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蒙古族哲学思想史的若干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族论文,试论论文,思想史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蒙古族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和思想，有没有别具风格的哲学概念范畴和气派，有没有由这些思想和范畴构筑的体系，这是研究蒙古族哲学思想史时不能不思考的重要课题，也是探索蒙哲史发展规律和特点时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
一、哲学思想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沃土中，是从社会实践的经验、知识中提炼出来的，是认识史上的上升和飞跃。从哲学的发展史来看，哲学除具有阶级性、党派性、民族性等特点外，还有层次性。所谓层次性就是哲学有个发展过程。具体来说，从哲理思维观念到哲学思想，再到哲学理论，最后上升到哲学理论体系，成为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学问。大量的历史文献说明，蒙古族在存在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了一定水平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基本上具备了产生哲学思想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历史条件。蒙古族同其他民族一样，度过了自己哲学的“童年”。在原始孛额教（萨满教）、神话传说、英雄史诗中，蕴藏着哲学思维，萌发了哲理思想，成为孕育哲学思想的摇篮。进入阶级社会后，剥削制度的建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离，实践的深入和各种知识的系统化，为哲学思想的产生创造了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因此，蒙古族有哲学思想是历史的必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不同层次上的哲学。所以，各民族之间哲学上的差别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不同层次上的差别，是发展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其实质是相同的，都标志着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不同环节和阶段。
哲学有层次上的差别，其主要原因在于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诸条件的完备程度和哲学理论发展的水平不同。就蒙古族来说，基本上具备了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游牧生产的规模大，商品交换范围广，迁徒地域辽阔，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变化多，使蒙古人获得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从而使生存智慧和哲学思考得到充实和提高，这一点与其他民族相比是独具特色的，但不完备、不成熟。具体表现在：蒙古社会的游牧基本上处在内陆的蒙古高原，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与文化发达地区间隔比较远，交通不发达。游牧经济的单纯性和脆弱性，生产力相对低下，生产实践的单一，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影响人们的智力发展和思维能力的锻炼和提高。生活方式的分散性和流动性及离群索居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生产，处于孤陋寡闻、缺乏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机会和条件，因而精神生活显得单调、枯燥。又加上天灾人祸，多年的战乱和内患，给文化遗产的积累保存和研究继承，对哲学真谛的探索和体系的构思也造成了不利的环境和条件。蒙古学者达木丁苏隆用现代蒙语翻译《蒙古秘史》时说：“把〈秘史〉看成为十三世纪仅有的一本名著是不可以的。举例说：泥沼里不能生长乔松，乔松必须于森林中和许多高大的松树排比而生。象那些高大的松树似的，〈秘史〉就是这样的著作。那是古代许多的优秀作品中之一。如果问那末其他许多作品那里去了？散失了，被历史的浪潮冲跑了。可以这样答复的。由于我们游牧的蒙古人没有收藏东西的房子和器具，又经过多次的战争，所以书籍容易散失。”①这样分析是有根据的，答复是符合实际的。这样可以从历史条件上对蒙哲史的发展状况和层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系统化有着密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来说，“在文明初启的时代，我们更常会碰见哲学与一般文化生活混杂在一起的情形”。②这里提出了哲学与其他知识的关系问题。文史不分家，哲学在其中，这是蒙哲史的显著特点，换句话说，蒙古族哲学与其他学科混杂在一起，未能成为独立的学问。根据历史文献，十三世纪撰写的《十善福白史册》中首次提到哲学和哲学家，并作了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这标志着蒙古族哲学与其他学科分离、分化的开始。只是因为历史的诸种原因和条件，分离分化的过程较慢，未能彻底独立。哲学思想贯穿和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具体说，宗教中的哲学思想，叫宗教哲学；具体各学科中的哲学思想，叫应用哲学；民间作品中的哲学思想，叫民间哲学；哲学专著中表述的哲学思想，称之为理论哲学。根据哲学思想的思想资料来源和发展程度，我提出把哲学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以哲学家和哲学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哲学，称之为狭义哲学史，这相当于日本哲学史家永田广志所说的“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更为纯粹的形式”③来叙述的哲学史。从“意识形态中抽出固有的哲学方面”编写的哲学史，④主要以应用哲学、宗教哲学、民间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称之为广义哲学史。我认为包括蒙古族在内的我国各少数民族一般很少或没有哲学专著，因此大都立足于宗教哲学，应用哲学和民间哲学的资料研究哲学思想，因此属于广义哲学史的范畴。这样划分，一方面反对并纠正了少数民族没有哲学和哲学史的虚无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辨别了后进民族和先进民族在哲学史方面的差别。
