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_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_恩格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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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4)01-0062-06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大卫·麦克莱伦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传记作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兼任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他主编的《卡尔·马克思著作选》在英语学界拥有广泛读者,而《马克思传》这部影响深远的名著更是使他在马克思学界家喻户晓,此外,他的《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等都是学界研读马克思的有代表性的参考文本。在英国访学期间,笔者围绕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等方面的问题与麦克莱伦教授进行了深入交谈,麦克莱伦教授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以下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臧峰宇:麦克莱伦教授,您的《马克思传》、《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等传记和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在中国几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必读著作,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等著作也影响深远。您书写的马克思生平与思想传记十分传神,我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揣摩马克思的思想人生与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也很想了解您为何选择从事马克思研究。

麦克莱伦:我不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应当在很大程度上被描述为一种“学术”。对于他来说,他的“思想生活”就是他的研究。然而,如果谈到他的生活如何影响他的研究,那么我的回答是:非常大。他是一个流亡者,这个处境与他出生的地方,甚至与他的家庭环境显然有很大关系。但若说这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涉及他的观点,则是另一个问题。乔纳森·斯珀伯最近在他出版的一本大部头《马克思传》(纽约,2013)中声称,马克思是一位19世纪的人物,与21世纪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可言。我不同意,而且不同意认为达尔文——他也是一位19世纪的作家——在今天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至于我为什么研究马克思,这像生活中很多事情一样,是偶然的。我在大学本科学的是拉丁文、希腊文、古代历史和哲学。我打算成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但是由于我的父母对此反对,我同意花一年时间在巴黎思考一些问题。我想去那里学一些在英国学不到的东西。当时,我在牛津与一位室友合住,他曾经去过莫斯科,而且说那里非常有趣。所以,在去巴黎之前,我去了那里,而且听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因此,我认为我将在巴黎学习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我有一个在学校教书的工作),而不是存在主义——它是唯一的备选方案。马克思特别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视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确实加入了耶稣会,但一年之后离开了那里,回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了。我的导师,以赛亚·柏林爵士,建议我以青年黑格尔派作为主题,我很感兴趣并欣然同意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我觉得在世俗化问题上,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成为我的第一本书,后来我接着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它似乎向我呈现了一个奇妙的人性之思。

一、如何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

臧峰宇:您的经历听来令人难忘。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马克思的很多文本都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而作为哲学的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哲学,尽管它与规范政治哲学有很多差别,但是其问题意识及其现实的政治影响力使马克思被很多政治哲学史的作者视为不可忽略的书写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当正义论使政治哲学实现当代复兴之后,马克思哲学与正义论的关系、马克思的正义论乃至马克思主义正义论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从思想史角度看,您认为马克思有没有正义论?或者说他有没有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

麦克莱伦:我认为马克思没有正义理论,因为一种理论意味着对某些问题内在一致地探索。马克思有正义观念吗?在这里,他显得很矛盾。一方面,他一再拒绝对任何正义理念的诉求。例如,他否认劳资关系是不公平的:资本家可能剥削了劳动力,他购买劳动力去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决不是不公平。”另一个例子可能是他写给恩格斯的这封信,他在信中说,他不得不在第一国际原则的引言中插入“真理、正义和道德”这个词组,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最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段落,马克思在那里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似乎意味着,正义的标准是相对于连续的生产方式而言的,而不是超历史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常常指责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是“抢劫”,“以盗窃为基础”,而这种偷窃似乎涉及某种不正义。此外,关于社会高级阶段与低级阶段的论述似乎也在诉求一种超越历史的标准。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我在这里倾向于同意诺曼·杰拉斯的立场。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总体上倾向于将正义与当时的法律规范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在思考正义的时候,也专注于市场交换过程。但是,马克思的其他论述导致了隐含在他作品中的这个结论,这是比他明确规定的更广泛的正义观念,尽管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明确对此作出这样的规定。

臧峰宇:因此,建构马克思的正义论是一种不乏难度的学术历险,但它可能是实现马克思哲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和正义论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批判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观念,主要因为这种正义观念与由现实基础决定思维走向的历史观有重大差别,甚至可能是一种思辨形而上学范畴。讨论马克思的正义观念,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的思想资源?

麦克莱伦:你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正义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正义论似乎是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的。只有当它们被认为是绝对的、超历史的时候,才能在某种意义上称它们是“形而上学的”。这可能会引起如下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黑格尔主义思路是不是一个好方案?在何种程度上,人性概念与正义观念有关?在何种程度上,那些基于个人主义人性观(例如罗尔斯)的正义观念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果有的话,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应当持何种立场?以及其他问题。

臧峰宇:我赞同您的看法,讨论正义必须研究与之相应的人性问题。正义是一个有很多含义的概念,各种理解无疑都与人性有关。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隐含一种正义观的话,那么其人性基础应该是“现实的个人”。启蒙哲学家看重正义的价值,沿袭这种思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正义论持肯定态度,此后青年黑格尔派以及当时很多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几乎无不如此,这对马克思的影响是直接的。正是秉持这种正义观,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以思想的锋芒进行抗争,并陷入了“苦恼的疑问”。他在反思中看到思辨正义在实际利益面前不堪一击,进而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当时的流行思潮,并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否反映了他对正义论的一种态度?

