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流向论文,实录论文,来源论文,试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2)02-0032-10
作为清代史学重要成果的《清实录》，其史料来源及其价值的研究，已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对《清实录》与档案关系论述的，有李光涛、陈捷先、黄彰健、庄吉发、徐丹俍、齐木德道尔吉、敖拉及崔东权、陈鹏①等人；对某部实录的史料学作探讨的，有薛虹②等人；对整个《清实录》的史料作论述的，则有冯尔康、李建宏、朱正业和杨立红③等人；对清实录史料的流向研究，有牟润孙④等人。然而，将《清实录》的史料置于史源学的视野下，整体考察史料的来源与流向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在这一方面有所讨论。
一、《清实录》纂修的史料储备制度
《清实录》的史料并非凝固不动的，而是汲源泄流，流动有致，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传统深厚的史学大国，具有集散有序的史料流程和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
中国历朝政府都有意识、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整理，以及初级、二级史书的编纂，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史料储备制度，为实录修纂提供了完善而丰富的史实。早在唐宋时期，实录修纂便形成了原始档案和史料的储备及供应制度，“凡史官紬绎之所须者，上则中书密院，下则百司庶府，以至四方万里郡国之远，重编累牍，如水赴海，源源而集”⑤。元代设时政科，负责搜集和管理档案奏牍，“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⑥。明代“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⑦。显然，实录修纂前，朝廷制定了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不过，实录修纂并不是修史流程的终点，而是为修纂下一部史书提供史料，以备采择的：“采百司奏对事实为《时政纪》，取柱下见闻为《起居注》，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采择是已。”⑧
满族主导的清朝建立后，逐步受到汉化的影响，在史料储备上也效法和学习汉族王朝的做法，制定了一系列史料收储及供应的规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料储备制度，为《清实录》修纂打下良好的史料基础，保证了实录撰写的效率和成功。
清代修纂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史事的记录。与唐、宋、明等朝不同，清朝不仅从事汉文史料的储备，而且还从事满文和蒙文史料的储备。16世纪末，建州女真崛起后，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创制满文，用蒙古字母记录满洲语音。于是，女真人开始用无圈点满文记载国史，编纂ejehe dangse(“记录了的档子”)，此即所谓“《旧满洲档》”，属于编年式的历史记录。据崇谟阁汉文旧档中天聪六年(1632)杨方兴的《条陈时事疏》，得知此前金国榜什、日记等满文老档“皆系金字而无汉字”，杨建议“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这些档案成为早期实录修纂的基本史料。至清太宗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国史院掌管的起居注，只负责记录一般性的皇帝言行，至于秘殿召对，则另有召对记注制度。今存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九日《摄政王日记》一册，书名系近人所加，黄彰健认为应改为“召对纪注”，是入值内院官纪录大学士等官进见摄政王时的谈话内容，以及摄政王处理政务的情况。[1]610这些档案和记注，为实录修纂准备了充足的史料。
第二，档案的收贮。清朝规定，各衙门的文件档案要送往内阁大库保藏，以便修史时取用。早期的开国档案，据徐中舒指出：“内三院上承文馆之旧，下讫入关之初，所有开国期档案，皆存于此。入关以后，所有盛京旧档，或随内院移入内阁，或在康、乾时纂修实录时陆续移来。”[2]309到雍正时，各种档案都要抄一副本收贮。据《东华录》，雍正七年(1729)二月乙巳载，皇帝下旨：“至内阁本章及各衙门档案，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贮。如本章正本系红字批发，副本则批墨笔存案。”于是大学士、步军统领会同九卿会议：“在京各衙门卷牍收贮之所，应派笔帖式轮班值宿巡查；各省督抚题奏事件，例有副本送通政司，嗣后应令一并送阁，俟奉旨后，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用墨笔批录，另贮皇史宬；其在京各部院覆奏本章，亦照此办理。”“各部院一切档案，应另立册，将全案备录，印信钞盖，挨次编号，其存贮之所，亦酌派笔帖式值宿巡查”。则京省题本都要送往内阁。揭帖也同样送往内阁：“雍正七年议准各省题奏本章，俱增写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馆，俟记注后，将揭帖转送内阁收存。”⑨设军机处后，内阁成为一个承递文件的机关。据《清会典》卷2注：“每日钦奉上谕，由军机处承旨，其应发钞者，皆下于阁。