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22日至23日，第十七届《哲学分析》论坛——“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数据和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顺利举行。此次论坛由《哲学分析》编辑部主办，来自复旦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电力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斯坦福大学、蒙大拿州立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塔林理工大学、保加利亚科学院等中外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论坛。论坛围绕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的核心科学知识观“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下文简称CCE）思想展开了富有成效的专题研讨。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分析》常务副主编成素梅研究员主持。她对中外学者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指出，本次会议是《哲学分析》论坛开办以来第一次举行国际性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自提出以来就引起了国际范围的广泛关注，它在超越传统科学知识观的理性与社会二分进路上具有重要的贡献，为我们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出路。她希望此次会议有助于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随后朗基诺教授作了开幕致辞。她首先对本次会议的组织和召开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对本次会议主题作了简要说明。她指出，CCE起初主要着手于数据和假说之间的证据关系问题，也就是对非充分决定论题作出说明。她主张用背景假设来填补数据和假说之间的鸿沟，但鉴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旨趣，需要对背景假设进行考察，朗基诺诉诸科学家之间的批评互动，正是这种批评互动才使得背景假设被接受或被修改。规范的批评性话语互动实际上为提升科学知识的质量和实现客观性提供了可能。
一、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不同解读
CCE在维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方面具有解释力，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黄翔教授的报告主题是“一种CCE理论的生成主义辩护”。黄翔认为，对CCE的解读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弱的解读（CCEw），即社会因素必然被卷入到科学知识的生产、内容构型和辩护过程之中；二是强的解读（CCEs），即一些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的生产、内容构型和辩护过程的构成部分。后者要比前者更具争议，但朗基诺对背景假设的相关性论证实际上支持了CCEw。黄翔指出，就争议性而言，CCEw和CCEs之间存在着一种鸿沟。在认知科学的具身进路研究中也有类似的鸿沟。在认知科学中，具身认知也包括强和弱的说明。弱的说明（ECw）主张，身体和环境必然地被卷入到心灵的构成与功能中；强的说明（ECs）主张，特定的身体和环境是心灵构成与功能的内容。后者把身体与环境视为心灵的成分，这种立场更具争议。而一种生成主义的辩护策略值得关注，它拒绝预先给定的内在心灵或预先给定的外在身体与环境，而是把心智内容和环境资源视为互为生成的整体。这种策略可以为CCEs的辩护提供启发，即把社会规范或价值和科学家的认知过程理解为相互生成的，而不是预先给定的。接着黄翔教授把社会要素和认知要素结合起来刻画了一种关于CCE的生成主义图像。这种图像可以为消除CCE遇到的质疑，以及为CCE在方法论的考量与本体论的多元主义提供好的解释资源。
这只是她赴晚宴前的想法，刚刚听了田的话后她就犹疑了，田的话让她有所震惊。田开车出来时说送她回家，待她上了车后就问她是去喝茶还是唱歌，女人说找个清静的地方说点事。田见她一脸严肃的样子便开车来郊外了，然后问她怎么说不认识杨剑呢？女人说当然认识，还认得你。
CCE进路试图融合社会与规范两个维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孟强研究员主张，朗基诺的CCE理论采取了一种在科学的社会研究（SSS）与科学的哲学研究二者之间的第三条进路。他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对CCE的一些注解”为题展开讨论。首先，他指出理性和社会的二分并不是描述科学哲学和SSS之间关系的客观途径。二分源于科学哲学，且对SSS而言不公平。孟教授认为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理想的或规范的知识图景的科学，而SSS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实践的科学或行动中的科学。他聚焦于CCE中的经验和语境的概念，认为承认经验对知识建构的重要性并不会使一个人成为经验主义者，而没有批评介入的语境经验主义非常近似于SSS的立场。批评作为第三个关键词，不仅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概念，而且具有重要的规范性意义。理想的批评作为社会互动实际上是CCE和SSS之间的关键区分。朗基诺试图基于这种社会互动来避免SSS的相对主义。
