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市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市民社会概说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
笔者倾向于认为，对市民社会进行明确界分的前提是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统一于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之中，市民社会所体现的与国家的逻辑交叉或逻辑分离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展开。而且，市民社会除了与国家的分离、对立和交叉之外，还必然地与社会中的其他功能系统发生联系。笔者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它具有自主、自立、自由、平等、自律及自组织性等特点。市民社会既不同于政治社会，又不同于经济社会，也不完全是脱离了政治和经济的社会中的其他领域。
应当看到，市民社会在西方主要是自然演进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则不具备这种色彩。在西方，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互渗透，相互揉和，并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发展。在中国，由于时空条件的转换，市民社会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必定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意义。
二、中国现代化的特征与缺陷
概括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有以下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也可以视为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缺陷或不足：
（一）从发生类型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化不象西方那样是内源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外力刺激下启动的。这种“刺激——反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表现为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失败及其自强变革，标志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循环”（罗荣渠，1996）的结束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第二阶段为1979年以后至今，表现为西方物质层面的示范效应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标志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这两次“刺激——反应”的时空条件发生了转移，但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在借助外在力量的刺激或内部应变来进行中国社会的变革，只不过拉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第二阶段大体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的一种延续。
（二）从发育状况看，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中国的现代化带有明显的后发色彩。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发轫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相对于英、法等早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落后的，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性，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育很不成熟。中国社会不仅分化不足，而且除了政府权威之外，尚没有形成有效的整合机制。而一旦出现分化与整合的脱节，便极有可能诱发社会动荡，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屡屡发生摇摆的重要原因。
（三）从目标取向看，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这种赶超型的现代化也容易造成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趋向。一旦对这种趋向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下述情形的出现：(1)过分追求应然的东西即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而忽视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现实操作中的一些问题；(2)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成功”，而忽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做的结果是要么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要么由于发展的错位引发社会动荡。如果不注重现代化内在因素的培育而盲目赶超，就会贻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点有着深刻的教训。
（四）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反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政权主体长期飘摇不定，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发展模式没有以一贯之的连续性，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经常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和摇摆不定的境地。从西方国家以及俄国、德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看，现代化大都是在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下启动的，从而有利地促进了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新生。中国的现代化形成了这样一种历史的循环：当地方与民间占有现代化资源，权力分散到相当程度时，作为效应反弹，就会出现一个强势政府，努力从事权力资源的聚集化。面临来自外国列强、地方势力和民间社会三方面的挑战，中央政府为了加强集权的步伐，又来不及实现制度的创新，只能被迫向传统官僚帝国制回归，从而又丧失了其现代化导向，消弱了统治合法性，最后在新的失控和混乱中，被自下而上兴起的革命力量击败（许纪霖、陈达凯，1995：总论，10-11）。这样一来，中国的现代化常会因为一些偶然性的因素而中断。社会结构在政局动荡、外乱不断的情况下常常出现错层，更谈不上社会各功能系统的整体运行和协调发展。这种背景既为当今现代化构设了框架和前提，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展开提出了新的要求。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自从“五四”运动宣传科学和民主以来，一直没有真正得以在制度层面展开，而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精神（思想行为）现代化三位一体才能构成现代化的整体。只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现代化才开始逐步由植入转向内生、由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创新与文化整合是中国现代化能否深入进行下去的关键。但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与文化整合呢？中国学者不得不再一次将目光转向西方世界，而市民社会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三、市民社会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从时间序列看，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是现代化进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对中国现代化的透视，也可以为市民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必要的参照。
（一）市民社会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具有指导意义毫无疑问，西方国家在世界性的现代化大潮中不仅走在了前列，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样板。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西方社会的外力刺激启动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甚至指导。特别是目前中国尚没有形成立足于本土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建构就成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双重任务。市民社会在西方的理论复兴，使得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果不注意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不注意研究西方发展理论的新特点，就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走向，也极易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进程造成误导。
