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 职业女性物质主义价值观与 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任杨洁1，候丽艳2，邱红燕1
(1.宁夏医科大学，宁夏 银川 750004；2.大连医科大学，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 [目的] 分析社会支持在“80后”职业人群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方法] 通过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VS)修订版、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客观测量573名研究对象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水平，然后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方法检验社会支持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研究对象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平均得分是(36.22±5.99)分，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是(10.02±2.63)分，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是(39.70±5.82)分。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单位类型对三者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支持(r =-0.090，P =0.038)和主观幸福感(r =-0.130，P =0.003)均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 =0.273，P <0.001)。控制了相关影响因素后，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为-0.006(95%CI ：-0.017～-0.001)，对总体情感指数的中介作用为-0.023(95%CI ：-0.062～-0.004)。[结论] 银川市“80后”女性职业人群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够负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利用程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主观幸福感；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中介效应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满意程度和个人情感的平衡，对个体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有助于降低死亡率[1] ，提高生育意愿[2] 等。近年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逐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重要角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调整和变化，物质拥有和财富获得被认为是成功的象征、生活的核心、快乐的重要源泉[3] 。目前较多研究关注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有研究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4，5] ，过度追求物质会产生较高的生活压力，造成生活满意度降低，感到更多的负性情绪和不幸福感。为什么个体的物质主义水平越高，幸福感水平却越低呢？为了更深入的解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国家社会科学课题的调查数据，分析银川市“80后”职业人群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究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制。本文假设社会支持在“80后”职业女性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对于影响工程质量问题的行为，坚持自己的原则，要求施工单位必须进行改正。比如说建筑材料不合格、肢解工程、不按规范施工、偷工减料等问题。这种原则性问题，应该无视施工单位的客观因素，监理工程师绝对不能妥协。在进行协调的过程中，监理工程师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吃拿卡要”，在监理过程中不能刻意刁难，对问题应该客观公正的进行处理，如此协调工作才会更有说服力。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银川市10所单位的职业人群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本文对2016年11月-2017年11月完成问卷调查的1426名研究对象中27～37岁女性进行分析，共573人，剔除量表数据缺失者36人，最终纳入537人。平均年龄是(31.16±3.04)岁，其中，汉族415人(77.35%)，少数民族122(22.7%)；本科以下178(33.1%)，本科及以上359(66.9%)；月经济收入≤3000元的181人(33.7%)，3000～5000元286人(53.3%)，5000元以上的70人(13.0%)；独生子女148人(27.6%)，非独生子女389人(72.4%)；未婚105人(19.6%)，已婚432人(80.4%)；事业单位380人(70.8%)，企业及其他单位157人(29.2%)。
1.2 测量工具
1.2.1 物质主义价值观
1.2.3 社会支持
1.2 福尔马林消毒：将过筛后的1000千克配制好的床土，用200～300毫升福尔马林（40%的甲醛），对水25～30千克闷土，上面盖上塑料薄膜，闷2～3天后，去掉塑料薄膜，倒土，以后每隔2～3天倒一次土,使床土中的药味充分挥发出土。此法可防治蔬菜苗期的猝倒病和菌核病。
1.2.2 主观幸福感
采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8] (Index of Well-Being，Index of General affect)来评估个体幸福的状态。该量表共9个条目，分为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前者由8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由1个满意度项目组成，为7级计分。总体情感指数的平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得分(权重为1.1)相加即为总体幸福感指数，其范围在2.1分(最不幸福)和14.7分(最幸福)之间，得分越高，表明越幸福。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一致性信度是0.887。
将主观幸福感及各维度得分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得分作为中介变量，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自变量，人口学变量(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单位类型)作为协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能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 =-0.049，P =0.011，R 2=0.029)，物质主义价值观能负向预测总体情感指数(β =-0.209，P =0.004，R 2=0.025)。
采用Richins和Dawson编制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6] (Material Values Scale，MVS)中文修订版[7] 来评估个体的物质主义水平。该量表共有13个条目，包括以财物定义成功(4个条目)、以获取财物为中心(6个条目)、以获得财物来追求幸福(3个条目)3个维度。此量表为5点计分量表，从1分(非常不同意)～5分(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物质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一致性信度是0.775。
