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格局论文,韩愈论文,子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诗序》，四库馆臣谓之“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以《诗序》的作者为例，即大致有十六种、十七种、三十种等说法，去其重复，“异说恐不下二十余种”①，实千古聚讼之端。学者们如此热衷于《诗序》研究，原因就在于《诗序》总括“一篇之义”②，决定了《诗》的经学性质；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化的诗学理论，为后世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故但凡说《诗》，则欲一究《诗序》之根本。其中，关于《诗序》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作者”，它关系到《诗序》产生的时间、内容的权威性以及《诗》学传承谱系等。因此，古今以来争论大多聚焦这一问题上。中唐之前，学者们对此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子夏作”、“子夏、毛公合作”与“卫宏作”，其实后两种说法都是从“子夏作”衍伸而来，所以中唐前关于《诗序》作者的主流意见就是“子夏作”。而韩愈一出，便要挑战“子夏作”的权威，将汉唐以来围绕《诗序》的结论全部推翻，这是《诗》学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变奏动向，也是《诗》学发展最突出的转折点。 一、“子夏作《序》”说 最早提出“子夏作《序》”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此观点，汉唐以来，主流《诗》学研究皆从之，如王肃云：“子夏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③；陆德明云：“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④；孔颖达提及子夏作《序》达十次之多；魏征认为子夏作《序》，毛公、卫宏有所润益而已⑤；司马贞云子夏序《诗》⑥，等等。“子夏作《序》”，是汉唐《诗》学研究的共识，确立了《诗序》在《诗》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孔子距离《诗》产生的时代最近，且是《诗经》的第三次编辑者⑦，子夏“亲受圣人”，《诗序》由他所作，则能较贴切地反映《诗》的创作初衷，如此一来，《诗序》所传达的关乎人伦道德的政教意义，就都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汉唐经学家尊奉“子夏作《序》”，皆据《序》说《诗》，可以说《诗序》决定了汉唐《诗》学恪守“政教”的特征。 第二种观点“子夏、毛公合作”，也是郑玄提出。此说不见于今之《诗谱》。关于大、小《序》，陆德明引旧说云：“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⑧此处郑玄区分大、小《序》，一则表明《诗序》是逐步完善而成；二则将《大序》从《关雎序》中抽离出来，凸出了《大序》的重要性，是谓“宜引以冠经首，使学者得以考焉”⑨；三则为后世的《诗序》研究提供了新门径，宋代学者谈及《诗序》多以大、小《序》分别论之，如程子以为《小序》乃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子作⑩，等。针对《诗序》，郑玄本人就前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则在东汉时已不能确知《诗序》的作者。但无论哪种说法，郑玄对“子夏作《序》”深信不疑。 第三种观点“卫宏作”，最早是由陆玑提出。陆玑认为子夏所作的《序》，并非今之《毛诗序》，其后东汉卫宏乃作《毛诗序》。这是《诗》学史上首次将子夏《序》与《毛诗序》视为两家；也是首次提出卫宏作《序》，后世主张卫宏作《序》者皆从此说，如范晔云：“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11)姚际恒云：“大抵《序》之首一语为卫宏讲师传授(即谢曼卿之属)，而其下则宏所自为也。”(12)夏炘云：“《序》为卫宏作无疑矣”(13)等。陆玑主张子夏作《序》、卫宏作《毛诗序》，言下之意，子夏的《序》是最原始的《诗序》，之后“四家诗”兴起，各自有《序》，《毛诗序》是卫宏因师说而成。四库馆臣云：“案《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意，《小序》之体实肇于斯。王应麟《韩诗考》所载，如《关雎》，刺诗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又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作《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同而但有首句，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14)《韩诗序》、《鲁诗序》与《毛诗序》大同小异，但惟有首句，故陆玑认为先有子夏《序》，后有卫宏《毛诗序》。这种说法，其实仍在维护“子夏作《序》”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之前，主张“卫宏作《序》”者并不否认“子夏作《序》”说；而韩愈之后，主张“卫宏作《序》”的往往是从反驳“子夏作《序》”开始，“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15)又如，夏炘言：“先儒以《诗序》为子夏作，非也”(16)等，说明在《诗》学史上，韩愈提出的观点即如峰回路转，其首次挑战“子夏作《序》”，并引领了之后《诗序》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韩愈对“子夏作《序》”的颠覆 韩愈之前，《诗序》研究将“子夏作”奉为圭皋，直至韩愈提出“子夏不序《诗》”，将此前的观点一并推翻，《诗序》研究才真正意义上地翻开新的篇章。韩愈论《诗序》，首见晁说之所引： 善夫，韩愈之议曰：“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17) 此说不见于今之《韩昌黎文集校注》，《全唐文》亦有目无词。晁氏之后，李樗也引此说，云： 韩退之作《诗之序议》则谓：“《诗》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辞不讳君上，显暴丑乱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经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18) 内容与晁氏所引不同，意思即晁氏所引的第二、第三两点。