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视角下的智商、情商、财务商集成管理模式_财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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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界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8次提到“创新”一词，13次提到“创业”一词，2次专门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提供了不竭动力。智商、情商与财商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心理品质，三者水乳交融，共同决定着中国管理模式的特质。

      智商是智力商数的简称(Intelligence Quotient)，简写成IQ，是测量人的智力发展水平的一种指标，其计算公式为：智力商数=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构成智商的五种因素[1]。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简称EQ，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包括认知和控制自我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人际交往等能力[2]。财商(Financi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简写成FQ，是由美国作家兼企业家罗伯特·T在《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指一个人认识、创造和运用金钱与财富的能力，是关于理财的智慧，包括财富观念、财富知识、财富心理、财富行为四个层次。

      罗默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并具有溢出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只要知识积累的过程不中断，经济就会实现长期增长”。卢卡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特殊的、专业化的、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人力资本增值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这些研究虽然都已经认识到了人力资本、知识等要素会影响经济增长，但是未找到推进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的成功要素中，智商只占20%，而情商占到80%。情商高、获得非正式知识多的人，可以强化自我效能和人际关系，个体与组织的竞争力更强。一个人只有三种商数协调发展，才能真正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可以表述为如下公式：

      

      在该式中，SW(Success with Wealth)代表成功；HQ代表健商；

，表示遇到成功机会的总和；IQ表示智商；EQ表示情商；M代表金钱；FQ代表财商；S代表社会地位或职位；R代表社会关系；K代表知识价值；V表示主观的价值判断；P表示成功的概率[3]。

      野中郁次郎提出，情商和非正式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很难规范化也不易传递给他人，它主要隐含在个人经验中，同时也涉及个人信念、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等因素[4]。可见，情商及商数之间的协同效应与文化环境相关。事实上，环境是可以由人来改变的，S、R、K、V、P等文化因素仍然与情商相关，因而，情商在人与组织的发展中具有更加根本性的作用。

      二、对信息文明时代的解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体、个人、设备都连接在一起，互联网经济成为信息经济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使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越发模糊，各行各业跨界融合。在此过程中，信息时代的互联网思维与互动范式正深入影响着传统的商业模式，技术升级频繁，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层出不穷，战略周期的新格局不断开启。

      在2014年9月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要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创业创新文化，强调“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更好地实现精神追求和自身价值”。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5月至今，中央层面已经出台至少22份相关文件以促进创业创新。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指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引导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蓝图已经初步构建。

      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使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信息文明的观念深入民心，一系列制度红利激发和调动起创新动能。“互联网+”增加了经济系统的黏性与活力，为包容性、指数型增长提供了动力，“互联网+创业创新”为跨越式发展提供可能，开启了新的文明时代，体现了顶层设计者的政治远见。

      信息时代的“互联网+”经济是以人为本、人人受益的普惠经济。信息技术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依托搭建了无边界的开放组织，云计算、3D打印、开源代码等基础条件充分具备，原材料、制作工艺、专门知识、外包资源、资金等等都不再构成瓶颈，创业创新门槛大幅度降低，“互联网+”合纵连横构建起来的细分市场足以承载创新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每个个体、“小众”瞬间的位置、行为、需求更加容易被凸显和快速识别，这促使人们把创意转化为共同设计，把静态的产品转变为开放式创新、众包、创客等动态的商业模式和共享产品，从而聚合因“长尾”效应而产生的财富盈余。发现和激活这些局部化、碎片化、个性化体验的价值和活力，对于智商、情商、财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大众”创新创业拓展了无限空间。

      在大数据背景下存在着海量的数据、专利、学术著作等，但只有经过甄别、筛选、处理的可视化数据对于组织发展才具有意义。海量信息的选择、储存、分享、有效运用、激活创新是在组织智商的指引下完成的，并且依赖于学习型组织将创新创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组织必然不断更新自我的胜任能力，如重构整合内外部组织的知识、技能和资源等。智商作为动力推动技术与应用协同共进，提供决策依据，缩短业务流程，提高集约化发展程度，有效扩展组织运营范围与活动效率，促进社会繁荣。

