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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2-0135-05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工作主要是传播宗教和文化。但是经历了“礼仪之争”以后，① 马礼逊等传教士深知选择传播方法的艰难及其重要性。1603年利玛窦写下的对中国礼仪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里提出：第一，传教士应该遵守中国传统的尊孔礼仪；第二，中国人祭奠祖宗的仪式并非迷信。② 故而，传教士应该在祭孔和祭祖这两项传统制度上尊重中国人，并在此基础上传播宗教。传教士两次进入中国，之间相隔了两百余年。而这两百余年里，除了朝代更替，儒家学风也有一大变。明朝的汉人正统为满族“夷狄”所取得，这使得顾炎武等士大夫愤而抛弃理学，转向了经世之学。艾尔曼指出，“满洲入主中原后，江南知识分子开始对明亡引发的文化困境进行严肃反省。他们从道德修养转向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对明亡反应的重要内容。”[1] 得常州学派真传的魏源就说：
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息于魏晋，其道果孰隆善哉？[2]
要想重建学术，恢复自尊，只有从典章制度和小学训诂这两个方面入手。而在中国这个国度里传教，如果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和士大夫接触，同时也只有和士大夫接触才可能迅速扩大影响。故而典章制度、文化礼仪和以小学训诂所代表的科学精神是新教传教士发现的两大法宝。于是，他们努力学汉语、起汉名、穿儒服，争取和各个阶层的官员打交道，逐渐向上，结识更高级的官员。他们最终的理想是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不受限制地传教。所以他们往往投身于翻译，即将《圣经》转换成为中国士大夫可以接受的形式。这项工作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有了典章才可能进一步推行制度，从而将基督思想深深植入中国的土壤。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工作几乎都与出版有关，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译经。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用汉语翻译《圣经》和用外语翻译中国典籍(比如说四书五经)等两方面的工作[3]。
一、译经与办刊——以德国人郭实腊的传教经历为例
最有影响的传教士马礼逊到达中国以后，就投身于《华英字典》和《圣经》的翻译工作中去。到1819年，在米怜卓有成效的帮助下，马礼逊终于完成了包括《旧约》、《新约》在内的全部《圣经》的翻译工作。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6)和德国人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等则继承利玛窦的传统，立志翻译四书五经。理雅各耗费了几十年光阴，持之以恒，真的完成了全部四书五经的翻译工作。他的译本在西方长期持续地产生着影响，至今仍被公认为权威译本(《中国经典》)。
但是译经只是消除了语言障碍，还有更多文化社会背景上的隔阂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马礼逊就决定在中国办一份杂志。最早用中文出版的杂志是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内容主要是传播宗教、民俗还有一些科学常识。可是由于制度所限，它的出版地不能放在国内，因为发行量也必然非常有限，很难在国内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马礼逊去世以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秉承了他的办刊思想。郭实腊主编的《东西洋老每月统纪传》是在国内印刷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期刊所刊登文章的领域也从单纯的宗教延伸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切切实实地在士大夫阶层产生了影响(《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郭实腊是普鲁士传教士，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小镇普立兹。他早年就通晓英文，取英文名字为Charles Gutzlaff。后来他又成为英国传教士，1824年受荷兰布道会派遣到暹罗传教。很快，他就从当地华侨当中学会了中文官话和福建方言。于是他就采用了福建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取名为士立。郭实腊偶尔也穿中国服，自认为已被认可为中国的一分子。随后，他开始了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游历生涯。1831年，他第一次作为传教士被派到澳门，会晤了马礼逊。他长年累月沿海北上，多次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地考察，了解民情，搜集有关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情报，探测航道，绘制海域图。郭实腊著作极多，计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中国史略》、《道光皇帝传》等等。
