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构建中的强势国家话语霸权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伦理论文,强势论文,话语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1；D8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1)01-0062-05
当下世界各国学者对全球伦理的关注日益加强，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普遍价值认同既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同时也来源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一方面，全球化表现为一体化，包含着趋同化、同质化的趋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从反恐到全球变暖，从环境治理到消除贫困，从防止流行性疾病到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等，全球治理的难题日益增多，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也开始某种程度地趋同，因而全球化运动在价值观上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普遍的伦理认同；另一方面，全球化还表现为多元化的互渗，包含着异质化、复杂化的趋向，导致在全球化运动中，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普遍而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利益的博弈与冲突，并伴随着各种价值观念与道德的交融混杂，成为寻求全球伦理的深刻动因。那么寻求全球伦理从何入手呢？
一、构建全球伦理的一般逻辑
构建全球伦理需要继承各民族和国家伦理体系中普遍认同的伦理传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实践中不断探索、讨论和延伸，其一般逻辑过程包括传统继承和实践延伸两个环节。
1.传统继承
在各民族和国家的伦理体系中寻找共通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则规范”。每个民族和国家自有的伦理体系都表现为各不相同的由低到高的层级结构，以及由下而上的不同的价值序列。通过分析分别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伦理体系，可以发现，尽管在最高层次的道德理想、伦理价值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最基本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方面，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伦理体系却大体一致。这是因为，人作为普遍存在的主体有着共同的人性基础和社会理性，因而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阶级、宗教、行业等界限的被普遍认同和遵循的基本价值。首先，价值一般是对于人的需要和利益而言的，而人的需要和利益一般被理解为人性问题。人们作为同一“类”的自然和社会生命体，其生存发展实践的基本方式是相同的，有共同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有共同的基本需要、共同的基本价值和人性[1]。中国传统哲学通常以“善”作为人的道德本性，认为这是全球伦理的基础；希腊传统哲学以为人的内在宗教本性是全球伦理的根据。其次，处于社会中的人总是具有同一的社会理性，虽然各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内在的基本理性因素导致各民族都形成了普遍认同的一些伦理原则，成为全球伦理的基础，如人道主义原则、正义原则等。当然，无论是同一的人性还是共同的理性，这里的共同都是基本的，最低限度的。德国著名神学家孔汉思认为当代全球伦理应当是“由所有宗教肯定的、得到信徒和非信徒支持的、一种最低限度的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态度”[2]171。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视为全球伦理形成的基础和逻辑起点。
2.实践延伸
全球伦理的构建还需在全球化的各种实践活动中探索和延伸。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人们是在普遍的社会交往实践的历史性进程中，在人们的社会共同体生活中，逐步生成和发展普遍理性即公共理性、契约理性或交往理性等等。因此，全球伦理一方面是针对全球化实践中的各种碰撞与冲突而提出和建立的，另一方面又是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社会交往的全球化而延伸和发展的。首先，全球交往实践为全球伦理的构建创设了参与主体。在全球化浪潮兴起之前，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的落后，人们的社会交往受地域的限制，伦理体系往往带有显著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独立性。随着全球化的兴起，人们的实践活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实践模式，如全球贸易、科技、文体交流等活动。这一切都从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创建了参与全球伦理建构的主体。其次，全球交往实践为全球伦理的构建提供了动力。全球化使得国际实践交往活动的任何一个利益主体都不可能脱离与其他主体的相互联系而孤立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实际上，任何一个利益主体只有借助他方的存在才能获得现实的利益；任何人利益的实现也都会受到他人的制约。全球伦理的建立可以使不同的利益主体根据伦理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矛盾，从而使自己获得更为长远、根本的利益。再次，全球交往实践为全球伦理的构建提供了手段，全球交往实践是全球伦理建构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手段。在全球交往实践中，主体之间的交往模式总是与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每个现代民族国家所独有的伦理体系中的基本价值观念指导和规范着他们的行为，并通过国际间的交往实践表现出来。全球化中的多元化张力使得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主体在全球交往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与冲突，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恰恰是全球伦理不断充实和发展的来源。哈贝马斯提出的“话语伦理”便可为各民族和国家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平等地对话交流，解决矛盾，形成全球伦理共识提供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