      信息时代的技术更新引发社会关系作用模式的变革。互联网强调连接、去中心化、民主、参与、生态、融合等理念，互联网的互动思维对多维关系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组织要具有影响力、控制力，就必须洞察趋势，体察利益相关者的“人性”，提高伙伴的体验，强化信任，占领重要节点，增大节点流量和质量，从而牢牢掌握规则设计的话语权。在创新与产品优化的社会化公众参与、虚拟合作、网民反馈等过程中，情商有助于组织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通过跨界、包容、融合、尊重人性、持续创新、动态调试，情商能够有效协调、激励或约束创新创意主体的行为，是组织与外部世界对话的软实力。情商能够成为直接的、显性的生产力，其背后则是文化的力量。

      在信息时代，在原有的产品、服务、团队、组织、运营不断被颠覆的进程中，智商是支持组织持续发展、价值不断增长的源泉。情商协助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相对牢固的合作关系。然而，从商业意识到战略规划，从数据挖掘、需求分析到产品、运营、渠道、营销等量化决策，从协调伙伴关系到推动商业化转型、增值、提效并不断创新业务模式，财商的作用贯穿全程。财商为组织应对商业挑战提供观察力，被用于分析客户对产品价值的主张及策略经济性，不断探索经济形态和模式迭代，推广创意产品及服务，直至与消费需求达到融合与共振，产生价值，完成一轮商业创新的闭环，更从业务成长的战略角度来拥抱价值链的颠覆与重构。

      在信息时代，智商在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中承担着知识经济的执行、操作、应用等基础作用；情商引导、激励、强化、管理、分享、驾驭信息并激发知识的价值，处于关键性的核心地位；财商推动价值的流动并形成相应的商业治理框架，重塑价值网，起着整合与转化的作用。三者的融合使组织对外部环境的自适应性和自我增强的内在动力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不断提高价值网绩效的目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中央顶层设计强化了信息价值网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影响，释放了创新主体的“大众”潜力，也意味着更加灵活、开放、包容的管理思想与多元并行的管理文化时代的到来。

      三、古代财经智慧解读

      西方管理将“情”置于“法、理、情”理事次序的末位。西方管理理论中“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决策人”等人性假设虽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始终无法脱离“人”的“工具性”“技术性”基调。而东方文化中“情、理、法”的理事次序及“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思想为将情商应用于管理创新，为“学而优则财”的经济增长正向循环提供了有益启发。

      在中国管理哲学的视野里，各学派均承认“国家对于富强、人对于富贵”追求的合理性，但又认为在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人和人之间会发生冲突，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无序现象，从而不利于未来理想和谐社会的出现。为解决社会的无序现象，儒、道、墨、法等学派百家争鸣，在“才”与“财”之间架起了“心智管理”的通路。

      儒家的财富观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等，人能否富贵的根本在于自身是否具有良好的善道，因此鼓励人民通过正当途径，即以修己安人之“学”来追求财富。儒家调节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原则是“见利思义”，以“义”肯定了人的积极入世精神与财富的伦理性、合法性，强调长远利益。子贡堪称中国古代儒商第一人，孔子称赞他“臆则屡中”。子贡问孔子：“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教导他：“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富而无骄、贫而不谄”实际上是指人对于他人的态度，仍然在强调人的外在行为，而“富而好礼、贫而乐道”却是强调人发自内心的不断学习，进而提升修养[5]，与孔子的“富而教之”思想一脉相承。子贡是“学而优则财”的典范，其经商是为了“有博施于民而济众”“以身证道”。张岱年先生称子贡为先秦“具有高度学术水平又善于经商的学者”。

      在儒家学问中，情与理是一致的。“情”是“圣王之田”，需要“修礼而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所有的美德都是在教化人如何以正面态度处理“情”，以“仁”“文武相济”贯彻“义”。因而“和”在“富”“庶”之间建立了通道。日本企业将“人和”转化为“大和”、将“义利合一”转化为“论语与算盘”，形成以“Z理论”为代表的日本现代管理思想。

