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
——基于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双重视角
雷玉桃 郑梦琳 孙菁靖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广州 510006）
〔摘 要〕 本文将 “产”、“城”纳入统一框架，以112个环保重点城市为例，从独立和联动调节的双重视角，考察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特征；（2）独立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会加剧雾霾污染，产业结构能够通过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条路径缓解雾霾污染；（3）联动调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影响对放大减霾效果有积极作用。因此，应注重产城融合，发挥治霾的联动优势。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产业结构 雾霾污染 空间效应 独立视角 联动调节视角
引 言
我国城镇化率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由17.92%快速上升到58.52%，反超世界平均水平，然而 “摊大饼”式的扩张和快速工业化中人口、产业的不合理集聚，使城市环境成为城镇化中的牺牲品。其中，以工业污染物排放、机动车尾气、扬尘、燃煤为主要来源的雾霾问题尤为突出。雾霾锁城不仅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还对经济正常运行和人体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1，2］。2017年，全国只有29.3%的城市完成空气治理目标，蓝天保卫任务任重道远。区别于高成本、低收益的传统城镇化，我国于2014年正式提出要发展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种在培育城市特色产业体系的同时融合生态文明理念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发展方式，对产业结构调整和雾霾治理有正向作用。而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不仅有利于缓解雾霾污染，也为城镇化注入活力，成为支撑城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探讨如何打赢雾霾防治攻坚战，对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雾霾是雾和霾的统称。高湿、逆温、静风等自然因素在环境科学领域被认为是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3，4］， 而在经济学领域， 学者多从产业结构［5］、能源消费［6］、 城市布局［7］、 交通模式［8］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其成因进行探讨。但目前将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雾霾污染相结合的研究较少，冷艳丽和杜思正［9］基于我国省级数据，发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均有正向影响，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程度高于内陆地区。Li等［10］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在长期中必然导致PM2.5的增加，短期内则能通过牺牲工业化来降低PM2.5浓度。但上述研究都未考虑雾霾污染的扩散性特征，未能构建反映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因此实证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大部分关于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雾霾污染的研究集中在两两关系上。在城镇化和雾霾方面，部分学者基于定性角度，认为城镇化是雾霾形成的空间基础，传统粗放型的城市化模式是雾霾加剧的原因［11，12］；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展开定量研究，但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差异，如梁伟等［13］采用GS3SLS的方法构建空间联立方程，发现雾霾随城镇化率的提升而减轻。刘晨跃和徐盈之［14］基于中介效应，认为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加剧雾霾污染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土地城镇化则无显著影响。然而上述研究均未能从概念上区分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15］与高成本、低收益的传统城镇化，更缺少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定量研究。在产业结构和雾霾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工业是雾霾加剧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提升空气质量［16，17］，但也有相反结论，如李世奇和朱平芳［18］基于上海的投入产出表，发现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对治理大气污染无显著影响。可见，科学构建产业结构调整指标有助于全面分析其对雾霾的治理效果。另外，城镇化和产业结构除了会分别对雾霾产生影响，二者本身也会相互影响，如Henderson［19］提出第二产业在量的层次影响城市规模和人口集聚，第三产业在质的层次提高城镇化质量。吴福象和沈浩平［20］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研发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国内外现有文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尚有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1）既有文献大多只从城镇化或产业结构单方面考虑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较少同时考虑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尤其是目前大力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而在产城融合的背景下，实现产业、城市和环境的均衡发展俨然成为新的议题；（2）已有文献大多直接将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纳入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程度［9］，缺少相应的理论机制分析，可能会使模型设定产生偏差，进而影响结论的准确度；（3）由于我国雾霾监测起步较晚，目前文献中衡量雾霾污染主要使用国外卫星监测的PM2.5浓度栅格数据［6］和国内省会城市的PM10浓度数据［21］，但前者准确度易受气象因素干扰，后者样本容量过小，实证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力争在以下方面进行新的尝试：（1）不仅考虑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对雾霾的独立影响，还考虑联动调节下二者对雾霾的共同影响，从独立和联动的双重视角提出城镇化、产业结构与雾霾污染的理论机制，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2）区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采用客观赋值的熵权法从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4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以求全面反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3）采用较少学者关注的 《中国环境质量报告》中环境保护重点城市PM10数据，构建2006～2016年11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降低国内数据样本容量较小、国外卫星数据不完全匹配造成的实证结果偏差。