对于CCE规范本质的理解，正如黄翔所说，社会规范和价值可以被理解为具有不同背景假设的科学家所设计、建构、应用和修改的资源，但他们被要求在参与的活动中进行交流。因而通过服从它们来使他们自己具备负责任和有能力的资格。对此，朗基诺肯定了这种解读，共同体和它的成员共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资源。有时候设计的标准可能是隐晦的，但科学家之间依然在执行某种特定的话语互动。持续的话语互动使得科学知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总是朝着某个方向发展。
我的伯父当年也是一位英雄，骑马、打枪绝对的好。后来虽然已经五十岁了，但是风采犹存。我们都爱伯父的，伯父从小也就爱我们。诗、词、文章，都是伯父教我们的。翠姨住在我们家里，伯父也很喜欢翠姨。今天早饭已经开好了。催了翠姨几次，翠姨总是不出来。
可以看到，三位学者对CCE的修补否符合朗基诺理论的初衷，即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知资源确实影响着科学家实际研究中的效果，但它是否为CCE规范要纳入的内容，这一点还值得商榷。从听众的提问来看，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在认知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研究成效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关系。因为资源分配背后实际上就是因特蔓所考虑的多样性问题。社会定位的多样化导致其能够获得的资源也不一致。从实践的角度看，王不凡的技能性知识的主张实际上是在探讨多样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基于技能的多样化，把数据和假说之间的非充分决定问题引申到具身经验与技能表现之间的非充分决定问题，这种考察视角也值得重视。
首先，应该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二是应加强病虫测报，掌握防治适期；三是可选用经济、高效、安全、高效、低残留农药，对症下药并科学地交替、轮换使用；四是讲究施药技术；五是严格按规定控制农药的使用浓度、使用量、剂型、使用次数、使用方式并依法执行农药的安全间隔期。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不凡老师的报告题目是“社会化批评空间的语境论建构与拓展”，他认为，朗基诺依托知识的社会性维度建构了一个融合认知规范与语境价值的批评空间，并通过主体间的话语互动来提高知识的客观性。但是，CCE理论及其规范仍然遇到了一些质疑，他把它们总结为三类：（1）认知层面的个人主义或相对主义；（2）社会规范的框架对于客观知识的生产过于乐观；（3）除了话语互动之外，建立证据相关性还可能依赖科学家本身的认知能力以及知识生产实践的具体过程，例如仪器的设计或实验技能的施展等。对此，他对应地作了三个诊断：其一，语境客观性依赖于一种可沟通的标准而不是先前宣称的客观授权的技能标准。但正是由于这种可沟通性，导致个人知识与共同体知识之间的角色转换并不明朗。其二，社会化的批评空间主要围绕主体间的话语互动来做文章，而在涉及科学技能与实践层面的封闭平台和隐性知识时经常被一带而过。其三，理论假说在多大程度上被消除了偏见，我们的考量范围不应局限于话语本身的可接受性，还应诉诸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其他认知要素，如科学实践技能的水平。基于此，王不凡认为，社会化的批评空间如果把科学家的技能性知识及其行动的语境纳入考察，从实践的角度来考察行动层面的非充分决定论题，那么不仅可以在知识作为生产实践和知道的层面上进行规范性分析，而且可以对开放的共同体知识与私密的个人知识之间的张力作出协调。科学研究在“话语互动”和“实践互动”的统一是人类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时“言”和“行”的共同作用造成的。我们的科学知识观应当两者兼顾。
穆塞尔普基于PR的分析表明，CCE并不必然与所有的实在论进路有明显的不同。CCE本身可以被视为一种实在论，它和PR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实在论版本，可以称之为多元社会实在论。他指出，CCE的核心不是经验内容，而是非充分决定论题，但我们应当承认CCE的进路并不一定比尼古拉斯·麦克斯韦（Nicholas Maxwell）基于目标导向的经验（AOE）的解决进路更加优越。CCE的追随者应当认真学习AOE进路。哲学中形而上学假设的作用也是一个基本的论题，因为科学产生作用并不是仅仅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从经验论和实在论的关系来看，科学确实需要经验内容，但我们在研究中获得的经验证据是否揭示了实在的某些方面呢？这就依赖我们对实践研究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实践研究视为是与实在相关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消失了，继而实在论就获胜。CCE在科学哲学中是很有价值的，它在社会维度上强调了很多，但与实践研究缺乏关联，突出实践研究的PR恰恰为其提供了结合的可能。
