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开放与走向国际的中国银行业研究文献述评——纪念中国加入WTO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加入论文,文献论文,中国银行业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01年12月11日，在经历了15年艰辛曲折的“入世”路之后，中国终于正式成为WTO第143位成员。这15年的“入世”谈判历程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也映射了中国经济为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所付出的努力。具体到金融业，中国在“入世”时曾做出两项庄严承诺：承诺遵守按国际规则办事，承诺逐步开放市场。这预示着“入世”后的中国将不可逆转地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刘诗平，2009)。
到201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0已经走过10个年头，中国银行业不仅成功跨越5年“过渡期”，更严格信守承诺于2006年年底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中国的商业银行以积极的姿态，持续推进改革转型，在全面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经受住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为代表的国内领先银行从当年“技术上已经破产”的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股改上市和持续的经营转型，已经跻身“全球千家大银行”的前列，并正在积极制定和执行各自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努力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银行”、“全球银行”迈进。
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在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伴随着中国银行业从局部地区到全国范围、从外币业务到本币业务、从外国居民到本国居民的逐步全面开放，外资银行不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特别是为配合中国银行业的全面开放，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实行“分行与法人双轨并行，法人银行导向政策”，由此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的市场格局实现了由“分行主导”向“法人主导”的转变(刘诗平，2009)，其营业性机构的增设速度和业务品种更新速度迅速提高。在迅速扩大在华机构网络的同时，外资金融机构也掀起了入股中资银行的高潮。从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普遍出现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参股身影。
中国银行业在“入世”后的快速发展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业内人士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基于开放和走向国际的中国银行业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为了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刊编辑部对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由于涉及此角度的研究成果非常广泛，相关文献内容过于庞杂，同时考虑到理论研究要以一定的实践为背景，为突出重点，本文主要针对中国银行业完全开放后，即2007年以来这5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评述。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对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文献进行述评；第四部分对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文献进行述评；最后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特点，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中资银行的改革和发展
过去的10年中，“经营转型”始终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主题词。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以来，伴随着利率、汇率等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内外金融市场环境的深刻变革以及以巴塞尔协议Ⅲ为代表的严资本约束的实施，中国的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对自身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进行重新战略规划，以谋求在开放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持续、稳步、健康的发展。
(一)中资银行的经营转型
中资银行转型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思想，需要将以往依靠规模扩张、速度冲刺的传统观念转变过来，进行持续的创新，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马蔚华，2011)。国际银行业的大规模经营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转型方向和特点对中资银行的转型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借助并购、中外合资的方式，建设全能型银行以突破国内对混业经营的限制将成为未来转型的主流方向；加强包括网络银行和ATM等在内的自助服务平台建设将是显著提高经营效益和效率的战略手段；将零售银行业务和中小企业金融业务作为转型的战略重点，形成批发和零售并重的格局；实施机构重组和流程再造，保障业务成功转型(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办公室课题组，2007)。
对于中资银行应如何推进经营转型，学者和业界人士有着类似的观点。曾刚(2010)认为中国银行业经营转型的落脚点在于业务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和转变。一方面，应将客户结构从目前集中于大企业客户转向重视中小企业，并努力提升个人业务在银行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重视业务的综合收益，推动中间业务发展。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风险聚集特点以及市场发展方向的变化，《银行家》研究中心(2010)提出中资银行加快推进经营转型必须走资本集约化发展道路，加快发展非资产业务和零售业务；深化组织架构改革，向事业部制转型，从而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风险管控水平；抓住碳金融发展机遇，加大金融创新。于研、孙磊(2010)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从技术效率和生产力指数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中资银行收益结构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收益集中度提高越多，银行的技术效率越低。这意味着传统银行业务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主要利润点已经得到了充分挖掘，过度向传统业务集中导致了资源利用的无效率，而通过金融创新、开拓中间业务利润点等去分散收益结构将比挖掘利息收入更为有效。此外，沈立强(2011)从营销学的视角提出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客户的竞争，从坐商向行商转变是围绕“以客户为中心”进行经营转型的内在要求。
不同类型的银行应该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国家控股商业银行的主体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综合化和国际化将是其未来的主要任务，应通过业务领域和业务空间的拓展来寻求新的增长机会(曾刚，2010)。而对于中小股份制银行的转型，陈小宪(2010)提出应打造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优势，不片面追求“大而全”，而是要强调“专而精”、“专而特”。城市商业银行则应发挥其地缘优势，做深做透区域市场，定位于潜在特色领域，以服务中小客户为主导，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张吉光，2010)。
(二)中资银行竞争力分析
