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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自由贸易的未来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的乐观看法是，国内市场将会变得更有竞争性，而且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会加剧。我们的乐观看法不仅仅是基于多边贸易谈判，而且也基于技术和市场的势在必行之事，即迫使迄今固执的政府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以及对外部投资和技术开放其经济。本文首先的着眼点是多边贸易谈判的作用（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然后，我们考查近来单边的自由化首倡性，这种首倡性很少受到到喝彩，但甚至比多边谈判重要得多。最后，我们来讨论几个关于国民经济和世界市场持续自由化受到挑战的问题。
多边贸易谈判
现行的世界贸易体系体现在世贸组织（WTO）的关于国际商业政策的一套准则，而世贸组织则对现行的世贸体系起了一种监督、仲裁和解决争端的作用。这个体制肇源于二次大战之后，那时美国和英国一些有远见的外交家们断然决定，二战后的国际商业关系不能重蹈一战后的覆辙，走上那种灾难性的崎岖之路。
二战后的主要目标是，撤除政府阻碍贸易的做法，使得世界商业能够重新繁荣，各国能够再次达到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美国寻求降低关税和贸易非关税壁垒以及取消歧视和特惠贸易惯例的国际协定。这种特惠惯例曾将30年代的世界分割成几个分离的贸易集团。随着关贸总协定（GATT）的签订，制度框架即已构建。对缔约国来说，GATT订立了贸易政策的准则和原理，诸如非歧视性最惠国（MFN）待遇、阻止进一步提高关税的关税约束等。在关贸总协定主办下，八个“回合”的贸易谈判，首先着手处理了30年代越垒越高的高关税壁垒，然后处理了非关税壁垒，这种壁垒对贸易和投资扩大具有同等的阻碍作用。这一制度框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自从现代贸易制度在17、18世纪出现以来，二战后短短40年间，工业国的关税已由平均30～50%，降至如今的3%。随着70年代后期“东京回合”的开始，多边谈判业已转向了一个比关税更困难的问题——贸易和投资的非关税壁垒问题，请如补贴和偏好国内企业而冷落外国企业和公共采购规则。
乌拉圭回谈判尽管旷日持久，美国却几乎达到了它所有的目标：
1.服务贸易的法人设定和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
2.创立新的更有力的世界贸易组织，并对旧的关贸总协定规则具有权威性。加之，创立新的服务和知识产权委员会；
3.建立更强有力的，更有效能的争端解决制度；
4.逐步减少产品补贴、逐步取消纺织品配额。
单边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开放投资
尽管很少被注意或被量度，自80年代早期起，一个单边的国内和贸易改革的集合波提供了开放市场的自由化，这就不仅仅是配合了正规贸易谈判的结果。有两个事例可说明这种气势磅薄的现象：方兴未艾的东亚经济的经验；最近在电讯和信息部门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热潮。
在东亚，过去二十年间，搞更开放市场的干劲，与其是说被亚当·斯密的理论所推动，倒不如说是对外向型贸易和投资成功的务实反应。例子不胜枚举，仅1980年至1990年间，南朝鲜就将制造业关税由22%降至5%。
非关税壁垒也明显地有所削减。例如，在韩国，对商品和劳务在配额以及其他方面限制已经从1975年的接近60%降到近十年来的15%左右；在印度尼西亚，自从8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这些限制都从43%降到10～13%之间。和调控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这些单方面的市场开放的努力导致加速了本地区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开始，平均超过其它发展中国家1～6%。作为对开放的回报，东亚各国（地区）总共约获得对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些亚洲国家（地区）在推行外向型贸易及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成功，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了有力的论证效应，并且用自身的成功说服了其它国家采取类似的经济政策。但是无论何时何地，这些论证效应没有电讯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影响更为有力。
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各个方面积极地开展单边自由化。例如：欧洲委员会训令欧盟成员国到1998年1月1日，放松管制，这就迫使诸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进行重大的改革，正是在这些国家，错误的垄断存在了一个世纪以上。最大的一次私有化交易发生在德国，政府去年以130亿美元的价格把Dentsche电讯公司卖给投资者。
正当欧洲在描述电讯改革的重要来源时，发展中国家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计划迫使政府进行私有化。世界银行估计，即使仅仅是满足信息服务的需求，拉丁美洲在今后十年内每年仍将投资100亿美元，而麦金利咨询集团公司估计，中国和印度仅在使它们的电话系统现代化上，就需外国投资达几佰亿美元。
未来的挑战
我们坚信，自由贸易的未来是光明的，经济的基本力量将继续驱使国内私有化，驱动使国外市场自由化的贸易谈判。自由化的议事日程随国家不同也有所不同。考虑多边的议事日程，有三个问题是国际谈判中所必须涉及的：反倾销；作为贸易先决条件的社会和环境保护准则；特惠贸易。
反倾销
关贸总协定签订伊始，就允许缔约国对来自外国市场上不正当的倾销产品采取制裁措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定义和程序的变化使得国家反倾销法和管制变成了贸易保护和转向的手段。