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双赢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被一直讨论的话题，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城融合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城市和环境的均衡发展成为新时代的议题。为了实现三者的共同发展，有必要对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污染的理论机制进行系统探索［22］。本文从独立视角分别探讨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路径，在此基础上从联动视角出发，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共同作用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具体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1.1 独立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雾霾效应
借鉴干春晖等［24］的方法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 （TLit ）以结构偏离度为基础对泰尔指数重新定义，如式 （13）所示：
H1：我国新型城镇化对雾霾同时存在“推进效应”和“舒缓效应”，且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即我国现阶段新型城镇化与雾霾污染呈现正相关关系。
图1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
1.2 独立视角下产业结构的雾霾效应
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划分为要素横向匹配的合理化和主导产业纵向更替的高级化。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中流向高生产率的产业，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投入产出结构、降低雾霾污染。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其经济 “服务化”的发展态势有利于改变 “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降低工业污染排放，也有利于扩大绿色技术的适用场景，改变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而缓解雾霾污染。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
其中，Yitj 为产业产值；Litj 为产业就业人数；j 为产业，n 取3。当经济均衡时
此时TLit ＝0，即TL 越接近0，产业结构越合理。
1.3 联动调节视角下产城互动的雾霾效应
新型城镇化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空间基础和要素条件。城市扩张为产业园建设供给土地、农业人口转移为非农产业输送劳动力、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企业降低协作和运输成本、城市质量提升为产业升级吸引优质人才和资本，进而放大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治理的效果。同时，产业结构优化也有利于强化新型城镇化的 “舒缓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中资源配置协调度的提高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规模效应的发挥；产业结构高级化无形中影响居民的生活和思维模式，激发新型城镇化的技术外溢效果；反之，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调整会放大新型城镇化的 “推进效应”，从而加剧雾霾污染。因此，提出假设3：
H3：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相互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会放大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的治理效果，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会影响新型城镇化 “推进效应”和 “舒缓效应”的治霾程度。
2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构建
2.1.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由于雾霾具有扩散性，应先对其空间相关性进行探讨。为了考察区域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关联程度，一般用Moran's I指数衡量全局空间相关性，如式 （1）所示：
国内部分烟区在引进部分烟叶生产机械化设备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云南玉溪、福建省三明、河南许昌等烟区在研制推广烟叶生产先进机械方面做了引进和探讨工作。福建省的三明烟区引进了烟叶自动烘烤机，并在进一步研制和推广烟叶自动化烘烤设备。但在烟叶生产各环节全面研制推广实用机械方面，国内尚在起步阶段。
其中，
为样本方差；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xi 为变量。当Moran's I介于0～1时，变量具有空间正相关性。
对于无法避免的含有害物质的材料和零部件，可采用适当加热的方法促进有害物质提前释放，或者加大采购量，在自然通风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使有毒有害物质充分释放后再组装。
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可以通过Moran散点图直观表达，位于第一象限 （高-高集聚）和第三象限 （低-低集聚）的研究对象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反之，具有空间负相关性。
（3）房地产业的发展会加剧雾霾污染，经济水平、绿地面积和环境规制的提高可以降低雾霾污染程度。房地产从业人员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地基施工和房体建设等过程中加剧了颗粒物排放，这与受需求和房价双重刺激下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现状相符；经济发展、绿地面积和环境规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控制了其他变量时，用于雾霾治理的资金会随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绿化覆盖率的增加能有效净化空气；扫路车、洒水车等市容环卫设备的投入，能有效抑制颗粒物扩散。
