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研究进展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城市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585（2011）05-0771-14
1 引言
2009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表明：21世纪全球进入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体制都处于急剧变革中，其空间重构也表现为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变量的改变，高密度（生产要素高度集聚）、近距离（生产要素近距移动和专业化）、浅分割（区域一体化）的巨型功能地域体不断涌现和发育，并开始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有着主次序列、分工协作的城镇群体[1]。中国正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群发展成为新的特征。2006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21章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部分的第2节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中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2008～2010年国家又颁布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规划，其中多数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它们是：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呼包鄂经济圈及沿黄经济带t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区域规划。2010年10月《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发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杨伟民表示，中国城市化要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道路，在城市化空间布局上按特大城市群、大城市群、其他城市化地区（大都市区、城市圈、城市带）、边境口岸城市、点状分布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五类考虑，实行有区别的城市化方针。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很显然，相关城市群发展越来越成为政府决策人和科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作为城市群理论研究的支撑学科——城市地理学及其城市地理研究工作者，有必要强化城市群发展的理论研究，为国家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服务。
2 “城市群”概念的来龙去脉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①）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城市群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在功能上具有分工合作，在交通上联合一体，并通过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共同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几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可进一步构成国家层面的经济圈，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城市群的研究历史还不长，但具有城市群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早在1898年，英国城市学家、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者霍华德出版《明天：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他就主张将城市周边地域的城镇纳入城市规划范围，把城市和乡村的改造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并提出城镇集群（town cluster）的概念[2]。1915年英国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学家，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城市规划思想家格迪斯（P.Geddes）通过对英国城市的研究，出版《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基于对城市发展进化的分析，格迪斯发现当时的城市处在这样的变化中：一方面城郊的疏散已经造成城市在更大范围的扩展，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性要素如煤矿、铁路、公路、运河在空间上交织形成的节点，使工业的集聚和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也使城市发展明显地集中在这些地区。格迪斯称这类地区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s）或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3]。
我国城市地理学家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关注“城市群”问题的研究群体。最早有关城市群的研究文献可能是1964年严重敏根据国际地理联合会城市地理1962年会论文集中克利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的“Die Hierarchi der stadte”（城市的层次结构）翻译“城市的系统”[4]。最早使用“城市群”术语是宋家泰，他在1980年“城市一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中论述“城市—区域”关系时认为：“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及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周围地区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地域结构体系。按照我国城市—区域的客观实际主要有两种类型：（1）相应于行政区域的城市经济区域；（2）非行政区的城市经济区域，其中多中心的城市区域称为“城市群”[5]。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在《城市地理概论》中用“巨大城市带”介绍了戈特曼思想：至少居住2500万城市人口，过着现代城市方式的生活。这些地区城市职能十分强烈，城市用地比例越来越高，城市与城市间的农田分界带日渐模糊，城市地域相互蔓延，甚至连成一片[6]。其后，崔功豪等在1992年对戈特曼“城市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主要包括城市带概念和特征、城市带形成发展机制、城市带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等[7]。到今天，与城市群相关的概念已经很多，比如都市圈、都市连绵区、城市带、组团型城市等。
3 城市群的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城市地理学家长期关注城市化地区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8]，尤其涉及城市群的研究持续不衰。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阶段的研究：