从2006年到2011年，同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中资银行的综合竞争力逐年上升。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这四家大型银行为例，它们在The Banker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千家大银行”评选中的排名逐年提升。这四家银行按一级资本的排名分别从2006年的第16、11、17和60名上升到2011年的第6、8、9和14名，工商银行更以328.58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成为2011年度最盈利银行。此外，中资银行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的数量也由2006年的25家上升到2011年的101家。这一成绩的取得首先源自于中国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资银行对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同时也跟其他国际领先银行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不无关系。与此相对应，学术界针对中资银行和国际领先银行竞争力比较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方兴未艾，致力于探索中资银行具有的优势、面临的劣势，以及该如何全面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张娜(2007)认为，效率是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估计了10家中资银行和6家外资银行的效率情况。结果发现外资银行的效率值明显高于国内银行，而国内银行中股份制银行又高于国有银行。据此提出股份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商业银行组织形式，中资商业银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股份制，从根本上理顺资本关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邹新、赵幼力(2007)以2005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将三大中资银行各项财务指标的算术平均数作为一家新银行的财务指标，同10家国际领先银行的综合竞争力进行了排名比较。2005年中资银行在11家大银行中位列第9位，剔除规模性指标后，三大中资银行和国际领先银行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在盈利能力方面(通过人均利润、平均资本回报率和平均资产回报率来衡量)。此外，在资产安全性指标和流动性指标上的排名也很靠后，凭借最低的成本收入比而在经营管理能力指标上排名靠前。许南和曾翠(2008)从定量、定性两个角度对中外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定量比较选取的指标与邹新、赵幼力(2007)的指标类似，而在定性比较中他们认为核心竞争力是资源能力、整合能力与创造盈余能力的综合优势，中资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建立在资源层面的比较优势上，即对本土资源和本土环境拥有高于国外竞争对手的控制能力、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中资银行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创新能力比较落后，前者体现在我国不同规模银行之间的市场定位趋同，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和低层次竞争；后者体现在现有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处于模仿国际同行阶段，自有的金融发明专利太少。齐绍洲(2007)认为在中国市场上短期内中资银行比外资银行拥有信息优势，而外资银行则具有更强的甄别技术和更低的资金成本。因此，当外资以并购模式进入时，既能获得并购银行对老客户的所有信息优势，又能通过其甄别技术优势创造新信息，从而获得更明显的综合竞争优势。陈雨露、甄峰(2011)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大型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衡量了2006～2010年我国大型银行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其研究发现我国大型银行在规模、市场、盈利和成长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与国际领先银行已不相上下，而未来需要关注的竞争力提升要素则在于创新、资产运用、本地市场和风险管理。
(三)小结
目前，关于中国银行业的研究成果都与中资银行的经营转型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本文梳理这一部分文献时遵循的原则是“直接针对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和国际化，从整体上思考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从最初的全面开放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学者们探索了在不同宏观背景下，各类中资银行经营转型的可行策略。然而现有关于经营转型的研究成果基本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量化手段来佐证经营转型的有效性，也少有以实证结果作为支撑的先验的策略建议。
而围绕国际竞争力问题，中资银行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比较邹新、赵幼力(2007)和陈雨露、甄峰(2011)研究结果的差异，虽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测量方法，但明显看到中资银行从基于2005年数据的“盈利存在显著差异”已经跨越到截至2010年的“在规模、盈利等方面已经与国际领先银行不相上下”。尽管这一结果差异可能和全球宏观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比如国际领先银行普遍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创严重，但不可否认它直接证实了中资银行在全面开放背景下的竞争力提升效果。
三、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
与国际大银行相比，中资银行在国际化经营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除了中国银行由于历史原因使其海外业务发展较为全面外，其他银行普遍起步晚，各方面都处于摸索阶段，很不成熟。但金融全球化深度发展的现实又要求国内的大型银行必须加快“走出去”步伐，否则就无法与其他国际同业在一个平台上竞争。樊志刚(2011)指出中资银行借助国际化不仅有助于学习多样化的知识，产生更多创新，而且能追随客户脚步，建立忠诚度，同时还能实现跨境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郭颂(2008)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通过在发达国家设立机构进行国际化经营，有助于寻求创造性资产，进而提高自身的管理素质和管理能力，并获取核心竞争力。
(一)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模式选择
商业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跨国贷款，二是海外直接投资，后者又分为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当地银行两种方式。这几年国内学者针对跨国银行经营模式的选择问题重点从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李伟杰、宋焱(2009)应用Probit方法将影响跨国银行组织机构模式的因素分为母银行特征、分支行(附属行)特征、母国的监管、东道国的监管等几类分别进行考量，结果显示母国和东道国的监管越严格，银行越倾向于通过设置本地附属行来规避开设分支行的种种限制；采用分支行形式时，跨国转移利润更加便利，因此这种形式在公司税负较重的国家更常见；当跨国银行在东道国业务规模较小时，分支行形式更普遍，如果零售业务是该银行在东道国的主导业务，则市场参与程度较高，附属行的形式更多。
陈秀良(2009)从初期成本、市场准入、杠杆效应、机构整合、本地化和金融风险等多个角度比较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类不同国际化经营路径的优劣。他强调中资银行应针对东道国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使用新建投资或跨国并购。通过并购的方式，可以避开并逐步扭转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中资银行不信任的局面，能更有效地进入和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当中资银行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时，谷澍和张红军(2009)建议，可以结合不同海外市场的特点和监管情况，灵活选择参股、投资控股、整体并购、交叉持股、换股、股权有偿转让、资产置换并购、二级市场并购等多种形式。温信祥和王佳佳(2010)则给出了比较具体的海外拓展模式建议：在网络拓展策略上，坚持战略并购与自主申设并举；在准入门槛较低、法律和监管制度健全、信贷业务资源丰富的地区，可通过设立分行的方式发挥集团优势；在准入和监管条件限制、经营风险相对较高的地区，可通过设立子银行的方式建立防火墙；在监管限制严格，但收购机会较多的地区，可通过收购当地银行的方式进入；在已设机构的地区，可通过并购重组、机构整合的方式实现现有机构的有效扩张。
