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韩非子》中所引“孔子”材料——兼及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韩非子论文,试论论文,思想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07X(2011)03-0125-04
《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接着又说儒墨之学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故不听学者之言”，云云。《韩非子·五蠹》又曰：“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认为借仁义用以称颂先王治国之道的人是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之首，矛头直指儒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亦云：“(韩非)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亦有此说)作为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韩非以法、术、势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法家思想体系与儒家学说是不能兼容的，故对其进行针锋相对的责难和批判，如上所述认为其是“愚诬之学”，人主执政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对其给予坚决的取缔。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山鼻祖，儒家学说正是由其提出后而日渐完善，并形成了一套系统性很强的思想体系。那么，韩非对于儒家的责难，孔子亦不能幸免。但是，孔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尤其作为人类的“精神导师”，韩非对于孔子的一些观点和思想还是持认同态度，退而言之，最起码没有进行咄咄逼人的指责。《韩非子》中多处引用关于孔子的言行、事迹等，经统计，共有23处。其中《难言》有一，《说林》有二，《内外储说》有九(其中《外储说左下》集中有五)，《难》有五，《八说》有一，《五蠹》有二，《显学》有二，《忠孝》有一。现欲通过对以上所引材料的分析，进而探讨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
一、对于孔子言行思想的批判和舍弃
韩非责难孔子的材料，主要见于《难》《五蠹》《忠孝》《外储说左上》等篇。在以上篇目所以关于孔子的材料当中，韩非主要就孔子所言的孝道、善赏、为政、仁义等思想进行了责难。
首先是对孝道思想的责难。《五蠹》载曰：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败。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韩非对于孔子的这种行为颇为不满，他认为正是孔子奖赏逃兵才造成鲁国人民打仗时逃跑，接连败北。鲁人是父亲的孝子，但他不是人主的忠诚战士。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发生矛盾时，如果满足了私人利益，那么国家利益就是无稽之谈。故韩非对于孔子奖赏逃兵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如《五蠹》所言“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
《忠孝》中也记载有孔子论忠孝的一段文字，其文如下：
记曰：“舜见瞽瞍(舜的父亲)，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孔子认为像舜这样德行高尚的人，父亲不可以把他当儿子看，人主不可以把他当臣子看。韩非对于这种观点极其排斥，儿子就是儿子，臣子就是臣子，所谓的忠臣就不能危害他的君主，所谓的孝子就不能非议他的父母。“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这才是韩非眼中的孝子。故有“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这般直接明了的反驳。
其二是对善赏观的批判。这主要集中《难一》一篇当中，关于四篇《难》，其主要是就当时的一些浅俗之论进行辩难。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曰：“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韩子立义以难之。”《难一》有云：
襄子围于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赫为赏首。……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
韩非则曰：“仲尼不知善赏矣！”又曰：“明主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如今襄子奖赏的是无功之臣，故其是不懂赏罚之道的。孔子说其善赏，韩非只有批驳“仲尼不知善赏”。
《难一》“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一章中又云：
(文公)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韩非仍曰：“仲尼不知善赏也。”韩非认为晋文公行赏之所以先雍季而后舅犯，在他看来是舅犯善于说话而雍季所言切中要害、无所顾忌，并不如晋文公所说有“一时之权”和“万世之利”之别。依此为赏，在韩非看来是不懂赏罚之理。
关于赏罚，《韩非子·二柄》中认为其正是明主控制臣子的两个权柄。其云：“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韩非子·主道》又言：“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亦云：“故有述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提出了赏罚分明且赏之有理、罚之有据。
其三是对为政观点的批判。《难一》有言曰：
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韩非却引“楚人自相矛盾”的寓言故事指出舜的三种救败之举实则是当时作为天子的尧的过失，而尧又被孔子尊为至圣，“先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处于矛盾当中的二者不可兼得。故韩非叹曰：“未可与为政也。”
《难三》中也记载有孔子对于问政的一些答复，其曰：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韩非对于孔子以上三种为政思想，言辞激烈地指出其是“亡国之言”。“悦近而来远”造成的后果就是赏罚不明，政治混乱；“选贤”选到的只是那些君主心中所谓的贤士；以“齐桓公奢侈于桀、纣却成五霸之主”的道理说明“节财”如若只是君主自己节约而人民不节约，则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通过对以上三种为政思想的批判，韩非最后提出“知下”的政治主张，“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
