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学术论文,历史论文,论坛论文,述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10月24日—26日“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在京举行。这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分会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近35个单位的学者约70多人参加了论坛，并向会议提交了50多篇论文与两部专著。与会专家学者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广泛交流，兹就此向史界同人作一扼要介绍(注：需要说明的是，参加本次论坛的一些学者还就西欧史、文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诸多问题也进行研讨，因篇幅所限，凡未涉及历史比较的观点实难纳入本文范围，恳请谅解。)。
一、中西历史比较的价值与理论、方法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西历史比较的学术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认为，要深化各种历史现象的研究，就应当重视比较史学的学术价值，大力提倡历史比较，特别是中西历史比较，摈弃单一、孤立与封闭的“个案”研究方式，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中西社会历史现象纳入到比较的宏阔视野之中，尽量作出接近历史实际的解释，并探索各种历史发展的规律。庞卓恒(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指出，历史比较在国内史学界的勃兴是必然的。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明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敦书(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梧桐(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等都强调，通过历史比较去解释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封建时代后期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很有必要。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指出，应当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提倡历史比较，通过比较来深化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
不少学者还对如何进行科学的历史比较纷陈己见。廖学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指出，要对中西古代史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深入研讨，既需要作微观比较，也需作宏观比较，在比较中尤其应当多作实证研究，多作深入分析。在中西奴隶制的比较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庞卓恒认为，比较研究应当深化，如果只是作现象的异同类比罗列，而不透过现象去探究或异或同的根本原因，就揭示不出千差万别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必然性规律，也说不上有什么科学认识的价值。赵文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则认为，历史比较要注重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一些与中西社会历史转型相关的重要问题。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强调了研究对象的可比性时指出，需要更细致地注意比较的类型的区别和估量。徐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指出，比较史学主要指对客观历史现象的实证比较，也探究那些制约客观历史现象比较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研究关心的不是“如何发生”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因此，比较研究不仅受到史学家知识结构的制约，更主要的是受史家主体意识与史观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决定着比较研究结论接近历史实际的程度。刘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认为，要从史观上去解决历史比较的问题，就应当对西方与中国史学思想进行系统比较，从中寻找中国学者所存在的差距。孟广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挺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家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祥森(《史学月刊》副编审)、裔昭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周春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晏绍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等一些学者认为，比较研究并不容易，中西历史比较对理论、方法与知识基础的要求十分严格。国内史学界要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还有待于一个时期的学术积累，还必须不断地提高史学素养，强化严谨治学的精神。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提出，应当注意在比较中体现多学科的交叉，促进比较的深化。张荣民(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则从新的思路提出了文本比较的构想，指出从结构和话语、成分上比较历史文本的学术价值。徐洋(中央文献编译局)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比较方法来考察原始公社、农村公社、东西方历史之学理的梳理，强调唯物史观对中西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王敦书、王乃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讲师)等在梳理了一些知名史家的历史比较贡献时指出，史学前辈在中西历史比较上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实践，对我们进行历史比较有着重要的启迪与示向作用，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二、经济社会史的比较
这次论坛的经济社会史比较颇有特色。一些学者突破了原有的单纯经济样式、经济水平的比较模式，而将视野拓宽到广阔的社会领域，将经济因素、经济体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深化了对社会历史发展原因、进程的认识。在这方面，侯建新(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权利和权利关系出发，再次探讨了中西社会转型问题。徐浩则通过比较深入揭示了中西传统市场的异同：西方属于城市或城镇主导的市场类型，中国属于村庄主导的市场类型；这一类型差异源于双方农民经济中城市化水平与特点的不同。这些差异是双方农民经济不同命运的重要制约因素。颜燕(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以中古西欧商法的独立发展为参照指出，中国古代商业受到封建国家的严格控制。这样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中西古代经济发展格局与城市属性的不同而导致的。何顺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将东欧“再版农奴制”经济与美洲奴隶种植园经济进行比较，指出了东欧的“再版农奴制”经济，不仅不是什么真正的“资本主义”，甚至连“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但也不能简单地说它们是“封建的”。向荣(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等对中古西欧的瘟疫(黑死病)的状况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三、政治史比较