(二)中资银行的跨国并购
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方式，银行间的跨国并购是国际并购市场上的热点，也促进了对该问题的广泛的实证研究。特别是近些年来，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步伐明显加快，因此本文特别将其单独作为一部分对近些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加以梳理。
1.跨国并购的动因及战略意义。从国际银行业的并购历史来看，并购的动因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增长与盈利机会，扩大银行规模，追求价值最大化；(2)通过并购实现成为全能银行的发展目标；(3)实现地域的多元化和分散风险；(4)实现协同效应；(5)作为避税的手段(金雪军、李楠，2008)。此外，海外并购还能帮助并购银行突破被并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或障碍。
郭妍、代金奎(2010)指出银行并购在带来绩效提高和多元化收益的同时，还可能产生“太大而不能倒”的补贴，使管理者一味追求规模以牟取私利。杨荣海(2010)的研究也显示中资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有助于经营模式从成本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获取发达国家或地区银行的先进管理经验，降低向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进而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陶能虹和邓雄(2010)指出协同效应是支持实施并购的重要基础。通过并购方式在海外设立综合化经营的子公司，将服务功能扩大到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证券和租赁等领域，通过子公司的业务补充功能拓展业务，将极大提升母公司的跨市场服务能力，提升集团对中高端客户的吸引力。谷澍和张红军(2009)认为并购应配合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而不仅是满足让公司进入新的业务、新的领域或因为并购成本较低。
2.并购目标的选择和并购策略。随着中资银行加速迈出国门，针对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目标选择的研究也屡屡出现。樊志刚(2011)认为进行海外并购时必须注重选择适当的时机和节奏。选择合适的对象，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价格出手对于并购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Leung等(2008)在分析中资银行海外并购的案例基础上，指出中资银行在进行跨国并购时应保持与自身的海外发展战略相一致。通常的战略目标有三个：一是运用过多的国内资金进行财务投资；二是通过并购在国际市场上展示自身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三是旨在实现全球发展，通过并购获取新的增长机会，并能跟随现有客户，满足其海外发展的需要。基于这三个战略需求，在选择合适的潜在并购目标时将有不同的要求。如果银行并购的目标是进行财务投资，那么目标银行必须有良好的历史成长性和卓越的回报；针对第二个战略，则应选择那些能够帮助并购方多元化其业务能力的目标；为了第三个目标，应选择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特别是那些从中国获得大量直接投资的海外市场的银行。金雪军和李楠(2008)指出中资银行要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设定并购条件，并根据所需条件主动寻找目标银行，让战略引导收购，不能等市场上浮现潜在的被并购标的后，才考虑有没有出手的必要。王立军(2007)结合中国商业银行的现实情况指出并购对象应从中小银行开始，特别应锁定目标银行有吸引力的某一业务领域。
谷澍和张红军(2009)认为跨国并购要讲究灵活的战术。首先要准确把握并购时机，对处于经济萧条期或陷入财务危机的银行进行低成本并购是汇丰并购战略的一个重要特点；其次，并购的出资方式可以采用股票、现金、发债等多种混合策略，在并购股权份额时，不一定要一次性全面收购，可以采用逐步“蚕食”的方式，遵循参股、控股直至全面收购的过程；第三，实现预期并购目标的关键在于并购后的有效整合，整合应强调三项基本原则，即实现协同效应、再造业务流程、构建核心竞争力。
有关应选择连续并购还是一次性并购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樊志刚(2011)认为不一定追求毕其功于一役，应稳步开展对中小型银行的收购和整合，这种持续收购的成功几率要高于对大型银行的单次收购。而Kengelbach等(2011)的研究显示平均而言，连续并购为股东创造的价值远小于一次性的并购行为。但是，当连续并购者能将目标锁定于以下四类时，它们往往能获得超常的收益：处于困境中的目标公司、规模相对较小的公司、私人企业或跟并购方不在同一个洲的企业。此外，成功的连续并购者往往能抓住很好的并购时机，它们通常是在并购浪潮发生的早期阶段连续出手，这个时候出价低，而且可选择目标多。
3.跨国并购面临的风险。跨国并购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使得并购银行不得不面对众多的潜在风险，从而对并购银行的风险识别和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信息不对称，对市场规则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仓促实施并购往往会带来惨痛的教训，民生银行收购联合银行，中国平安收购富通银行就是这之中的典型代表。因此，中资银行在积极推进海外扩张的同时，必须时刻心系“风险”二字。胡挺(2009)认为，在我国银行海外并购经验还相当不成熟的情况下，应特别重视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宜采用由近及远的战略，即由中国香港、东南亚到中东及澳洲，再到欧美市场。
总的来看，跨国并购风险可分为宏观环境风险、并购对象风险、并购操作过程风险和并购整合风险四类。陶能虹(2010)对这四类风险进行了细化，给出了各种可能的具体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识别和防范各种风险的措施。对于并购行为是否会增加并购银行的风险，Choi等(2010)从并购银行的债权人角度进行了衡量。他们利用债券收益利差的周变动数据，发现跨国并购公布后，并购银行的收益利差出现显著的正的异常变动，这意味着由于跨国并购交易导致潜在风险增加，并购银行的债券持有者要求更高的收益率作为补偿。
文化差异给商业银行海外经营带来的风险日益突出。李卢霞等(2010)认为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开拓异域市场，商业银行在做出最终决策之前都应当进行文化审慎调查。事先界定切实可行的跨文化管理策略。陈友滨(2010)也提出银行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风险最根本的是因执行文化差异而导致并购双方信息交流不顺畅、人际关系紧张、人员流失及其他非理性的反应，从而使整合推动出现困难，经营战略和相适应的文化注入无法有效执行，使被并购方甚至并购方遭受经营上的威胁。此外，跨国并购是十分复杂的投资活动，其间会涉及大量的法律问题。姜海(2011)以美国的法律体系为例，详细阐述了中资银行在美并购中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是防范海外并购中法律风险的基础因素。
一些银行并购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并购事件拖延过长。特别是当目标银行在并购问题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时，并购银行必须加快速度，力争在目标银行来不及有效防御的时候完成并购过程(王立军，2007)。此外，并购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合的能力，如果整合时间过长，就会极大影响并购效果的实现(肖建军、黄彦菁，2010)。陈友滨(2009)指出IT系统整合是银行跨国并购整合中的难题，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它将直接影响银行并购后核心能力的构筑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价值创造目标的实现。