CCE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立场，对经验的理解有了新的解读。保加利亚科学院哲学所的鲍里斯·陈朵夫（Boris Chendov）教授认为人类知识的发展是经验和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具体讨论了“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几个基本发展阶段和观点”。他从历史的角度将经验主义的发展勾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亚里士多德时期的经验主义，第二阶段是培根到牛顿时期的经验主义，第三阶段是经典实证主义时期的经验主义，第四阶段处于一种克服理性与经验相分离的趋势中。根据这种历史性的考察，陈朵夫表达了四个议题：第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的结合趋势应当进一步发展，即便采取某种新的形式；第二，为了实现这种趋势，有必要结合当前科学发展最突出的领域，如交叉学科的研究；第三，为了丰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融合，还需要关照当今富有成效的研究，如形式逻辑、数学建模、计算机、唯物辩证法，尤其还要关注不确定性；第四，数字化的研究同样具有哲学意义，它有助于打破演绎科学和实验研究的极端分化，而这种分化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分裂的客观要素。
二、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修补
CCE在追求客观性的努力背后实际上承诺了一种多元主义的认识论，但朗基诺并未在CCE规范中强调这种多元性的假设，而是把它视为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多元性的理解，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的因特蔓（Kristen Intemann）教授有着不同的主张。她指出朗基诺把科学参与者的多样性视为科学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多样性需要得到清晰地理解。她的报告题目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中的多样性？”首先，她讨论了CCE中多样性是使客观性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客观性是对于共同体而言的，而不是基于个体来讲。个体科学家很难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什么时候被他们的伦理或价值所影响。通过建构共同体，允许背景假设得到识别和评估，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就能获得一种更高程度的客观性。当价值彼此相异时，就容易看见它们什么时候影响科学推理或数据描述。而且多样性就能引导科学家追求新的研究线索，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样性不仅可以通过纠正错误的假设来提高客观性，而且可以通过确保各种方案、方法和模型得到更全面的检验来提高客观性。接着，她从“多样性是否是CCE四大规范的结果？”这个问题出发展开讨论。她主张，这四大规范并不一定能保证科学共同体的构成是多样的，而参与者的多样性在使共同体客观性最大化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于理性与社会二分对于SSS是否公平的观点，朗基诺并不赞同孟强老师的立场，她认为二分双方在SSS中属于不同的立场，例如强纲领在解决科学争论的时候常常诉诸政治决定，而在实验室研究中认知理性并不扮演解释的功能。其次，对于孟强主张CCE规范不必要的立场，朗基诺指出，如孟强所说，SSS具有成功的标准，因此并不是“怎么都行”，辩护就是科学家用不同的资源来说服其他人。但是，在CCE看来成功并不是协商一致，而是内容与对象的构型关系。对于CCE的规范，它们不允许特定资源（如政治力量）的介入，因为这些资源不利于科学的客观性。还需要强调的是，CCE规范不是某种哲学创造，而是源于科学本身的图像。
针对罗琳的主张，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机构会根据不同的策略或管理政策开展研究，但大多数机构都鼓励合作，因此公平的要求对于个体研究者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如何为“富有成效”和“公平”这两个概念建立评估标准，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罗琳回应指出，这两个概念的确是语境依赖的，而且在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中会有不同的定义。但她将这两个概念运用到CCE中的时候是从共同体的角度来讲的，共同体通常会有明确的劳动分工，不同的个体会要求对共同体作出具体的贡献，这就需要不同类型的公平和成效来与之相适应。至于面对不同的认知资源，如何去衡量公平，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因为那些认知资源是相当定域的，但是，即便我们无法得出一种普遍的指标来对认知资源做全面的测量，我们也可以从一种更为定域的角度来比较那些认知资源，例如通过某些定域中的辩论来达成某种这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共识。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克里斯蒂娜·罗琳（Kristina Rolin）教授首先作了题为“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缺少什么？”的报告。罗琳教授认为，规范地评价科学中的争议有必要遵循朗基诺提出的四个CCE规范，即公认的科学场所，对批评有吸收，共享的标准和适当的学术权威的平等性。但是，CCE规范需要以三种方式得到改进：首先，共享的标准应当用一种单薄而非厚实的途径来说明；其次，吸收的标准应当以一种社会的而非个人的方式得到理解；第三，CCE还应把形成科学争议的物质性的认知条件考虑进去，因为那些物质性的认知资源对科学家实现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是必要的，如时间、金钱、学术精力等。因此，朗基诺的CCE缺少一种关于公平的叙述，这种公平的概念适用于科学的物质性的认知条件。罗琳主张，在批评交流的活动中，一种公平的认知责任在对不对称的物质性认知条件敏感的意义上是可调节的。持有异议或共识的科学家们的认知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平等的，因此，当争论双方的物质性认知资源得到不平等的分配时，再坚持平等的认知责任就不公平了。而当认知责任是公平的情况下，科学家也不会被要求比其他具有相同物质性认知资源的科学家做得更多。