把蒙哲史称之为广义哲学史，这与蒙古族的传统文化的结构、特点和发展水平有着直接联系。蒙古族文化有混沌、通融、结合的特点。具体地说，口头文学和作家文学、宗教和哲学、历史和文学、伦理和法律、民俗和道德、政治和军事等等，这些学科之间都相互交错、相互结合、相互通融，构成民族文化的鲜明而生动的特色。从而造成了研究的复杂性和高难度。从思想史料的来源上，“我们搜集材料的时候就可以限于包含哲学的部分”。⑤这就要很好地，很准确地挖掘、辨析，筛选“包含哲学的部分”。从思想内容的分析上，通过历史的、阶级的和理论的剖析，“透过看起来十分驳杂的各种项目的整体，才能看清楚贯串在其中的哲学思想的历史联系”。⑥方法论上把文化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注重文化背景和特点对哲学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有些概念、观点显出扑朔迷离、界限不明、理论色彩不浓、哲学味道不醇的情况。
三、恩格斯说：“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⑦这一情况和特点在蒙哲史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表现得特别突出。要研究和编写蒙哲史不能不涉及与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对哲学思维的发展和哲学思想的动向给以本质影响的政治观和道德伦理观。因为蒙古族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哲学，也不是撇开了具体生活和现实问题坐而论道的抽象的神秘哲学，而是紧密结合着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问题而引发或阐明出来的哲学道理，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因而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
蒙古族哲学思想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哲学、伦理、政治观点熔于一炉，很难截然分开。这是它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社会历史领域，蒙古人历来重视两个东西：一是族权，二是汗权。族权就是家族权，蒙古族历史渗透着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家庭是蒙古社会的细胞，担负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以及社会精神生产。因此家庭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占有至为主要的地位和作用。家庭中的矛盾和斗争往往成为社会矛盾和斗争的缩影，影响着社会矛盾的解决。而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往往是人生的首要的启蒙教育，这种教育的中心内容是伦理道德教育。以人生观为主，具体讲述如何做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道理，涉及到正义、忠诚、幸运、智慧、幸福、团结等一系列观念。这种教育范围广，内容多，但针对性强，目标明确，要求严格，如阿兰豁阿的五箭训子，诃额仑额客教育帖木真（成吉思汗）就是典型事例。这种言传身教中贯彻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哲理性特点，因而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较强的说服力。从家庭伦理道德延伸出社会伦理道德教育，这是蒙古族哲学思想中的伦理道德哲学的社会根源。
汗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是政治观点的核心内容。蒙古社会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归根到底都围绕汗的利益和权力的得失而展开的。汗是蒙古社会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随着汗权的增长，汗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权人物后，汗位成了当权者们共同觊觎的目标，为争夺汗权，占据霸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甚至近亲之间相互残杀。为了巩固汗权或争夺汗权，都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内容中都贯穿着哲学思维和理论。
族权和汗权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从理论上讲，二者都与天相联的。占统治地位的、能当皇帝可汗的家族人是奉天命降生的，他们的权力是长生天赋予的，这些都是天命论，汗权天授论等观点。从实践上讲，“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他。”⑧“从自己人中间”就是家族中选出的意思。《秘史》记载，当窝阔台被推举为继承人后，成吉思汗征求意见时，窝阔台担心久后在子孙中若生个“裹以藏草，不得为牛食，裹以脂膏，不得为狗食”的不肖者，对此，成吉思汗闻而善之，乃降旨曰：“合撒儿子孙中报一个人……则我子孙中宁不生一撒因哉？”⑨意思说，黄金家族中总有一个好的继承人，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里族权和汗权合二而一，统慑着百姓，维系着社会的安定。这是蒙古社会发展中始终贯穿的一条明显的主线，是历代阶级斗争，政治活动的中心内容，也是蒙古族历史哲学的基本要义。蒙哲史中历史哲学占有很大的比重，自成体系，大放异彩。
四、毕力克箴言是蒙古族哲学思想颇具特色的表现方式。毕力克，其意为“训言”、“知识”、“圣旨”、“嘉言”等。其字面上为“贤明”、“聪慧”、“贤哲”之意。蒙古人历来有记忆、传录和记载毕力克的习惯。拉施特在《史集》的注释中指出：“蒙古人将汗的言辞记载下来并在其去世后加以颁布；当然这只有当汗本人愿意这样作，竭力赋予自己的语言以韵文形式时才被记载下来，这种言辞被称为突厥词‘毕力克’（知识）。”⑩这种习惯源远流长，到蒙古帝国时期，即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曾设立了司法机构，专门断理诉讼案件。这类机关遵照成吉思汗的旨意，制定各种各级“扎撒”（法令）外，又把成吉思汗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谈话或命令记录下来，编成“毕力克”，以此作为训育教化臣民的法则，和“一门教授的课程”，(11)使其后裔们把“毕力克”奉为统治人民的规范和指导思想。这就是后来统称为“成吉思汗毕力克箴言”的历史缘由。
