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历史演进及战略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论文,战略论文,历史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型与国际化是现代一流大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不断钻研自然科学和探究人类社会是大学的务本之道，也是现代社会赋予大学的重要使命。伴随后冷战时代全球力量的竞争与重组，各国纷纷推出了特色鲜明的创新战略以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中研究型大学被各国政府赋予了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知识的普遍性以及有教无类的教育使命使国际化成为大学的先天特征。特别是随着交通通讯穿越传统的地理屏障和文化藩篱将世界逐渐演进为地球村的历史进程时[1]，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活跃，地球村的现实要求大学国际化，大学国际化促进了地球村的建立。国际化业已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2-4]。正是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创建研究型与国际化的世界顶尖大学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后发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先导目标。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大学纷纷将国际化和研究型作为创建世界知名大学的战略目标[5-11]。在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普遍成为大学不断增强的共识之时，有关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国际化的研究业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显学[2][5][10][11][12]。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国际化的内容体现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而笔者试图从研究型大学与国际化关系演进的角度阐述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对我国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启示。
一.研究型大学的历史进程
1.研究型大学的始创源流与现代语境。传统上，古今中外大学无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文殿堂。近世以前，由于知识更替演进缓慢、自然科学未成体系、地理屏障难以穿越，虽然有关对经文典籍、天文气象和人文地理的认识与阐发不时渐进，然大学的主要使命仍然是对已有旧知识的教学与传承。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高等数学、生物科学、声光化电等日臻完善的科学与技术体系以及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力革命性提升均为现代大学“研究型”角色的培育奠定了历史基础。通常认为，德国是研究型大学的发源地，1809年建立的柏林大学在威廉·冯·洪堡有关“追求纯粹知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指引下，开创了研究型大学的先河。创建于1876年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功移植了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以后，仅历经24年的短暂发展，即跻身于全美顶尖大学之列，并与具有两三百年历史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14所一流大学一道创建了美国大学协会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或译北美大学联盟)——即研究型大学的同业公会，由此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集聚发展，并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鉴于研究型大学已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并隐含着政府直接的资源优先配置和高于同行的大学声望，国内外很多大学都以研究型大学自诩或将创建研究型大学作为发展规划的终极目标。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可以有4种语境：(1)从教育研究者的角度，代表该大学的学科结构、学位层次和学术水平达到了研究型大学指标体系的标准，如由卡内基教育促进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提出的卡内基高校分类(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中的指标体系所确定的研究型大学。卡内基关于高等学校的分类自1973年首次出版以来历经数次变化，2008年卡内基将美国4391所大学中的283所(占6.4％)划分为研究型大学[13]。(2)从大学同行的角度，代表该大学已获得其他研究型大学的认可，如美国大学协会的62所成员大学，或如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的20所成员大学。(3)从社会公众的角度，代表该大学持续的创新能力、杰出的校友声望和对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如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Ivy League)。(4)从大学自身的角度，代表大学将研究置于学校发展战略中重要地位，并引领某些学术领域或某些学科方向的发展。
2.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尊崇之地位，包括顶尖研究型大学校长在全国的地位声望以及研究型大学群体意见在国家决策高层的关键作用。如2008年美国大选前夕，AAU就向下一届美国总统提出建言报告《Science as a Solution：An Innovation Agenda for the Next President》，就重大战略问题和全球发展提出研究型大学的视角观点。在大国的竞争中，研究型大学可以说是无役不与，从二战中原子武器的发明，到冷战中航天科技的竞争，再到冷战后信息技术的发展，研究型大学在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培养具有现代国际视野和济世安邦能力的人力资源、培育与时俱进的核心软实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昆士兰大学的保罗·白里斯认为，若没有那些完全与国际接轨的大学，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生存下去。美国是最先具有研究型大学发展战略的国家。实际上，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创建就源于联邦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全新认识，在时任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Vannevar Bush的著名报告《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中就提出联邦政府应有针对性地资助一些美国顶尖研究型大学，这直接促成了NSF在1950年的创立，为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在航天科技、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方面的全面领先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型大学群体在国际教科文舞台上的傲然崛起，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冷战和后冷战阶段的知识经济战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世界扁平化后各国进入短兵相接的全面竞争阶段，研究型大学因其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对经济的独特作用以及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其重要性日益显现。