4.跨国并购带来的经济后果。并购的成败最终直接体现到给跨国银行带来的绩效改变。丁慧(2009)采用比率分析法实证分析了21世纪初国际大银行并购后业绩的走势情况。总的结论是，并购后银行的盈利能力呈现降低态势。导致业绩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资产质量和成本效率的显著恶化。孔艳彦、束景虹(2010)分析了全球范围内56家大型银行的并购案例，发现并购的正效应要高于负效应，并购之后，银行的经营成本和不良贷款比率都出现了显著降低，净息差显著上升，对业绩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对比孔艳彦、束景虹(2010)和丁慧(2009)的研究结果，他们都使用了基本完全相同的研究方法，都用ROE和ROA来反映盈利能力，从资本状况、资产质量、成本效率和资产组合四个角度衡量银行并购后的经营，数据均采用同侪调整数，即收购方的业绩与行业平均水平之差值，以剔除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给单家银行业绩造成的影响。唯一的差异在于丁慧(2009)选取的是1999～2002年全球范围内金额超过20亿美元的并购案，而孔艳彦和束景虹(2010)选取的是2001～2003年全球范围内金额超过20亿美元的并购案。二者却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可见样本和时间区间的选择会对分析结果产生质的影响，进而影响实证研究对现实活动的解释能力。
还有一些研究是借助典型案例分析来考察银行并购后的效应。郭妍(2010)同时运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并结合我国银行业现实情况，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十余起主要的海外并购案例的绩效情况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银行海外并购事件的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存在一定的股价波动效应；我国银行海外并购后的综合绩效大部分有所提高，并呈现一定的递增趋势；目标银行规模较小的并购绩效更好，对绩优银行的并购更能提升绩效，绩优并购方发起的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绩效。胡挺(2009)通过事件研究法考察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市场效应。从发布公告后的市场反应来看，招商银行的累积超额收益率跑输市场，原因是投资者认为收购价过高；从财务指标变动趋势发现，长期来看将产生协同效应，通过接收永隆银行在香港的渠道和客户资源，降低了招商银行进入香港市场的时间成本，并可通过永隆现有的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零售银行的优势。
(三)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策略
中资银行的海外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都很不成熟。因此，国内学者针对我国银行的国际化战略开展了大量研究，重点围绕国际大银行成功案例加以分析，结合我国银行海外发展的现有经验给出可行的战略建议。
温信祥和王佳佳(2010)提出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应在于通过为客户提供全球一体化的优质服务，实现盈利增长和竞争优势强化。中资银行自身不应过分强调短期内的盈利增长，而应定位于打造全球服务能力，构建与中资银行整体实力和客户需求相适应的国际化格局。胡啸兵、王铁山(2010)认为跨国银行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科学合理的全球化管理模式，并且能够抓住金融信息化的时机，对网络银行业务进行大力拓展。我国商业银行虽有国际化发展的冲动，但跨国发展战略不够合理清晰，全球化管理模式缺乏长远性。曾俭华(2011)采用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对我国基本实现国际化经营的13家银行和尚未进行国际化(或正处于国际化初始阶段)的6家银行的经营效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化经营带来的技术进步和利润贡献提高有助于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通过纯扩张海外资产规模难以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因此中资银行对于在缺乏客户基础的地区新设海外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纯资产业务扩张上要保持谨慎；而拓展海外非利息收入、调整海外收益结构对效率的改善将起到积极作用。
国际目标市场的选择是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东道国的市场规制和约束越少，信用体系越完备有效，对跨国银行的吸引力就越大(Bertus et al.,2008; Tsai et al.,2011)。具体到中资银行海外市场的选择，李伟杰(2008)认为和美、英、日等国相比，中国有很多邻国，其中，既有越南此类快速发展的小国，更有俄罗斯、印度这样的“金砖”大国，中国企业与这些邻国的对外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都占到总额的很大比重，因此从邻国开始实施海外经营，对于中资银行在海外市场迅速站稳脚跟，获得优质客户源非常重要。樊志刚(2011)则提出应坚持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并举，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大多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且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它们的迅速发展为中资银行成长为跨国银行提供了丰富的业务资源和良好的经营条件。
(四)小结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和业界人士对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相关研究文献也非常丰富，特别是有关“中资银行跨国并购”的研究。然而，海外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依然有限，这可能与中资银行海外市场份额过低，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不高有关。同时也应看到，尽管研究成果丰富，但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资银行面临难得的海外发展机遇期，该如何提速国际化的研究并不多见。例如，危机发生以来，工商银行等国内领先银行明显加快了海外并购的步伐，而实证研究鲜有将这些危机后发生的并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去探索在当前特殊环境下来自于新兴市场的银行机构应如何推进海外并购，更多地仍是遵循传统的并购理论，重点从并购的动因、目标选择、并购风险及绩效等方面展开研究。
在定量分析中，明显看到样本、数据的有限性影响了实证结果的解释效果。比如曾俭华(2011)选取的初步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中资银行样本只有7家，时间跨度为2004～2009年的5年，而丁慧(2009)和孔彦艳、束景虹(2010)的研究的时间跨度也都在4年之内。虽然他们都使用了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样本量少或时间跨度短的缺陷，但这种基于较短期的数据难免会受到经济周期、突发性事件等因素的影响，从而降低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可能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造成了丁慧(2009)和孔彦艳、束景虹(2010)截然相反的研究结论。当然，由于这两篇文献涵盖的样本并不完全一致，那些非交集样本在并购绩效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导致实证结果相反的可能原因之一。
四、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银行业全面放开后，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加快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步伐。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代表，不仅为外资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成为它们海外扩张的重要支点。有关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研究主要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考察跨国银行自身在中国的经营情况，二是跨国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由于欧美银行国际化经营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且它们大多为上市银行，数据容易获得，因此现有研究主要以欧美银行为样本，分析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经济后果。研究方法逐步从单一会计指标测算过渡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等综合反映银行效率变动，或是借助典型案例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
(一)外资银行进入的动因及地域选择
