新走入每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祖国前途的中国人的心中。
注释：
〔1〕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
〔2〕《鲁迅和中国文化·附录：我和鲁迅研究》。
〔3〕《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4〕〔17〕《坟·文化偏至论》。
〔5〕〔6〕〔7〕〔8〕〔9〕〔11〕〔12〕〔13〕〔14〕〔15〕〔16〕〔18〕〔19〕〔20〕〔21〕《鲁迅和中国文化》第252页，9页，12页，9页，79页，94页，86页，103页，69页，135页，202页，96页，82页，169页，151页。
〔10〕〔23〕〔24〕《鲁迅书信集》1936年4月15日致颜黎民， 1935年9月9日致李桦，1935年1月4日致李桦。
〔22〕《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5〕《且介亭杂文·〈木刻纪程〉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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