明代杨慎也引到韩愈论《诗序》，其云： 余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籍之子夏。”(19) 文中“知不及”与晁氏所引的“不智”稍有出入。宋代范处义反驳韩愈之《议诗序》，即引作“知不及”(20)，则在宋代开始就已经有“知不及”和“不智”两个不同的版本。历代对此的理解也不同，大致有两大类：(1)时代相隔久远，无法得知。范处义云：“子夏犹知不及，汉去诗益远，何自而知之？”(2)学力、领悟尚未达到。程子云：“《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21)学者多从此说，如王得臣、晁说之、员兴宗、杨慎等。但结合二、三点，韩愈明显是在反驳、推倒《诗序》，历代学者的解释却是以尊崇《诗序》为前提，这与韩愈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一致。私以为“不智”应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一是，“不智”与“不道”、“不敢”在语言表达上前后一致；二是，韩愈认为《诗序》暴扬私闱、不讳君王，如此荒诞不经，必定不是子夏这样“可与言诗”者写出的；故从整个语境和前后文意，及韩愈对《诗序》的历史态度来说，“不智”都应该是指“不明智”的意思。 第二点“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所谓“暴中冓之私”，《诗序》中有很多讽刺统治者荒淫的内容，如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淫之事，《南山序》云：“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敝笱序》云：“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载驱序》云：“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这些都是直接讽刺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又如《墙有茨序》、《君子偕老序》、《鹑之奔奔序》等，讽刺卫宣姜与公子顽淫乱宫闱；《株林序》、《泽陂序》讥讽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等等。韩愈认为此乃“《春秋》所不明”，《诗序》也不应暴扬在光天化日之下。如齐襄公与文姜淫乱，桓公三年《春秋》载：“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左传》云：“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春秋》乃以“送”字刺襄公无礼。《春秋》以礼定褒贬，往往微言大义，对于齐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仅云“送”“会”“至自”而已(22)。又公子顽与宣姜之事，《春秋》并无记载。范处义云：“大抵《春秋》虽严，而其辞深而婉；《诗序》虽通，而其辞直以著。”(23)《诗序》的表达方式与《春秋》迥异，前者直刺淫乱，后者隐晦深微，故韩愈认为《诗序》不合于“六经之志”。孔子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4)“六经”以“礼乐”为核心，今《诗序》斥言君王乃与“温柔敦厚”不合，故韩愈云“子夏不序《诗》”。 第三点“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也就是避讳君王的问题。子夏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此时《诗》中最后一位诸侯陈灵公也早已离世，故韩愈所谓“诸侯犹世”应是指诸侯后代尚且在世。要知道，《诗序》讽刺某君王往往直接点明，如“《雄雉》，刺卫宣公也”“《考槃》，刺庄公也”“《蟋蟀》，刺晋僖公也”等。于公子大夫之类更直呼其名，如“《有女同车》，刺忽也”，忽乃郑庄公世子；“《车邻》，美秦仲也”，秦仲乃周宣王大夫；“《墓门》，刺陈佗也”，陈佗乃文公之子，等。《诗序》毫无忌惮地斥言君王权贵，韩愈认为在诸侯犹活跃于历史舞台之际，公然刺其先祖，或不被诸侯所容，故云“不敢”(25)。韩愈自身即有“不敢”之事，谈到排斥释、老，其云： 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至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26) 此时贞元十二年，该年四月德宗命徐岱等与沙门鉴虚、道士万参成等讲论三教(27)。鉴虚云：“元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28)德宗大悦。足见，三教合流之风盛行。韩愈提到王公贵族、公卿辅相皆事佛、老，若此时公然著书以排之，岂不是自掘坟墓？此韩愈之不敢为之事，以此揣度《诗序》之斥言美刺，认为子夏必“不敢以云”。 上述“不智”“不道”“不敢”三点，韩愈明确提出“子夏不序《诗》”。在韩愈之前，《诗》学研究皆认为“子夏作《序》”，这种说法确立了《诗序》的权威地位，也决定了汉唐经学家关涉政教的说《诗》趋向；而韩愈一出，大刀阔斧地就要颠覆“子夏作《序》”，公然挑战《诗》学权威、怀疑经典，这在《诗》学研究史上简直是划时代的声音。从汉唐以来，学者一直视为金科玉律的“子夏作《序》”之说，被韩愈一下子拉下神坛，而韩愈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原因及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种观念，对之后《诗》学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在计较韩愈之说有多少合理性外，更应该探讨的问题。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其实是与重建儒学密切相关。韩愈对“子夏作《序》”的否定，是顺应了大历后所形成的对传统学术的怀疑大趋势。大历学风务求标新立异、以己意说经，多反驳传注旧文；发展到贞元、元和之后，这种反驳之风上升为对经典本身的质疑，并开始出现肆意增补、删改经文的动向，如白居易补《汤征》；陈黯补《语诰》；林慎思著《续孟子》；沈朗新添尧、舜、禹诗并《文王》诗四篇，置之《关雎》之前(29)；柳宗元著《非国语》(30)，等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韩愈也展开了对经典的系统性思考，否定“子夏作《序》”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韩愈还否定《孟子》乃孟轲自著(31)，否定《论语》旧注(32)，并因此构建起新的经典系统。