麦克莱伦:正义者同盟是一个由德国流亡者建立的政治组织,总部设在伦敦。自从1847年加入这个群体,马克思确实试图改组它,以使这个政党更为集中。他也确实试图改变它的哲学基础,这大概就是一种正义论。在我看来,这里的难度是,马克思在正义者同盟中代表的是裁缝、修表匠等人,这些人几乎都没参加过工业生产。他们主要反对工业革命,不喜欢大机器的批量生产和资本主义工厂。这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将走向消亡。所以这些人非常赞成共产主义,但他们希望共产主义立即实现。马克思的难题在于告诉这些人,必须知道历史发展阶段,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如果不经历资本主义,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些人有一句口号:“人人皆兄弟!”他们是从道德原则角度来思考人性的。

这里有个笑话,马克思说我认为那里有很多人都不是我的兄弟。在1844年遇到恩格斯之后,马克思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他在这里处境很困难,因为他为这些人工作,为这些生活在伦敦的人们撰写《宣言》。正如你看到的,例如,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这里的话语很简洁,但马克思说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这些在伦敦的人们不想听这些,他们不要资产阶级革命,而要共产主义。所以,他说我们应当知道社会结构,必须遵循各个历史阶段。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谈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攻击的是基于抽象人性的正义论。这种理论不考虑历史发展,忽略了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要告诉工人一个不同的思想,让工人们联合起来。

臧峰宇:确实如此。这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何谓正义?谁的正义?”很多政治哲学家都将正义视为美德或良法。与此不同,马克思从功能角度指出,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的理想正义不能改变世界。马克思批判了形式正义及其意识形态取向,但他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释了实现实质正义的路径。可是,如果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主要在于它是不正义的社会,或者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主要在于它缺乏正义的美德,就将马克思正义论理解为一种道义论,这种理解在马克思正义论的建构过程中并不罕见,但显然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有不小的差别。当然,对马克思的一些阐释也需要重新理解。例如,在现代社会,现实的正义往往体现在分配正义或交换正义中,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合理分配社会资源角度立意的。

麦克莱伦: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当然具有道德维度,但这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关注马克思的正义论不同。马克思对正义概念有两种矛盾的用法。他可能会说,我不同意任何作为抽象道德的正义观念。另一方面,他经常在《资本论》中用这个思路来说明金融资本是偷窃和抢劫。他具有强烈谴责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他会说,我的观点不包括任何道德解释。但是,他用来描述某些事情是盗窃,很糟糕或者是错误的时候,听起来确实是在诉求道德。这绝对是一个问题。马克思确实没有正义理论,如果我们要建构马克思的正义论,就必须基于各个历史阶段。马克思所说的特定历史阶段都是发展的。在每个历史阶段出现的正义观念都代表一种道德价值。也就是说,他认为每个阶段与之前的阶段比起来都是一个更好的、更高的、更发达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好,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而共产主义也比社会主义好。任何人都想生活在他想要的社会。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希望获得更高的收入。人们应当思考他们做出了多大的贡献,使自己所在的社会超过之前那个。现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用来判断马克思有没有正义论,那就是什么是正义的基础。这必须与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除此没有其他判断方式。

在这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显然相信人性的发展,马克思也相信。因此,很难说马克思没有某些正义观念,尽管他经常否认这一点。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当然,有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文献——就是马克思是否有道德理论,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否具有道德观念的空间。你知道,整个哲学领域不仅限于西方哲学,很多哲学分支都来自伦理学。如果伦理学被看作是抽象的,正义论的处境也是如此。

臧峰宇: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判断。正义论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并非政治哲学的全部内容。没有必要将全部政治哲学命题都简约为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马克思政治哲学也蕴含着其他丰富的内容。很多政治哲学史作者试图为此做出归纳,比如在列奥·斯特劳斯等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约瑟夫·克罗波西认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包括其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学说——分别论述现在社会和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和灭亡”,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容被归纳为这样三方面:“(1)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及经济条件优先论;(2)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3)辩证唯物主义与价值论的结合。”我觉得这种理解有些简单,至少忽略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等政治哲学文本。对此,您如何评价?