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平均得分是(36.22±5.99)分，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是(10.02±2.63)分，社会支持的平均得分是(39.70±5.82)分。其中，不同年龄(F =3.275，P =0.021)、文化程度(t =3.422，P =0.001)和单位类型(t =3.751，P <0.001)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婚姻状况(t =-2.318，P =0.021)和单位类型(t =-2.007，P =0.045)的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婚姻状况(t =-4.186，P <0.001)的社会支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1.3 统计分析方法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支持(r =-0.090，P =0.038)和主观幸福感(r =-0.130，P =0.003)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银川市“80后”女性职业人群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越高，其社会支持就越低，主观幸福感也越低。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 =0.273，P <0.001)，说明银川市“80后”女性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其中，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支持的支持利用度的相关程度较高(r =-0.123，P =0.004)，社会支持以及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及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程度较高，详见表2。
2 结果
2.1 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单因素分析
采用肖水源和杨德森(1987)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来评估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个条目)3个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总量表及各维度的一致性信度是0.713。
糖尿病患者微血管病变主要发生在视网膜及肾脏，是致盲、肾功能衰竭及死亡的主要原因[4]。由于DR早期对视力没有明显影响，患者也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而不去眼科检查，而当视力出现问题再来就诊时病情往往已不是早期。因此，防治本病的关键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5]。但为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延缓病情进展，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给予科学有效的护理措施亦是非常必要。
表 1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人口学特征差异比较
2.2 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采用SPSS 24软件，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0.05。首先，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最后，采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9，10] ，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后，用Hayes的SPSS-PROCESS程序[11] (设置随机抽样 5000 次)，在控制对3个变量有影响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后，对各变量及其维度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社会支持在“80后”职业女性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表 2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表示P <0.05，**表示P <0.01，***表示P <0.001
2.3 社会支持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文体学的视角研究弗罗斯特的诗歌《雪夜林畔小驻》，彰显了这首诗歌的独特文体魅力，也突出了弗罗斯特的写作风格，即语言形式简单朴实，主题意义深远丰富。总之，文体学理论在研究英语诗歌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文体学角度分析英语诗歌，可以促进读者领略到其文体语言的魅力，达到更好地欣赏英语诗歌的目的，亦可促进文体学理论的发展，使其愈加成熟。
Bootstrap 设置随机抽样 5000 次，在 95% 可信区间下，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显示：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041(95%CI ：-0.079～-0.004)，中介作用为-0.006(95%CI ：-0.017～-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见图1)。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总体情感指数的直接效应为-0.183(95%CI ：-0.325～-0.041)，中介作用为-0.023(95%CI ：-0.062～-0.004)，具有统计学意义(见图2)。因此，社会支持中的支持利用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银川市“80后”女性职业人群物质主义价值观除了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外，还通过社会支持利用程度间接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对总体情感指数。
图 1支持的利用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注：*表示P <0.05，***表示P <0.001
图 2支持的利用度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总体情感指数之间的中介模型
注：*表示P <0.05，**表示P <0.01
3 讨论
3.1 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80后”职业女性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够负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特别是总体情感指数。这一研究结果在青少年人群中也得到验证[12-1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主义也从兴起走向盛行。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居民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显著提升[15] 。虽然，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刺激个体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工作，追求成功的动机，从而增加人们的经济收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6] 。但是，物质主义价值观更多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不利影响。高物质主义者更易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不满意[17] ，也容易感受到更多的负向情绪和更长时间的不快乐[18] 。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特别是职业女性)更容易感受到来自生活和工作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会使人们把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目标，以满足个人的安全需求。但是，对财富、地位等外在生活目标的追求会偏离自身的基本需求，从而降低幸福感[19] 。只有通过对内在生活目标的追求和实现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增加个体的幸福感。
3.2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另外，本研究发现“80后”职业女性的社会支持能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与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呈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2，20，21] 。社会支持既包括物质支持，社会网络和情感支持，也包括个体对已经存在的支持的主动利用情况，可以是直接的物质援助或者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援助，也可以是通过社交网络提供一种社会归属感，还可以是关注、接纳、信任、鼓励等情感支持。除此以外，支持利用度也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方面，反映出个体对已经存在的支持的主动利用情况。社会支持改变了个体生活中与社会支持有关的内容，从而改变了个体对这些部分满意程度的判断和情绪体验。每个人都对周围环境或者他人的关爱、理解、支持以及所体验到的归属感有一定的需求，个体利用社会支持获得人际交往中的归属感、安全感、自我价值感等，以增强生活的满足感，这些也都是积极情绪的直接来源，可以提高个体的情感指数。