3.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溢出效应和人才培养中的示范作用。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顶层机构，研究型大学在引领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因自身学科人才的优势“溢出”而对其他教育机构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如处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对美国西部特别是加州地区高等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世界知名高校联盟和顶级大学品牌，常青藤大学由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布朗大学、宾州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8所大学组成。他们通常位于美国大学排行榜中的前15名。美国西部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分别得到了美国东部常青藤院校中的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后起之秀麻省理工学院的强烈影响，是早期美国研究型大学“溢出”效应的典型范例。
研究型大学不仅以对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探索研究著称，在人才培养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示范作用同样受人尊敬。实际上，AAU的创立初衷就是为了规范和提高美国大学研究生的培养水平，扭转美国大学被欧洲认为是文凭工厂(diploma mill)的负面感观。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ies)”体系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即“大学扩招”)历程。随着美国内战于1865年结束，北方发展和南方重建推动了莫里尔法案的落实。截至1900年，美国已经建立了65所赠地大学。由于美国高等教育不同于欧洲的中央政府集中管理方式而采用分权式的管理模式，缺乏质量保证和学位认证体系，文凭工厂泛滥，博士帽子乱飞，大学声望受到广泛质疑，有为青年才俊不得不远赴欧洲求学(据后来统计，1815年起以后的100年内，大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鉴于严酷的现实，哈佛大学等全美14所具有博士学位项目的大学共聚芝加哥大学建立了美国大学协会(AAU)，其中的6所大学是后来常青藤联盟成员，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则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中里程碑式的明星院校。该协会的会员身份目前已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名校的代名词。从1900年成立时的14所大学，AAU目前共有62个成员大学包括60所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和2所加拿大顶尖大学，最新成员是2001年加入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和石溪纽约大学，可见其门槛高度非同寻常。在AAU不断扩大的进程中，有志加入的大学就需要根据AAU制定的研究型大学的各项指标努力调整发展战略并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这是为研究型大学示范效应的极佳注解。
二.大学国际化的时代特征
1.大学国际化的内涵定义和历史流变。大学因其传道授业的普世价值、文化知识的互通共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而具有国际化的天然特征。世界扁平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大学国际化因地理屏障阻绝的不断消失和文化差异坚冰的逐渐消融而成为可能。大学小社会，社会大学校，为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千古未有之新局面，大学纷纷将国际化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在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和方式中以国际、跨文化和全球视野进行整合的过程[3]。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中的教育国际化特别是跨境教育的飞速发展给大学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机遇，高等教育的竞争已经在国际舞台上短兵相接地展开，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国际化已成了必然选择。大学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响应的过程，而其内涵已成为使大学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要求而进行的系统而持续的努力[4]。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游教游学门风可以说是具有区域化特征的教育国际化雏形。而隋唐时期日韩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欧洲因地理之便使得现代大学初创之时即是具备区域化特征的国际化大学，如16世纪初期即被誉为欧陆游教游学的金色年代。进入现代以来，越洋交通使得普遍意义上的大学国际化成为可能。普遍认为，现代意义的大学国际化是由19世纪末期伴随工业革命的成功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形成并在20世纪得到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进程的发展初期，即受到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1919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在纽约成立了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1921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了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前身)，德国于1925年成立了德国学术交流处(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德语缩写DAAD)，而英国议会则于1934年设立了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不仅促进了大学国际化的发展历程，而且将大学国际化作为工具性(instrumental)政策帮助实现幕后的国家战略。大学国际化在早期泛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访问学者、国际会议、合作研究和留学生教育。伴随跨国企业和跨境教育，大学国际化的内容日益丰富，如办学理念国际化、发展战略国际化、学术标准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和社会服务国际化。在大学国际化战略中，学科国际化、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和校园国际化是主要内容，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是根本，主流学科的国际化是基础，学生结构的国际化是标志，学术声誉的国际化是结果，而国家战略的实现才是大学国际化的目标。