3.1 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群研究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催生了作为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等工业化发育的基本条件。随之标准化、大生产、大消费和郊区化成为工业化时代的总特征。工业的集群发展和产业链特征，促进了城市群的发育和发展。因此，城市群也成为城市研究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学术贡献看，主要集中在下面三个方面：
3.1.1 大都市区研究 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从西欧转移到北美，美国步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期，到1923年人均GDP跃过6000美元，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代，城市经过中心集聚发展阶段后开始出现分散化蔓延发展。之后，又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功能相当集中的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最后，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在大城市外围集中，在远郊区形成新的就业中心和具有综合功能的城市节点。这些节点和原有大城市一起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地域空间——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简称MA）。1949年美国协调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ttee）定义了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简称SMA）的概念，即是一个较大的人口中心及与其具有高度社会经济联系的邻接地区的组合，常常以县作为基本单元[9]。在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分别建立了标准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标准都市统计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和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s）界定指标体系。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原先的指标体系进行很大程度的简化，定义了基于中央核的统计区域（Core Based Statistic Area）的界定指标体系，即：每个CBSA至少有一个人口普查局定义的人口不少于5万的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或者人口不少于1万的城市集群（Urban Cluster），该标准定义了两类CBSAs：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Area）和小都市区统计区（Mic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American Census Bureau,2000）[10]。
3.1.2 大都市带研究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杂志发表“大都市带：美国东北海岸区的城市化（Megalopolis: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将美国东海岸从波士顿、马塞诸塞州穿过纽约、费城、巴尔迪摩一直延伸到华盛顿的巨大城市群、人口规模在2500万以上和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50人的特大城市组成的地区定义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11]。戈特曼认为：在大都市带，支配空间的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大城市或大都市区，而是聚集了若干个大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一个多核心、多层次的巨大整体。戈特曼研究中的大都市连绵带（Megalopolis）具有特定的条件：（1）沿特定轴线发展的巨大多核心城市体系；（2）城市间存在多种形式的相互作用；（3）空间形态上互相连接的都市区；（4）产业高度集聚。
3.1.3 城市场的研究 1965年美国区域发展与规划专家弗雷德曼在《美国规划师研究（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发表“城市场（The Urban Field）”一文。他认为：城市场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理想的城市空间形式，是一个空间广阔的、由完善的社会经济联系网深化而成的、有着相对低密度的、广阔的多节点（Multi-nodal）的区域结构，它包括城市居民巨大的生活空间或活动范围[12]。在通常的情况下，大城市的场域可以延伸至离核心城市数十公里以外的范围，这个范围远远超出城市建成区，包括游憩区和城市远郊区，形成一个核心城市得以扩张的、整合的功能性或经济性空间，并囊括了实现城市机能良好运作所不可或缺的种种设施[13]。
3.2 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群研究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水平低，“半城市化”或贫民窟城市化现象明显，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大城市增长快速，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地区，也吸引了一批城市研究专家进行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两个学术贡献：
3.2.1 城乡混合区研究1991年加拿大城市地理学家麦吉用城乡过渡区（Desakota）的术语描述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印尼爪哇、泰国、印度、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核心地区等）出现的与西方大城市连绵区类似但发展背景又完全不同的新型城市化地区[14]。Desakota主要是借用印尼语Desa-kota来表示这种出现在人口密集的热带地区，处于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借助于城乡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以劳动密集的工业、服务业和其它非农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的地区。其中，Desa原指乡村，kota即城市。麦吉用交通线将中心城市、城市外围地区、城乡混合区（Desakota）、人口稠密的乡村地区、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描述亚洲大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麦吉还将亚洲各国的城乡混合区（Desakota）分为三种：（1）日韩型。临近大城市的乡村地区，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或转入非农产业部门；（2）中印泰型。由两个或多个大城市相互向对方扩散而形成的新发展地带，铁路和高速公路最终将这些大城市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在这些城市间形成狭长的发展地带；（3）临近国家次中心城市地区。城市向农村地区扩散较慢，以农业为主。