针对外资银行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学者们多结合东道国市场机会、提升效率、风险分散化等理论加以分析。郭凌燕(2007)指出以渣打、汇丰为代表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最重要的目的是追随客户，其网点所覆盖的是80％的外商投资者覆盖的区域，大多外资银行会选择在沿海地区建立自己的分行。实证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类似的进入动因。张红军(2009)以固定效应模型分阶段实证分析了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内在动因。结果发现不同阶段影响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不一致，但“跟随客户”动机是跨国银行进入中国的主要动因，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产生的市场机会也对跨国银行的进入产生了显著正效应。同时，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变量对跨国银行的进入没有明显的长期推动作用，由于跨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业市场中整体存、贷款比重较小，故国内存、贷款规模对跨国银行进入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廖岷(2008)认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商业银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出于纯盈利的考虑，二是出于在未来获得财务和管理的控制权。对于投资大型商业银行的外国战略投资者，它们更多以盈利为目的，而非为了战略控制，因为中国政府要维持这些银行的绝对控股地位的取向非常明显；而对于较小的银行，它们往往愿意支付较高的价钱，期望未来中国政府能放松对这些小银行的控制权。此外，投资中国大型的商业银行，借助它们的网络来快速地服务于其遍布中国各地的客户，也是许多境外机构战略投资者的考虑因素之一。
中国入世5周年过渡期结束时，外资银行在中国就已经形成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为核心、向周边地区辐射的格局(何喜有，2008)。在地域选择上，外资银行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结合外资银行超过90％的资产都集中在中国16个大城市的情况，张红军和杨朝军(2007)实证检验了不同动因对外资银行市场区位选择的影响：外资银行的进入与各样本城市的历年贸易额成显著性正相关，与各样本城市的历年吸引外资额负相关，但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主要还是服务于各城市的进出口贸易；此外，样本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外资银行的数目成非常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样本城市的市场机会是影响外资银行进入的重要因素。
(二)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策略
中国入世以来，外资银行始终坚持以设立分支机构、股权投资“双线”进入中国市场(刘诗平，2009)。而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国有银行改革和在海内外成功上市的战略选择。2003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从资产规模、信用评级、连续盈利等方面规定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条件，同时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中国商业银行的比例限额从15％提高到20％，将全部境外投资占单一中国商业银行的比重提高到25％。此后，外资银行通过战略投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的数量急速增加，特别是中资银行集中股改上市的2004～2006年，大量外资银行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身份成为中资银行的股东。截至2007年年底，已有31家境外机构投资入股25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金额达213亿美元，中资银行大规模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到此已基本告一段落(姚铮、汤彦峰，2008)。
在具体发展策略上，各外资银行有着不同的方向。有些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有些则希望开展长期的战略合作，期待能参股更大的份额，还有的在尝试建立全新的银行，如渣打参与发起建立的渤海银行(郭凌燕，2007)。总体来看，尽管过去几年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增长很快，但市场份额却增长有限，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还呈现下降趋势。曾刚(2010)认为未来外资银行在华发展将集中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谋求在中国建立可持续的资本金补充机制，为业务扩张奠定基础；第二，加速在中国的网络布局；第三，发挥其在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业务方面的优势，调整客户结构，将中小企业作为发展的主攻方向。
到目前为止，外资银行在华经营业绩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何喜有(2008)对比了深圳市场上不同种类的外资银行的经营绩效，发现港资银行的经营绩效明显优于其他外资银行，这一方面是由于CEPA的实施为港资银行开拓内地市场创造了理想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更主要在于港资银行能抓住深圳市场的特点，重视中小企业客户，特别是来大陆发展的港资企业客户，从而确保了盈利来源。Chen等(2011)的研究发现当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较低时，外资银行会比国内银行更为盈利；此外，如果东道国相较母国有更低的GDP增长率、更高的利率和通胀水平，以及更严格的监管时，外资银行的收益率往往会增加。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对市场竞争格局的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特别是新兴国家市场，往往会从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两方面影响当地银行业，目前学者关于这两方面综合作用形成的最终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看法。有的学者支持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强新兴国家银行业的竞争，提高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以及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Claessens,2009; Claessens et al.,2001; Wu et al.,2010)。然而也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削弱而不是促进东道国银行间的竞争，从而降低国内银行的效率，或者对东道国银行的效率改进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Hermes and Lensink,2002; Levy et al.,2007)。Xu(2011)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对外暴露指数(Foreign Exposure Index)来衡量外资银行在中国各城市的存在情况，并利用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当地的数据从净利息收益率、非利息收入和成本三个方面衡量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外资银行数量的增加跟国内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显著负相关，跟非利息收入显著正相关，说明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提升东道国银行的整体效率。