在郭实腊活动的阶段，他对清政府并没有什么同情，一直坚定地以宗教传播和政治文化传播为最终目的。费正清认为，1832年阿美士德(Lord Amherst)(《清史稿·邦交志》)访华对十年以后中英谈判赔款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这是英国第一次对中国沿海进行详细考察。这一次，使团先后访问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些地方的行政管理相对较为薄弱，便于开展包括鸦片在内的国际贸易。马礼逊是使团中的翻译，对这次考察起到关键性作用，而郭实腊也与之随行，并且详细记载了这次使团考察的过程。他是最早考察上海商业情况的外国人之一，并且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言上海将成为这个帝国的重要商业城市。很快，郭实腊的《1831、1932、1833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1834年在伦敦出版，立刻成为英国研究对华关系的最重要的直接资料[4]。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鸦片战争，郭实腊就担任英国政府的翻译，年俸800英镑。1841年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宁波等地后，他还一度被任命为当地的行政长官。1842年郭实腊继续为英军攻占上海和镇江充当向导和翻译。《南京条约》谈判过程中，郭实腊则作为英方的翻译参与谈判，为英国争得了更多特权和赔款。
1833年7月，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以下简称《统纪传》)，主要编译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以及外贸的情况。到了1834年，郭实腊由于恐怕杂志被清朝政府查获，于是将其迁至新加坡继续出版，一直到1837年停刊，共出版四卷。
在一封写于1839年的信中，郭实腊是从以下九个方面来归纳他在中国的感受[5]：
第一，中国是个高度文明(civilization)的国家，它的文明化时间非常地早，并且中国移民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比如高丽)有着极大的影响；第二，中国人非常排外，强迫外国人接受他们的生活习惯和语言表达；第三，出版往往都冠以国家的名义，文字的推行也是强制性的；第四，中国文化的消化能力很强，不仅那些用汉字写成的著作，而且很多并非用汉字写作的、并非中国原生的思想也都逐渐被吸收，模糊了它们的来源；第五，汉语与其他的拼音文字截然不同。在中国，不但口语与书面表达有着极大差异，各地的方言也不尽相同；第六，中国民众的日常对话与中央政府的言论很不同；第七，虽然汉语表达听起来并不总能一致，但它的发音还是有着严格的规律；第八，虽然汉语交流困难，但通过汉字来交流非常方便，即使对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渔民和农民来说也是如此；最后一点，西方人应该使用汉字传教，把汉字附以新的概念从而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郭实腊有着极强的语言能力，从以上这封信也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和汉字特征的钻研。早期，他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爱汉者”，并且用这个名字在《统纪传》上发表了多篇文章。这是他参与翻译《圣经》和主办中文期刊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他的真实想法，有一句话倒很能说明问题，他曾说，“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当然，郭实腊的主要兴趣在于加强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了解，从而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至于引入一些西方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制度，那只不过是无心之作，偶然结果而已。《贸易通志》也主要是作为一本地理学著作而被中国启蒙学者所引用。伟列亚力指出，郭实腊这本研究各国贸易状况的《贸易通志》也并非原创，主要是译自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Culloch)的商业词典。麦氏是李嘉图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在辉格党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任职期间搜集了大量现实商业材料，汇集成书，于1832年在伦敦出版。此书资料翔实准确，在西方学者看来也许烦琐沉闷，可正符合郭实腊的需要。郭实腊并不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但他了解中国文化及官员的需求。所以他有选择地编译西方经济学著作，译而不著，这也是早期传教士引介西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郭实腊说：
当文明在地球各处迅速发展来消灭愚昧和无知时……只有中国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停滞不动。虽然我们与他们交往已久，但他们仍自认为天下首尊，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这个月刊的出版就是为了消除中国人的这种高傲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工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是“蛮夷”，编者们更希望通过展示事实的手段使中国人相信，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从这一点来看，郭实腊确实取得了成功，19世纪40年代末期出版的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寰志略》等启蒙著作也都大量参考了郭实腊的《统纪传》。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原序里承认：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穿，创榛辟莽，前驱先路[6] 67。