3.2.2 扩展型大都市区研究2003年香港地理学家薛凤旋通过不同的亚洲案例提出了扩展型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的概念[15]。薛凤旋等认为：扩展型大都市区主要受全球化的影响，所在国日趋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也使国内经济日渐和国际市场、资金和技术接轨，大城市地区以其全国最通达的对外和对内交通和通讯，最大行政及金融中心和优质人才集中地优势，成为外资进入该国市场、购买或利用其人力和天然资源的地区总部。基于此，中心城市也成为进出该国的资金流、物流、技术和信息流的最方便门户。但蓬勃发展的经济使这些大城市的狭小空间不敷应用，因而一些劳动和土地密集型的低增值的经济活动需要转移到外围的城郊和农村，在这些大城市周围形成庞大的“城乡交接带”或“半农半工贸带”。
3.3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群研究
19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产的弹性要素增加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加快，信息交换的时间大大缩短，经济全球化趋势形成，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更加明显，相应的城市化地区进一步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两种过程合二为一，城市群也表现为新的特征，相关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下述重要的学术贡献。
3.3.1 巨型城市区域研究 2005年霍尔[16]认为：中国和欧洲的城市在21世纪将形成相同的特征，即：出现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所谓巨型城市区域，主要是指以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为中心，由数量可多达30～40个城市以及周边的小城镇组成，形成结构复杂的庞大网络状城市复合体（Vast networked urban complexes），被称为“多中心巨型城市区（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2006年霍尔[16]在《多中心大都市：欧洲巨型城市区发现（The Rolycentric Metropolis: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进一步强调：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在空间和职能上都不是单中心而是多中心的，这是一种全新的城市形态，由物质形态相互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50个城市（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通过新的功能性劳动分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功能性城市区域（function urban region,FUR），再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电信电缆的“流动空间”联结起来的城市化区域。欧洲已经形成英国东南部、德国鲁尔、莱茵美茵、荷兰兰斯塔德、法国巴黎、比利时中部、大都柏林、瑞士北部等8个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
3.3.2 巨型区域研究经济全球化也对美国的城市化空间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以东北海岸、中西部地区、加州南部、墨西哥湾等10个区域，人口约1.97亿，占美国68％，聚集了80％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17]，集中了全国85％以上的GDP[18]。2005年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编制《美国2050（American 2050）》首先提出“超大都市带（Beyond megalopolis）”的概念[17]，并提出相应的识别标准：（1）至少联结着两个或更多的现有大都市区（MA）；（2）预计到2040年总人口将超过1000万；（3）衍生出一系列相邻的大都市区（MA）或小都市区（Micropolitan Areas）；（4）组成一个具有显著的历史背景和共性特征的“有机的”文化区域（organic culture region）；（5）占据大致相近的自然环境；（6）通过一些主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将巨大的城市核心联系起来；（7）由各种货物流和服务流形成一个功能性的城市网络；（8）创造出一个适合于开展大尺度区域规划的地理单元；（9）位于美国境内；（10）以县为基本单元[18]。其后，将“超大都市连绵区（Beyond megalopolis）”正式定名为“巨型区域（Megaregion）”[18]。美国最大的巨型区域是波士顿——华盛顿巨型区域，人口约5000万。其他还有芝加哥——匹兹堡巨型区域、圣地亚哥——旧金山巨型区域等。
4 中国城市群的早期研究
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城市发展除了原有的自上而下要素配给布局渠道外，市场集聚和交换生产要素的作用日趋明显，城市间的联系和协作成为必然趋势，城市群作为一种地理现象，首先得到城市地理学家的重视，也相继开展相关的研究。
4.1 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中心的作用认识
关于城市群的作用地理学家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经十分关注。胡序威在论述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时就曾经强调了城镇群作用，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可以在其中的某一项或若干项职能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其中心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区域的中心，必须是对整个区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能在多种职能（尤其是经济职能）上综合发挥中心作用的城市或城镇群[19]。
4.2 中国城市群的初步研究
关于中国城市群的研究早期是内含在城镇体系和城市经济区研究之中的。1987年顾朝林完成《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现代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研究部分依据分布形态、核心城市多寡和城市数量多少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块状城市集聚区、条状城市密集区和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20]。1990年顾朝林完成《城市经济区理论与应用》博士后研究报告进一步揭示了以大中城市为核心、与其紧密相连的广大地区共同组成、具有地域分工特征的城市经济区理论，运用图论原理和因子分析方法相结合，建立了城市经济区划分的D△系理论和：Rd链方法，应用33个指标和434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提出了我国两大经济发展地带、三条经济开发轴线、九大城市经济区、33个二级城市经济区和107个城镇群的初步设想[21]。
4.3 中国城市群地域划分研究
由于在我国城乡联系并不主要表现为通勤联系，而是综合反映在城市与其外围地区之间人口、物资、资金、信息、技术等方面的联系，种类繁多，难以获取全面准确地资料，需要寻找一项简单易行的统计指标。周一星建议中国建立一套能接轨国际的包括都市区在内的城市地域概念，其后提出了中国的城市功能性地域“城市经济统计区”的界定指标体系[22]。在1991年，周一星等通过调查发现：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核心城市与它周围县的社会经济联系强度与这些县的非农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可以用县的非农化水平来代替通勤流指标[23]。为了验证这种假设，孙胤社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北京市与25个周围县之间客流量和客流比例的主要因素，在线性模式和乘积模式两种方程下对影响北京地区客流量的17个因素作了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周围县与中心市的客流强度主要由各县的非农业人口比例和农村非农业人口劳动力比例两因素决定的[24]。王兴中也采用类似方法对西安都市区进行了界定[25]。周一星等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中确定了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指标体系[26]。