麦克莱伦:列奥·斯特劳斯是一位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但他的思想非常保守。他的思想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反,因为马克思是左翼学者,而他的立场与此不同。他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靠近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在你提到的那本列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政治哲学家的书中,尽管他的思想有些退化,但他将整个思想史提升为最重要的事情。他的整个思想取向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因此,在我看来,这本书不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他将马克思置于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角度。不过,没关系。

我确实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这个表述不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不到任何他使用过这个概念的标记。这个概念真正来自于斯大林主义教科书。尽管你能在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它主要是在斯大林主义中构建的。克罗波西没有给出任何与斯大林主义不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含义。这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观点的原因。他在这里提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劳动价值论以及没有意义的第三点,因为它是对前二点的重复,当然,这些都是马克思的重要理论,任何人都知道有很多根据能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确实不认为这个人在这里真的说了什么。

臧峰宇:您的评价非常坦率。我觉得很多政治哲学史作者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归纳都很难说是成功的。这固然与学术积累和价值偏好有关,但也与马克思理论的自身特征有关。马克思政治哲学并非规范意义上的理论。所以,归纳起来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为此,需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或者说马克思是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您认为哪些思想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念?它们体现在哪些重要文本中?

麦克莱伦: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他想说我们应当消灭哲学,这意味着他想使哲学现实化。在他的心目中,无论如何,过去的全部哲学都是与现实的物质环境相分离的。这意味着哲学是抽象的。如果这些政治哲学原则有时也包括宗教原则实际地体现在社会中,那么人们就需要包括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幸福等在内的人的权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探讨了人的权利。他在这里说的是,人们要求他们的权利,实际上强调个人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社会侵犯,所以他说人类反对彼此。他们使那种个人主义的战争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升级了。

我认为诸如人权理论和正义论之类政治哲学往往是抽象的。从现实条件看,马克思反对这种哲学。因此,如果有人这样探讨马克思政治哲学,我认为是一种误导。因为马克思反对仅仅由原则构建的远离现实社会的抽象哲学。但是,如果我们讨论马克思是否有一种政治哲学,我想说,是的,他有。当然,这取决于对“什么是政治哲学”的看法。如果宽泛地说,这里有很多例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确实有一种很强烈的国家理论。他在这个文本中探讨了“何谓国家”这个问题。而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但是,当他看到路易·波拿巴被想象成一个真正的皇帝的时候,他发现了这里的难度。他在想历史何以如此发展?资产阶级造成了历史的倒退,这是很难解释的。然而,无论如何,他在这里有一种国家理论。因此,马克思确实有自己的政治哲学。此外,他还有关于平等的理论。而平等可以成为政治哲学的现实原则。他认为社会基于我们的需要。当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就表明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他应当被视为政治哲学家。

二、如何认识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

臧峰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的经历使他接受了英国经验论,意识到实践比“原则”更重要。恩格斯这时写的很多作品富有文学色彩,但也具有运用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这与英国注重市民社会和经济生产生活的传统有很大关系。马克思写作《巴黎手稿》时摘录和评析的学术文献就包括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以,马克思曾谦虚地对恩格斯说,“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他们的晚年几乎都在伦敦度过。什么是马克思选择在英国生活的主要动因?在这个方面他是否受到恩格斯的影响?英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否因此具有一种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优越性?

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来说,他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迁居过,比如德国、法国、比利时,那时,英国是对流亡者最宽容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住在这里,有些人也确实这样做了。据我所知,他住在这里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他被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政府驱逐,而英国政府基本上不介意这一点。第二个原因是,在伦敦有一个很大的德国移民的共同体,而他要为生活在这里的工人们撰写《共产党宣言》。当然,尽管在巴黎、布鲁塞尔和科隆有分支,但伦敦是德国运动的中心。马克思可能也喜欢大英博物馆,他在这个很自由的国家可以找到很多研究资料。恩格斯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的家族企业——在曼彻斯特的一个非常大的工厂。他父亲建议他到那里。他在那里赚了很多钱,资助马克思的生活。

你提到马克思可能在这方面受到恩格斯的影响,我认为绝对是这样。那时,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著述非常清晰,绝对令人印象深刻。这正是马克思开始思考经济学的原因。因为恩格斯在英国生活,马克思想在那里与恩格斯讨论经济学。至于英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否有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优越性,我认为很可能如此。他们住在这个国家,对马克思关于这个国家的研究也很熟悉。因为英国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很多年都引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马克思研究英国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已经成为现代英国史的一部分。英国学者具有的这种优越性自然使他们比德国、法国或中国学者更熟悉马克思的生活。

臧峰宇:众所周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马克思正义论的建构方面做出了不俗的努力,科亨、罗默等“九月小组”哲学家为人们耳熟能详,他们建构的力图符合实际的社会正义原则得到学界讨论与争鸣。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曾涌现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流派。分析马克思主义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色,请您谈谈这个流派与英国理论传统的关系。