当变量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时，普通面板模型会导致估计量的偏差。因此，当空间相关性的主要来源为其滞后项时，应构建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SLM）， 如式 （2）～（3） 所示：
独立视角下：
联动调节视角下：
其中，PMit 为雾霾污染；NUit 为新型城镇化；IDit 为产业结构，并分解为合理化 （TLit ）和高级化 （TSit ）；NUIDit 为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Xit 为控制变量；Wi 为行标准化后的空间权重矩阵；λ 1和λ 2为相邻地区雾霾对本地区的影响；Wi ×PMit 为雾霾的空间滞后项；α 1、α 2、α 3、β 1、β 2、β 3和β 4为待估系数；μi 、γt 和εit 分别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从各剖面的X方向的位移云图可以看出，边坡在开挖后采用抗滑桩和锚索联合支护效果较好，位移最大值出现在桩顶附近，量值在20～30mm之间，随距桩顶距离的增加，位移量值逐渐减小。
当空间相关性的来源为不可观测的随机误差项时，应构建空间误差模型 （gSpatial Error Model，SEMg）， 如式 （4）～（5） 所示：
独立视角下：
联动调节视角下：
区别于单一指标衡量的城镇化，表1利用客观赋值的熵权法从经济、人口、社会和环境4个维度，选取14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由表2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及其子系统得分均呈现上升趋势。计算过程如式 （6）～（12）所示：
2.1.3 空间权重矩阵
194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公共图书馆调查”调研，其调查结果表明，人们使用图书馆的主要动机不是教育而是休闲消遣[10]。因此，图书馆除了满足学术性和日常性信息需求以外，也应为其用户营造网络休闲功能环境。首先以满足大学生个性化休闲需求为指导思想，为大学生搭建健康、和谐、优雅、丰富多彩的网络休闲生活环境，让大学生在健康网络休闲环境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网络休闲功能环境包含三个方面：
（1） 标准化：
地理和经济距离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 （W 2）。为增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参照张征宇和朱平芳［23］的研究，构建嵌套矩阵，计算方法为w 2ij ＝θw 1ij +（1-θ ）w 3ij ， 令 θ ＝ 0.5 以简化分析； w 3ij 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2006～2016年各城市“人均GDP（元）”（pGDPij ）为基础，计算公式为
上述矩阵将对角线元素统一设置为0，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纳税人在学历（学位）继续教育期间按照每月400元定额扣除。个人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选择由其父母扣除，也可以选择由本人扣除。
2.2 变量说明
由于拉萨市数据缺失较多，最终选取2006～2016年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 （原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城市）中的112个为研究样本。其中，雾霾数据来源于环境保护部编写的 《中国环境质量报告》，其他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采用移动平均法补充个别缺失值；对部分变量取对数以减弱异方差性；用相应价格指数将相关变量调整为以2006年为基期的实际价格。变量选择如下。
2.2.1 雾霾污染 （PMit ）
public MyEventArgs(string oldState,string newState)
由于我国对雾霾监测起步较晚，目前采用面板数据的研究基于国外卫星监测的PM2.5浓度栅格数据［6］或国内省会城市的 PM10浓度数据［21］，但前者准确度易受气象因素干扰，后者样本容量过小。因此，选用11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地面监测的 “PM10年均浓度 （微克／ 立方米）” 数据以提升数据准确度和对象代表性。
2.2.2 新型城镇化 （NUit ）
其中，ρ 1和ρ 2为相邻地区雾霾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的影响；Wi ×εt 为雾霾的空间滞后项；vit 为随机误差项。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 1）。为了避免 “孤岛效应”，采用 “百度地图”中各城市政府间 “最短驾车公路距离 （公里）”（Dij ）的倒数进行赋值处理，计算方法为
（i ≠j ）。
将产生的感应电势经过隔离开关、电压冲击保护、滤波、隔离变压器等组件,送入电源变换模块。电源变换模块利用整流、电压变换等电路把感应的交流电压(9 V～100 V)转换为系统供电所需的12 V直流电。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i 为城市 （i ＝1，…，112）；t 为年份 （t ＝2006，…，2016）；j 为指标 （j ＝1，…，14）。
（2）确定指标比重：
综上所述，通过对交通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发现施工过程管理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积极对高速公路沿线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保证改扩建项目可以持续发展。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同时也为了保证通畅的交通，必须严格按交通组织确定的施工工序进行施工，保证在高速公路改扩建期间，为行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促进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发展。
（3）计算指标熵值：
人们对医疗工作者期望高,大多数人认为,通过医护人员的治疗,患者都应该恢复健康,一旦不如他们所想,便会对医务人员进行责备,护士的工作风险大、责任重,如果护士在护理工作中出现差错,可能直接影响患者的生命,与此同时,护士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调查,担心护理工作出错,是临床护理人员首要的心理压力源。
设
＞0； 当 yitj ＝0 时， 令 yitj ln（yitj ）＝0。
（4）计算指标差异系数：
数据差异越大，gj 值越大，其权重wj 越大。
（5）计算指标权重：
数学概念是数学的逻辑起点，是学生认知的基础是学生进行数学思维的核心，在数学学习与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数学概念学习的原理是数学课程发展与数学教学的理论基础，以数学概念为载体，通过相关的数学思维过程训练，能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与灵活思维的能力，因而数学概念学习与教学的理论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数学、教育哲学、数学教育研究方法的重大进展指导并促进数学概念的学习与教学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和层面揭示了数学概念学习与教学的规律，为数学概念学习与教学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基础。