      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个人通过理性思维可以认识自然法则，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秩序能够实现利益。“无为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等治国之道提倡经由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创造财富。“情与智”的修行方法之一就是追求在“不以物挫志”的前提下实现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自由，通过“心斋”“坐忘”“见独”“尚俭”等方法实现人的精神超越，处理好物我关系，道法自然。“善下”“柔之胜刚”“慎终如始”“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都强调了情商的力量。

      墨家之学更是褒商言利的一派。它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天下，利人”的义利同一论，认为人们互爱就会自然地互利，而不只是谋取一己私利，人们在互利中就会达到利天下，这就是最大的义。墨家把个人私利与整体利益相结合，提出了“生之密、用之节”“尚贤尚同”的“兼爱—互利—大义”理想社会模式。

      法家提出“信赏必罚”“令出必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法治之学，要求以廉明公正的组织规范与平等客观的标准提高竞争力，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认为管理者不要墨守成规，要锐意变革以求发展。

      兵家之学常取德、谋、交、威、兵并用的途径，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境界，“道、天、地、将、法”“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强调“人”是首要因素，“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观点认为只有清晰洞察并掌握事物环节之间的关联关系，才能实现和谐发展。

      禅学的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本源。“四摄”“六度”“六和敬”为管理提供了“明心见性”的心智模型，倡导“管理禅”的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

      易学中的“不易”“变易”“简易”思想以过程论和朴素的辩证思想提供了独特的财富兴与衰的易理。

      中国管理哲学普遍将心性修养视为人能否达到理想境界的起点和关键，视物质财富产出为“君子谋道”的自然结果。“首孝悌，次见闻”，先是情感的升华、道德的完善、人际的和谐，然后是认知的飞跃。无论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仁、义、礼、智、信”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培养的德行。“仁义”是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是情商与规范的合一，是儒家道德理想人格的标准。“礼”“智”“信”是“仁义”的表现形式。以“仁义”为核心的“情、智”修炼提供了“财”的价值取向和“自利、利他”的路径。“儒家—人事，墨家—创新，道家—战略，法家—制度，兵家—市场”之学提供了“安和乐利”管理系统。“学也，禄在其中矣”超越了眼前的世俗功利层面，面向大同世界。中国哲学“重心性修养”的情商统合智商、财商，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儒商”群体，亦在“亚洲四小龙”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教育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助推其经济实现腾飞。

      而西方思想则强调科学、理性的“智”和物质利益。西方管理通过研究人、财、物、时间、信息等要素的最佳匹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张通过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来规定人的权利和义务，将情商“工具化”、财商“模型化”。这种思想尽管能够创造短期的巨大物质财富，但也会带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精神失落、生态恶化等危机，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道理。

      四、C模式——知识经济的管理模式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从经济的隐形动力一举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创造者、承担者和消费者，人的知识创新和应用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因素。神经经济学提出情感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认为知识分显性、隐性两种，隐性知识深藏于人的头脑和感觉中，是一种潜在力量，把这种潜力挖掘出来要依靠对人的情感的激发。情商管理尊重人的首创精神和自由发展，成为当代智力资本管理的最高级模式。

      在知识经济时代，凭借市场的货币投票机制，个人才智能够以知识产权等形式估价并市场化，切实兑现为财富。个人才智对应着“智商”，“情商”是知识创新与应用的催化剂，市场化兑现过程则是“财商”的体现。三者的共同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收益的根本机制，也是支撑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管理哲学内在重“情商”的管理思想及方法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管理哲学本质上是以情商管理为基调的人本管理理念。儒家的“人和”为“富”与“庶”奠定了基础，“修心、齐家、治国”系统提供了德性内涵的性命双修大商道。“仁义”“中庸”的道德情感修正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所引发的恶性竞争，“天人合一”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节用主义批判了消费主义的过度透支行为。中国管理重“和谐”的人文情怀稀释了西方文化的“丛林法则”，消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