全球伦理不可能凭空构建，而是要建立在已有的各国伦理观念基础之上，因而必然与各民族、国家自有的伦理体系密切相关。而全球伦理也在全球化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平等对话与商谈不断扬弃传统并发展出新的内容，从而达成共识。然而，西方强势国家作为事实上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在全球交往实践中总是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始终控制着全球伦理的话语权。
二、西方强势国家全球伦理话语霸权
随着我国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一场全球伦理的酝酿与建构中。在这一趋势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乃是西方强势国家，在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类博弈中，西方强势国家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美国著名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说：“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正是美国的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而实际上充当了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的借口。”[3]由此，西方强势国家凭借其优势在全球伦理的构建中掌握着话语霸权。福柯认为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运作过程，话语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话语即权力，话语霸权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霸权，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和自己所在利益集团以及控制他人和他人所在利益集团。因而，强势国家通过对全球伦理话语权的掌控，在各类社会实践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与此相对应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伦理的话语实践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无法获得正当权益。
综观近代以来的全球化可以看到，西方强势国家独揽全球伦理话语权主要采取了强制认同和诱导认同两种形式：一是凭借其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而把非西方国家强行地纳入其价值体系；二是以非强制的方式引诱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4]，主要是通过观念和言语等所谓的“软影响力”来实现，即通过掌握多种“全球伦理”概念的解释权，在不同对象间使用多种标准，为西方强势国家的利益扩张提供了硬实力所不能及的方便，并且已经成为遏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手段。可见，无论是强制认同还是诱致认同，都是力图将西方式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经验，力图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普遍化、全球化，把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纳入西方价值体系。凭借对话语权的掌握，西方强势国家正试图构建一套“普适性”的全球伦理体系，从而把全球性的交往实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实践活动置于全球伦理这一语境中，为其推行霸权披上了“集体意志”的外衣，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堂而皇之地攫取巨额利益。
1.经济领域。一般来说，话语权的强弱与各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5]98首先，西方强势国家将西方文化中的基本价值观念通过世界市场加以推行，并且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对发展中国家推行强行的市场准入。当下的世界市场不再仅仅是商品和资本的市场，而是渗透了西方价值观的市场，强势国家竭尽所能地将每一件商品都打上了西方的价值标签。凭借技术、宣传、包装上的优势，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界各地，不断消解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自有的伦理价值体系，使其在全球伦理的构建中丧失了发言的机会，形成的不过是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伦理共识。例如，浸透着西方世界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的各类奢侈品牌开始大举进驻我国一线城市，并火热蔓延到至二三线城市，深刻影响着国内消费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据世界奢侈品协会统计，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牌中已有超过八成进驻中国，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高达27.5％，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其次，西方强势国家掌握着全球经济交往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从而掌握着全球伦理认同的主动权。规范和秩序是一种认同性的标志，西方强势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单方面制定了当前国际经济交往各方面的规则与标准，广大后发国家尽管不情愿也不得不遵守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否则就会被隔离于市场体系之外。而这些国际规则与标准往往浸染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因而对这些规则与标准的认同也就意味着被纳入西方强势国家构建的全球伦理体系中。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强势国家便可以在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下，通过规则内容合理合法地构建起有利于自身的相互交往和利益分配模式。2003年2月，欧盟议会及理事会通过两项被称为“双绿指令”的新环保指令，这一规则的制定除了限制中国家电出口的数量之外，还隐藏着更为长远的战略考虑：迫使中国机电企业采用符合欧盟标准的生产材料，从而迫使国内企业彻底抛弃已经成熟的生产线和原料源，结果是陷入新一轮的“贴牌”境地[6]。此外，西方利用其话语优势，在经济领域实践中不断对中国施压，甚至不惜歪曲事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后，英国《金融时报》以《这是“亚洲的报复”》为标题，宣称以中国为首的世界顺差大国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经济学家西蒙·泰尔福德更是把美国称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替罪羊”[7]。再联系之前的美国“含铅玩具”、日本“毒饺子”，“中国间谍”、“中国掠夺能源”等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不难看出，西方强势国家在连续制造舆论企图压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2.