内外陈奏事件有摺奏，有题本，摺奏或奉殊笔，或由军机处拟写随旨题本，或票拟钦定，或奉旨改签，下阁后，谕旨及摺奏则传知各衙门钞录遵行。题本则发于六科，由六科传钞。”皇帝批阅过的奏章——红本，“红本发钞后，本科(六科)别录二通。供史官记注者曰《史书》，存储科署以备编纂者曰《录书》。敬谨校对，钤盖印信。《史书》送内阁，《录书》分存六科。”⑩这些《史书》和《录书》，在实录修纂时，都被发往实录馆以供修史之用。民国时，在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大库分东西两库，东库也叫实录库，实录库楼上贮实录、圣训，楼下贮起居注，及书籍表章档册之属。据《中书典故汇纪》所载：内阁大库“北面有围墙一带，开门二，其西为典籍厅送请关防及查取红本出入之门，其东为本堂请送实录出入之门”。看来，内阁大库在储存史料的同时，已敞开了送往史馆的大门。
第三，史料的催征。在史料记录制度和收贮制度建立的同时，清朝还建立了史料送史馆纂修国史和实录的制度。每当实录修纂之际，实录馆的负责人都要通过“给札”和“片催”，向各衙门和史料贮藏处催征史料。顺治六年(1649)，身为国史院大学士的刚林出任《太宗实录》总裁，“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3]。于是顺治皇帝奏准：“臣民章奏，天语批答，应分曹编辑，以垂法戒，备章程，为纂修国史之用，令六科每月录送史馆，付翰林官分任编纂。”(11)看来，清朝建立了将档案等史料送交付史馆的制度。实录馆开馆后，一般都要行文各衙门，咨取档案文件，以便修纂实录。雍乾校订前三朝实录时，实录馆负责人便曾“披图华省，给札内廷”和“分曹给札，近籞开函”(12)。乾隆初，鄂尔泰担任《清世宗实录》的监修总裁，再次“给札彤廷，翻书紫籞”(13)。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一份《实录馆行文档》载，乾隆元年(1736)实录馆发往刑部的咨文道：“本馆(实录馆)恭纂《世宗宪皇帝实录》，业经行请贵部造送清册，续又屡次行催在案。……查贵部经回禄水淹以后，已经通行各该处抄送档案以备存贮，今本馆编辑《实录》，专候贵部事件……为此烦请汇齐各处所抄送档案，造具满、汉清册，移送本馆。”(14)清代实录馆征集史料和档案的工作十分繁多琐碎，与实录纂修整个过程相始终，不少史料是根据修纂的进度而去征集的。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二十日，实录馆发文景运门档房调取朱批奏摺，二十八日行文军机处调取清汉文日摺，十二月初二日致文国史院调取嘉庆元年至五年之译汉档，初三日行书方略馆调取文武缙绅档。有的史料和档案如起居注册、红本档、上谕档保存相对完备，且比较集中，容易征集，而另一些档案因年深日久已经糜烂，整理起来难度很大，而实录馆的要求毫不含糊。(15)实录馆向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征集的史料范围很广，举凡御制诗文集、丝伦簿、满月档、明发档、国史馆所存宫门抄、现月档、洋务档、随手档、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黄本、摺包、译汉档、军机档、国史、方略和“六科史书”等。六科史书“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此外还有皇帝朱笔档案。嘉庆间修《高宗实录》时，实录馆调用的高宗朱笔便达184箱之多，“几成充栋”。实录馆官员可谓“爰采金匮之藏，尽发琅函之秘”(16)。文庆等在修《宣宗实录》时，“纪事则载笔载言，史佚之搜摩敢懈？启批章三十椟，朱文传心性之微；检纪注八百篇，绿字纂动言之则。如丝如纶如綍，按薄籍而兼订史书；其事其义其文，提纲维而并稽御集。闻见极三生之幸”(17)。
在史料储备制度下，《清实录》的史料得到充分的保障。《清高宗实录》的监修总裁官庆桂陈奏：“臣等承命恭纂实录，仿例攦编，凡朱批、红本、记注、阁簿、科钞、旗册，一事一言，靡不竭诚搜辑。”[4]702据《清德宗实录·凡例》称本实录的“编纂之法”：“必须恭查御制诗文集、朱批摺奏、起居注、内记注、宫史、军机档、丝纶簿、外记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而六科史书一项，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一有未经阅采，动辄漏略抵牾，其中事迹或始见于此，而结案远在隔年；或奉旨于前，而议上见诸后月，且档案不无疑误，须按其时事考其异同、原委脉络，画一流通，尤须与上下各卷互相考订，庶脱稿如出一手，以免歧异。”提供给实录馆的史料源源不绝，有御制诗文集、丝伦簿、满月档、明发档、国史馆所存宫门抄、现月档、洋务档、随手档、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黄本、摺包、译汉档、军机档、国史、方略、六科史书等。由此可见《清实录》史料来源之广。其中，起居注、上谕、题本、奏摺为实录馆所重点采集的史料。
二、《清实录》史料的来源
清代史料储备制度，有力地保证了《清实录》的史料供给，使各种史料源源不断地输入实录之中，实录的内容因此变得丰富和饱满。
(一)依文献的文字类别划分，《清实录》的史料来源既广泛又可靠，分为以下三种。
1.满文文献
《清实录》的史源，较早且较有系统的首推《旧满洲档》。《旧满洲档》(tongki fuka ak