（6）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综合得分：
表1 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
表2 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
2.2.3 产业结构调整 （IDit ）
新型城镇化对雾霾的影响可以分为加剧污染程度的 “推进效应”和减轻污染程度的 “舒缓效应”。“推进效应”在生产上表现为工业和城市的迅速扩张，前者加大了煤炭使用量及工业污染排放量，后者在改变土地利用形式和建设房屋基建中产生大量扬尘；生活上集中体现在人口的住和行上，新增人口住房刚需与原有人口改善、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叠加加剧了扬尘污染，汽车保有量的激增、随通勤距离增长的机动车使用时长、交通拥堵中汽油燃烧不充分等使汽车尾气排放量增加，为雾霾提供 “温床”。“舒缓效应”则得益于规模效应，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方便污染物的集中处理，公共交通的完善降低了机动车增长速度和交通拥堵程度，在服务更多城镇人口的同时减少尾气排放；也得益于技术的外溢，清洁技术与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使生产和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型，利于雾霾前期预防、中期处理和后期整治的链条式治理。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两种效应相互对抗，当 “推进效应”强于 “舒缓效应”时，雾霾污染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加剧；反之，则减轻。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状，提出假说1：
H2：产业结构能够通过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条路径降低雾霾污染程度。
产业结构高级化 （TSit ）用 “第三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 （% ）”衡量。TS 越高说明经济越向服务化发展，产业结构越高级。
2.2.4 控制变量 （Xit ）
处理5、空育131，株行距为10cm*30cm，水整地时施入二胺6公斤、50%硫酸钾3公斤、尿素2公斤。插秧时无侧深施肥时加入。
选用与PM10浓度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水平（lnGDPit ）、 房地产业发展水平 （lnREit ）、 绿地面积 （GAit ）和环境规制 （ERit ）为控制变量，分别用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房地产业单位从业人员 （人）”、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和 “市容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 （台）”衡量。
3 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3.1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表3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PM10浓度的全局自相关性检验结果。由p值可知，Moran's I指数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始终显著，说明雾霾污染具有空间相关性；且Moran's I从2014年开始明显加大，说明雾霾的空间相关性在近年显示出增强态势。
表3 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基于地理距离矩阵 （W 1），选取2006年、2011年和2016年雾霾的Moran散点图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分析，如图2所示。发现大部分城市都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且2016年的数量较2006年有所增加，再次说明雾霾污染有逐渐增强的空间自相关性。
3.2 独立视角下的实证结果分析
对普通面板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其p值为0.000，说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如表4所示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进行LM检验，发现构建空间误差模型更为合理。
表4 LM检验
图2W 1矩阵下雾霾污染的Moran散点图
由表5的实证结果可知，所有模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均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会加剧本地区污染程度，任何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对比3种固定效应，发现双固定和空间固定效应下的系数值及显著性明显优于时间固定效应，且双固定效应下的拟合优度和最大似然估计值略大于空间固定效应。因此，结合LM检验结果，选择整体拟合度和解释度更强的双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具体分析如下：
（1）我国新型城镇化仍处于 “推进效应”大于 “舒缓效应”的阶段，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整体上会加剧雾霾污染。在模型 （3）中，新型城镇化系数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 ，PM10浓度平均增加0.646μg／m3；在模型 （2）和 （4）中加入新型城镇化二次项后，一次项与二次项均不显著，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雾霾之间尚不存在非线性关系。这与我国城镇化仍在加速发展的现状相符，新型城镇化对雾霾的 “推进效应”表现显著，在实现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膨胀的供需平衡中，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工业能源消耗的增加、各类建筑基建的施工、汽车保有量的扩充都加剧了雾霾污染程度；而新型城镇化对雾霾的 “舒缓效应”未完全显现，产业园区和公共交通体系产生的规模效应较小，清洁技术的投入和使用强度较低，公众的环保意识仍尚处萌芽期，对治理雾霾的外溢作用有限。假说1得证。
（2）产业结构可以通过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条路径降低雾霾污染。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系数分别在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值和负值，说明雾霾污染会随产业结构优化得到改善。要素在合理化过程中会动态流入生产回报率更高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中，在使生产率趋向均衡的同时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减少雾霾排放；另外，也能通过降低煤炭使用量和提升绿色技术等方式，改变 “一煤独大”的现状，提高能源利用率，使产业结构朝服务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进而降低雾霾污染。假说2得证。