      在知识管理的思维过程中，一般表现为以猜想开路，以价值判断决定行动，以科学判断、实证形成理论性认识。当代行为心理学家指出，人类的灵感、预感、知觉等这些情商活动对于创新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和谐圆融的整体观、均衡观、形象思维、直觉思维、顿悟、权变等非理性思维形态，这与西方客观精确、普遍检验、重实证的理性思维形成互补，为创新行为提供了更具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了人际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心理学“同理心”或“共情能力”的概念相通。共情能力指个体能够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情绪情感状态进行识别、理解和应对，从而产生与他人相一致的情绪情感体验及行为反应[6]。拥有共情能力的人可以感受到自身和他人的需求，敏锐地发现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正确的解决之道，维护心理平衡。儒家的“入世”“中和”“礼制”“教化”、道家的“无为而治”等柔性管理方法影响着西方管理方法从刚性趋向弹性，形成刚柔并济的管理形态。

      如果从手、脑、心、道四个层面划分管理模式，则中国管理哲学倡导的对于“情与智”的管理无疑归于“道”和“心”，西方管理提出的智商与财商则归于“脑”和“手”，只有将“情、智、财”三者有机整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模式。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提出的“C理论”，以易经思想为核心，儒、道、法、兵、墨、易与禅的核心文化相互补充，依托中国传统的五行生克模型，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管理学理论框架[7]。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理论及技术体系则被称为“A体系(American Style)”，如图1所示。

      

      图1 C理论的完整结构图

      

      图2 C模式的管理模型

      中国管理C模式进一步将C理论与A体系相融合，形成C模式的管理模型[8]，如图2所示。C理论相当于太极图中的“阳”，A体系相当于太极图中的“阴”，“阴”与“阳”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转换。在此，C理论的特征在于整合七家之学形成“重德之心性”的情商管理，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实用管理A体系则架构了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基于“智商”的工具体系，无不彰显着精确化的“财商”，但始终是“物化”的管理。C理论与A体系的融合突出将“人”视作管理的主体，将人的自我管理、组织管理与西方对物的管理结合起来，形成了东方重价值、伦理、情理的价值理性与西方重理性、制度、法治的工具理性的整合路径。

      中国管理C模式中存在C理论与A体系相互促进的机制。情商相当于太极图中的“阳”，财商、智商相当于太极图中的“阴”，“阴”与“阳”相互成全、相互转化、协同共赢。C理论的情商管理必须借鉴管理工具及精确的量化指标，进入实证阶段；A体系必须汲取情商管理的思想、理念，跳出狭隘的一己之利，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两者的融合互补必然相互激发，导出新的管理模式。中国管理C模式提供了一种“德性情商”统合“智商”“财商”并相互激发的范式。C理论的出发点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经济效益，而是从“人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多元效益和谐发展的目标出发，C模式甄别完善了“智商”与“财商”的工具体系，并以情商管理提升了组织活动的高效率和高效益。“人本化”工具体系在企业的导入是将C理论的思想转化为管理的现实应用，借由西方管理工具实现中国管理模式的实践应用，进一步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量化与实用问题。中国管理C模式以中国情商管理的价值理性升华了西方管理科学中的智商与财商，开启了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管理话语体系的统一。

      重“心智修炼”的情商管理充分协调个体行为和组织目标之间的关系，将外部的工具管理内化为人的自我管理并表达为集体的合作行动，以自我激励与人际互动激发“智商”与“财商”的自由发挥，以人的自主发展提升了知识的边际效益、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实现了组织的增长目标。中国管理C模式以道家的决策及战略管理为核心，从儒家的沟通协调、兵家的合作竞争、法家的组织领导、墨家的创新改良、禅的超越、易的融合转化等主要方面多管齐下，以质的飞跃重新借鉴、关联、组合西方管理工具体系并反馈、引发了管理的技术变革，形成了“人力资本—知识管理—效益”之间一个“归零—生发—超越”生生不息的正向循环的增长模式，以管理体系的自发完善推进组织“情、智、财”一体的、动态的内生增长。