hergen-i dangse)也称为《无圈点老档》，是现存唯一一部记录建州女真—后金时期(1607—1636)政治和军事历史的比较完备的档案汇编，“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书写的、记载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的史事册档，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的史料长编”[5]。《旧满洲档》基本上属于编年体，记载了太祖、太宗两朝的政治、军事活动和社会活动，是满洲人编纂本族历史的最早史书，编纂者是后金文房笔帖式噶盖、达海、刚林等人。《旧满洲档》属于初级史书，即对原始档案作过一些整理和加工的简单史籍，其内容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原写内容，是最原始的笔录；有的是重抄内容，是对原始内容的忠实抄写；有的是重写内容，即把原写内容中的一部分有目的地挑选出来，进行增添或改写。所以《旧满洲档》既有原始档案面貌，又有经后人改动的内容”。[6]3－4清代早期实录依据的满文史料还有《满文老档》(tongki fuka sindaha hergen-i dangse)。它与《旧满洲档》有密切的渊源关系，都来源于满洲旧档。乾隆年间，鉴于满洲旧档年久破损，便组织人员将它抄写成有圈点文字本和无圈点文字本共7部，各180册，贮藏在内阁大库(今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称大黄绫本)和盛京崇谟阁(今藏辽宁省档案馆，称小黄绫本)、故宫上书房等处。《满文老档》是旧满洲档中用新满文(有圈点)抄写的那一份，而《旧满洲档》是满洲旧档中用以老满文(无圈点)为主的文字抄写成的一份。不过，《满文老档》对原档的部分内容做了删削和改动，与《旧满洲档》并不完全一样。学者们做过大量比对，发现《清太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中的历史记载，很多都来源于《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庄吉发指出：“张俭等人最初画的《太祖实录图》也是依据这批旧档，所以这份《旧满洲档》实在是《太祖武皇帝实录》与《太祖高皇帝实录》两书最原始、最根本的史料依据”[7]56，黄彰健称“清太宗时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即主要取材于满文档”。[1]594因为是根据满文档翻译，故《武皇帝实录》一书记明朝地名、人名、及朝鲜人的姓名，有时误用同音或音近的字，如柴河堡为钗哈，朴烨为朴化，郑应井为张应京，董国云为董国胤，卢太监为鲁太监。他还指出“今存《清太宗实录稿》即有许多地方系据今存《满文老档》改成汉文，然后再润色”。[1]594
此外，满文记功档册也是《清实录》的史料来源。《世祖实录》卷60顺治八年九月壬午条载有赐给平西王吴三桂的金册，从文中将秦王“朱森釜”误作“朱生福”来看，这则史料“当源出于满文纪功档册”。[1]600当时满文纪功档册曾译为汉文，康熙时的《功牌残稿簿》堪为证据。这些记功稿簿已译为汉文，上有眉批称“清文不解”，因此将“衢州府”译为“曲州府”，“义乌”译为“彝乌”等，证明这些“功牌”原文是满文，传递至京后始译为汉文，编进了《世祖实录》。与记功档册相似的满文军功奏报，也是《清实录》的史料来源。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题为《盛京满文清军战报》即是其中的一部分，包括满文木牌和纸写档案两部分。其中，《满文木牌》28件，属战报，记录崇德元年(1636年)阿济格率八旗兵，在北京周围与明军作战时攻克城堡、俘获物品的数目，以及统兵之王、贝勒下达的命令等情况。(18)《纸写档案》共104件。崇德元年至八年间形成，是由统率清军征明之王、贝勒将各军呈送的战报汇总后上奏阅览之文件。《世祖实录》中，凡汉人将领的奏报中，所记击败和杀死的汉人姓名皆不误，而满人将领的奏报中，汉人姓名多误，说明该《实录》的来源是满文奏报。
清朝早期的满文奏疏，也是《清实录》的史料之源。顺治五年十一月，河道总督杨方兴在其揭帖中提到，满洲大人在审讯伪公侯伯后当即正法，并“具清字驰报上闻”，对于战利品则“听满洲众大人总开数目报部，见蒙清字咨文，分给官兵”[8]695。看来，满文在当时应用很广。有些满文奏疏在当时就被译成汉文，然而仍有不少满文档案并未译成汉文，或所译汉文本已经散佚。清朝早期满文档案，不少都在内国史院保存，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被编成《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这些原始满文档案，许多都被《清实录》采撷入书，成为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
2.蒙古文文献
《清实录》的史料来源还有蒙古文档案，特别是早期的三朝实录，是处在满蒙联姻和政治联盟的黄金阶段，因此实录记载了大量的满蒙交往史实，其部分史料便取自蒙古文原始档案。蒙文史料今存的有《蒙文老档》(19)，包括清朝“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在内的蒙古文档案及“内阁留存蒙古文折件”“内阁留存理藩院记事档”，这些蒙古文档案多系清初形成，故统称为“《蒙文老档》”。
3.汉文文献
除了满文和蒙古文文献外，汉文文献也是《清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随着清廷汉化的加深，许多满洲官员和族众对满文的使用越来越生疏，而改用汉文撰写奏疏和草拟文件，使汉文档案和文献日益成为《清实录》的主要史料渊薮。