毕力克箴言包括以下几种形式：(1)谚语、格言、警句；(2)哲理性寓言；(3)训言或教育诗；(4)弁言对话；(5)哲理诗；(6)政治评论，著作批注等等。毕力克箴言有短小精悍、内容丰富、意义深邃、哲理精辟、善于思辩、语言生动、易于记颂等特点。哲理性是毕力克箴言的根本特点，是它的“灵魂”，只有富于哲理性的毕力克箴言才能起到训育臣民，规范行为，指导实践的社会作用。在当时“成吉思汗的毕力克箴言”是不成文的法律，指导行动的指南，教育人们的课本，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一条箴言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只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毕力克）后回去，就可以统率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禹八惕）里，不听训诫（毕力克），就象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12)
毕力克箴言一般都是语录式的，在一两句话中讲清一个生活实践的道理，说明重大问题的症结，把真理浓缩在不多的语言中，表达丰富的哲学思想，指点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用毕力克箴言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最主要的是，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社会实践的成果，而人民是时代的中坚、实践的主体，是“第一名的哲学家”。(13)虽然因历史诸种条件的限制，人民没有成为名符其实的哲学家，但有其丰富新颖的哲学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4)这种哲学思想通过劳动人民的口头作品，如谚语、格言、寓言、神话等表达出来，同时这也为哲学家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供了最原始的、最朴实的，然而也是最珍贵的思想资料。这一点在蒙哲史中表现得最丰富，最突出。同时与当时社会的环境和担负的重任以及从事政治实践和文化专业活动的人有直接联系，也与蒙古族擅长写诗的风气和兴趣有关。
五、物质和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哲学史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蒙哲史里早期表现为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到蒙古帝国时期表现为天人关系；十六世纪佛教传入后表现为天佛与自然，有和无的关系；到了近代后恢复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本来意义，提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从蒙哲史的整个思维的脉络中引伸概括出来的。其实，哲学基本问题的展开和说明，不是从理论角度提出的，而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为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不是纯粹理论形态的表述，而是分析说明具体事物和问题时婉转的间接表达的。因此，立足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与此相联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有时非常明显，异常尖锐，但整体来说，继承批判的线条不明，有跳跃式的现象，直接形成的对立面不清，有“单打一”的情况。而哲学家、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往往具有两重性，到底属于哪个哲学派别，一时很难定论。对此都要作恰如其分地辩证分析，不能简单化，绝对化，方能求得较为接近客观历史的认识，方能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综观蒙哲史，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说，客观唯心主义的内容较为丰富，观点较为系统，社会功能比较突出。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既不是客观存在，又不是人的主观意识，而是某种超自然，超人类的神秘的东西。这种观点易于被蒙古人所理解和掌握。因为，蒙古人的游牧经济基本上靠天养畜，顺其自然，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大，崇拜心理较重。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知识的贫乏，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因而把主观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信仰意象赋予自然界的具体事物，形成超自然、超人类的神秘力量，并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寄托于它，提出了很多观念，如天、神、灵、佛等等，把这些观念作为世界的本原，先于物质世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论证，使人信服和崇拜，但未达到理论化的高度。与此相应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比较薄弱。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的形成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要有较高的思维抽象能力，要有较强的逻辑水平。而蒙古族这方面缺乏必要的条件。但不是说没有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只是未能系统化，未成体系而已。
蒙古族富有唯物主义传统，在这方面有坚实而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在历史发展中，根据客观形势和政治需要，提出过不少很有价值的观点。唯物主义开始是以唯心主义的反对派的姿态出现的，崇尚社会实践，尊重自然界和客观事实，贯穿着求真务实的原则，充满着战斗批判的精神。例如研究蒙哲史必须坚持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选择并解决好逻辑起点的问题。蒙古族与其他民族不一样，把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哲学思想的分野和争论是从人和人的血统问题开始的。大约十世纪时阿兰豁阿在朵奔篾儿干在世时生了两个孩子，朵奔篾儿干死后阿兰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子，引起两个大孩子的怀疑，在暗地议论此事。当时问题提得很尖锐，人到底是由人生的？还是由天降生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和斗争。两个大孩子坚持唯物主义立场，根据父权制家族观点，具体分析家庭生活环境和条件，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母亲没有亲近男子，也没有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里只有马阿里黑巴牙兀惕族的仆人。这三个儿子是他的儿子吧。”(15)阿兰豁阿听到这个议论，解释三个儿子的疑问时，坚持唯心主义，用神秘主义观点讲述了感光生子的事，从而把人与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看来，显然是上天的子息阿！”(16)在蒙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天命论的观点。