政治领域。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强势国家在全球推行“民主”、“自由”、“人权高于主权”等价值观念，进而上升为国际伦理准则，他们将人们对普世性价值的追求，移花接木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追求。他们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混同于普世性价值，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妄称为普世性的模式，将自身包装为“自由民主制度”，掌握着政治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尚方宝剑”。这样一来，一切不符合西方政治指标的制度都要面对政治合法性与道德的双重拷问。“从1945年以来，人权语言已经成为了权力和权威的来源……他们不能再通过直接的帝国统治来控制全球，现在西方将其统治世界的真正意图用看似不偏不倚的、普遍化的人权语言遮盖起来。”[8]而这一过程的实施，尤其需要通过媒体和舆论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选择，单方面设置诸如“民族宗教”、“人权自由”、“反恐”、“防扩散”等政治社会议题来对他国发难。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势国家频频在所谓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我国发起攻击，利用主流媒体和先进技术，不断“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在对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一些西方媒体不顾事实真相随意裁剪照片，故意捏造发表了许多失实、虚假的报道。然而，就在最近两年法英等国对本国发生的骚乱采取镇暴行动时，西方主流媒体认为是无可争议的合法行为；而当中国采取合法措施时，则被西方指责为侵犯人权和压制宗教。这种“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西方新闻观的虚伪性和话语倾向。当然这一做法除了出于其政治利益的需要，也有因文化背景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历史形成的偏见，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易使我国成为西方道义指责的靶心。足见我们的话语权已经被西方强势国家所压制，深陷于被动境地。
3.文化领域。全球伦理的构建在文化领域表现为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直接交锋，但近代以来，西方强势国家往往掌握着话语霸权，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普世价值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文明的代表，而把非西方的文化看成非文明的、落后的存在，并欲以西方文化改造和征服非西方文化。林承节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一书，曾记载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期一位总督的轻蔑性的话语：全部的印度文化还不如一架英国书籍有价值。这是典型文化殖民主义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和中心观[9]。尽管殖民统治已经结束，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加剧了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西方强势国家不断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企图重塑其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以至行为准则。或是以各种传播媒介和现代信息化方式向全世界直接倾销各种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或是通过所谓“对话”、“交流”、“帮助”等方式将西方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间接推销给发展中国家。浸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欧美大片屡屡被引进到我国市场，并且反响热烈；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的受欢迎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某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可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伦理构建中陷入严重的文化“失语”状态，其传统的伦理体系面临着被西方文化逐渐蚕食、销蚀的危险，正如俄罗斯哲学教授、作家亚·季诺维也夫指出的，全球化一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争夺对整个人类统治权的战争制造的意识形态伪装。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来实行“文化殖民”策略，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以至对其内政外交进行干涉，削弱其民族意志，乃至摧毁其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0]。此外，西方强势国家还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编造，把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编排成“野蛮者”、“异端”的形象。这不仅源自于历史形成的优越感，更暗含着对国家利益的精细考量。以西藏为例，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达赖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11]。这样一来，西方国家掌握了道德制高点，根本无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无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建设的巨大成就，随意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阻挠和延缓中国的民族复兴。
4.军事、生态等领域。