4.4 城市群主要特征研究
（1）城市群是多个城市的空间组合。城市地理学家首先开始研究城市群的定义和组织结构。1985年严重敏提出“城镇体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一组相互关联、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有机结合的城镇群[27]。杨吾扬根据大量的文献描述资料和理论实践研究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城市，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城市，其地理分布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群体的。他在论述城市的地域结构时认为：当两个或多个城市体系之间，由于引力加强，会出现互为郊区的局面。各日益扩张的大城市环带日益接近，一直到吞没中间城市联成一片，这就出现了城市连绵带或超大城市[28]。
（2）城市群具有网络空间特性。2000年张京祥博士论文《城市群体空间组合》，提出城市群体空间是指在一个城镇群体化发展区域内，有一些具体的城镇及分布其间的区域环境共同组成的空间，亦即为一个包括城镇建设占据的实体空间及城镇间的区域基质空间（乡村、生态区域）的有机地域系统，其本质特征是网络性[29]。2002年吴良镛通过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空间发展研究，认为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不单纯是以某特大城市为核心、若干卫星城相环绕的网络体系，而是以点、线、面相结合，呈多核心的城镇群的方式向区域整体化发展[30]。2003年周干峙将类似的区域描述为“高密集连绵网络状大都市地区”[31]。
（3）城市群的生态特征。2008年李浩借鉴生物群落（biotic community）的学术思想引人城镇密集地区的研究，提出了城镇群落（town community）的概念，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空间或特定生境下由一定的人类聚居单元及其它生物种群所组成，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和生态学功能单位[32]。
4.5 中国城市群的系统研究
中国城市群的系统研究由姚士谋等城市地理学家完成②。1992年《中国的城市群》出版，将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定义为：在一般情况下，城市群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组互相联系着的事物或是区域生产空间。……城市群也是一个城市分布的区域系统。城市群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各类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交通网络组成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统一体[33]。《中国的城市群》按照城市分布的地域范围与规模等级划分城市群类型，其中超大城市群包括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辽中地区等，近似城市群的城镇密集区包括中原地区、湘中地区、关中地区、福州厦门地区、哈大齐地区、武汉地区、山东半岛、台湾西海岸等。2001年修订时，作者有将城市群进一步定义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34]。2006年的修订将山东半岛城市群列入超大型城市群[35]。
5 中国城市群作为国家战略的研究
城市群的形成是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客观反映，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这种城市群地区，既是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城市群的经济性凸显，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城市群问题，尤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
5.1 建设部“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1999年建设部组成“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课题领导小组，进行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研究成果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巨大，未来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表现为：（1）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2）大都市连绵区更具发展活力；（3）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明显；（4）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形成。中国城市发展将表现为新城市数量增加，大城市继续快速发展，若干大都市连绵区逐步形成，几个国际性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网络。提出中国城市发展需要建设若干个世界级城市、重视城市连绵区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到202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等建议。并预计到2010年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26个，其中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达到49个[36]。
5.2 世界银行咨询报告提出中国集聚经济发展模式
2004年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部完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研究，其中就城镇发展模式和集聚效应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从中长期来看，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将主要来自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③。这种部门之间的流动将大幅提供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地区的资本报酬率。此外，城镇地区的集聚经济也可以使得生产率有很大提高。因此，城镇化以及能够提高城镇发展模式的受益程度的政策应视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因素。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大的城市中心可以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心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节点。此外，在多中心的大城市地区，规模的优势不会因单一核心区向外辐射的几个走廊出现过度拥塞而削弱。报告进一步提出：如果中国经济的工业活动越来越集中到主要位于华东、东南和长江流域的大城市地区，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这样的城市地区具有区域连续性的优势，将提供一个更加竞争性的环境，活跃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多元化的、有利于新企业进入的融资来源，并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广泛的财政资金基础④。