其四是对行仁义的批驳。《五蠹》有云：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石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在韩非看来，平民百姓本身就是屈服于权势，很少有人心怀仁义。孔子门徒有成就者七十人而已，而真正行仁成义者仅有孔子一人，就算如此，他还是要臣服于才智低下的鲁哀公的权势之下。而今的儒生游说君主，认为推行仁义才能统治天下，要求君主成为孔子那样的圣人，天下的平民也具有孔子门徒的学识水平。很显然这是行不通的，要想统治天下，必须借助权势，故韩非曰：“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难二》亦有这样一段文字材料记载了孔子关于仁智的观点：
昔者文王侵盂、克莒、举丰，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说。仲尼闻之曰：“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韩非则曰：“仲尼以文王为智也，不亦过乎！”韩非认为文王之所以被商纣憎恨，是因为他先前不得人心，现在这么做无非是要得到人心以解除别人的憎恨和怀疑。他引述郑国长者“体道，无为、无见”的言语认为真正的智者不会在乎所谓的憎恨和怀疑。故孔子认为文王仁智的观点，在韩非这里明显得不到赞同。
除此之外，韩非还对重视文学的现象大加批判，《韩非子·八说》曰：“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他对照人主的公利和平民的私欲，进而指出“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错法以道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韩非子·五蠹》亦有“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等。
二、对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认同
韩非对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认同之材料，主要见于《内外储说》、《说林》诸篇。关于二者的性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转引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内外储》，按《韩子》有《内储》、《外储》篇：《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马世年师在其《论〈韩非子·说林〉的性质与文体学意义》一文中也说道：“《韩非子·说林》上下两篇本是韩非平时积累的原始资料汇编，内容多为传说故事，类似于后来的‘故事集’。”另外在其《〈韩非子·储说〉的题意、分篇与性质》一文中提出：“储’即储聚，‘说’为故事、事理。《储说》是韩非教授弟子的材料，相当于一个学派内部的教材。”其说甚是。
依照此说，《说林》、《储说》作为故事性质的资料集汇，当中收录了不少孔子的言行事迹，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正面性质的材料。据此可以看出，韩非对于孔子的一些思想还是比较认同的，或者说最起码不持批判和责难的态度。
《外储说》中多处记载关于孔子的故事或言论，其中有两处体现的是“君臣有别，不可越权”的道理。《外储说左下》曰：
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三归为古时税法，劳动者十分之三的收入要归入国库)。”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国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为仲父。孔子闻而非之曰：“泰侈逼上。”
孔子说管仲太贪心不足，会威胁君主的地位。这则故事载录在“说五”之中，而与“说五”对应的“经五”的主旨正是“臣以卑俭为行，则爵不足以劝赏；宠光无节，则臣下侵逼”。可见韩非对于孔子的这个观点是持赞成态度的。
《外储说右上》又曰：
孔子曰：“由之野也(由即子路)！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食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
孔子早意识到子路看似行仁爱的行为实则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侵犯了君主的权利，故当季孙派使者来责怪这种争夺民众的行为时，孔子也是无言以对，只有悻悻然离去。韩非引用这则寓言故事正是要说明君臣有别的道理。
关于“君臣有别”的思想，《外储说左下》所记载的“孔子先饭黍而啖桃”的故事表面上是说黍尊而桃卑，实际上也暗示出君尊而臣卑的道理。
《内储说上七术》提出“主之所用也七术”，其中之一便是“众端参观”，即从方方面面进行参验和观察，听信一家之言就会受到迷惑和蒙蔽。韩非阐述这个道理时引用孔子为鲁哀公剖析民间谚语“莫众而迷”的故事，其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何故也？”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于季孙者，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犹不免于乱也。”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孔子当然懂得偏听偏信的危害，而今群臣说话都与季孙保持一个声音，就算与再多的人讨论，其结果实与听信于一家之言无异。相反，听取不同意见而反复地参验，方可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显然，韩非是这种观点的坚实拥护者。
《说林下》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如是曰：
孔子谓弟子曰：“孰能导子西之钓名也？”子贡曰：“赐也能。”乃导之，不复疑也。孔子曰：“宽哉！不被于利。洁哉！民性有恒。曲为曲，直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难，子西死焉。
孔子认为追名逐利必将为名利所困，最终搭上性命。韩非对于名利亦持鄙弃态度，故其发出了“直于行者曲于欲”的评论。《韩非子·喻老》亦曰：“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如此说来，韩非与孔子又一次碰出了思想的火花。
对于一种思想的批判或者吸收，是为另一种思想的确立而服务的。基于以上诸多材料的分析，韩非对于孔子思想的舍取，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宣扬其以“法、术、势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关于韩非思想，刘毓璜先生在其《先秦诸子初探》中有一段总结，可谓中肯之极。其曰：“韩非的思想主流在于能动地适应形势需要，从理论体系上集‘商管之法’的大成，为地主阶级上升中的‘霸王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显示出独特的学术成就；而与此同时，在大力进行‘扬权’、‘挟术’、‘设势’的说教中，又明明偏向于‘自恃’、‘独断’的过激一面，为滥施封建专制主义制造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