当今社会发展成为一个风险共担的全球性社会。在当今世界上，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毒品走私、恐怖活动、核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从反面凸显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原则，如控制核扩散、尊重人权、信仰自由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在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时，强调构建全球伦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西方强势国家常常高举反对恐怖袭击、控制核扩散等道德大旗动辄对他国发动战争，实则为其利益扩张铲除障碍，铺平道路。例如，美国为自己发动的历次战争都赋予非常正面的名称，为本国占据道德制高点。如把入侵巴拿马称为“正义事业行动”，把入侵海地称为“支持民主行动”，在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前大肆热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事后被证明根本不存在，但是萨达姆已经被推上了绞刑架，美国实际控制了这个石油储量世界第三的国家。此外，西方强势国家总是打着遵循全球伦理，共同解决问题的旗号，频频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发难，把问题的责任推给后者，进而在制定解决方案时提出超过发展中国家责任范围与实际能力的要求。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承诺在国际交往中要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如人口、资本、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因而我们只能够承受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与义务。然而西方强势国家在“正义性”的全球伦理外衣下，竭力把一些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归咎于我国的发展，对我国横加指责并提出过分的要求。在西方强势国家咄咄逼人的强势下，我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例如，在2009年举办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中，西方强势国家基于自身的实力与话语优势，占据着国际道义的制高点，把矛头对准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印度等与他们一起承担强制减排的责任，否则将遭受美国国会实施的含“碳关税”条款的保护主义举措。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倡导的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的公正减排话语根本得不到伸张，被排斥在公认的国际道义之外。
可见，西方强势国家在涉及切身利益的方面。往往积极主动，拼命为全球伦理摇旗呐喊，竭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为全球意识，“热心”为全球解决问题的人道主义形象。然而在涉及全球共同利益方面，却躲躲藏藏，推卸自己本应担负的责任，甚至以正义裁决者自居，把责任推诿给发展中的弱势国家。
三、提升中国全球伦理话语权的思考
全球伦理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球化实践应运而生，反过来受到普遍认同的全球伦理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实践活动中不同主体的交往模式，二者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如果二者都是在公正、平等的环境下产生和进行的，那么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而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正有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西方标准”定势思维和“单向输出”的话语霸权，能否解构西方话语霸权，参与国际舆论竞争，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应清醒认识到这一趋势，立足国情，放眼全球，积极回应日益高涨的全球伦理呼声，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与危机时所应有的决断和勇气，以及顺应时代潮流时所应有的品格和智慧。
增强实力，为掌握全球伦理话语权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话语权同国家主权、领土、领空权一样，是一个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标志，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软实力通常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因此，要想获得平等的全球伦理话语权，首要的是发展好自己，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全方位改革开放，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完善中国模式；坚持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能力，为促进与西方的平等对话奠定必要的物质和制度保证。不断提高信息化水平，充分发挥技术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加强媒体能力与传播体制的完善与创新，提升中国传媒国际化水平。
重塑传统精髓与时代精神相融合的中国伦理体系，打牢全球伦理话语权的精神基础。话语权的背后是各国伦理体系之间的较量。因此需要在转化传统伦理、建构现代伦理的实践中，重构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从历史出发，从我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寻找根基、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伦理资源，用动态的、开放的、包容的态度来指导我国伦理体系方面的理论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创新成果之一。只有保有和维系本国伦理体系的健康运行，才能在全球伦理商谈中把握主动权，在全球伦理建构中掌握话语权。
加强对外交流与输出，尊重世界的多元文化，以“文化对接”的形式来拒绝话语霸权，加大对文化产品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文化产品出口增多，不断增强“中国声音”。目前，中国的很多大学与国外院校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我们同样需要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伦理话语，构建既能让西方社会理解，又凸显中国的诉求与特色的话语体系，如“新安全观、互利共赢”、“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世界”等，从而增强我国话语解释的竞争力，提升在全球伦理建构中的话语权。
加强多边外交，掌握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动权。积极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中国主张”的影响力；及时追踪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第一时间“发声”，竭尽全力参与解决，树立起“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提高设置国际议题，解说国际事件，引导国际舆论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话语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