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十种关系的思考_消费文化论文

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十种关系的思考_消费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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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更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全党全民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也是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不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在党的各类文件和报纸、理论刊物上,有详细的归纳和介绍,这里不再重述。笔者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关论述,就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十种关系,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谈一点浅见。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江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注:《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9页。)本文所指的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指的是思想、道德建设与教育文化建设。

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其一,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 第39页。)要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研究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各种关系;其二,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内部确实存在着顾此失彼,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平衡关系,需要研究和正确处理。

有哪十种不平衡的关系呢?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存在着重物质文明建设,轻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这已是“老生常谈”的事,不再多述。

在文化方针建设上,一些同志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忽视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方针。解放思想不要前提条件,“打擦边球”,出了一些灰色、乃至黑色、黄色的文化商品或宣传、教育品。

在观念文化与智能文化建设关系上,重教育文化建设,轻思想、道德建设。要求投资办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呼声高,抓得扎实;抓思想、道德建设的工作常常停留在口头上,抓得无力。

在文化建设目标上,重科学文化素质与文化生活质量建设,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培养。关心学历、文凭的人多,关心塑造远大理想与信念的人少。人生观价值观混乱、没有远大理想与信念的人较多。

在文化建设实践上,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高;自我文明建设要求低。

在继承、借鉴与发展关系上,强调继承,重视借鉴外来文化,联系改革开放实际,研究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成果少。

在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关系上,重消费的娱乐性,轻生产的文化性。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在于文化民众,社会化合格的社会角色,有益于公民身心健康,不仅仅为了娱乐民众。一些文化商品,单纯追求低级庸俗的乐趣,忽视文化消费品的主要社会功能。

在看待文化消费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生产者偏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为追求利润,不惜冒风险出灰色、黄色产品。

在社区文明与群体文明建设关系上,重社区,强调大环境文化的质量,批评、指责社会治安不好,社会文明风气差的人多;轻单位、企业与家庭等群体的实实在在文明建设工作的现象并不难见。

在文化控制的双重关系上,重外在控制,轻内在控制。即重社会的法制、道德、舆论控制的作用,轻自省、自控、自我批评与反思、忍让等内在控制作用。

为什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会出现这些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呢?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从五十年代中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到现在,经过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各项事业有了很大进步,然而总的说来,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注:《报告》第17—18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些特征,必然会反应到文化建设上来,形成文化建设思想与行为上的不平衡现象。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与村落、单位活动,走向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平等竞争;从传统的慢节奏生活,走向快节奏;从传统的子承父业,拜师学艺的知识经验纵向来源,走向信息社会的横向对比。这些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价值观、方法论倾斜,从而改变人们的认识与处事态度。

人们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享受。物质是生存、发展与享受的基础,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还未达到全民共同富裕的今天,人们较多地关注物质利益、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现实利益与眼前利益,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种表现。

当然,这并非说上列片面性不能改变,或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在物质文明建设面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只有等全社会都富裕了精神文明才能彻底改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注:《列宁全集》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8 月版,第228页。)人有自觉能动性, 人能在这一能动性支配下选择对待外部事物的态度与行为。先进的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与精神交换的一切关系与行为,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平衡与协调。也就是说,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促进文化建设内部的协调发展,同样也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指导作用,即思想道德的“能动”作用。

如何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呢?

要克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树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恩格斯曾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506页。)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就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还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页。)他多次强调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我们的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首先,要完整准确地学习与掌握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正确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

其次,要使精神“变”物质。要加强精神文明成果转化,才能使建设精神文明一手硬起来。

其三,要加速精神文明建设科学化,可操作化研究与应用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起来。

最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建设队伍与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具有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强力功效与新形象,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起来。

在处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大方针的关系时,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在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中丰富与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中指出:“根据党在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根据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参见《决议》第7—8页和第11页。)一切争鸣与探索都应围绕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方针与任务去进行。

在精神产品的探索与创新上,应鼓励与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探索和创新;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探索和创新,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弘扬正气的探索和创新,一切有利于团结和引导人民积极向上的方式方法探索和创新。

在处理探索与宣传两大功能的关系时,应该突出宣传、教育社会功能,提倡内外有别,分层对待。对于一些是非界线不清,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作品或言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争鸣,不宜扩大宣传混淆是非。

在文化建设的目标选择与如何正确处理思想道德建设与智能文化建设上,要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一手硬,思想道德建设一手软的倾向。一应在全民中加强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思想教育,克服社会中流行的机械唯物主义、实用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代表大会上指出:“过去我们有很强的战斗力,是因为我们有很强的信念和共同的理想,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思想道德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145页。 )江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代表大会上,也再次强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注:《报告》第40页。)思想道德是文化建设的灵魂,没有正确的思想与道德,文化教育建设就会失去方向,缺乏正确的动力来源。因此,在文化建设中,应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先导,以教育文化建设为基础;以思想、道德建设带动教育文化建设;以教育文化建设促思想道德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紧密结合。