《原道》篇云：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33) 此处确立了以《诗》、《书》、《易》、《春秋》四经为主的新经典系统，将原来孔子纳入“六经”的礼、乐划入法制体系中。表面上看来，这只是典籍归类的细微变化，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而仔细考究便会发现，这一变化其实是对文化传承系统的重新调整，它将改变世人对“礼乐”的既定接受，“礼乐”不是作为修身养德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硬性规定的、必要遵守的法规。在德治与法治的天平上，韩愈是有一定偏颇的。韩愈对文化系统的建树，还有首次阐扬《大学》之义，《原道》篇将《大学》也列为经典。《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汉唐以来，并没有特别称道者。韩愈特意将《大学》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单独拿出来，与先王之教相关联，“提供了一个沟通心灵道德培养与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34)，使《大学》从个人修养的准则变为治国安邦的经典，是其意义所在。除此，韩愈又倍崇孟子。周秦之际，儒家中孟荀二派并峙。西汉时荀学为盛，仅扬雄对孟子有相当之推崇；此后直至韩愈一倡，孟说方大行，“《孟子》一书，遂成为宋明道学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35)。《昌黎文集》中提到孟子达24次之多，其云：“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36)《孟子》也被韩愈划入经典系统中。则经韩愈之手，孔子的“六经”系统转变为“四经”与《大学》、《孟子》。尔后，朱子就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四书”，承载着一套以“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世人言“四书”系统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往往将朱子奉为神明，殊不知韩愈的开创之功，实在可惜。 从否定“子夏作《序》”到确立新的经典系统，韩愈的本质目的是为了重建儒学。其实，韩愈曾明表心迹：“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至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37)孔子确立“六经”，构建的是一个传承文化的经典系统，人君循之则国治，士人修之则大吉，“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38)；韩愈要继孔子删述之志，所以他整理典籍、确立新的经典系统，其目的就在于要重新激活民族文化的传承系统，要重建儒学，以维系世道人心。而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就是重建儒学中隶属于整理典籍的一部分。韩愈重建儒学的举措又见诸所著《原道》、《原性》、《原鬼》等，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架构儒家关于性、命的学说，以夺回儒学在思想领域的霸权；更有，韩愈为阐明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排斥佛、老，建构了历史第一个传道谱系，首次发表了“道统”思想，之后遂成为宋明道学家“致君行道”的思想武器。李翱谈及韩愈，云：“六经之风，绝而复兴。”(39)皇甫湜云：“(先生)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40)欧阳修云：“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别以朴，划伪为真。”(41)韩愈的功劳不仅在于复兴儒学、抵触佛老，使文化正脉回到儒家的经典系统；也在于启发了宋代新的儒学思想及学术格局的形成。颠覆“子夏作《序》”，就对宋代的《诗》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三、韩愈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之后，宋代《诗》学研究不再提“子夏作《序》”，范家相云：“疑《序》者始于韩昌黎，发于成伯玙，而宋儒从而力排之、舍《序》言诗者，始于苏颕滨，甚于郑夹潦、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诋而字驳之，嗣是以后或信或否，又分道扬镳，不可胜纪矣。”受韩愈影响，宋代《诗》学明显分为尊《序》与反《序》两大派，叶德良先生有一段概述：“治《诗》者，约可分为守《序》、反《序》二派。反《序》一派，大抵以为《诗序》晚出于卫宏(或卫宏以后人)，不足采信。守《序》一派，则或推崇过当，有以为诗人自作者，如王安石是也；有以为《小序》乃孔子作者，如王得臣是也；有以为大、小《序》皆是国史作而杂孔子之言者，如范处义是也。唯反《序》一派，说诗每并《首序》、《后序》，俱不採信，直据本文为说。而守《序》一派，则或不信《后序》，以为杂有说诗者之言。”(42)无论守《序》，或是反《序》，皆无主张“子夏作《序》”者，现分别论之。 守《序》派，主要集中在北宋，如欧阳修云：“《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43)程颐云：“《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44)王得臣云：“予以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所题曰美、曰刺、曰闵、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弟子之所能与也。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45)欧阳修所谓“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与韩愈所云“不智”是出于相同的逻辑；程子与王得臣认为首句非子夏所能，则是“知不及”之义。