      五、C模式的效应分析

      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充分体现了阴与阳的耦合与辩证关系。在中国哲学概念里，阴阳指两种既对立又相联的力量，存在于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情理之中。阴与阳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统一的，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唯有这种对立统一，才能产生变化、化生万物，故阴阳的对立与统一，是一切事物的始终。阴阳转换模型为智商、情商、财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平衡状态提供了系统的思维模型。

      智商资源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具有显著的人身依附性而具有隐性特征，智商资源所有者可以随时将其“关闭”，这体现了智商资源阴柔的一面，因此我们认为智商资源属“阴”；情商资源是企业组织核心竞争力之源，管理者可以主动激活组织的心智模式，提高组织内部及组织与社会公众的协调能力，体现其显性一面，因此，情商属“阳”。智商的所有者是个人，个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等要素只有经过财商的引导整合为企业的技术路线图，并经由管理工具体系化解风险，才能创造价值，即大阴中的小阳；企业运用C理论的管理哲学系统通过情商管理建构起组织内部与外部的合作关系，以财商的共赢推动组织生长，即大阳中的小阴。两者共同组成太极阴阳模型的基本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太极阴阳模型

      在微观层面，人的自由必须具体地体现在人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之中。中国管理哲学德性内涵的情商管理为智商和财商的主体性活动提供目的性、价值性的统一，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自我调节与人际关系调节的方法，致力于“和谐”而非“强制”或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情商调动智商，知识的汲取与实践应用增长情商，两者的融合与转化推动创新主体处处自如、左右逢源，感到自在自由，使人们的创新才能充分发挥。财商在实现主体的尊严与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效率的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组织层面，企业组织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团队生产长期契约的集合体，没有以财商引导的企业内外部伙伴之间的合作共赢就不能实现价值增值。微观个体的价值观、思维、心智模式并非与组织目标相一致。财商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和商业能力贯穿在企业组织的价值取向、文化系统和行为系统中，通过组织内部共识，形成组织的行为规范。一般而言，财商为企业内个体的价值观、理念系统、行为方式提供了一种辨识尺度。因而，在企业文化与组织情商的核心中必然蕴涵财商。在中国管理C模式中，情商可以被视作C理论代表的阳极或动态的“白鱼”，财商则为“白鱼”中的“黑眼”。聚焦于财商“黑眼”，运用中国管理哲学C理论可以改造组织的价值观念和战略规划目标，并引导组织个体成员的理念、行为方式与企业组织文化和规范系统相一致。

      情商中蕴涵财商的大阳含小阴这一过程可以用离卦表示。离对应五行中的“火”，在中国管理哲学中昭示着组织激励、融合和管理控制的基本法则。中国管理以人为中心，探究的是人如何同自己、同周围的人、同周围的环境、同整个世界发生关系。了解并处理、融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是大多数管理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

      在信息时代，组织的创新不是凭借个别员工的一己之力所能完成的，而要依靠整体的集合创新能力。在结构扁平化、网络化的虚拟组织趋势下，要实现性格不同、观念各异的员工与部门之间的团结合作，减少内耗，情感关怀的作用比物质刺激的作用更强烈也更持久。组织使命、独特的价值观与理念系统、创新行为方式等，则是创新型虚拟组织的“情商”，具有难以模仿至少是不可全部模仿的特点。运用情商管理，建立学习型组织，推动智商的指数增长，组织情商转化为智商这一过程，成为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在阴阳互换模型中，智商可以被视作A体系所代表的阴极或“黑鱼”，财商则为“黑鱼”中的“白眼”。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产业生产率的增长和消费者盈余的大量出现。在信息时代，技术创新面临政策、市场、人才、财务等方方面面的风险。这一过程可以用坎卦表示。“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代指现实生活中困难重重。变是《周易》的核心思想之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坎对应着五行中的“水”，在中国管理哲学中昭示着权变的基本法则。高明的管理者善于觉察内外部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管理策略。