“近日夷图、夷语”即是马礼逊、郭实腊等人的工作。很显然，持今文经学立场的魏源不但写作了《圣武记》等接受“夷狄”传统的著作，还进一步采集“西夷”的著作，必定出于周密的考虑。他继续说：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6] 67。
更有一些学者指出，魏源的《海国图志》其实暗含了一种以南洋为中心的海洋世界观[7]，这也已经与郭实腊最初的传播目的大相径庭了。其实郭实腊的态度可谓明朗，就是以宗教打开中国国门而已。随着一系列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国门打开，稍后来华的那些传教士的活动空间大大增加了。于是，这些后来的传教士就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文化交流和制度引介。经济思想通过学校教育来传播也就成为可能。
二、译书与教学——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例
中国的西学教育史同样是与马礼逊等传教士的工作分不开的。1818年11月，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奠基，米怜代表马礼逊作了一个演讲。他宣布，“英华书院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和欧洲学术的交流，它的机构是设置一个图书馆，收藏有关欧洲和东方各国的语言、历史和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书院还要建立一个有多种用途的印刷中心”。(《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显然，马礼逊开设英华书院的初衷一个是要通过教育来传教，另一个想法是通过出版来传教。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以夷制夷”的主张还能为国人接受的话，外国人要直接在中国搞出版和办学就面临很大的压力了。夷夏大防自宋元以来一再为学人所强调，到了清朝，国人面对的首先还是满汉问题。乾隆表示：
满汉均为朕之臣工，则均为朕之股肱耳目，本属一体，休戚相关。至于用人之际，量能授职，唯酌其人、地之相谊，更不宜存满、汉之成见。边方提、镇，亦唯朕所简用耳，无论满、汉也……嗣后若有似此分别满、汉，歧视旗、民者，朕必从重议处之(《清高宗实录》卷八)。
满汉矛盾稍有调和，这完全是建立在儒学的基础上的。当然儒学本身也包含夷夏之辨等能够用以反驳满人统治合法性的因素，清末章太炎的《訄书》就是典型的代表。但至少在科举考试的制度层面和强调“孝”的伦理层面，满汉矛盾可以暂时被调和。而西方人并不能借助“满汉一家”来取得中国人的认同，他们的教育体制也不可能嵌入传统的科举制，所以他们除了在教义和礼仪上依附儒教以外，很难进一步展开宗教的教育。
1843年以后出现了一些转机。由于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获得了香港，所以英国人在华办学成为可能。马礼逊的英华书院就从马六甲迁到了香港，由著名学者理雅各继续负责校务。很快，这里也成为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基地。除了英华书院以外，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伦敦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开设崇信义塾；185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开设徐汇公学；1853年，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等等。就这样，西式教育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蓬勃地开展起来(《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可是深入探究这些学校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列强在中国开设的学校里，低年级多半以宗教教育为主，到了高年级，才会逐渐加入一些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入门知识。从来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教育。登州文会馆被认为是教会学校中最典型的代表。狄考文认为，登州文会馆“所开设的课程是把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最佳地组合起来”[8]。以它为例，该校第六年的课程主要有：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易经，系辞，读文，微积学(微积分)，化学辨质，天文揭要等。当然，富国策(经济学)也是高年级教育中常设的课程。
但是正如冯桂芬所观察到的，“英法两国设立义学，广招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育之……且多习天主教”[9]，教育的效果并不好，好不容易动员来的学生也很快退学。一直到1862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中国的近代教育才真正开始起步。1869年，随着丁韪良入主同文馆，同文馆的教育和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是美国传教士，一生中在中国活动时间长达六十余年。因为他曾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等职，学生大量进入与洋务有关的新兴企业，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极高威望，所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他是“在华最前列的美国人”。