清前三朝实录纂修时，除了大量采用满文档案外，也采用了一些汉文档案和文件。清太祖天命七年(1622)，正白旗备御刘学成曾用汉文上奏太祖。清太宗所立《实胜寺碑》，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由刚林撰满文，罗锈锦译为汉文。有学者发现，清太宗时的汉文文件在当时保存得比较好，今存《清太宗实录稿》记清太宗与袁崇焕来往书信时，即注明系根据汉文原件。清太宗的《书房日记》也是用汉文纪录的，是仿效朝鲜的《承政院日记》而作。清世祖入关后，也仿照明朝内阁的做法，设置丝纶簿，将每天进呈的章奏摘出，记奏者姓名，并记奏上后所奉旨意。黄彰健发现，史语所所印《明清史料》戊编第四本，即收有顺治朝、康熙朝丝纶簿的残本。[1]594顺治四年正月，命给直隶和各省文武官员敕书，都要兼书满汉字。汉文开始受到重视。朝廷发给汉官的敕书，先译为满文后存档，再将汉文敕书发出。顺治九年正月，世祖规定给各省汉官的敕书，“俱著繙译清字启奏记档，敕上止用汉字给发”(20)。世祖还要求“一应奏章案牍，须兼用满汉文字，以便通晓”(21)。康熙以后，随着清朝汉化的加深，臣工奏疏多为汉文，因此修纂《实录》的史料，多来源多于汉文文献。[9]
《清实录》的汉文史料，有一部分是来自朝鲜国王的奏书和使臣的朝贡表文。由于朝鲜使用汉文作国文，因此清朝皇帝写给朝鲜国王的敕书，也用汉文撰写，因此留下了一些汉文文件，被实录纂入书中。《世祖实录》卷83顺治十一年五月壬子条载，朝鲜国王李淏奏称：“原任议政李敬舆、李景奭，原任判书赵絅等，久著忠勤，请复加任用。”实录此条史料，来源于朝鲜王国的汉文奏本，故所记朝鲜大臣人名无一错误。
(二)依内容来分，《清实录》主要的史料来源可分为以下四类：
1.皇帝上谕和红本
有关皇帝的档案材料是纂修实录的最重要的史料。上谕档是首选材料。所谓上谕，是指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时发布的指示和命令，以及在奏疏上的批示，也称“谕旨”和“圣旨”。上谕又分为“明发档”和“密寄档”。前者由军机处拟稿，经皇帝朱笔审定，再经内阁传抄，宣示中外，故称“明发上谕”或“内阁明发上谕”，简称“明发”；后者由军机处拟稿，经皇帝朱笔审定后，通过军机处直接寄发各有关官员，此称“寄信谕旨”，因其发自内廷，且秘而不宣，故又称“廷寄”或“密寄”。上述由军机处承旨代拟、皇帝朱笔修改的谕旨，也统称为“朱改谕旨”。此外，上谕中还有一种“朱谕”，是皇帝处理政务时用朱笔所作的批示。咸丰年间，纂修《清宣宗实录》将成之时，文宗要求将宣宗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的“朱谕”载入实录：“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钦奉朱谕：‘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钦此！’”他要求“将此旨宣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訢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次”(22)。雍正八年(1730)设军机处，军机处将发出的谕旨皆存档备查，由值日章京逐日逐条将谕旨誊录于特备簿册，每月一册，称为“现月档”。《清实录》中很多内容，便来源于各类上谕。在修《世宗实录》时，乾隆帝要求将皇考世宗宪皇帝“临御十三年所降谕旨”，在恭修《实录》时“敬谨叙入”。(23)《清德宗实录》在每条内容后都注明史料来源，其中便有“明发”、“现月”和“电寄”等档案。部分上谕在载入实录时，曾作过不同程度的删削。[10]
朱笔红本是实录修纂中经常使用的材料。朱笔是指皇帝朱批的奏疏，因称红本，收藏在红本库中。据载，内阁大库的满本堂“之东为红本库，又东为尊藏实录库”，朱笔都在红本处存贮，修实录时取出，修完后仍归原处。[11]147－148姚元之曾说：“臣工奏折，凡经有朱笔，虽一圈点俱呈缴，不独有朱批而后缴也”，“遇纂修《实录》时，奏明请出”。[12]17嘉庆间修《高宗实录》时，实录馆从红本库调用的高宗朱笔便达184箱之多，“几成充栋”。嘉庆二十五年(1820)，实录馆修《仁宗实录》时，曾从景运门档房调取朱批奏摺。洪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上下无隐情”[13]3162。他见到的这些档案，就是朱笔御批。
2.臣工题本与奏摺
《清实录》的史料来源，大部分来源于大臣的奏书。清朝曾一度模仿明朝万历以后修纂六曹章奏的方法，编纂六部章奏，以备实录纂修之用。顺治十二年(1655)，詹事府詹事梁清宽奏言：“前代设起居注，专记人主嘉言善行，垂法后世；又设六曹馆，删润六部本章，备修《实录》。”(24)根据这封奏书，得知清曾于顺治六年纂修过《六曹章奏》，但未设专官，因兼职史官出差而停止。尽管六曹章奏没有继续编纂成册，但大臣们的奏章还是不断累积。
清代大臣所上奏书，早期沿袭明制，公事称为“题本”，私事称为“奏本”，但二者难以截然分开，故常常相混。康熙以后，特别是雍正帝继位后，让心腹大臣通过上密摺的方式反映政情和人心，但行文格式与奏本相似，故称奏摺。乾隆十三年(1748)废除奏本形式，剩下题本与奏摺相辅而行。题本虽然属于正式的文书，奏摺属于权宜性的文书，前者要经过通政司上达内阁，再经内阁票拟后才转到皇帝手中，非壅塞则泄密，后者则直达帝廷，速度快，效率高，逐渐成为大臣奏书的最重要的形式。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式下令废除题本，改用奏摺。奏摺成为晚清唯一的一种奏书。奏摺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拆阅后，用朱笔将意见批于奏摺上面，称为“朱批奏摺”，简称“朱批”。朱批奏摺在康熙时发还原奏人遵行。雍正时规定原奏者须将朱批奏摺定期缴还宫中。凡御批过的奏摺，均由军机处另录一份备查，称为“录副”。军机处每日将录副和未经朱批的奏摺箍作一捆，每半月合为一包，即“月摺包”，亦称“摺包”或“月摺”。有时，军机处也按专题，将处理同一问题的奏摺及上谕装订一起，成为“议覆档”、“早事档”和“剿捕档”等档册。[14]9－38大臣们的奏摺不少都成为清修实录的史料来源。如嘉庆二十五年，实录馆修《仁宗实录》时，行文军机处调取清汉文日摺，又致文国史院调取嘉庆元年至五年之译汉档，行书方略馆调取文武缙绅档。这些大都是大臣奏摺和满蒙文奏摺的汉译本。修《清德宗实录》时，史料多取自“月摺”、“议覆”、“剿捕”、“早事”等档。