2.1.2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表5 独立视角下的回归结果
续 表
3.3 联动调节视角下的实证结果分析
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不仅各自对雾霾产生影响，还会相互影响进而作用于雾霾。为此引入二者交互项，并做中心化处理以保证主要项系数的经济含义。同样地，基于Hausman检验、LM检验和各回归模型结果，最终选择双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
如表6所示，加入交互项后，空间滞后项仍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各变量系数值大小和显著性均无明显变化，说明独立视角下的结论仍然有效。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当产业结构合理化处于平均水平时，新型城镇化每提高1% ，PM10浓度平均会增加1.067μg／m3，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尚不能刺激新型城镇化 “舒缓效应”的发挥；还说明当新型城镇化处于平均水平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更能降低雾霾污染程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能通过影响产业发展模式、居民生活思维方式等激发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和外溢作用，促进其 “舒缓效应”的发挥；并再次证明新型城镇化放大了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的缓解效果。假说3得证。
表6 联动调节视角下的回归结果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基于地理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 2），再次构建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如表7所示。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 1）下的结果相似，空间滞后项均显著为正，模型整体拟合较好。独立视角下，新型城镇化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数值相差不大，其二次项系数仍不显著，其他变量系数值和显著性几乎一致。联动调节视角下，交互项系数值和显著性均变化不大，除产业结构高级化外，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也与之前类似，可以认为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
3.5 区域异质性分析
冬季供暖消耗的大量煤炭是我国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是否集中供暖，将样本划分为55个北方城市和57个南方城市，发现98.18% 的北方城市PM10浓度大于国家二级标准的70μg／m3，可见治霾任务在北方更为艰巨。
式中：初值Xn的取值范围为[-1,1]；Xn+1是系统输出；系统参数a取值范围在(0,2]时,该混沌系统处于混沌状态,经过实验可得,该系统在a∈(1.8,2]时都可以达到满映射的状态[6]。
表8列举了南北方城市基于地理距离矩阵（W 1）的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雾霾污染的空间滞后项和误差项均显著，南方城市的整体拟合度优于北方，但系数显著性欠佳，说明北方地区雾霾加剧的原因复杂于南方。具体来看，北方城市除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不显著外，其他主要变量系数值和显著性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似；南方地区除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利于治理雾霾外，其他变量均未对雾霾有显著影响。这与我国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南方的高降水量、低污染和能耗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减少颗粒物集聚，而北方的大风沙尘天气与转型困难的重化工业叠加限制了雾霾治理效果。
表8 区域异质性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区别于只对城镇化、产业结构和环境污染进行的两两研究，本文将新型城镇化作为背景，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连接点，从独立和联动调节的双重视角对社会重点关注的雾霾这一特定污染物进行理论机制梳理，提出研究假说；并基于11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6～2016年的PM10数据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构建不同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
（1）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雾霾污染的全局Moran's I指数在地理距离矩阵和地理与经济嵌套权重矩阵下均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大多数城市均位于局部Moran散点图的第一、三象限，说明中国城市的雾霾污染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 （2）独立视角下，短期内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加剧我国整体雾霾污染，产业结构能够通过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条路径降低雾霾污染程度。新型城镇化指标在至少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二次项不显著但系数值为负，说明我国目前仍处于新型城镇化 “推进效应”强于 “舒缓效应”的阶段；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估计系数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说明产业间要素耦合性及清洁技术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雾霾污染；（3）联动调节视角下，新型城镇化能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的雾霾治理效果，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刺激新型城镇化 “舒缓效应”的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项显著为正，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减霾的 “舒缓效应”，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会加剧 “推进效应”；也说明新型城镇化能够放大产业结构优化对雾霾的缓解效果；（4）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北方城市与我国整体情况相似，南方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无显著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对提升空气质量有正向作用。