      组织管理者聚焦于财商，运用A体系，可以协助企业制定组织技术路线，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风险管理能力。财商的商业化指引，可以促进匹配管理工具体系进行市场预测与项目决策、项目技术评估与过程控制、战略伙伴选择与组织结构、科技人员激励与监督、知识转移与知识产权等，开展创新的动态调整，及时准确地将有限创新资源投入到最具市场潜力的创新项目中，促进创新项目的快速成长，降低失败率，并以项目市场价值来反哺科技进步。财商引导创新组织乘风破浪，提高科技成果的现实生产力转化效率，创造价值，即是大阴中含有小阳。面对创新风险，企业并非知难而退，而是组织整合内外部资源建立开放式创新趋势，将智商转化为情商，以盘活智商存量及共享建立组织激励机制，实现智商与情商的互动与阴阳能量交换。

      在信息时代，传统企业开始转型升级，创业主体通过开发电子商务、线上品牌或APP进行创业创新，线上渠道的功能使得企业与终端的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体，与更广泛的潜在消费者、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发生直接关联。因而，判断哪些属于终端用户的利益相关者需要财商，消费者、用户、粉丝、客户、会员的迅猛增加与互动，都在考验着组织情商，即财商引导智商转化为情商。尤其是在技术的可复制性、可获得性及其不可能性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情况下，组织情商与客户端的互动不仅要让竞争对手不可模仿，而且要能够促进管理、技术、制度、组织结构等商业优化，即财商引导情商转化为智商，实现组织目标。

      在阴阳互换这一过程中，中国管理C模式提供了系统思维与管理工具。秉承着“仁义”的内核，企业管理者明晰处理了各种关系的方法，明确建立了劳资关系、社会责任、环境义务、消费者权益、合作伙伴的互信与激励关系，提供了知识快速交流分享的网络以及有价值的知识生产、创造、传递、分享过程。企业管理者利用管理工具体系充分、有效地运用组织资源构建价值网，使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实现组织的最佳利润目标。与此同时，合理的财商报酬机制将把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凝聚在组织价值网内。情商管理决定了企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动态调整了企业边界、管理层级、产权结构等。财商引导情商与智商的互动以及能量交换，建立决定了组织成长和可持续竞争的优势，管理效率自然提高，财富目标得以实现。

      阴阳互换模型意味着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阴阳互动、各层级互动的循环上升进程。虽然组织的具体表现形式受到外在因素影响而复杂多样，但阴阳互换模型为情商、智商、财商的相互作用与转换为其提供了内在逻辑和基本形式。

      在国家层面，国家力量的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国家力量是各种“有形”与“无形”力量的集合体，其中，文化、经济、军事、科技等作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其建设除了与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有关，更与如何整合各种力量及投入的方向、运用的方式以达成既定目标相关。

      中国管理C模式为国家力量的建设与运用提供了阴阳互换的思维方式。在美国的霸权体系设计中，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是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为“硬权力”，而制度霸权则是其霸权体系赖以维持的侧翼，是为“软实力”[8]。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学会通过软实力的力量来实现目标，这可以视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情商管理力量向智商力量方向的转化。当前，以加强国际科技与经贸合作带动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可以视为智商、财商向情商方向的转化。中国管理谋求的是一条人与环境、经济与资源、国际政经关系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中国管理哲学软实力的解读有利于推动“和合”型治理模式的形成。

      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唯物史观勾勒出了一幅动态的总体运行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学”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之“财”，与儒学的“富民”“富而教之”有共通之处，更是“学而优则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

      缘于中国悠久的文化资源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腾飞及和平崛起，中国管理有必要亦有能力创建一套经世致用之“学”。中国管理哲学独特的“仁义”观、“义利”观为信息时代“以人为本”的普惠经济管理模式提供了价值内核及整体观、系统观等思维方式。中国管理C模式实现了管理的价值性、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其阴阳互换模型为情商、智商、财商的融合、互补、内生、相互转化提供了内在逻辑与形式，推动了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重构并提升了价值网的绩效，实现了利益相关者的共赢，是中国管理哲学对“互联网+”与“创新创业”顶层设计的有力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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