在现行法律和惯例下，一个公司会被发现违反反倾销法，如果其产品在国外销售的价格低于它在国内销售的价格，或者宣称产品销售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和利润。此外，所谓掠夺性倾销亦可被起诉，即生产商以将外国竞争者驱逐出商场为手段，企图达到独霸市场的目的。
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它们各自不断出台各种新的法律和条例以保护本国产品，正如有些人打趣道，如果美国和欧盟对外国货持如此态度的话，那么所有圣诞节后的销售都可以视作违法。另外，政策上的倾斜还能很明显地从一个事实表现出来，即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国内制造商作为原告胜诉率分别达到了75%和90%。
下一个回合的世贸组织多边谈判必须把竞争政策转向优先权的问题上来。尽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很难协调国家竞争的体制，但是，在谈判相互承认和参考合约上，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的。在这方面，美国司法部会同欧盟和英国这样的个别国家负责竞争政策的官员制定了一些方针。在考虑提议中的公司合并，收购以及潜在的反倾销谋略方面，进行信息的自由交换将会阻止某些最糟的过火行为，即，关键部门的公司维护市场的霸权。
劳动和环境的标准
在美国的坚持下，所谓“社会后果的问题”现在已经提到世界贸易的议程上来。尤其是美国竭立要求订立世贸组织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一个令人满意的劳工标准协定将会允许利用贸易制裁来实施一套“核心”标准，诸如要禁止奴隶或强迫劳动、消除剥削童工、组织权和集体讨价还价权以及无歧视性。同样的，美国也同时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协议，使之允许贸易制裁强迫形成一套国内的环保标准或者是有关这类标准的国际协定。
那些在国际协定中包括劳工标准的论据是无说服务力的。事实上，关于劳动核心标准的构成，国际上根本不能达到一致（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它们坚决反对美国的提议，因为它们明白这些提议只不过是那些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已），或者说，要看世贸组织在推行这些标准上有多大效能。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工作显然不是特别有效能的，但是，如果多边行动的效率高一些，国际劳工组织的加强则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
至少在环境标准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跨国的表面性问题，这又使国际谈判呈现更大的正当性。例如，空气和水的污染都可以跨越国界，这就成了一个国际关心问题。然而，贸易制裁应该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达成多边协议后方能实施。
特惠贸易的安排
从80年代早期开始，地域性的贸易区呈扩散之势，比如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和MERCOSUR，但是“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区”并不是同义词，不如准确地说是“特惠”贸易协定（PTAs）。PTAs，潜在地把贸易从其最有效率的模式转移开了。
例如，当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墨西哥的货物就可以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优先权。贸易壁垒的削减被视为这种经济形式的明确的好处，在特惠贸易协议背后的经济学并不是这样轮廓分明的。这样的贸易协定能够刺激伙伴国之间的商业往来，这点是有益的。但这些协定缔约国某些商业往来是从它们同非缔约国的商业贸易中转移得来的，这种贸易转移将会导致低效率。
这样的特惠贸易协定就可能以多种方式减损立足世贸组织的多边体系的职能。在PATs谈判期间，生产集团拼命游说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以作为他们对提议的协定支持的回报，通常他们是成功的。
对PAT，所给的日益增加优先权造成的大伤害，会使克林顿和将来的美国内阁不可避免地多花时间、想象力和政治资本去改进多边自由化的议事日程。
结论
从任何特定时点看，对自由贸易更进一步发展契机的展望显得不够光明。自由贸易的进程已经历经了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且往往在每两次显著的变动之间总有时间上的滞后。贸易政策观察者们总是对自由贸易的态势作出悲观评价，特别是在关注美国国内环境时更是如此。1961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雅科布·温纳尔警告说：“在（美国）国会……保护主义得势。”1971年，G·F·伯格斯顿警告“重商主义的复萌。”80年代，我们经常能听到，“里根政府是自胡佛以来最具保护主义的内阁”的言论。在欧洲，人们一直担心欧盟会变成一个“内向”的“城堡欧洲”，人们担忧国际谈判日益衰惫，80年代竟出现闻名遐耳的断言——“关贸总协定已灭亡”。
但是从这种时点的视角看，那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我们拿战后任意两个时期的情况比较一下，后一个时期几乎总是具有以下特征：国际竞争加剧了，市场更加开放了，更多开放的投资。美国80年代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动用保护主义把自己的工业与美元的坚挺影响隔绝开来，而欧盟也不是在变成“内向的城堡欧洲”，而是成了自由化的一股力量。关贸总协定也没有灭亡，而是过渡到了一个更为齐全强大的形式——世贸组织（WTO）。尽管持保护主义言论仍大张旗鼓，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比十年前对贸易和投资更开放的世界！
译自《商业经济学》1997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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