5.3 周牧之的“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
同年，旅日学者周牧之出版《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Megolopolis in China）》，从世界格局的巨变与中国发展以及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为切入点，提出中国城市化面临大规模人口移动压力、汽车社会仓促来临、城市无序开发蔓延、粗放型土地利用和不合理的产业分布等重大课题，提出中国城市化的集约化、流动化、市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社会发展目标，认识到作为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大城市圈、大城市群具有特别的重要性[37]。
5.4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组团式城市群
中国市长协会2004年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提出“组团式城市群”的概念，其定义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按照这个定义，正在形成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环渤海城市群这三大经济圈属于“组团式城市群”。
5.5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0国家城市体系框架”研究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2020年中国城市体系框架（纲要）”，研究成果提出依托国家枢纽城市，建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全球城市区，构筑“三纵两横”国家城市体系发展轴，建设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京津唐、胶济沿线、长江三角洲、闽东中部沿海、珠江三角洲6大城市密集区，中部江汉平原、中原地区、松嫩平原、湘中地区4大城市群和西部四川盆地（成都）、三峡地区（重庆）、关中地区（西安）3大城市群以及若干个城市发育区的设想[38]。
5.6 吴志强的全球区域研究
2005年吴志强等提出全球区域（global region）的概念[39]。李红卫（2005）对全球区（Global Region）进行了定义[40]：全球区应具备两个条件，（1）区域的规模和作用应具有全球的影响力。该区是一个城市密集区，由至少一个大都市区组成，人口超过1000万人，人口密度超过250人/km[2]。具有全球性交通航运枢纽、金融中心或某一方面的产业中心，控制全球某一方面的资源，对全球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全球区至少应拥有一个以上的世界城市，具有金融中心、国际机场、信息港等功能；（2）区域的文化和制度应具有长远发展的个性。全球区是一个城市联盟区，也具有独特的文化区域，是世界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全球区也是一个扁平化网络，各城市在区域发挥独特的作用，各城市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由辐射与被辐射转变为互相合作和依存。
5.7 中国现代化的引擎三大都市密集区
2006年牛凤瑞等出版《三大都市密集区：中国现代化的引擎》认为：城市密集地区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趋势。作者先后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密集区的人口、土地、核心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等进行研究，初步形成了基本判断：（1）三大都市密集区的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较高的相对独立性；（2）三大都市密集区内产业同构化不应是关注的热点；（3）三大都市密集区的核心问题是市际关系；（4）三大都市密集区较多的建设用地是我国优化经济要素配置必须支付的成本[41]。
5.8 “十一五规划”以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2006年国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在已形成城市群发展格局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要继续发挥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在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加强统筹规划，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在人口分散、资源条件较差、不具备城市群发展条件的区域，要重点发展现有城市、县城及有条件的建制镇，成为本地区集聚经济、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中心[42]。
5.9 工程院院士研究报告《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研究》
2008年邹德慈等完成《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研究》，认为我国的大城市连绵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北而南依次分布辽宁中南部、京津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福建海峡西岸和珠江三角洲六个大城市连绵区，其中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两个大城市连绵区已经基本形成，京津唐大城市连绵区处于加速形成过程中，辽宁中南部、山东半岛、福建海峡西岸显现大城市连绵区空间形态的雏形⑤。
5.10 麦肯锡研究报告《为十亿城市大军做好准备》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MGI）2008年发布研究报告《为十亿城市大军做好准备》。麦肯锡中国城市化研究组通过建立城市层面的计量经济模型、严谨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研究，对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挑战作出了预测。分析的结论是：集中式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最有可能减轻中国城市系统的压力，提高城市总体效率。集中式的发展模式将比分散式发展模式多实现20％的人均GDP增长，并将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也降低一个百分点（集中式发展模式为16％，分散式发展模式为17％）。中国要向这个方向发展，需要在全国层面进行政策调整，内容包括从严执行城市限制征地政策、支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调整城市官员的激励机制。到2025年，这些政策将可能推动产生15个平均人口规模达到2500万的超级城市，或是11个平均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相互之间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43]
5.11 中国发展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