我国学者也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的效应开展了不少实证研究。郑鸣和冯凯(2007)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银行业短期影响的研究显示，我国银行对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数的增加不敏感，经营成本和盈利同外资银行市场份额的增加正相关，对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的检验发现外资银行进入改变了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进而影响了国内银行的绩效。李伟和韩立岩(2008)采用Panzar-Rosse模型检验了1996～2006年间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度的关系，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和银行业市场竞争度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外资银行市场份额较小的初级阶段，其带来的实际竞争压力还很有限，只有当其进入程度达到并超过一定水平时，才会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发挥促进作用。陈卫东等(2007)针对外资银行的发展问卷调查分析显示，外资银行普遍认为其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主要来自其他外资银行，而非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其细分市场上拥有巨大的竞争力，是中资银行无法比拟的。徐枫和范达强(2011)则从溢出效应的角度衡量了外资银行资本投入对中国银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资银行准入的逐步开放，外资银行通过竞争与示范效应而对国内银行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得到了放大。李岳(2007)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既会对中国金融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侵蚀内资银行的市场化份额，导致优质客户和专业人才的流失等。孙兆斌(2010)综合利用多财务绩效指标和基于DEA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almquist)衡量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改进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银行在华业务拓展行为总体上对中资银行的财务绩效有负面影响，对生产率的影响则偏正面，但都不够明显，原因在于中资银行的很多应对竞争的行为需要加以时日才能显示出来。孙会国、李泽广(2008)研究了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1998～2005年79家银行“组合绩效”的影响，认为外资进入提高了国内银行的盈利能力，但降低了效率、增加了管理费用。
有关境外战略投资者对被参股银行的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Berger等(2009)发现境外战略投资者(Minority Foreign Ownership)的加入同入股银行的效率提升显著相关，据此建议中资银行应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提高经营绩效。而孙兆斌(2010)的研究则显示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的行为，对被参股银行的财务绩效改善明显，但对其生产率水平的改进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朱盈盈等(2008)的研究也显示，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后中资银行的资产质量有明显提高，资本充足率有升有降，但对中资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2.对中国银行业稳定性的影响。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一部分，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业稳定性的影响一直是很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曾先后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外资银行不同的进入方式与东道国银行风险的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外资银行对东道国银行业稳定性同时存在正面和负面影响(邱立成、王凤丽，2010; Sengupta,2007; Lehner and Schnitzer,2008)。我国学者对外资银行进入可能导致的风险的关注也不断增加。韩立岩、李伟(2008)使用托宾Q度量1999～2006年间中国上市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并检验外资进入对中资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进入程度与中资银行特许权价值显著正相关，特许权价值提高意味着银行冒险动机减弱，所以外资银行的进入客观上促使中资银行以更审慎的态度控制自身风险行为，从而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何维达、于一(2011)用Z指数来衡量银行的破产风险，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中资银行风险承担之间成U型关系，说明外资银行进入之初会引起中资银行的风险下降；当外资银行资产份额达到1.94％的临界值时，中资银行风险承担达到最小值；此后，随外资银行资产份额的扩大风险将增大。
具体到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行为，何维达、于一(2011)的研究显示外资参股扩大了中资银行的风险，持股比例越大银行风险越大。而韩立岩、李伟(2008)的研究则发现外资银行参股对银行特许权价值影响不显著，即目前作为战略投资者的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风险行为还未产生显著影响。
(四)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给中国的银行监管当局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银行监管是否全面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银行业对外开放对一国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程芳、李仲明，2007)。中国针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正逐步从政府型、限制性监管模式向公司型、中立性监管模式转变(王健，2010)。结合银行业完全开放后的监管实践，我国学者围绕外资银行监管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其中监管法规体系建设、审慎监管、法人银行导向以及市场准入问题获得了最多的关注。
1.外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目前中国尚未建立专门的外资银行监管机构，而且监管法规散见于相关银行法规的特定章节中。其中，2006年颁布的《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是为适应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需要而制定，是现行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进行监管的直接法规依据。这两个文件落实了中国加入WTO所做的承诺，取消了外资银行在华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在监管方面，开始实施注册法人银行导向，对注册法人银行和外国分行采取差别化监管，并取消了一些非审慎性限制，增加了一些审慎性措施，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戈建国，2007)。对于外资银行监管法规的改进方向，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万立明(2009)认为目前中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纷繁复杂，法律效力低下，应建立一部统一调整和规范外资银行的基本法。而戈建国(2007)则认为落实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统一监管标准，应改变内外有别的法律体系，对外资银行的分行，应适用于《中国商业银行法》对国内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
此外，中国对外资银行退出方面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无存款保险制度，也无最后贷款人制度，监管部门应尽快就此拿出应对方案(万立明，2009)。而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与国内银行合作的外国战略投资者纷纷变现撤离，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严重扰动。这一教训也对我国监管当局提出新的要求，应建立必要的警示手段和惩戒措施，以维护国内金融市场安全(王健，2010)。
2.审慎监管。一国基于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避免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对外资银行应采取审慎监管措施(刘东平，2010)。在GATS及其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附件中也规定了审慎监管例外原则。由于该原则的适用取决于采取措施的成员国的自身判断，只要目的正当、履行公开义务即可，从而该原则成为各国在银行监管领域适用普遍、最有争议的内容(戈建国，2007)。中国现行的监管制度中逐渐借鉴了BASEL核心原则规定的审慎性条件，但仍给予监管当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戈建国(2007)认为中国对审慎性例外条款的援引应提高连续性并对合理性进行论证，应在法律中对审慎性条件明确加以规定。