多样性可以作为CCE的第五个规范，但是，它与其他规范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张力。其一，那些持有不同价值和利益的人对共享大多数共同标准的意愿不大，而且如果社会或政治价值是共享的，那参与者价值的多样性将会被降低，即便参与者对某种经验的恰当性共享最小的承诺，但它对多样性要求的约束也是相当小的。其二，价值和利益的多样性程度越高，引导他们判断是否和何时对批评作出吸收的评价标准的差异也越大。其三，价值与利益的多样性和适中的学术权威的平等性之间存在进一步的张力，它和决定什么构成“适当的专长”有关。对科学专长采取严格的标准可能降低共同体内部的多样性，也会使某些特定的价值和利益进一步流行。最后，因特蔓总结道，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多样性对于使研究范围的最大化与背景假设审查的最大化都是很重要的。但CCE的四个规范不能保证多样性。再者，对多样性的理解如果局限于价值和利益，那这种多样性对于促进客观性的理解而言并不完整，而且会和CCE的规范产生张力。但如果把多样性理解为带有不同社会定位或多种身份的参与者，那将有利于解决其中的张力，并从多种经验的角度来促进批评性互动的开展和对背景假设的检验。因此，社会定位的多样性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规范来提高CCE所追求的客观性。
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的皮特·穆塞尔普（Peeter Müürsepp）教授认为CCE在融合科学的规范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与实践实在论（PR）有很多交集之处，他的报告题目是“CCE作为一种实在论的说明”。他通过对CCE和PR两者之间的比较主张，CCE实际上被认为是一种实在论的说明。CCE和PR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把科学从完全中立或价值无关的经典科学哲学方法论的牢笼中摆脱出来，他们都把科学置于社会语境之中去讨论社会规范的作用。而不同之处在于，CCE是在介绍和说明科学的社会维度，PR是要对科学如何起作用以及对实践研究过程中的实在部分作出更好的理解。穆塞尔普援引成素梅对CCE优势的评论，提出CCE进路并没有直接反对实在论，而是从定义上为相互对立的观点寻找到一种整合的方案。
在孟强看来，语境经验主义代表了事实的维度，批评代表了规范的维度，因此，CCE同样也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第三条进路。但是，他认为科学的实践研究是否有必要关注规范性，这是一个问题。孟强作了几点断言：首先，SSS的立场并不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它们也可以对传统的规范概念，如客观性、普遍性、理性等，提供一种不同的理解。第二，我们不需要某种理想的标准来规范认知实践，因为标准同样是有争议的或可修改的。第三，经验研究和实践描述可以对辩护有不同的理解，孟强主张一种实用主义的立场，他认为事实层面的辩护意味着科学家如何运用不同的资源去说服他人成功地接受他的理论。第四，客观性和理想不是规范的概念，而是二阶的概念。第五，科学是语境依赖的，遵循科学实践并且去理解其中政治的、生态的、本体论的后果将有助于理清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
三、朗基诺的回应
最后，朗基诺教授对各位学者的报告作了系统的回应。她将这些报告的关键词总结为：实在论、客观性、经验主义、规范性、多元论、共同体/个体、理性/社会、意会的/明言的、公平和多样性。CCE的目标是追求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实质性的，即表征的内容与实在相匹配；二是方法论的，即科学方法要不依赖主体的偏好、社会或个人的价值（因而有能力实现实质性的客观性）。而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是关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问题在于经验如何成为可靠的。
式中，i∈[1,m],j∈[1,n]；DSem(mr,mp)表示QoS数值相似度函数；mr表示服务请求者请求的QoS数值约束；mp表示服务提供者提供的QoS数值约束；rj表示服务请求者所请求的第j个QoS属性参数的取值；qij表示第i个候选Web服务中的第j个QoS属性参数的取值。
戈莱泽(Gallarza，2002)等人对国外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整理和分析，发现在25个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文献中，有12个研究文献将气候因素包含在内。在对旅游目的地形象产生影响及贡献的20个因素中，气候因素的贡献排在了第7位。