2010年10月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向前推进，但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半城市化”特征突出、城市形态和布局不均衡、资源和环境约束严峻等方面的挑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在《中国发展报告2010》序言中指出：城市化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无论就人口规模还是复杂性和艰难程度来说，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报告主笔杨伟民表示目前城市化进程主要面临三个难题：（1）城市化带有半城市化的特征；（2）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3）城市化的形态和布局呈现一种低密度化，分散化的形象。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发展报告2010》提出，在中国未来20年将会引导2～4亿人进入城市，中国需要走“紧凑型、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以城市群主体形态推进城市化。具体表现为：优化环渤海（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个特大城市群，重点发展哈长、闽东南、江淮、中原、长江中游（包括长株潭、武汉和昌九地区）、关中、成渝和北部湾地区，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44]。
6 中国城市群研究展望
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大量、广泛的人口流动，正在加剧中国城市化空间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1）快速发育的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圈正在推动国家巨型城市（Mega-city）和巨型城市区（Mega-city Region）的发展，使过去普遍重视的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转向重视城市体系的空间、职能结构研究，巨型城市区成为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新焦点；（2）由于城市密集区的蔓延加剧了城市化的社会负面影响，诸如城市空间布局混乱、中心区人口和建筑密度过大、交通堵塞、住房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相关城市化对策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3）由于不均衡的城市化空间增长正在导致中国区域差异拉大也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将是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巨大的国家，城市化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城市化空间格局尤其是城市群研究也就成为重要的内容。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市场等得到了很大转变，城市化进程开始不断加快。由于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国外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的城市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理论都难以直接引进并加以应用，国内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发展理论也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背景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高潮时期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状态和问题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拉动越来越强；另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城乡迁移、跨区流动，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无与伦比；与此同时，全球化、信息化也在对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施加越来越重要的影响[38]。
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发展迅猛。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进一步形成，世界产业结构发生重构与转移形成新的产业布局。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格局是与大城市发展相辅相成的，因此，全球化也正在重塑全球城市体系，使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城市增长迅速，而远离全球化过程的城市普遍处于衰退之中[45]。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FDI的流入国，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浪潮相对应，中国地方经济力量的崛起、地方政府工作的加强、宏观社会结构的嬗变，使中国城市化出现许多不仅与过去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不同，也与国内过去城市化特征不同的新城市化现象和过程。
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正在营造一种新空间秩序，如后福特主义城市作为产生文化和技术创新的源泉——创新性场所，创意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网络结构和地理聚集倾向[46]。诺克斯和迈克卡丝[47]认为，城市化不仅仅包括城市和乡镇居住、工作人口数量的增加，也是被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变化过程所推动的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科技、环境和社会等的变化。杨伟民通过长期研究和思考认为[48]，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明确并把握好四个关键问题：（1）以农村人口进城就业并定居为核心推进城镇化；（2）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3）以优化现有建设空间结构为前提推进城镇化；（4）以改革体制、完善政策、健全规划为重点推进城镇化。可以说，这些为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和城市群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中国城市群研究在未来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需要与时俱进的研究内容。近期的研究可以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研究。全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进一步形成，全球市场建立，世界产业结构发生重构与转移，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城市化空间也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化正在营造一种新空间秩序，如创新性场所、创意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网络结构和地理聚集倾向等。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城市的培育与空间布局、多极多层次全球城市网络的中国巨型城市（Mega-city）和巨型区域（Mega-region）发展是主要研究内容。其次，转型经济及其增长对中国城市群空间布局影响的研究。