3.法人银行导向。2006年颁布的《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当地注册法人银行导向，对注册法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采取差别化监管，允许外资法人银行开办人民币零售业务和银行卡业务，外资法人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和业务监管基本与中资银行接轨。纪承烽(2007)通过对比美国、欧盟、加拿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银行监管中所采取的注册法人银行导向，指出注册法人银行是各国普遍实行的准则，由于注册法人银行是东道国的本土银行，东道国能更好地实施监管责任，从而维护当地的金融稳定，特别是维护涉及广大公众利益的零售银行业务的稳定。与此相反，戈建国(2007)的研究却显示，采取法人银行导向政策对于维持银行业稳健运营、实施审慎性例外、落实国民待遇这三方面作用并不显著。
4.市场准入。2006年的《管理条例》对设立外资银行和合资银行的资本金、资产总额等硬件条件做出了详细规定，但对于内控机制、管理和信用度等软件因素，却缺乏相关的准入要求，而这些因素对于防范风险起着第一位的作用(万立明，2009)。目前，参股收购日益成为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市场的重要渠道，但对于外资股东的资格和门槛限制问题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倪受彬(2008)认为，一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引入外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引智”而非“引资”，尽管我国就外资入股中国商业银行的股东资格问题多有规定，且强调外资应当是“金融机构”，但是相关规范性文件对“金融机构”的具体界定仍存在模糊之处；另一方面，外资股东合并持有商业银行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25％的上限要求在一些上市银行股权非常分散的情况下并不能有效发挥防止外资获得银行控制权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新的制度或措施来解决。而戈建国(2007)则提出中国应逐步放开对外资独资银行和合资银行的外方主体要求的限制，落实市场准入承诺。
(五)小结
从现有文献来看，有关外资银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主要围绕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展开。在研究方法上也充分吸收借鉴国际流行的实证方法，逐步从单一会计指标测算过渡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等综合反映银行效率变动，或是借助典型案例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对我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特别是侧重于对中资银行效率水平和绩效水平的影响。
与中资银行国际化领域的实证研究相比，有关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实证研究在样本和数据选择上丰富很多，被考察的中外资银行数量明显增多(样本行数量都在10家以上)，考察的时间跨度也更长(基本能达到10年)，这在提升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度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中资银行“走出去”可能更为深入。但同时也应看到，对外资银行的量化考察，在时间范围上普遍截至2007年以前，因此这些结果更多地反映了中国银行业完全开放前外资银行的情况，以及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而针对完全开放后，特别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情况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银行业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的长期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测度。
此外，由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体市场份额依然非常有限，从整个市场范围而言，无论是外资银行引发的市场竞争，还是对中资银行在效率和风险方面的冲击都并不是很显著，这基本与现实情况相符，因此这种基于总体的和短期的研究分析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是有限的。而围绕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长期动态，以及它们在某些局部市场的快速发展的学术成果仍很稀缺，应该引起更深层次的探讨。
五、评述
梳理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和业界人士对中资银行该如何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谋求发展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必须实施经营转型，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既要巩固国内市场，对外资银行的在华竞争形成正确认识，主动加以应对，又要结合自身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走出去”战略，将中资银行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企业。围绕这一主线，学者和业界人士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由于篇幅所限，以上只是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而未能将所有研究成果加以展示，这无疑是本文的一个遗憾。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述代表性文献对全面开放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并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一)现有研究成果的特点
1.研究热点转换基本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实践。关于中资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研究一直是这几年普遍关注的内容，所以相关研究成果在各年份比较平均。有关中资银行国际化发展的研究成果则在2009年之后明显增多，可能的解释在于一方面全面开放后中资银行海外拓展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经验，为实证研究储备资料；另一方面也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资银行海外发展明显提速，研究人士也不断增加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而针对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方面的研究则体现了分阶段特点：例如，在全面开放之初的2007～2008年，学者的关注点主要围绕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规制定问题、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区位选择和发展策略，此后，随着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渗透，学者们更多关注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业竞争及稳定性方面的影响。