作为此次论坛之热点的政治史比较，不仅涉及到了较为宽泛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而且也有深化的态势，一些学者还针对西方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经济形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美国学者施特劳约(Joseph Strayer)将封建主义看作是一种政府形态，并且认定它是近代国家的真正来源。通过中西比较，朱孝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他认为，与其说西方的封建主义是一种政治封建主义，不如说它是一种落后的军事封建主义建制，具有导致其早日崩溃的诸多缺陷，从而有别于中国类型的政治封建主义。孟广林在比较中西封建君权的运作时提出：中古西欧的日尔曼法、基督教“神法”与封建法，的确包含着“王在法下”或“法大于王”的“法治”传统。而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类似的传统，这就是儒家“王在天下”、“天大于王”与“王在礼下”等限制君权的政治理念。但中西封建君权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上不断突破这类传统、观念的限制，多体现的是“惟君是尊”，“惟君是从”的“人治”特征。他指出，如果将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虚拟”的政治图景看作是历史事实，就难免要曲解历史。刘明翰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与中国清朝的“康乾盛世”作了比较，认为“康乾盛世”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其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文字狱、教育僵化等已经使中国失去了向近代转型的机遇。而此时的西欧，则正通过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迅速实现现代化。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以比较的眼光从环境因素的角度探讨了拜占廷皇权的形成与发展。胡玉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比较了周初殷移民与罗马王政时代的阿尔巴遗民的由来及身份地位，比较二者极为相似的遭遇——“政由旧”到“灭国迁民”，揭示出氏族制遗风对社会等级形成的影响，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战俘奴隶制的发展，也促进外来的被征服者转化为依附于城邦的自由民，他们只尽义务而无权利，与征服者部族的全权公民不同。先秦史的国人与野人、罗马史的人民与平民就是这种等级、阶级矛盾的反映。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通过拜占廷帝国破坏圣像与中国三武一宗灭佛在背景、措施与影响上的异同比较，揭示了东正教与佛教必然依附于封建皇权的命运。董忠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生)则对16世纪前期明王朝与都铎王朝的宫廷管理进行比较，认为此时中英两国的宫廷部门不仅增加，而且都参与了国家政治、财政事务的管理，且都涉及到司法权的运作。但英国的宫廷不断规范化，而明朝的宫廷则有权力泛化的趋向。
四、思想文化史比较
思想文化史比较是这次论坛研讨的又一重点，一些研究不仅具有新颖的切入点，而且也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淀。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对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理性精神”的比较堪为典型。他在深入探析后指出，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理性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希腊的古代思想有一种“反历史倾向”，理性发展道路是一种“逻辑理性”，即把“存在”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看待历史只能是“意见”。中国从商到周把迷信转化为理性的时候形成了“历史理性”，以后都是“历史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理性不止是一种，有“历史理性”、“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和“道德理性”。在希腊，“逻辑理性”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历史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两种不同的理性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思维模式。在比较考察封建时代中西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时，赵文洪提出：在古代中国，有着以自然为母体、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宋哲学家张载在其《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西方，既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也存在着类似这样的理念。基督教的神学教义认为，人是地球上万物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为地球而存在，地球为人类而存在。人有享用自然物与统治自然的权利。而《圣经》将自然物质说成是神造人时所用的原材料，这也就先天确定了人的物质属性从属于自然属性，由此而形成这样的理念，即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与平等性，人在某些方面要顺从自然。彭小瑜对中西法律思想史有关刑罚合理性、有用性以及局限性的观点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认为，两者在这些方面的观念相似，但所涉及的时代、社会、伦理的逻辑和实施的方式则完全不同。中西古代哲人都肯定国家刑罚的合理性和有用性，也都怀疑严刑峻法的功效，认为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安定社会秩序是不可能仅凭法律的手段来获得的。但是中世纪西欧的教会法学家所关注的重点是人的灵魂拯救，而中国古代的法学家所特别关注的是天下的太平，在制定、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时候受到家庭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将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权观念作认真的考量后认为，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是功利型人权观，强调自然法，鼓吹天赋人权，号召人们通过斗争来争取人权，具有实践性和主动性。而儒家的是伦理型人权思想，试图通过道德力量或统治阶级的恩赐而获得权利，带有空想性和被动性。尽管如此，这一传统仍不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精神资源。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论述了中西军事思想史比较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指出这一研究必须注意研究对象的可比性。如将《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对比就不合适，因为将这两部在历史背景、内容性质上不可比的军事著作进行对比，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还要克服那种轻易下结论的倾向，如指称西方重局部，东方重全局；西方重战术，东方重战略；西方重要素细节与定量分析，东方重系统整体与定性分析等等。这些分析表面上言之凿凿，但却难以成立。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对韩非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作了比较，分析了两者的异中之同，指出两人在身份、背景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肯定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方面的政治主张上却有着许多相同甚至是惊人一致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而对人类政治思想发展规律作了解释。李增洪(聊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对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作了比较，指出中西方历史上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而欧洲的“大一统”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结果如此不同值得深思。米辰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在探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的社会与学术活动时，也将之与中国晚明的思想家李贽作了比较，并对两者的不同命运及其社会原因作了独到的反思。徐鹤森(杭州师范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异同进行比较，认为文艺复兴是体制内部的改良运动，人文主义者采用渐进的、改良的方法而不是革命的手段，促进教会的道德复兴，以及整顿和改造整个基督教世界；而宗教改革者们则不同，他们采用革命的方法，建立新教以取代现有宗教，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西欧的宗教格局。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从比较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嬗变进行细致梳理后认为，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新旧社会转型与西学东渐，经历了还原的方式(西学中源说)，沟通的方式(中西相合说)，比较的方式(文化差异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赵书刚(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按照比较的方法，对近代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作了考察，从而提出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是：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并用外来的先进文化更新和丰富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获得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