韩愈开了“子夏不序《诗》”的先河，守《序》派据此多以子夏“不智”“知不及”为由，否定“子夏作”，或以为国史自作，或以为孔子所为，务在尊崇《诗序》，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 反《序》派，以郑樵为首，云：“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46)又云：“卫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47)郑樵认为《诗序》乃卫宏所作，掺杂了经书、各家之言，并不可信。从此说者，主要活跃于南宋，如曹粹中云：“《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要知《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于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48)朱熹云：“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49)章如愚云：“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说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传妄，反可信乎？”(50)朱熹等人延续韩愈观点，认为《诗序》出于汉儒臆度之私，主张“信《诗》不必信《序》”(51)，说《诗》全凭己意断之，由此，反《序》派在否定《诗序》的同时走向了《诗》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即去《序》说《诗》。之后，元、明两代针对“《诗序》废存”形成不同的《诗》学阵营，而朱子在《诗》学史上的权威地位也在此时确立下来。 可见，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乃造就了宋代的《诗》学格局——以守《序》与反《序》两大派别为主。一方面，守《序》派虽推崇《诗序》，但并不盲从，如欧阳修云：“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52)；程子直言“《序》之误也”(53)；王安石明辨《诗序》未允(54)等，这些意见都是从情理出发，着眼于《诗》本身。另一方面，反《序》派以朱子为代表，否定《诗序》，“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故主张去《序》说《诗》。朱子著《诗序辨说》专论《诗序》之失，又云：“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55)这段阐释中，所提到的“天道”、“理”、“情性”、“言行”及修齐治平，都是属于理学讨论的范畴，朱子已完全是从理学的角度来定义《诗》。朱子反《序》、探求《诗》理，便形成了与《诗经》汉学相抗衡的《诗》学新系统，更成为了元、明两代奉为圭皋的《诗》学新权威。 所以，由韩愈所引发的关于《诗序》的争辩，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鼎故革新。在宋代脱离《诗序》、全凭己意解《诗》的过程中，整个《诗》学系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其本质原因是，宋代以“义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系统，替换了汉唐以来以“礼乐”为重的旧意识形态系统。汉唐《诗》学总是从政治教化的方面来阐释；而宋代《诗》学是从“天理人欲”的角度来阐释。因此，在宋人抛却《诗序》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新阳改故阴”的大革命。正是“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56)，中唐是唐、宋变革的过渡阶段，韩愈则是启发宋学的关键人物。 ①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页。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校勘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9页。 ③王肃：《孔子家语》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页。 ④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366页。 ⑤《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8页。 ⑥《史记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见《史记》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页。 ⑦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4页。 ⑧孔颖达：《毛诗正义》，第263页。关于大、小《序》之分大致有四种观点，除陆德明所引外，第二种是成伯玙认为，《关雎序》乃《大序》，其余众篇之前为《小序》(《毛诗指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74页)；第三种观点是朱熹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乃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序辨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62页)。第四种是程大昌认为，“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谓大序者，宏语也。”(《考古编》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第10页)。文中郑玄所谓的大、小序是指陆德明提及的分法。 ⑨王鸿绪：《诗经传说汇纂》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第1页。 ⑩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6页。 (11)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75页。 (12)姚际恒：《诗经通论·诗经论旨》，《姚际恒著作集》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3页。 (13)夏炘：《诗序》，《读诗劄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0册，第617页。 (1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集传》，第121页。 (15)朱彝尊：《经义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第699页。 (16)《读诗劄记》卷一，第617页。 (17)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222页。 (18)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册，第3页。 (19)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296页。 (20)范处义：《诗补传·篇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22页。 (21)《二程遗书》卷二十四，第312页。 (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7、99页。 (23)《诗补传·篇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23页。 (24)《礼记正义·经解》卷五十，《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69页。 (25)对于《诗序》斥言美刺的问题，孔颖达却有另外一种观点，《齐谱疏》云：“子夏亲承圣旨，齐之君世号谥未亡，若有别责余君，作叙无容不悉，何得阙其所刺，不斥言乎？”认为子夏作《序》本就应斥言，君世之谥号本当详细道明(第455页)。韩愈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这是韩愈反对旧说、挑战权威的又一证明。 (26)韩愈：《重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27)《韦渠牟传》，《旧唐书·德宗纪》卷一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28页)，亦见《唐语林》卷六(第519页)。 (28)王谠：《唐语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9页。 (29)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139—140页。 (3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41页。 (31)《答张籍书》云：“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30页)早在三国时，姚信即疑非孟子自著，但并未形成较大影响，在韩愈之后才引起了广泛注意。 (32)《答侯生问论语书》云：“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信后生辈耳。”《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83页。 (33)《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8页。 (3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3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36)《送王埙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2页。 (37)《读荀》，《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6页。 (38)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 (39)《祭吏部韩侍郎文》，《全唐文》，第2864页。 (40)《韩文公墓志铭》，《全唐文》，第3119页。 (41)《新唐书·韩愈列传》，第5269页。 (42)《宋人疑经改经考》，第75页。 (43)欧阳修：《诗本义·序问》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93页。 (44)《二程遗书》，第312页。 (45)《麈史》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第619页。 (46)郑樵：《诗辨妄·诗序辨》，《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27页。 (47)郑樵：《六经奥论·诗序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68页。 (48)朱彝尊：《经义考》，第699页。 (49)朱熹：《诗序辩说》，《续修四库全书》经都第56册，第261页。 (50)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诗序之辨》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8册，第86页。 (5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1页。 (52)欧阳修：《诗本义·序问》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14页。 (53)《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三》，第1049、1051、1059页。 (54)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二)》上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5、68页。 (55)《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27页。 (5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页。标签：韩愈论文; 文渊阁四库全书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国学论文; 原道论文; 文渊阁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