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的价值选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价值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1）11－0001－04
当前，研究“体育强国”价值选择，确定体育强国价值取向，在新阶段上做出新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对努力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目标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1 “体育强国”的内涵
近年，对体育强国理论研究呈现出不同意见，主要集中在我国体育发展处在体育大国还是体育强国阶段之争的研究。对“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之争论的观点，周爱光（2009）教授在《体育学刊》[1]上发表文章进行了归纳，认为目前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是体育强国。张洪潭（2009）认为“中国在北京奥运比赛中金牌总数第一，当之无愧地就是体育强国”。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是世界体育强国之一。徐本力（2009）认为，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前列的国家，“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体育强国之一”。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尚不是竞技体育强国。胡世君（2004）认为，虽然我国金牌不少，但并不能认为我国已经是竞技体育强国了。第四种观点认为，我国尚不是体育强国。徐伟煌、田雨普（2009）认为，“就目前我国体育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正处于积累量的快速发展阶段，并朝着体育强国的方向发展，但离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周爱光教授在分析上述四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如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教育一样，我国的体育也是大国体育，而且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体育”。同时，在参考中央党校张伯里教授的“作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至少具备两个条件，满足3个5％标准”的基础上，周爱光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至少应当满足3个必要条件，即在群众体育方面，年满20岁的成年人中体育人口占45％以上；在竞技体育方面，奥运会的奖牌数和成绩名次进入前8名；在体育产业方面，GDSP占GDP的比重1.5％以上。”我们认为这种研究对“体育强国”建设研究无疑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仍然需要拓宽研究思路。
1.1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强国。张伯里教授的经济大国所应具备的条件值得商榷。张伯里教授指出，“一是要有相当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其衡量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相当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有两个衡量指标：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按这个标准，美国、日本、中国均有可能成为经济大国，但有些国家由于国土面积小、人口规模小，可能永远达不到这样3个指标，若达不到这3个指标就不是强国吗？我们可以看看瑞典，它虽是一个小国，人口只有上海市的一半，但它却能生产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汽车、电子产品。另外，瑞典的医药保健、机械制造、航空发动机制造、电子精密仪器、冷冻设备、环保等领域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很强大的竞争力，并且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从事基础研究的专业人才。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最多跨国公司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GDP达四万多美元，社会福利制度可以用天堂来形容，将人的一生全包下来。2006年，瑞典凭借强大的科技实力提出了《迈向2020的无油国家》宣言，欲建成全球第一个无油国家，这种超前的发展潜力独步全球。难道瑞典这样的国家不是强国吗？所以，无论经济大国还是经济强国都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标准只是相对的，不能仅以“3个5％”作为强弱的唯一标准和条件。
1.2 体育强国是一个价值判断和选择。我们认为无论体育大国还是体育强国都涉及标准、参考系的问题，标准不同得到的结论就不一样。由于上述四个观点的标准不统一，必然各自结论不一样。所谓大就是指数量和规模，而所谓强就是指量和质的统一体，就是度的问题。所以，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一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统一体，既没有绝对体育大国，也没有绝对体育强国。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之分，只是体育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选择的价值取向和判断不同而已。体育强国即使有统一标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确定过八大项），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能在同一个历史阶段达到所有标准，而只能达到某些标准和要求。任何事物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重点。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体育强国建设道路上一直奉行“普及与提高”的理念，但实践中更多侧重发展了竞技体育。实施奥运战略，使竞技体育步入赶超式发展阶段，这也是符合我国当时改革开放大局的需要，为我国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提高国民的自信心，增强改革开放的动力，发挥了积极的、无法替代的作用。经过30多年艰苦奋战，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成功举办了举世闻名的北京奥运会，为下一步体育强国价值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提高全民体育素质是体育强国的价值选择。在后奥运时代，把提高全民体育素质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与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技兴国并举的战略加以实施。全民体育素质的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公民体质素质、公民体育意识和全社会体育普世价值三个层次。其中，公民体质素质是核心、根本；全社会体育普世价值是基础、根基；公民体育意识、体育文化、体育价值是导向、引领。只有在这三个层面上，全民体育素质有质的飞跃，才能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伟大目标，才有中华民族国民整体素质新的、更高的发展，才有坚强保障能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2 “体育强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建设“体育强国”目标不是近年提出的，而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谋划的目标。1980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发展做了全面的总结后，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上体育最发达国家之一”，“为使我国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而奋斗”的目标。198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中再一次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2]。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行得热火朝天的年代，全国各条战线都规划发展战略，设计宏伟蓝图，体育战线当然也不能落伍，当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是具有历史背景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还是体育发展实际来看，都无法实现“体育强国”目标。况且，由于参加奥运会的紧迫性、体育经费的有限性等原因，后来主要精力和导向都集中在发展奥运战略上。早在1984、1985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就出现奥运战略目标的提法。1985年，为了实施奥运战略，国家体委组团赴罗马尼亚考察了领导体制和奥运战略策略等。1986年，国家体委下文《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提出53项措施，大刀阔斧地调整了竞技项目布局，为实施奥运战略铺平了道路。1993年正式提出制定和实施《奥运争光计划》，使竞技体育发展步入了快速道。对此，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回忆说：“到2000年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体育强国’，要参加世界比赛，不提高水平怎么行呢！只要参加比赛，就要争取拿金牌。[3]”显而易见，当时提出“体育强国”重点放在世界大赛中竞技体育运动的成绩上。
进入新世纪，我国体育事业有了飞速发展。特别是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历史新高度出发指明了中国体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努力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宏伟目标，这是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同时，我国已经具有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现实条件。