丁韪良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里沃尼亚，父亲是长老会的传教士。1843年，丁韪良考入印第安纳大学，后又转入新阿尔巴尼神学院攻读神学。1849年，丁韪良即将毕业的时候，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随即被批准。于是1850年，丁韪良先到香港，然后前往宁波，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一开始，他的传教就是通过办学和译经的方式进行的。他在宁波开了一所走读性质的男塾，还曾将一部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但收效似乎都不大，他也还没能够完全地融入中国社会。不过他用中文撰写的天文学著作《天道溯源》倒颇受欢迎，多次再版，还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1858年，丁韪良随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W.B.Reed)前往天津，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次年，丁韪良又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约翰(J.E.Ward)的邀请，以翻译身份再次北上，协助完成了条约文本的交换。随后的1865年，丁韪良到同文馆接替傅兰雅任英文班教习，从1869年起，他开始出任同文馆的总教习，全面改革同文馆的教学制度。
在同文馆期间，丁韪良最有影响的工作当属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此书原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1836年出版，是当时最通行的国际法蓝本。当时，中国国内并没有什么让人满意或者包含主要国际法精神的著作。从理念上来看，国际法的引入将彻底打破千年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谷风之什·北山》)的观念，使人们认为中国将从一个“帝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秩序中。事实上，截至《万国公法》出版前的1963年，中国已经与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挪威、德国、葡萄牙、荷兰、俄国、瑞典、美国这十一个国家先后签订不平等条约24个[10] 12，传统的“帝国”观念已经开始崩裂。丁韪良在《万国公法》开篇之前，特意先附上了分为东西两个半球的世界地图，即是为了确立“万国”的观念。他介绍说：
地之为物也，体圆如球直径约三万里，周围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内分东西两半球，其陆地分五大洲[10] 1，然天下邦国，虽以万计，而人民实本于一派，惟一大主宰，造其端，佑其生，理其事焉[10] 2。
这段阐释同时照顾了儒家伦理，为他的传教和翻译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丁韪良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翻译出版《万国公法》，并开始了此后一系列翻译转述的工作。
当然，当时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仍然是十分艰苦的。同时，译者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比如，丁韪良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将近代国际法创始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翻译成“虎哥”，将莱布尼茨(Leibnitz)译为“莱本尼子”，将霍布斯(Thomas Hobbs)译为“霍毕寺”[10] 8都是颇费苦心的翻译。傅兰雅就描绘说：
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11]
可见，虽然时间过去上百年，但19世纪的传教士翻译的方法与利玛窦当年的翻译方法比起来，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语言始终是一个横亘在中西学者之间的问题，科学技术还相对容易理解，典章制度则只有从头开始了。
1867年，丁韪良继开设国际法课程之后，开始在同文馆开设经济学课程，课程名称定为“富国策”，以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为讲义，后来全书陆陆续续译出相当的篇幅，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汇编起来由同文馆刊印，出版时间较此书日译本出版为早。
亨利·福西特(Henry Fawcett)是剑桥的盲人经济学家。他生于1833年，剑桥毕业，随后任教于三一学院。1858年，由于一次射击事故而失明。他在失明之后顽强地进行研究，186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本》(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其妻子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更为有名，是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24年受封女爵士。福西特对穆勒极为服膺，因此此书基本上遵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思想。