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方面为城市化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而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将发生质的变化。在经济结构经历从工业生产转向服务业，尤其转移到现代化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对中国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影响将成为重要研究内容，尤其后工业化对中国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尤其重要。第三，不均衡城市化空间增长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的地域经济空间，一方面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占据区域优势区位，功能不断集散，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另一方面，其“内生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和生态考验[1]。事实上，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又是建立在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和空间转型基础之上的。这些社会与经济重大转型主要表现在：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型，要求生产型的空间结构向生产——消费型的空间结构转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求均衡的、封闭的空间结构向高效的、开放的空间结构转化；由需求导向的分配福利制度向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转型，要求平均的、均一的社会结构向分层的、极化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型；由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要求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化；区域经济的投资主体向多样化转变，使空间结构重组的动力机制转变；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要求行政型的空间结构体系向有序的经济型空间结构体系转变，重新定位各个城市群的空间归属，促进空间结构的体系化。这些重大转型正是中国城市群发展、演化的宏观背景所在。中国未来城市群空间是一个不均衡的经济空间。国家的公共政策可以与城市化空间形成互动作用，因此，相关的公共政策如劳动力流动政策、户籍政策、就业政策、公共住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城市土地使用政策、投资融资政策等满足中国城市群发育和繁荣的政策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7 结论
简而言之，中国的“城市群”概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概念，其实就是西方学者、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城市体系”概念。一般系统理论是城市体系研究的基础理论。在国内，关于城市体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从区域经济学视角进行城市群研究主要还集中在案例和应用基础研究阶段，相关的理论学术贡献不多。从研究的时间看，大约开始于1983年的城市领域改革时期。城市地理学家首先介入了城市群的基础研究，为建设部和全国城市体系空间布局服务。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沿海城市群成为国家外向性经济、出口贸易和“世界工厂”的主要地区，经济学家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关注，并主张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已经在中国城市化研究过程中发挥了中坚的作用。在当下和将来，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加强和加快城市群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显得十分重要，而且责无旁贷。此外，中国城市群形成机制较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要复杂得多，中国城市群研究也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致谢：本文为2010年11月1～3日第十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在福建师范大学举办的第23分会场“城市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年会而写，特此致谢。同时感谢论文审阅人关于城市群、城市体系和城市集聚体等基本概念的论述，顺致谢意。
收稿日期：2010-12-30；修订日期：2011-03-20
注释：
① 这里采用2006年国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城市群的英文翻译“Urban Agglomeration”。事实上，“城市群”概念是中国的特色名词，在国外没有对等的概念。在西方文献中，关于“urban agglomeration”是“城市集聚体”的意思，即：一个大城市及其周围的卫星城镇在遥感图片上形成相互连接的不规则体，其空间范围介于“城市化地区（UA）”和“都市区（MA）”之间。有时候，几个连体的大都市也叫做urban agglomeration。联合国对urban agglomeration的定义如下：“Comprises a city or town proper and also the suburban fringe or thickly settled territory lying outside,but adjacent to,its boundaries.A single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 may comprise several cities or towns and their suburban fringes.（由一个城市或城镇的中心城区与郊区边缘地带或毗邻的外部地区组成。一个大的城市群可能包括几个城市或城镇郊区及其边缘地区）”。据此，这里特别注明：西方的urban agglomeration概念是包括了城市、城镇及其外围地区的城市区域概念，而我国目前的“城市群”概念主要指—群地域相近、又有一定的行政、交通、经济、社会等联系的城市组群。
② 有海外学者对此形成争议。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群就是西方学者的城市体系（urban systems），体系就是系统科学中的“系统（system）”。但是，在早期，一些国内学者将城市体系概念定义为只有联系密切到很高程度才算是城市体系，否则不是城市体系。但是究竟多密切才是城市体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尺度。这些学者认为，姚士谋等学者将那些看起来联系不够密切的区域城市定义为城市群，还有一些连城市群都不是。这样的城市群定义导致城市体系的定义在中国发生混乱。并认为，在西方，一个区域的一群城市就是城市体系，但在中国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③ Fogel（2004）估计生产率提高的30％将来自于此。
④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部．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内部资料，2004,32～33。
⑤ 邹德慈，等．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研究．中国工程院“大城市连绵区”项目综合报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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