3.起居注
《起居注》是专载皇帝起居和言行的流水簿式的编年体初级史书，内容包括自起居注官侍值时闻见的皇帝的言行，以及官方文书和档案。康熙朝起居注册中大多记录起居注官入值时闻见的皇帝言行，但雍正以后各朝起居注册的内容则基本上都是官方文书和档案。清代起居注正式置馆是在康熙九年(1670)。康熙五十七年，圣祖以起居注记载不实、泄露秘密为由，一度将其裁省。(25)雍正元年(1723)，世宗复置起居注馆，直至清末未再中断。从《清圣祖实录》以迄《清德宗实录》，都大量取用起居注中的史料。如《清德宗实录》在很多史事的末尾，注明史料出处，常有“起居注册”“起居注”“内记注”和“外记注”字样。该书卷1“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癸未”条共记载了18件史事，其中有16件都来自起居注。《起居注》作为初级史书和史料源头，对《清实录》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着记事风格。如《清圣祖实录》卷38载，康熙十一年二月丁丑朔，“过长安岭，上自山麓下马，扶太皇太后辇步行，至坦道始乘马。”辛巳，“皇子承祜薨，上悼之。诣太皇太后行宫问安，笑语如常。出，谕内大臣觉罗塔达曰：‘恐太皇太后闻之伤悼。倘诸王等闻信，前来慰朕，俱令散去。’”这两条史料来源于《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二月初一日和初六日[15]20，因此显得十分真切而生动。雍正以后的起居注则较少记载类似的事情，因此《清世宗实录》以后的实录记事显然比较严肃而凝滞。正如《清穆宗实录·进实录表》所说的那样：“敬陈左史纶言，收起居之记注”，实录修纂必采起居注的史料。许宗衡在《起居注官考》中称：咸丰八年三月，他“迁起居注主事”，“到官时，衙门所存记注副本，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止。询诸同官，成皇帝记注副本，存实录馆者，凡二十九年。送回者祇一年。自来实录馆所取之书，往往不发还，亦有进之国史馆者。”(26)这则史料告诉我们，起居注副本常被实录馆调去修纂实录。
4.前朝实录
《清实录》史料来源，还包括前朝实录。出于两朝实录之间衔接的考虑，以及今皇上在先帝时的活动需参考先帝实录，因此实录馆常将前朝实录作为参考对象和史料采摘的来源。《清宣宗实录》卷1在大段叙述宣宗的生平和功绩后，特别是指出这些事迹是依据《高宗实录》和《仁宗实录》等史料撰成的：“谨就两朝《实录》，暨圣制诗文诸集，条次御极以前事实，敬胪卷端。”特别是皇帝继位前的史事，都会在前朝实录中有反映，把前朝实录拿来作参考和史料来源，表明了两部实录之间的承接关系。再如《清文宗实录》卷1，开篇就对文宗的生平和事迹作了叙述和讴歌，然后指出：“谨就《宣宗实录》暨《御制诗文集》，条次临御以前之事实，敬胪简端。”《清穆宗实录》卷1开篇也是以大量的篇幅述说穆宗的伟绩，然后指出：“臣等志切揄扬，职司记纂，谨就《文宗实录》，暨《御制诗集》，条次临御以前事实，敬胪简端。”《清德宗实录》卷1相同的位置，也讲述了德宗的生平和丰功伟烈，然后同样指明：“臣等窥天测海，无补高深，谨就《穆宗实录》，条次临御以前事实。敬胪简端。”也就是说，参考前朝实录，主要是记载今上皇帝继位以前的事迹，然后再据其登极后的史料，撰写其实录，可以说方便了前后的衔接。
正是上述诸多史料源源不绝地汇入清代实录中，使《清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渊薮，并因此变得丰满和厚重。《清实录》一旦修成后，并非凝固不变，而是对下游史书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其史料又成为后者的史源。清代史料经由《清实录》后，形成了一个向前奔涌的流变过程。
三、《清实录》的史料流向
《清实录》史料本来属于清代档案、起居注等原始史料之流，但对于下游史书来讲，又成了它们的史源，实录中的史料为下游史书所汲取和采录，反映出《清实录》对后修史书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清实录》修成后，对后修之皇帝书史、纪传体和传记体、编年体和典章制度体史书，都产生过影响，其史料不断被后修诸史所汲取和引用。与原始档案的凌散和零乱不同，《清实录》修成后，成为编整有序、装订成册、便于查阅和翻览的史料性史书，因此后修各种史书一般都首先从实录中汲取相应的史料，而不是从原始档案中查找。因此，《清实录》成为后修许多史书的史料之源。
(一)流向后修之有关皇帝的史书
《清实录》最早的史料流向是《大清圣训》。《大清圣训》相当于明朝所修的《大明宝训》，是从修好的《清实录》中，专摘皇帝的懿言嘉谟堪为宝训者，编纂而成。顺治十二年，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上奏称：“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诸臣详加校订。所载嘉言善政，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缉成治典。”于是决定从实录中摘取史料，仿《洪武宝训》等书纂成清太祖和太宗两帝的《圣训》。(27)癸未，世祖谕内三院：“《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斁，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28)从康熙始，清廷恢复了明代制度，将《圣训》与《实录》一起修纂，而次序仍是先纂《实录》而后摘编成《圣训》，同时进呈。据《清圣祖实录》卷107载，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丙子，“以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命内阁侍读学士翁英……为纂修官。又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训》，命内阁侍读学士徐廷玺……为纂修官。”二十五年二月甲辰，“以纂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告成。上御太和门，立视捧送《实录》《圣训》”。庄吉发研究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诸帝《圣训》后指出：“就其内容而言，与实录所载上谕大致相同，间亦有出入。”[14]337出入之处，表明《圣训》也可能另有源头，但不管怎样，《实录》都是《圣训》的一个重要史源。