4.2 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构建和加强区域间雾霾的联防联控和治理协同机制，降低城市间雾霾的 “串门”程度。由于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依赖性，仅靠各个城市的单方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区域政府间应打破行政区域的划定，设定统一防控目标，实施统一的法规政策，明确各自的治霾责任和任务，建立完善的污染补偿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打破逐底竞争的行为，形成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从而在环境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实现整体报酬最大化和个体成本最小化，合力打赢区域蓝天保卫战。
《热爱生命》是杰克·伦敦高歌的一曲珍爱生命的乐章。笔者在教学该文时，引导学生勾画出表示时间的词语，或者自己喜欢的词语，试着复述故事。有的学生说：“到了傍晚，他被恐惧包围着，甚至想到了死……”“他超越了生命的极限，时昏时醒，人狼之间展开了生死对决，最后他战胜了病狼。”“坚持爬到河边的他被科学考察人员救起，与大自然搏斗的他活了下来。”复述让学生深入解读文本，学生的概括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了有效的发展。
（2）大力推进产城融合，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倒逼新型城镇化 “舒缓效应”的发挥，进而发挥产城联动的治霾优势。新型城镇化涉及经济、人口、空间、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应在推进过程中树立绿色城市规划的理念、合理引导人口集聚和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控制建筑扬尘、完善交通体系等，从源头上减少雾霾污染；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单一产业结构向多维度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应遵循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挥主导产业的支撑作用，积极推进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降低政府的不合理干预，进而利用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推动产城融合，实现雾霾有效治理。
（3）根据各区域雾霾污染程度的异质性，有的放矢地制定针对性和差异化的治霾方法和政策。北方地区作为雾霾污染的重灾区，应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并同时增加绿色清洁技术的研发费用，减少现有工业产业的污染排放；控制劣质煤和散装煤的使用，对冬季集中供暖方式进行优化。对于大气质量较优的南方地区，应向经济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并通过合理提升环境规制强度、优化公共交通结构、变招商 “引”资为招商 “选”资等方法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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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Urbaniza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Haze Governance——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112 Ke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ties
Lei Yutao Zheng Menglin Sun Jing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corporates industry and city into a unified framework.Taking 11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cities as sampl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haze pollution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independence and linkage adjustment.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haze pollution has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characteristics. （2） Under the independent perspective， the new urbanization will aggravate the degree of haze pol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 alleviate haze pollution through ration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3） From the linkage adjustment perspecti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haze pollution.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so as to play a synergistic role in reducing haze pollution.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haze pollution； spatial effect； independent perspective； linkage regulation perspective
DOI： 10.3969/j.issn.1004-910X.2019.12.003
〔中图分类号〕 F062.2；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7-24
基金项目：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环境规制与广东省产业生态化转型的耦合机制与实验研究”（项目编号：2017A030313441）；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协同机制及驱动因素研究”（项目编号：2018GZGJ11）。
作者简介： 雷玉桃，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工业经济。郑梦琳，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业经济。孙菁靖，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业经济。
（责任编辑：王 平）
标签：新型城镇化论文; 产业结构论文; 雾霾污染论文; 空间效应论文; 独立视角论文; 联动调节视角论文; 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