唯物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思维能力的提高，其内容不断地丰富发展。在团结创业、振兴民族、改革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起了积极的先导作用。特别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后，在揭露唯心主义弊端、批判宗教迷信、图谋改革、不断创新方面发挥了启迪和推动作用。蒙古人比较早地理解和运用了质量互变的道理，对对立统一的思想更有深刻贴切的理解和表述。但往往强调统一性，维系团结、和睦，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顺其自然，等待自然的恩赐，而缺乏积极进取、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蒙古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流动性特点，形成了富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流动范畴”，(17)构成了独具特色的辩证法理论，闪耀着蒙古人的智慧，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深化和升华。这些范畴和观点虽然是朴素的、自发的，然而是正确的。
当然，作为辩证法的对立面的形而上学也是由来已久的。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说明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18)。这种绝对化、僵化、永不变更的主张和做法，屡见不鲜，有时非常顽固。一般情况下，历史上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的阶级集团阶层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思维方式充满生机，思想非常活跃；相反，政权巩固，汗位牢靠后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往往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反映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和斗争，构成了蒙古族的错综复杂的整个认识史。
六、哲学是理论思维的成果，而理论思维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以及由它们形成的命题和推理所构成的。在一个民族发展的思想长河中，任何一个重大的哲学思想，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而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概念范畴成为主要的环节。蒙哲史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形成、概括和运用了一系列概念范畴。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蒙古人不仅善于运用本民族的语言，而且也大胆地吸收和运用别的民族的传统用语，概念范畴，有时直接运用，有时根据内容重新命名。有的概念、范畴比较个别和零散，有的形成了范畴群，有的则初步形成了具有逻辑结构的范畴体系。但从整体上看，哲学范畴、概念与其他学科的范畴概念并未分离，混杂在一起，共同使用。特别是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的范畴更为密切不可分割。这反映了哲学未能独立，哲学范畴的净化不够，规范化不明，概括性不高，同时对有些具有哲理性内涵的概念，也未能进行挖掘、分析、提炼，从而没有做到用下定义的要求和方法，揭示和把握其中的内涵。因而出现的范畴概念一般都是粗糙而不严密，混沌而不明晰，因此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只能体会，而不能下定义。例如被列为世界名著的《蒙古秘史》中谈到“天”达六十多处。可以说到处写天，人人都用天，可是真正寻找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说明什么是“天”时，谁也说不清。在研究《秘史》过程中对同样的天，可以从不同角度，下不同要点的定义，也可以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解释，增添新的内容，但这方面历来不擅长，不习惯，做的工作很少。
概念范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概念范畴要更新，要充实，要赋予新的内容，以便更正确地反映发展着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此，一般根据蒙古语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采取在原词上增加新词，形成复合词，进而扩大概念的内容：有时在原词上增加构词附加成分，构成派生词。如，天在大地之上，称之为“上天”；远看是蓝色的，称之为“苍天”；赋予权力，称之为“皇天”；决定人的命运，称之为“札阿邻”天；天是永恒的存在，称之为“长生天”等等。成吉思汗论述自己有关天的思想时，针对不同情况和内容，用了“天启”、“天力”、“天佑”、“天知”、“长生天气力”等等，这些概念都反映了特定的内容，反映了成吉思汗实力和地位的不断变化。“天”这个概念虽然是虚幻飘渺的，但有其丰富的内容，区别这些内容时同时也应采取逻辑加工，规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明确的界定。例如对天这个概念来说，自然界的天，萨满教的天，哲学上的天，客观唯心主义的天，政治上象征汗权的天，人名上的天等等，均应有确切的具体的内容和含义，下不同的定义，这样范畴的运用就不易混淆，就会减少随意性和主观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真正的哲学范畴体系。
蒙哲史的大部分概念，范畴的形成，演化情况和水平，与蒙古族的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有直接关系。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类型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积极成果。蒙古族思维方式反映了游牧文化的本质特色。蒙古族的思维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整体上看尚未上升到理性的辩证思维阶段，在论述哲学思想时采取了直观的经验思维、直觉的形象思维、知性的逻辑思维、虚幻的宗教思维、朴素的辩证思维。一般有重视模糊性、直观性、具体性、形象性、整体性的特点。着眼于宏观观察和分析，更多的是形容、描绘、叙述而缺乏微观的分析；更多的是类比、比喻、罗列事实，往往用事实去说明问题，缺乏科学论证，而不探究其来龙去脉，揭示为什么的根源。有些哲学命题和思想其内容深刻，论证有力，思想精辟，但往往是跳跃式，片断的，也就是说，不连贯的，因而命题、观点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脉络时明时隐，经常出现断线的情况，这对哲学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发展是不利的，也是很困难的。这些说明，蒙古族哲学思想在理论化程度上还不及先进民族的水平。