除《清圣训》外，清康熙初期还从《实录》中撮抄史料编成《祖训》一书，作为经筵日讲的教材。当时福建道御史王鼐疏言：“宜及时举行经筵。请于满汉词臣中，择其老成渊博者，授为讲官。将经史有关治道之言，采辑翻译，以备进讲。并请蚤修三朝《实录》，撮其要旨，编为《祖训》一书，每次同经史进讲。皇上监于成宪，率祖攸行，其裨益圣学更大也。”帝报闻。(29)
(二)流向纪传体和传记体史书
《清实录》是清代《国史》的重要史料之源，对后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清代除开实录馆外，还开设国史馆，国史馆被特许到实录馆抄录一套《清实录》，作为纂修《国史》本纪的参考，并允许留存在国史馆中以供翻阅。如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命史馆恭纂《高宗纯皇帝本纪》，并谕内阁道：“我朝列圣相承，均经国史馆恭修本纪”，鉴于《高宗实录》“已进呈至三十年，自应恭修《本纪》，以垂史册”，因此下令“国史馆总裁派提调等督率誊录，就近赴实录馆，将业经进呈之书，照副本钞写，恪遵编纂，随时进呈。务于实录馆告成后，陆续办竣。其钞写《实录》副本，即藏贮史馆，以资考据”。(30)此后相沿成制，道光二年(1821)七月丙申、咸丰二年(1852)四月甲申、同治三年(1864)五月巳酉、光绪三年(1877)九月甲戌都曾有皇帝准国史馆到实录馆抄录实录的谕令。于是，《清实录》为清代《国史》输送了大量的史料。据《异辞录》载：“《清史》载圣祖见西洋人与之握手为礼，盖本于《实录》。”[16]59清国史馆所修《国史》的部分内容，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从实录中汲取史料，因此构成《清实录》下游的史流。乾隆时所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首载高宗上谕称：“《宗室王公表传》……并着交国史馆恭查《实录》《红本》另行改纂，以昭征信。”(31)表明《实录》是重纂宗室王公列传的史源。当然，清朝《国史》并非仅有《清实录》一个源头。
《清实录》的史料在民国时，还流向了纪传体的《清史稿》。据《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载：乾隆四十三年正月，高宗在为睿亲王多尔衮平反的诏书中引用了《清实录》：“《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17]2130直接将《清实录》的史料转录其中。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中华书局在《清史稿》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它根据的大部分材料如《清实录》、清代的国史列传、《清会典》和一些档案等”(32)。
清代还采录实录中的史料，撰写了一些传记体的史书。雍正时，拟将“舍生取义臣子”“临阵捐躯、守土授命之文武诸臣，以及偏裨士卒，赤心报国，奋不顾身者”的籍贯事迹详细缮册“交翰林院分派各员详查《实录》《国史》《方略》各馆档案，移取兵部清册，各为立传，汇成一编，垂诸永久。”(33)这样一来，《实录》便成了这些文武诸臣、偏裨士卒传记的史料来源之一。乾隆时，高宗提议从实录中摘出勋戚公卿事迹以备观览。这些功臣“受封本末，事具《实录》《国史》，简牒尊藏秘府”，“其令大学士会同宗人府，于《实录》《国史》内，如显亲王以下，各王公等，凡立功之端委，传派之亲疏，一一悉心采订，分缮成帙进呈，以备观览。”(34)
(三)流向编年体史籍
《清实录》还是另外一部重要书籍的史料之源，此书便是著名的《东华录》。《东华录》是国史馆馆臣们在修《国史》的空闲，将从实录馆抄缮而来作为参考的《清实录》进行摘抄而形成的一部当代编年体史书。《东华录》有不同的版本，一种是蒋良骐所辑录的本子，简称蒋录；一种是王先谦所辑录的本子，简称王录；一种是朱寿朋所辑录的本子。牟润孙指出：“王先谦的《东华录》的确是钞《清实录》，没有什么疑问；而蒋良骐的书，则似乎并不是完全钞《清实录》。”[18]479其实，王录也不是全钞《清实录》。据吴荣政研究，发现“王录还保留了《清实录》未有的资料”。[19]此后，朱寿朋鉴于光绪朝无录，于是纂成《光绪朝东华续录》。尽管各种《东华录》都有出于实录之外者，但其基本史料摘自《清实录》则是毋庸置疑的。
清代乾隆帝敕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纂至明清交迭的历史时，则多从《清实录》中搜集史料。据其《凡例》称：“我国家诞膺符命，朱果发祥，瑞貺屡臻，昭烁今古。太祖高皇帝肇兴大业，太宗文皇帝嗣炳鸿谟，凡伟烈丰功，事关明纪者，自宜登诸简策，用昭兴运之隆。今并恭依《实录》，敬谨纂辑。”显然，《清实录》成为《御批通鉴辑览》的史料来源之一。