2.大学国际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大学国际化的过程始终伴随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其中国际化的动因源自国家远期发展战略、社会近期经济利益、高等教育客观规律、国际组织宣扬倡导以及人类社会先天具有的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和对新奇世界的探索[2]。国际政治态势决定了大学国际化的历史进程。早期大学国际化的第一种形式就是现代大学的创建模式。如美国大学早期照搬英国大学模式是英国海外殖民方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即学术殖民，而嫁接德国大学模式就是德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影响力扩张的写照。另一方面，作为早期大学国际化的第二种形式即学者和学生的跨国流动则揭示了殖民地国家对殖民者的文化优势的认同，特别是美国学生在一战以前通常认为需要得到欧洲深造(即Grand Tour“欧洲游学”)身份才能跻身上层知识界(实际上，出身草根的美国社会精英直至现在仍把大学毕业后获取罗兹奖学金登临英伦作为提高身份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而欧洲国家忙于重建造成大量大师级学者纷纷远赴美国，世界高等教育顿时发生了“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美国大学旦夕之间完成了由欧洲文化殖民地向国际学术都市的转变，成功地位居世界学术中心[3]。同时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关贸总协定在1948年的创设，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崭新阶段，由此开始了大学国际化新的三阶段历史进程。第一阶段为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各自的大学国际化始终被纳入国际战略格局中并与冷战外交、发展援助、文化交流和国际合作等形式相结合以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盟邦并扩大国际影响力，大学国际化在该阶段的形式是由“南”到“北”的学生流动。而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国际化则以“北”到“南”的学者与资金流动，即发达国家向新近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提供高等教育资金援助并同时派遣学者讲学，开始了文化上的“新殖民”过程。1980年代开始的第三阶段大学国际化过程则反映了冷战后期和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欧共体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立性、中国自主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亚非拉地区大国的实力积聚不断冲击帝国化的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诉求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为大学国际化注入了全新的动力，完成了被Teichler[14]称为三次跃进的转变，即由不平等的垂直性的合作向平等的国际关系框架内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转变，由松散的国际化项目向系统的国际化政策转变，由国际化核心内容和大量国际化项目相互脱节向高等教育系统而集中的国际化战略转变。
3.WTO背景中的大学国际化及其风险。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与贸易总协定》(GATS)将教育服务列为第5类，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作为国际贸易的教育服务根据GATS的界定有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五种交易方式。为推进跨境教育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别于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在美国华盛顿、挪威特隆赫姆和澳大利亚悉尼召开了三届教育服务贸易论坛。高等教育作为教育服务贸易产业的高端产品，因其时间跨度漫长(从预科、本科、硕士到博士可以长达10年)、贸易金额高(如金融危机笼罩下大学学费的逆势上涨)、附加值大(校友对母校的忠诚、文化产品的推销、国际关系中人脉资源的培育和潜在的优质人力资源输入等)等特点而成为各国政府积极应对的重点领域。制定大学国际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政府和大学的普遍共识，这也是被Teichler称为三次跃进的转变结果。
国际化在大学层面的主要动因是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和海外声望的拓展，但同样令人警觉的是大学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尤其是教育趋同对文化多样性特别是语言多样性的伤害以及教育趋利可能造成的大学产业化状态。国际大学联合会(IAU)在2005年对全球3861所大学进行了国际化调研。报告分析显示73％的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化认识方面，大学层面普遍认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建立大学战略联盟、扩大人力资源能力和国际合作是大学国际化的主要动因。报告揭示有96％的大学普遍认可国际化所能带来的机遇，也有高达70％的大学认为国际化普遍存在风险。国际化对大学的正面作用依次是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学术质量提高、研究能力加强、培养方案革新以及国际利益趋同。而负面风险包括：教育产业化、文凭工厂、智力外流、精英意识膨胀、英语过度使用、文化认同迷失、教学质量下降和培养方案的模式化。
三、大学国际化与研究型大学的战略演进启示
1.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基础。从早期教育国际化游教游学形式，到帝国殖民时期的垂直型国际化形式，发展到新世纪基于全球化背景和GATS政策框架内的多层次全参与的教育国际化新局，国际化理念、动因、策略、内容、形式、规模均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全方位竞争，研究型大学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正如耶鲁大学校长所言“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来源于经济实力，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领先优势，科学优势取决于研究型大学的实力”[15]。我国目前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战略机遇，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提高是国家和平崛起的战略保障。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对于中华民族命运与前途的重要性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通过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先导策略，创建我国研究型大学的集聚群体，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提供战略先机，是美国大学通过国际化战略实现对欧洲“由学习到超越”的群体崛起给我们的历史启示。实际上，在大学国际化的历史长河中，只有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才是推动知识型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也只有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进程才是推动研究型大学创建的重要动力。正如本文前已述及，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以美国大学协会的建立为标志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崛起、以教授国际化和研究国际化为标志的美国世界学术中心地位的建立，无一不是先进的国际化理念和果断的国际化决策主导下的高水平大学国际化所催生的成果。只有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国际化大学。实际上，目前我国只有高水平大学才具备高端国际化的能力。通过适当的战略安排，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是构建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战略基础。