七、蒙古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先受到匈奴、突厥等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对蒙古族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十六世纪后佛教传入蒙古地区，极大地影响了蒙古族传统哲学。佛教哲学虽然桎梏了蒙古族传统哲学的某些方面的发展，但在整体上促进了蒙古族哲学的发展，借鉴和吸收了很多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采用许多哲理性的概念、范畴，提出较多的、新颖的哲学观念，开阔了思路，拓展了新的领域，如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观点，探讨了物质世界的构成因素和内在联系，使蒙古族的自然哲学初步形成了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又撰写了大量的历史典籍，使蒙古族的历史哲学内容有了重大的发展，形体系。同时这一时期又撰写了大量的历史典籍，使蒙古族的历史哲学内容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从而丰富了蒙古族的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使蒙古族哲学思想进入了蒙古化的佛教哲学的阶段。
只要仔细阅读蒙古历代文献，就能明显地感觉到，蒙古族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始终受到汉族的影响，成为吸收消化丰富营养的主渠道。汉族的文化思想渗透在各个知识领域和学科内。在《蒙古秘史》中也隐约可见儒家和道家思想，佛教传入后，这种影响也未间断过。特别是到了十九、二十世纪，蒙古族传统哲学大量地吸取了汉族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较好地完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的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命题和观点，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建构了较为合理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又接受了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影响，受到近代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的洗礼。蒙古族人民觉醒了，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从而产生了启蒙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蒙古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有过文化中心转移的问题。具体地讲，十三世纪前后，蒙古族文化中心在三河流域源头，其代表人物是成吉思汗，代表著作是《蒙古秘史》，主要受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影响。十六世纪后文化中心转移到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即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阿拉善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等地，代表人物是萨囊彻辰，代表著作是《蒙古源流》，主要受藏族文化思想的影响。到了十九、二十世纪初文化中心转移到内蒙东部半农半牧区，即现在的北票、朝阳、阜新、开鲁、通辽、乌兰浩特等地，代表人物是尹湛纳希，代表著作是《青史演义》，主要受汉族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化中心转移是相对的，是受各种条件的制约、是综合性的原因形成的。因为文化中心地区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先进地区，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因而社会变动较大，斗争激烈尖锐，同时又受到某一先进民族文化思想的较深影响，文化思想上都有亲缘关系，因而成为哲学思想发祥和发展的源地。
同时，蒙古族哲学思想的发展史表明，这些特点的形成不仅是本民族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而且是由于吸收了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哲学的结果。接受别的民族哲学思想时，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哲学，必须符合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实际需要，必须鉴别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融合各民族的丰富文化的积极成果，吸收消化各民族优秀的哲学思想，自成一体，为我所用。这样既能保持本民族的浓郁的特色，又能反映先进民族的精华和时代特点。
注释：
①［蒙古］达木丁苏隆译《蒙古秘史》第10页。
②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59、110页。
③④⑥永田广志：《日本哲学思想史》第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86页。
⑧(11)［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集第二分册，第23，355页。
⑨(15)(16)《蒙古秘史》第255节，18节，21节。
⑩(11)［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二卷，第4页。
(13)《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第7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3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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