（二）市民社会可以成为检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新视角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往往被以国家拉动的经济发展或工业化来检测，这种现代化的单一视角容易掩盖社会的有效发展，应用于操作层面则容易造成现代化的片面化。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检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视角，并成为90年代后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研究热点。同时，建国后形成的高度同质的政治社会结构趋于分裂，国家与社会逐渐剥离开来。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王权政治与民间社会的关系，回应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新特点也成为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立足的现实要求。
（三）市民社会有助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中国的现代化在经历了百年探索与种种磨难之后，开始踏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新阶段。改革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经济决定论”为前提展开的。然而以此为前提，大致可以推导出类似于这样的命题：政治民主化、城市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文明化、人的现代化以及社会结构的优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经济发展了，现代化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按照这样的逻辑，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可以简约为经济发展。照此逻辑，一切看似与经济发展无关的东西可以统统不予考虑，国家只是谋取经济利益的机器，是为经济服务的附庸和工具。然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只考虑经济发展而舍弃其他方面，这其中有经济发展的机制要求，但便多的是社会的整体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如果把市民社会看作为既不同于经济系统又不同于政治系统的现代整体社会的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将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经济发展一同纳入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之中，就可以起到修正现代化单一发展的不足、避免社会畸形发展的作用。
（四）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所提倡的契约平等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精神反过来可以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社会土壤，使市场经济建立在更为牢固的社会基础上。同时，市民社会的环节之一是保障人们财产的司法（石元康，1997:70），因此构建中国市民社会还有助于法制建设。
（五）市民社会是构筑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促进因素回顾历史，中国现代化存在两难症结：政治变革导致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解体、普遍的失范甚或国家的分裂；作为对这种失序状态的回应和补救，政治结构往往向传统回归，借助军事力量并利用原有的或改造过的象征性符号系统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又使政治结构转型胎死腹中。只有透过市民社会的建构，逐渐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只有当社会成员不再是国家权力的奴隶，当他们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时，民主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性。
（六）市民社会可以优化社会结构现代化肇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日趋激烈，然而，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呈现出非正常化发展的趋势，典型的象利益结构的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主要不是以具有相对稳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中间阶层为基础的正负向分化，而是带有明显的“突峰式”单极分化的色彩。这样分化的结果是使社会利益格局演化为“倒T型”而非常态的“纺锤型”，这种不合理的“倒T型”利益格局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韩克庆等，1999）。一般说来，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而我国目前中间阶层的总体力量尚比较弱小。在这种情形下，市民社会的发育可以填补由于传统社会“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打破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破缺，构筑起牢固的社会中间层，为现代化的推进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优先权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是相辅相成的。现阶段二者的推进应有一个主次问题，亦即市民社会与现代化的优先权问题。现阶段，市民社会不能在现代化之外沿着第二条道路与现代化并行发展，它必须在与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不断协调中沿着现代化这一主线展开。这是因为：(1)目前我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发展，我们要不断夯实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变外在刺激为内生发展，以提高中华民族在强权政治和经济依附下的应变能力，这是中国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2)市民社会不能保证必然实现现代化。(3)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发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的成长造成了领域分离，客观上为市民社会的生长创设了空间。而且，现代化的目标走向与市民社会的本质属性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相吻合的。
在现阶段，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演变为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关系问题。市民社会的中国鼓吹论者大都以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相提并论，以为市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原生点。诚然，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但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单线因果链条，而是一种并列和交叉关系，二者同属现代性的内容。在西方，市民社会不是民主政治的前因，民主政治也不单是市民社会的后果。在中国，民主政治不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构建而水到渠成地实现。在民主政治实现的前提性条件中，包括政治系统的内部制度变革、政治行为者的现实选择等诸多因素。市民社会既非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中亦非必要条件。企图用市民社会来达至政治民主的做法，在理论上不仅是不充分的，还会造成误导。
那么，如何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呢？我们认为，要从现阶段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展开、把市民社会作为整体社会的一个功能领域的角度考虑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建构时序：第一步，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代表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市民社会阶层；第二步，从社会结构中逐步凸显出一个市民社会领域，并实现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协调运行。届时，市民社会不会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而终结，而将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种永恒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