2.研究生院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先导战略。研究生院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重任，保证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生院的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通过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迅速完成研究型大学创建的有效手段。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特别是博士生的国际化可以直接促进导师国际化，也是连接国内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最佳桥梁。我国留学基金委员会(CSC)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公派研究生计划，每年向海外高水平大学派遣政府资助的至少5000名博士生，通过对博士生的共同指导有效地协助国内导师与海外名师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联系，而联合培养博士生也成为学科国际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博士生和博士生导师的国际化，实现研究生院的国际化，可以有助于迅速提高我国大学的海外声望，在促进大学国际化的同时，有效提高大学的研究型特质。实际上，研究型大学必须是具有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大学，这也是美国大学采纳德国大学制度后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紧密结合在一起促使研究型大学诞生的基础。2008年美国高等教育数据统计表明[13]，常青藤大学每年毕业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为1︰1.16，本科、硕士、博士的比例为1︰0.98︰0.18，可见研究型大学中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AAU的经验也揭示了研究生院国际化对大学国际化的核心推动作用。实际上，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经由AAU的推动在世界各国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当然也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地位和寻求安静学术环境而移居美国的欧洲顶级学者的加盟)，AAU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其对公众健康事务的关注和对国家科技战略的思考直接催生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在1946年的建立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在1950年的建立，这两个组织至今仍继续扮演美国科技创新推进器的作用。AAU原来的中心工作即研究生教育事务则由衍生出的研究生院协会(AGS，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主管。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强研究生教育并由此推进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并迅速提高我国大学在世界高教舞台中的地位并赢得国际同行的尊敬，才能根本改变青年才俊远赴海外求学人才外流而国内顶尖名校只能成为留美预备的尴尬局面。通过研究生院的国际化促进大学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提升大学国际学术声望的同时，还可为高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培养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吸引更多的青年才俊来华深造，服务国家的教育外事战略。
3.群体集聚是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平台。大学联盟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群体联盟是目前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进程中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大学联盟的广泛建立使得大学国际化内涵更为丰富、国际化发展更具条件。有感于AAU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创建尤其是通过国际化战略成功提升美国高等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各国知名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各自的大学联盟，以期通过紧密的国际大学群体集聚效应和广泛的国际科技创新研究计划帮助成员大学在竞争高度激烈的世界高教舞台上确立自己的有利地位。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The 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LERU)由12所欧洲一流研究型大学创建于2002年，2006年共有20所成员大学。LERU的使命是推动欧洲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进步，在研究型学术背景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因应群体集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区域性的跨国大学联盟相继诞生，如由21所研究型大学建立的Universities-21、由42所成员大学组成的APRU(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太平洋沿岸大学协会)、由17所成员大学组成的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AEARU)以及由欧美亚澳16所研究型大学组成的大学网WUN(Worldwide Universities Network)。由此可见，研究型大学联盟已不断成为大学国际化的战略平台，其群体集聚效应对成员大学的推动作用更是不断追求卓越的发展动力。深度参与研究型大学的国际联盟，可以为大学国际化提供高端的发展舞台。在上述大学联盟组织中，我国很多名校因自身的卓越声望和悠久历史而跻身其中，为创建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提供了有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研究型大学联盟中，我国大学因世界排名和原创能力方面的实力差距而无法主导其事。然而我国一些具有强烈行业特征和鲜明学科特色的工科院校，其主流学科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不乏世界知名学术重镇，如何利用我国市场规模和产业优势，推进特色性研究型大学创建并主导大学联盟，充分利用群体集聚效应，率先实现特色性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并进而为全球化时代的行业产学研一体化提供战略支持，应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国际化、研究型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是知识的普遍性价值和科技的创新性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直接反映，也是志存高远的大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全球一体化需要研究型大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祖国富强和民族复兴呼唤研究型大学群体的诞生。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国际化是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表明研究型大学群体的集聚与崛起是后发大国跻身世界中心舞台的重要战略前提和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源泉。从美国研究大学的发展进程和新世纪以来大学国际化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以国际化理念为先导，以研究生院国际化为基础，推动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是创建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战略。同时，跻身高等教育国际舞台，深度参与研究型大学联盟，利用世界名校的示范效应和高端人才的溢出效应为我所用，迅速提高研究创新能力，集聚扩大国内大学的海外学术影响力，是创建研究型大学和大学国际化的创新安排。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还可以根本提升我国在高等教育全球舞台上对高层次留学生的吸引能力，使更多的青年才俊来华深造，服务国家的教育外事战略。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型大学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避免盲目的国际化，降低国际化的潜在风险，始终以提高大学的研究创新能力和扩大学科的海外影响为战略目标，通过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研究型大学群体的早日崛起，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国竞争提供战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