麦克莱伦:我认为当这些人讨论马克思的正义论的时候,他们应当辩论什么是正义的基础。当然,这是一个关于精确的、分析的、典型的英国思维的很好的例子。关于马克思是否具有正义论的研究主要是理论上的。我曾经说过,当研究正义概念的时候,我们应当理解正义的社会基础。在这里,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重要,在分析的传统中,它们得到了很好的处理。确实如此。但是,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在这个传统中——罗默的理论甚至还有埃尔斯特的理论——这是一个更糟糕的例子——只有一些艰难的概念。在这个传统中思考的人们是外在于马克思的。特别是这个传统倾向于对马克思的质疑,我认为这往往是不必要的。埃尔斯特谈到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非常典型的那种英美自由主义相当接近。当人们的阐述开始于社会中的个人的时候,他认同自私的乐趣,从这些个人开始构建社会理论。

显然,马克思的看法开始于社会活动特别是阶级,我认为这样看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这个方面,我看到科恩、罗默和埃尔斯特的观点是理想化的意识形态产物。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20世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阐述,比如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影响的。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放在一起。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你知道。他们想要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联姻。但是,这次联姻是非常成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关系。

臧峰宇:除了分析马克思主义之外,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很著名,霍尔、汤普森、威廉斯等学者的研究视域非常广泛。在大众文化批判领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度。他们提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引人注目,也引起一些必要的争论。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以文化典籍的方式呈现的,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似乎并未将文化视为一切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现象及其结果,而仅指与政治和经济对应的范畴。您如何看待“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走向?

麦克莱伦:我认为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文化,基本上是错误的,但它也有一部分正确之处。因为在马克思的阐述中,会得到一种诸如哲学、宗教、艺术、文化、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印象。所有这些东西当然都取决于某种社会或政治的经济基础。科恩试图在他的著作中为这个思想辩护。不过,你可以找到其他比这个更复杂一些的阐述。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尽管它取决于经济基础。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关于上层建筑的比喻。如果按照这个比喻,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房子的基础是大型混凝土,如果它不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房子就会倒塌。

恩格斯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作了一些解释,以反对那些错误的观点特别是唯心主义。我认为他相信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解释道,经济基础在“最后的时候”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埃尔斯特在他著名的作品中说,这个“最后的时候”永远不会到来。你可能会注意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文化上层建筑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因为在经济基础的意义上,阶级斗争在西方世界并不成功。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文化上吗?大多数哲学家会说:为什么不呢?这出于多种原因。革命没有进入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影响力确实在下降。所以,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更注重文化。阿多诺说,仅仅在艺术(音乐、美术等)这个领域中抵抗资本主义是可能的。这正是伯明翰学派这些人——霍尔、汤普森、威廉斯研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臧峰宇:我还注意到英国一些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具有多重指向,包括您在内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富有价值的探讨。请您谈谈这种研究的旨趣及其意义。

麦克莱伦:马克思不擅长对宗教的写作。如果你“回到马克思”,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观点是,在19世纪宗教属于过去。它已经被历史发展推出了舞台。不只是马克思,达尔文和其他人也阐述过这个问题。科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马克思忽视宗教,因为它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对宗教写得很少,而恩格斯说得还多些。当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宗教作出了很好的论述。其中的原因是,葛兰西意识到天主教思想在意大利有很广泛的领域。他思考天主教是什么样的,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我曾写过一本《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因为我是个天主教徒,又研究马克思主义,我对这两个领域都感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宗教的影响力在下降甚至即将消失。总体而言,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共产主义,也就是工人们应当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他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在20世纪,几乎所有的革命都以马克思主义来命名。几乎没有任何宗教的空间。艺术、文学可以有好有坏,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好的宗教,它总是坏的。可是,世界变得越来越世俗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在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影响力。在北美、拉美、非洲、亚洲,宗教都是相当重要的。尽管有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的书,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以,我想使人们有稍强一些的宗教观念。这本书出版于30多年前,当时宗教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我写这本书来表明宗教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意义。

臧峰宇:您在《恩格斯》一书中对恩格斯在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贡献作出很高的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重要来源,恩格斯的著作曾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他对哲学、宗教、国家、自然、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其中有不少阐述与马克思生前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些文本因通俗易懂而曾获得比马克思早期文本更多的读者群。我最近正在研究《反杜林论》和《论住宅问题》,很想知道您对恩格斯这两部著作的看法。

麦克莱伦:我认为《反杜林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倒退。他试图提出一种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更丰富的对辩证法的书写是有差别的。恩格斯给我们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它严重地受到19世纪后期科学主义的影响。它彻底消解了所有黑格尔的影响,并基于一种非常简单的知识反映论。他被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带入了一个更粗糙的形式中,当然,晚年的列宁展示了对黑格尔很好的理解以及更丰富的辩证的方法。相比之下,我认为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非常不错。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它已经走出了我的记忆。但我确实记得那是恩格斯具有社会学天赋的很好的例证——当然,他写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个社会学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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