2.1 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体育强国”创造了客观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2009年，从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世界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7％；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第33位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5 000元多，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提高，为建设“体育强国”创造了客观条件[4]。
2.2 公民意识的进步为“体育强国”奠定了社会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思想意识也在不断进步。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都能看到公民的环保意识、道德耐力、秩序意识、体面意识的成长历程，特别是筹备北京奥运会的过程历练了广大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和需求。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体育热情，增强了全社会的体育意识，营造了浓厚的社会体育氛围，创造了进一步建设“体育强国”的社会基础。
2.3 竞技体育的发展为“体育强国”积累了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繁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体育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全面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群众体育的发展，一期工程顺利实施，成果显著，特别是竞技体育成绩辉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1992、1996、2000年三届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金牌总数跃居第二，取得历史新高，我国连续在第12、13、14、15届亚运会上的金牌总数名列榜首。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这些成绩不仅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重要地位，也为建设“体育强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5]
3 “体育强国”的价值选择
北京奥运会前一年，即2007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并下发中共中央2007（7）文件。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后，国务院把每年的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并颁布实施《全民健身条例》，2010年又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这不是巧合，而是国家体育发展整体战略价值选择，更是历史的必然。从价值构成主体来看，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价值主体、社会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在价值发展过程中价值主体利益需求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差异性。价值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价值主体之间的利益不断协调整合进程。从目前中国体育发展来看，国家价值主体、社会群体价值主体、个体价值主体的利益在以下四点达到统一。因此，只有把这四点做好才能顺利实现体育强国的伟大目标。
3.1 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是体育强国的首要价值选择。近年来，在中共中央2007（7）文件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教育部等部委大力倡导和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学校体育有了新的发展态势，但青少年体质连续20年下降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是整个国民体质的重中之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希望。为此，我们加强体育强国价值建设研究，把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价值诉求加以实施，把青少年体质健康放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之中加以思考，放在教学改革和课程设计之中加以组织实施，使包括阳光体育运动在内的学校体育真正达到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目的。20世纪初，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发出“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呼喊，至今仍回荡在国人耳畔。胡锦涛总书记2010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把我国建成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的宏伟目标，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6]。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必须以体质强国为基础，通过体质强国提高全民族的体质健康水平。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是全民族体质的基石，是未来。
3.2 提高全民体质健康水平是体育强国的中心价值选择。无论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都以提高全民体质健康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全民体质健康水平是体育强国的中心任务，是中心价值取向。一个不以提高全民体质健康作为基础的体育运动是没有发展未来的体育，是短命的体育。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上第一次提出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要求。这是我国体育后奥运时代发展战略重点，加强体育强国建设，必须加大《全民健身条例》的执行力，把《全民健身条例》作为体育强国建设和发展核心价值诉求加以组织、实施，保证其又好又快发展，促进整个中华民族体质健康水平提升一个新台阶。没有全民体质健康水平的新发展，就没有体育强国的新发展时期。
3.3 提升体育文化发展水平是体育强国的基础价值选择。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竞技体育大国。那么，我国从竞技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究竟还缺乏些什么？我国从竞技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缺乏的是体育文化、体育价值的建设。我国现在正面临着“体育文化”的困惑，特别是公民体育普世价值观的缺失，这一点也是我国与西方的差距。我们知道，小到事业的发展，大到民族的复兴，其必须具备生存发展的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文化底蕴和价值诉求。体育文化的贫困、体育价值匮乏将成为阻碍我国未来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2011年7月22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在成都召开的首届全国体育文化工作会议中指出：“从全局看，我们抓体育文化工作的力度还不够。一些同志对体育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体育文化工作缺少规划计划，缺少政策法规，机构不健全，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发展不平衡，这些都不利于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不能适应我国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7]。”因此，我们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8]，以此引领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趋势，在体育强国建设道路上，珍惜和传承北京奥运会遗产，提升公民的体育意识和体育文化水准，把体育强国大厦建设在丰厚的体育文化土壤之上。
3.4 提升体育社会化水平是体育强国的重点价值选择。体育普及化、社会化不仅是体育强国的具体表现，更是社会进步的见证。但是，我国体育社会化程度比较缓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竞技体育畸形发展，比如说我国竞技体育社会普及化较好的运动项目无法进入奥运会决赛，而有些进入奥运会决赛并获得金牌的项目社会普及化程度极低。还有体育产业发展层次、规模、水平都很低，体育消费还未上升到社会主流消费形式之一。2010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工作的成果。2010年4月27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主持，各部委参加的全国体育产业工作会议召开，标志着我国体育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体育产业是符合低碳经济要求的绿色产业。因此，我们应抓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产业升级和促进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和环境，秉承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发展理念和价值，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进程，提高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力。
收稿日期：2011－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