在考虑具体的物质资源时，穆塞尔普所说的实践实在论确实把研究者主体与实在联系起来了。然而，CCE虽与实在论相符合，但它在朗基诺那里代表了一种多元主义的实在论。CCE追求的科学的成功反对任何关于世界的单一而统一的理论。因为面对相同的研究对象，我们的处理方式会涉及不同的方面，从而形成同样恰当和部分的理解。从穆塞尔普对两者的比较来看，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实践实在论的承诺是什么？似乎这种实在论更加贴近外在实在论的含义；二是，麦克斯韦对非充分决定论题的AOE方案涉及哪种形而上学，这一点并不清晰。在连接数据和假说之间的鸿沟时，其中的桥梁可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是恰当的，但也要服从话语互动的批评性审查，要服从CCE的规范。对于朗基诺而言，任何填补鸿沟的形而上学观点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且总是临时的。
CCE提倡通过批评性的话语互动来审查背景假设，因此承认了话语互动中分歧的存在，作为不同意见的分歧对CCE的科学观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在罗琳教授看来，CCE规范不能充分决定分歧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共享标准的说明可以有厚实和单薄两种方式，它们对标准的接受程度不同；再者吸收的要求中，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对于共识成员或异议者的吸收是有约束力的；共同体内部具有不同的认知任务，他们都需要充分的物质性的认知资源来实现他们的责任，然而这些认知资源常常分配不均。所以一种适当平等的认知责任可以作为第五个CCE规范来描述实际的科学研究活动。然而，朗基诺提醒说，如果平等的认知责任充当一种规范的话，那这样一种认知责任的平等性真正需要承担哪些内容，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它在实际的研究情况中很难处理好。
CCE主张的多元主义承诺背景假设的多样性，但在因特蔓看来，对多样性的理解还应关注社会定位的不同，恰当理解的认知共同体的多样性可能会和其他的CCE规范之间产生张力。就共享的标准而言，它需要一种单薄的理解，但在实际研究中，却需要相对厚实的标准来解决方法论的争论，例如地球温度的数据。对此，朗基诺指出，从一种厚实的角度讲，由不同方法论承诺导致的争论不能停留在内容的层面上，而必须转向方法论层面，争论者必须识别或创造一些所有成员都接受作为互动规则的标准。因此，标准是单薄还是厚实要依赖共同体的水平。为了参与到科学共同体中，单薄的标准必须分享经验的恰当性（和CCE规范），但作为特定的子共同体形式，就需要制定专门针对调查领域的额外标准。从单薄和厚实两种视角来看共享的标准，这同样要引发学术权威是单薄还是厚实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对社会力量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因此，如果社会定位的多样性要成为第五个规范，它如何与其他规范相一致，有待深入探讨。
罗琳和因特蔓对CCE规范的补充实际上更像是科学实践活动中遇到的真实图像，由此朗基诺向两位学者提出两个问题：（1）是否有可能将她们的修改理解为将CCE规范应用于当代情况的问题？（2）CCE规范是否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应用程序必须对不同的情况进行解释？或者是削弱它们的力量，而非强化它们？这两个问题可以把我们的视野转向实际的科学实践。正如王不凡提出的技能性知识，它从实践的角度对CCE进行拓展，揭示了意会知识的重要性。实验设备的使用或仪器的操作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交流的，这种技能性知识和柯林斯的意会知识具有交集，它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性的知识。CCE确实强调话语互动，但一种更加宽泛的互动也可以涉及操作性的技能交流。所以，技能性知识的拓展方案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四、结 语
最后，朗基诺教授对所有参会者表示了感谢，她认为成员们提交的论文和提出的问题都提供了深思熟虑的见解。成素梅研究员作了闭幕致辞。她对这两天关于朗基诺CCE思想的高质量讨论表示满意，并对此次《哲学分析》论坛得到中外专家和学者的厚爱表示感谢。这次会议使我们对CCE理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一个哲学理论做到了小而美的探讨。此外，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的王巍教授因故未能出席会议，但也为本论坛递交了论文。所有的会议论文在进一步的修改之后择优刊出。在会议尾声，朗基诺还进行了她的代表作《知识的命运》中译本新书签名活动。
传统官僚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无法提供充分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地做好分内分工，激励方式主要包括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6]18。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应对不同需求层次的人给予不同的激励办法。
总之，本届《哲学分析》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尤其是外国学者对这种小型而富有成效的国际会议形式表示了赞赏。正如CCE规范的一样，CCE理论恰恰是在一种共享的话语标准中展开探讨，不同的学者对彼此的观点作出吸收和回应，无论是哲学造诣更为高深的教授们还是初入哲学圈的学生，都能在这个公开的平台中表达哲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CCE理论不仅刻画了科学活动的图景，而且也符合哲学活动的实际画面。
作者简介：王不凡，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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