《皇清开国方略》是清乾隆间所修的一部叙述祖宗创业立国的编年体史书。其史料有不少都来自于清早期的三朝《实录》。阿桂等人在《上皇清开国方略表》中指出：“有典有则，谨依三朝《实录》之遗，是训是行，允冠四库全书之首。”纪昀等人在《皇清开国方略》的《提要》中指出：史臣利用三朝实录，特别是《开国实录》(即盛京旧藏《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史籍的材料，编成《开国方略》一书。
高宗还曾根据《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写了一篇按编年顺序叙述的萨尔浒战役的历史记录。高宗说：“每观实录，未尝不流涕动心，思我祖之勤劳，而念当时诸臣之宣力也。谨依《实录》，叙述其事如左……”下面是一篇3119字的萨尔浒战役的详细记录。高宗以万乘之尊，改写《实录》，为前所未有之事。这样做，一是因为感动：“予小子披读《实录》，未尝不起敬起慕……此予睹萨尔浒之战，所由书事也。”二是因为实录尊藏，难以为外间看到：“此予因《实录》尊藏，人弗易见，而特书其事。”(35)
(四)流向典章制度体史书
《清实录》的史料还流向《大清会典事例》(也称《则例》)，成为后者的史源之一。李鸿章在所拟定的《大清会典事例·奏摺凡例》提出“制作宜探原”的建议，指出乾隆十二年，礼部奏准“纂修官亲赴皇史宬详考列朝实录，敬谨钞录，成宪具在，应令会典馆纂修各官亲赴皇史宬，敬谨详阅，凡于典例有关者，钞录备纂”。有大量的实例说明，《清实录》对《大清会典事例》有直接的史料输送关系。《清高宗实录》卷1210载，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命廷臣更议历代帝王庙祀典。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此一大段史料，后修的《大清会典事例》卷433《礼部·中祀·历代帝王庙·乾隆》也有收录。《清高宗实录》卷1054载，乾隆四十三四月乙未，谕：“前以辽、金、元三史内，人名字义，多未妥协，因命编纂诸臣，遵照《同文韵》统所载，详加更正……以昭画一。”这段史料也为《大清会典事例》卷1050《翰林院·职掌·纂修书史二》收录。《清实录》的史料，还流向《皇朝续文献通考》。据《清仁宗实录》卷374载，嘉庆二十五年七月甲戌，谕内阁：“本日据方受畴奏称，深州地方，秋禾多有双穗，至十一穗者，摘取二十茎进呈。”这段记载，在《皇朝续文献通考》卷138载《职官考二十四·新疆》中也相同的记载。《清仁宗实录》卷83，嘉庆六年五月戊子，仁宗谕内阁：“朕向于办理刑名事件，倍加详慎，务得情法之平。……”《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52《刑考十一·详谳》载也有相同的上谕。
此外，一些其他的史书，也曾从《清实录》中选取史料。如清朝江蘩所撰《四译馆考》“略记外藩朝贡之目，恭载列祖敕谕及赐予数物，皆《实录》《会典》之所有”(36)，似乎说明这部书也是从《清实录》和《清会典》中汲取的史料。乾隆时敕纂《盛京通志》，也从实录中汲取了不少史料。据其《凡例》称：“盛京为王迹肇基，首隆谟诰，谨稽五朝《实录》《圣训》、诏谕、碑记、诗文冠列卷端”，又谓“考卜兴京迁都，辽沈为我朝丰镐遗规，至若坛庙、宫殿、山陵创制典礼严重，谨稽《实录》及《会典》诸书”，都直接讲明从实录中取用了史料。
四、余论
《清实录》是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了《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而这些史籍则无一例外地成为《清实录》下游的史流。
从《清实录》成书过程来看，其上游史料多属于原始档案和记注文献，为实录汲纳后，被裁剪和编整，形成体例如一、编年有序的史料性史书，很容易被下游史书所汲纳和采用。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兰克史学讲究“一手资料”，特别重视官方档案，为此不惜上下求索。而东方的中国，历来都有通过建立史料储备制度，催征收集档案和记注文献，纂修史书的传统。从《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过程的考察，再一次清晰地表明了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史源清晰和史料可信的特色。
［收稿日期］2011－12－11
注释：
①光涛：《清太祖实录与沈阳旧档》，载台湾《大陆杂志》1956年第5期；李光涛：《清世祖实录与沈阳旧档》，载台湾《大陆杂志》1956年第6期；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版；黄彰健：《读清世祖实录》，见《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庄吉发：《从故宫旧档看清实录的窜改》，见《清史拾遗》，学生书局1992年版；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见《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齐木德道尔吉、敖拉、崔东权：《〈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与〈旧满洲档〉史料比较研究——以内喀尔喀史料为主》，载韩国《蒙古学》(Mongolian Studies)由The Korean Association for Mongolian Studies编辑出版，2007年第8期；陈鹏：《〈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有关努尔哈赤时期对蒙古政策史料整理研究》，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②薛虹：《清太祖实录的史料学研究》，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③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1页；李建宏：《〈清实录〉的史料价值》，载《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3期；朱正业、杨立红：《〈清实录〉史料来源探微》，载《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