2.研究角度多元，但以跟从海外研究发展方向为主。国内外学者和业界人士对全面开放与走向国际的中国银行业的研究视角非常丰富，总体来说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中资银行的视角，探讨中资银行改革发展和“走出去”战略；另一类则是基于外资银行的视角，研究它们在中国的经营发展，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以及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现有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于海外针对开放银行业的研究由来已久，已形成比较明确的体系，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是跟从海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再结合中国银行业的特点展开探讨。由此，有关经营效率、跨国并购、竞争度、银行业稳定性和银行监管成为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领域。同时，可能是受数据可得性和公开资料多寡影响，大家对于外资银行更多关注欧美大型上市银行，对于中资银行更多关注国内上市银行。同时，也应看到，现有研究无论从研究角度还是采用方法基本都跟从海外学者的脚步，缺乏本土化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3.海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显著提高。中国银行业的完全开放也吸引了海外学者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跟踪和研究，相关学术成果较以往丰富很多，而不再仅仅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本。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还于2009年出版了一期(Volume 33，Issue 1)以“The Financial Market in China”为主题的专刊。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上影响力的逐步提升。
4.研究方法随研究角度而变，定性和定量分析并重。比较来看，业界人士对商业银行经营转型、海外拓展等战略性问题关注更多，强调与国际领先银行的比较和经验借鉴，以定性分析为主；而来自于高校等研究机构的学者更关注宏观层面的分析和验证性研究，如银行业稳定性、竞争效率、动因和模式选择等方面，更倾向于量化分析，特别是借助模型进行验证。
具体而言，有关中资银行经营转型、跨国并购策略、国际化发展模式和策略、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策略和对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研究基本以定性分析为主，主要通过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法加以论证。涉及并购绩效、中资银行竞争力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市场效率影响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借助资本市场数据或会计数据来衡量相关的市场价值效应和效率绩效情况，典型代表有衡量并购公告发布前后并购双方股东异常收益的事件研究法，旨在衡量银行绩效变动情况的经营绩效研究法，用于测度竞争力水平的因子分析法，以及衡量经营效率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针对银行业竞争度的测度方法主要采用了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以SCP范式和效率假说为代表的结构化方法，以及以Panzar-Rosse模型为代表的非结构方法。
(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进入了深刻的分化、调整期，这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受危机冲击较小、复苏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国际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以往限制非常严格的发达国家放宽了市场准入的条件，不少国家金融机构收缩或减慢了市场扩张，这对中资银行拓展国际市场非常有利(樊志刚，2011)。因此，未来有关全面开放和国际化的中国银行业的研究应就以下尚未解决的问题投入更多关注。
1.针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特殊时期，银行国际化发展和并购行为研究有待深化。现有主要成果基本都是围绕2007年以前发生的并购案例及有关数据进行研究，缺乏对当前危机过后特殊时期中资银行国际化和并购行为的针对性研究。当然，这可能和危机尚未完全结束，后期影响仍在延续，此后发生的并购的效果还未完全显现有关。但无论是从适宜进入的海外市场、潜在并购目标的选择，还是特殊时期可能面临的特殊风险，以及中资银行该如何把握由危机提供的并购机会等等，都有待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2.现有研究更多针对欧、美等成熟市场银行间或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并购行为，而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并购的研究相对较少。当然，这可能成是因为成熟市场的跨国银行基本都是上市银行，各方面数据都是公开、标准的，便于研究的开展。然而，考虑到包括中资银行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银行海外发展的方向往往跟发达国家银行的海外发展方向是相反的——努力进入比自身效率更高的市场，二者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适宜的扩张策略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有必要深化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研究。比如，有关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经济效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3.新研究方法和工具亟待出现，以增强实证研究的说服力。国内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基本都沿用了国际现有通行的研究方法，缺乏结合中国实际的方法论创新。陈璐在2005年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现有方法上的缺陷限制了实证研究的说服力，样本的容量、选取的时间段和模型等都直接影响着结论的现实意义。到目前为止，研究方法和工具仍未取得有效的创新，这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此外，对现有量化方法的规范性使用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
4.为银行国际化战略服务的配套体系研究亟待深入、细化。现有研究更多专注于国际化、跨国并购行为本身，以及实施后的效应等方面。但对确保国际化、并购最终成功的配套行动明显关注不够。比如，海外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目标市场的国别风险识别，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更适合于全球化经营的需要，能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以及确保并购真正成功的后续整合策略的实施等等。这类微观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普遍不够深入。
5.银行国际化典型案例的收集与分析有待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银行国际化的途径、手段、机制等成功案例的收集和经验借鉴，对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发展将具有必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尽管也有学者针对单个中资银行的并购绩效进行了有益的思考，比如，王昊(2010)利用因子分析法实证研究了建设银行2006年收购美洲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后的绩效情况，陈治伊(2011)分析了招商银行并购永隆银行的情况，叶陈刚和罗水伟(2009)探讨了中国银行收购洛希尔银行的动机和特点。但总体来说，针对个案的分析存在偏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样本不足等问题，从而限制了典型案例的综合性和代表性。
6.围绕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应进一步拓宽研究角度，强化对其长期影响的关注。现有研究成果普遍关注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的短期影响，特别是侧重于对中资银行效率水平和绩效水平的影响。然而由于截至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总体市场份额依然非常有限，因此这种基于总体的分析意义有限。相反，外资银行在某些局部市场的影响反而更大，比如，在上海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10％，在外汇业务和贸易融资业务上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20％。此外，有的外资银行对某些中小银行已经形成实际上的控制力。通过在这些局部市场的不断渗透，从长期来看外资银行会对中国银行业带来哪些影响，这也应当引起学者和业界人士的关注。
［收稿日期］2011年11月3日
注释：
① Rhoades(1998),Bikker和Haaf(2002),Claessen8等(2001),Claessens和Laeven(2004),Beck和Demirguc-Kunt(2003),Berger(2007),Levine(1997)等国外学者的经典研究成果，广泛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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