此书中译本出版的时候，作者写的是法司德，书名《富国策》，署名则是汪凤藻译，丁韪良校。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论生财，即现在的生产理论；第二卷论用财，即现在的消费理论；第三卷论交易，即现在的交换和分配理论。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是根据福西特《政治经济学教本》第四版或者第五版翻译而成的。但此书并非全译，译者只是从此书前三卷中节选编译了一些内容。其中卷一的第八节“资本的增值”(On the increase of Capital)，卷二的第七节“分益耕农与佃农”(Metayers and Cottiers)等都因为与中国情况关系不是很直接而被省略不译。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已经提到不少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如斯密氏(亚当·斯密)、梨咯多(大卫·李嘉图)、弥耳氏(小穆勒)等，此外还涉及达尔文、马尔萨斯、罗伯特·欧文、傅立叶等人的思想。这批西方经济学学者第一次全面进入国人的视野。而福西特最为推崇小穆勒的学问，所以全书主要遵循小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观点。丁韪良对福西特也极为推崇，称他这本《富国策》的写作水平犹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之上(丁韪良将《国富论》译为《邦国财用论》)，比后者更为详尽完备。故而《凡例》中称此书“旁逮格致之新学，并专以开发智巧为富国之上策，而不外乎智者强之义”。所以，此书中的理论“为西国之新学，近代最重之，其义在使民足衣足食也。”
天地之大德在好生。圣人之大业在富有。发政之治。以足食聚人之术曰丰财。生之者众。沛然讫于四海。用之以礼。浩乎式于九围。此法思德所以有富国策一书。
《富国策》一开始就是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谓“富国策虽旨在广发财源。而未尝遗乎仁义。缘若绝仁弃义。则无论再有何策。终难利国矣。”所以丁韪良阐释的“富国策”绝不是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他以重商主义为批判对象，认为过去“非金银不富”而单纯追求财富的思想大谬不然，直到斯密氏一出才一扫不实之说。“是故富国策之学。不独言日进富强之理。亦以明不进不退。及不进而退之故焉。”
富国策是讲求中庸讲求均衡的全面考究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富国策所论述者。乃生、财、用、货、殖、交、易之道。昔斯密氏首创是学。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其实此学所论财用。固合民生国计而名其书曰邦国财用论。
《富国策》一书出版以后，影响颇大，也引发了其他一些学者翻译经济学著作的热情。比如，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了艾约瑟(J.Edkins)翻译威廉·杰文斯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译本，题名为《富国养民策》。1889年，英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口译的《保富述要》也出版了。这些书的质量都不错，但影响却不及丁译法司德的《富国策》。
虽然《富国策》一书影响很大，在很多学者的论著中也能看出《富国策》对他们的影响。可是，多数通晓西学的学者还是学有所本，从自己的传统和目睹的真实问题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富国策》思想。
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普及，中国学者对它的认同也逐渐加深。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就对《富国策》给予较高评价。1903年美华书馆出版的《中国学塾会书目》中也评价此书“繁简得中，说理清楚”，可当教科书使用。可是陈炽对此却似乎颇不以为然。1896年，陈炽写了《续富国策》，不过他所续的似乎不是法司德的《富国策》，而更像是斯密的《国富论》。他自称是“为救中国之贫弱而作也”。不过，稍晚的严复也同样批评陈炽的书“纰缪层出，开卷即见”。
总之，中国的经济思想长期受到“义利之辨”的困扰，研究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学在华的传播和影响，不能采取西方经济学的进路来思考问题。丁韪良译法司德《富国策》时也一再强调：
或讥富国策为教人以为我之书。夫为我者，正以娱耳目适口体为事者也，乃富国策不以此辈为有裨于工贾，则其非为我之学，岂待辨哉。
梁启超也为经济学正名说：
言经济学必当以国民经济为鹄，固已。虽然，国民之富，亦私人之富之集积也，不根本于国民经济的观念以言私人经济，其褊狭谬误自不待言。
所以虽然这个阶段译介经济学著作颇有一些成就，也在士大夫之间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千百年来传统经学的束缚，再加上传教士生活环境的限制，经济学很难原原本本地在中国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方言馆、同文馆这些教育机构的作用。故而，更晚一些的传教士，如李提摩太等就转而试图通过办报甚至直接参与洋务来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想。
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在华实业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传播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也培育出严复等一批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学者。从此，中国的经济思想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释：
①“礼仪之争”是一个复杂的事件，不仅存在着文化冲突，背后还有着微妙的政治冲突，具体可以参见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413页。
②参见诺尔《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引用》，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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