④牟润孙：《蒋良骐的东华录与清实录》，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⑤杨士步、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277，《国史》。
⑥徐一夔：《始丰稿》卷6，《与王待制书》，清武林往哲遗著本。
⑦薛三省：《薛文介公文集》卷3，《移阁列实录条例揭帖》。
⑧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2，《翰林院》。
⑨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七年二月乙巳，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⑩《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04，“都察院·六科”。
(1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04，“都察院·六科”。
(12)(13)鄂尔泰：《清世祖实录·进实录表》。
(14)《实录馆行文档》，转引自徐中舒《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载《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61－362页。按朱正业、杨立红在《〈清实录〉史料来源探微》(《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3期)中称此咨文系乾隆帝的诏令，误，此文用词显系实录馆口气。
(15)参见王清政：《〈大清历朝实录〉纂修考》，武汉大学历史系1999年印，第54页。
(16)德勒洪：《进太祖实录表》。
(17)文庆：《进宣宗实录表》。
(18)松村润研究该满文牌(《关于崇德元年的满文木牌》，截《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第13号，1971年)，逐一检查了崇德元年和崇德三年的木牌上所记载的事项，明确其内容是清远征明朝时各旗、各人战功记录。崇德元年木牌在《满洲原档》(《旧满洲档》)编成之际作为原始资料使用。据李勤璞的考察(《关于天聪五年正月蒙古文信牌》，载《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木牌今收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19)20世纪初在内阁发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清世祖实录》卷62，顺治九年正月壬寅。
(21)《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六月丁酉。
(22)《清文宗实录》卷181，咸丰五年十月丁巳。
(23)《清高宗实录》卷36，乾隆二年二月乙丑。
(24)《清世祖实录》卷88，顺治十二年正月甲寅。
(2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55，《起居注》。
(26)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0，《吏政三·官制》。
(27)《清世祖实录》卷89，顺治十二年二月丁卯；《清史稿·黄机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28)《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二月癸未。
(29)《清圣祖实录》卷9，康熙二年四月壬子。
(30)《清仁宗实录》卷124，嘉庆八年十二月癸亥。
(31)《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首《谕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谕。
(32)《〈清史稿〉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7年版。
(33)《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覆》卷2，雍正二年十一月上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84，《礼部祠祭·群祀》。
(34)《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首《谕旨》，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上谕。
(35)《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首《御制文》。又载《盛京通志》卷10《天章一皇上圣制》；《满洲源流考》卷14，《山川一》。
(36)《四库全书总目》卷83，《史部三十九·政书类存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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