3.3 社会支持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深入探索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者们试图通过探索潜在的中介变量来解释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李原等[22] 发现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黄慧[23] 的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感恩会间接作用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发现，银川市“80后”女性职业人群的社会支持在物质主义价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尤其是对总体情感指数。Christopher等[24] 研究发现，控制社会支持后，物质主义对积极情感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而物质主义对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这也说明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的原因之一。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主要来源于支持的利用度，如果个体可以有效的利用自身能够获得的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那么其对生活的控制感会相应的增强，使得个体的亲密和归属感得到满足。Marsha L.Richins和Scott Dawson认为物质主义者更看重财物的获得，渴望更高的经济收入，从而重视经济安全而较少注意人际关系；且以自我为中心，过度看重并保留资源为自己所用，而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6] 。这种行为很可能导致物质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质量较低，人际冲突更为明显，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与支持也相对较少，而较低的社会支持又会进一步增加焦虑、抑郁、不安全感等强烈的消极情绪，最终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因此，女性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和重要角色，作为生育的主体，我们更应该关爱其身心健康。只有通过树立正确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提高女性的社会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程度，才能使女性获得较高的幸福感。
3.4 本研究的不足和展望
本文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还发现本研究模型中可能遗漏了与社会支持中介效应相同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并不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唯一中介变量，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其他中介变量，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多个中介变量以便于更全面、更准确的解释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主观幸福感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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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erialism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post-80s ”professional women ：intermediation of social support
REN Yang-jie1，HOU Li-yan2，QIU Hong-yan1
(1.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Ningxia 750004，China ；2.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44，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termediation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materialism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post-80s professional women. Methods The Material Values Scale(MVS)revised edition，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and Cambell Happiness Index scale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materialism values，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573 respondents，and then used offset correction bootstrap method to examine the intermediation between materialism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materialism values was 36.22±5.99，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10.02±2.63 and social support was 39.70±5.82. Age，education，marital status and unit type had varying degrees influence on the three variables. Materialist values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upport(r =-0.090，P =0.038)and subjective well-being(r =-0.130，P =0.003)，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WB(r =0.273，P <0.001). After controlling for related influence factor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t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mediated by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the value of mediating effect was -0.006(95%CI ：-0.017～-0.001，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overall emotion index was -0.023(95%CI ：-0.062～-0.004).Conclusions Materialism values of post-80s professional women could negatively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t valu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 subjective well-being，materialism values，social support，mediating effect
*收稿日期： 2018- 11- 09 DOI：10.3969/j.issn.1003-2800.2019.05.0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年度项目：城市“80后”职业群体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16BRK001)；研究生创新创业项目(YJSCXCY2018007)；宁夏高等学校一流学科建设(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资助项目(NYYLXK2017B08)
作者简介： 任杨洁(1990-)，女，陕西渭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健康与生殖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 邱红燕(1980-)，女，甘肃张掖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人口健康与生殖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 B844. 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800( 2019) 05-0082-06
(本文编辑：闫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