其次,要使思想道德成果“硬”起来,必须克服近些年在人才选拔上重才轻德的倾向。

此外,应大力宣传精神文明成果转化为物质与社会效益的典型,让人们亲眼见到精神“变”物质的实效。才不致于重智轻德,重养轻教,重文凭轻思想素质的培养教育。

在处理精神文明的自建与共建的关系上,首先,必须明确,自建与共建关系,是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社会文明存在于每个社会公民的思想与言行上,无良好的个人文明,绝无全社会的良好新风。当前的文明建设关键要多一些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文明创建,少一些指手划脚相互指责。在全民精神文明自建活动中,首先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党员和干部带头树新风,除邪气,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起好带头作用。

其次,社会要大力提倡与表彰“修身”、“齐家”、“治国”的先进典型事迹与成就,让文明自建成果具有“让少数人先富、带动共同富裕”那样的“霍桑效应”。

此外,要从政策与法律上保障那些为社会、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英雄人物获得相应的物质与精神报酬;要积极研究与正确处理历史功勋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竞争,按劳分配关系,以鼓励人们多为社会作贡献。

在处理社区文化建设与社会大环境文明建设关系上,首先应该明白,每个人都既在大环境中,同时又生活在小环境中,应该从大环境改变上着眼,从小环境的文明建设上着手,首先搞好本单位、本社区与自己的家庭群体文明。这样整个社会的文明即会很快改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强调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大力建设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与城市文化。我们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决议,从社区文化抓起,搞好社会文化建设。

在处理继承、借鉴与发展文化三者间的关系上,首先要明确,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文化创造,不能割断历史。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注:《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9页。)“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注:《决议》第16页。)”我们应牢牢掌握党中央给我们指明的这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与方法,去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其次,在继承与借鉴中,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确定的真理标准,生产力标准。在继承上要把握历史进步的客观标准。恩格斯曾指出:“历史进程要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版,第341页。)”在历史上有过进步作用的文化,不一定都是对我们有用的文化;民族的或外来的优良文化与传统,只有能植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富有强大生命力,能推动我国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的部分,才是我们所应继承与借鉴的文化财富。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我们的做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总之,我们在继承优良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检验文化取舍的标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好坏是检验文化优劣的标准。一定要继承与借鉴那些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此外,要提高文化选择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教师、家长尤其要帮助提高青少年鉴别香花毒草的能力,提高他们选择与吸收优良文化的能力。

在文化生产与消费关系上,邓小平曾指出,“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持反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45页。)每个宣传、教育、文艺、理论、 出版工作者都应该分清文化商品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根本差异。物质生产是为了消费,精神生产是为了教育,即使是文化娱乐性精神消费品,也要寓教于乐。还应看到物质性产品的消费效益主要反映到个人;精神产品消费效益好坏主要反映在社会上。由此,生产的目的主要应从社会效益上考虑,不能像为市场生产的、物质消费品那样去片面迎合群众口味,追求利润,生产有害群众心理健康的作品。

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协调上,不能完全遵循物质消费市场的生产与消费平衡规律,主要应从精神产品对消费者、思想、道德的协调上来考虑。文化商品不仅有个人选择,还有社会选择的任务。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只有鼓励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有利于团结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产品,才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消费需要相协调的文化产品(注:参见《决议》第11页。)。

由此,在对待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一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早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的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有的人已经忘记了邓小平这一教导,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生产推销了一批有害于广大群众心理健康的坏作品。这种倾向必须坚决防治。

要处理好精神产品生产与消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关系,除了教育之外,在法律、法规与政策上也应该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整。避免文化品生产者走向追逐利润,不顾社会效益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文化建设管理控制上,关键要调动内因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当前文化市场的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应从上到下,从老到幼、从官到民、从党内到党外,层层带头,严以律己。一要克服无组织行为,刹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我者遵,逆我者绕的不正之风;二要干部、家长带头,消除说话、做事不顾社会影响好坏的自由主义作风;三要警惕晕轮效应及概化反应。有些人把少数干部的不正之风概化到整个社会,从而放松自我约束,在经济、文化生活上胡作非为,这是“自掘坟墓”,自己害自己;四要通过学习与实践,不断提高自我鉴别与控制能力。

在文化的社会控制上,只有把自我控制与外在控制结合起来,外在控制才能发挥作用,内在控制也才能得到强化。在外在控制上当前要防治在法律控制一手逐步完善起来后,道德、舆论控制一手淡化和执法机关一手变硬后,群众控制一手变软的倾向。

总之,我们希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观念文化建设与智能文化建设;继承与发展;自建与共建等两方面的关系。一定要两手抓,使社会文化建设与自我文化进步协调发展。由此,建议:第一,要在全民中,尤其是干部中坚持经常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理论教育,防止在错综复杂的现代化社会发展中误入机械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迷途。第二,在文化建设中,要加强思想道德的“物化”研究与宣传和可操作化研究,加强精神文明成果转化,促进精神“变”物质,使思想道德建设“硬化”。第三,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路线,精神生产必须按精神生产规律进行,不能按物质生产的规律进行。第四,建议建立文化道德法庭,仲裁普通法以外的思想道德与文化建设中的纠纷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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