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东北亚大国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大国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开始重新调整。这一调整过程看来将延续到21世纪初期。20世纪只剩下最后几年了。人们置身于历史的大变动中，身受着历史浪潮的冲击，目睹着国际风云的变幻，不能不认真思考影响全局的大国关系，也不能不认真对待历史的巨大惯性。
自19世纪末以来，东北亚地区一直是大国利益的冲突与交汇之处。可以说，大国间利益的交汇在整个20世纪多是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冲突之后，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弱，而置身于其中的一些小国则往往成为牺牲品，变为某一强国的殖民地。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东北亚的一部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是源于欧洲的强权政治在亚洲得到较为充分体现的历史。当然，也是亚洲有关国家用不同方式自强自搏，用不同方式参与这一源于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
尽管历史的惯性仍然在起作用，但是，冷战的结束和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冲击给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的大国关系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文拟探讨的问题是：历史的力量是如何起作用的？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新挑战是什么？东北亚大国间进行合作的条件及产生冲突的基础是什么？从一定意义上说，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试验场。人们曾经在这里试验过战争，而战争是无法创造出永久的赢家的。人们现在要在这里试验和平与发展，东北亚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注视着这一机遇和挑战的，是刚从冷战阴云中摆脱出来的整个人类。
一
从历史上看，东北亚这一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有如下特点：
首先，自19世纪后期开始，在列强向全世界扩张时，东北亚的重要战略位置、地理环境和丰富资源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列强的必争之地。
其次，不断的冲突和战争给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带来了强烈的血与火的标志。帝国主义的外交往往是围绕着战争而展开的。
第三，在分析与审视东北亚国际关系时，欧洲观念、欧洲方式、乃至欧洲的语言都是不能忽视的。因为欧洲列强带来了一整套欧洲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其核心就是强权政治。
第四，东北亚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与次角关系随着世界和亚洲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和日本取代了原来的英国和俄国而成为在东北亚最富有进攻型的大国。美国随着其全球大国地位的确立，在东亚做了几次“战略伙伴”的选择。日本亦几次在西方大国中选择“战略伙伴”。
第五，中国一直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角。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一个被动和挨打的角色。“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在于旧的对外交往体系的彻底崩溃，而在于它刚踏进新的国际社会就一下子被抛到了最低层，找不到任何盟友，找不到任何足以自卫的手段。强烈的反差使中国人的心理失去了平衡：自豪感与屈辱感，仇外与媚外，向西方学习先进与抵制西方影响长久地、矛盾地共融于中国人的心中，交替起伏，因时而异。”〔1〕
在近一个多世纪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冲突远大于合作。为了争夺在东北亚的霸权，英俄两国几近开战，英法德三国联合制日，日俄战争爆发，美日之间摩擦和冲突不断。每一方都怕自己落于人后，怕丧失在东北亚的机会。而他们用以测定自身利益的座标则是看在中国的得失。“中国的困难就是外国每一个国家的机会。”〔2〕中国越弱， 争夺越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个积弱的中国竟成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不稳定源。这个局面首先是由帝国主义列强造成的。
本世纪在东北亚地区的最后一场“热战”是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东北亚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原始构思得到了初步理论定位，即美苏中三国将在这一地区发挥主要作用。美国当时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估计是十分明确的，首先，美国希望中国坚持抗日，战后，美国希望中国能在东亚与美国长期合作。但是，不久后美苏冷战拉开帷幕，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使美国和中国拉开了距离。等到朝鲜战争爆发，东北亚大国关系才真正在实际中确定下来，美日苏中四国两方的格局形成了。这种关系在冲突中形成，又衍生出新冲突。整个东北亚就是一个不稳定源。后来虽有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但美苏冷战大格局不变，东北亚地区仍无安定可言。可以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东北亚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脆弱的。
二
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冲突、纷争乃至战争之后，东北亚地区的人们可以第一次来谈论和平与合作了。东北亚的大国都曾被深深地卷入冷战，而冷战的结束则使人们看到了保持和发展一个长时期和平的希望。种种历史力量导致了国际关系的这一深刻变化。在当代，经济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信息的力量，文化的力量都在推动着历史的前进。这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先决条件。
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也给东北亚地区合作带来巨大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传统的国际关系在当代所发生的最深刻的质的变化。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迅速发展。在贸易、金融和生产领域，各国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和跨国经济的一部分。一个商品和劳务的世界市场正在取代原来的相对孤立的民族市场。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和生产场地的变化与开拓使跨国公司担当起重要的角色。这一在世界经济领域内所发生的深刻革命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重要条件。
科学技术和信息革命是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步的。在东北亚地区，高科技的作用日益进入了合作领域。由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往往需要多国合作才能解决。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已再也不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人们在经历了战争和冲突之后，在经历了人和人的关系的无数实践之后，又一次回到了一个原始的起点——人与自然。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一国的力量实在是不够的。
迅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也将文化因素凸现出来。在东亚，人们看到的是文化融合的力量和创造新文化的需要。
总之，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东北亚地区的确出现了国际合作的曙光。然而，历史的巨大惯性是不能忽视的。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不协调的方面仍时时可见。冲突的阴影并未完全被驱散。
冷战结束的震荡冲击了东北亚的大国关系。目前“余震”不断。大国关系未调整到位。这是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三
在东北亚的有影响的大国有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在冷战结束后，人们已经开始探索多边关系的新形式，但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依然非常重要。目前，最需关注的是美日、中美和中日关系，在关注这些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同时，也需要考察中日美三边关系。俄罗斯的影响不可低估。但是，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内， 在东北亚地区的主要角色仍然是中国、日本和美国。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20世纪给这些双边关系所打下的烙印都是极为深刻的。每一组双边关系本身都可以是一部专著的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集中在冷战后时期，而且也只能作粗线条的勾画。
（一）美日关系。形成于冷战开始阶段的美日关系的确是一种特殊的关系。为了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迅速地调整了它的对日政策，将昔日的敌人变为盟友。美日安全体制的建立使两国关系得到了定位。在美国看来，这一体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边对准社会主义国家，另一边则拖住了日本。从战略上看，这不失为一种设计。但在实际中，它远非这么简单。这种体制从本质上讲是不平等的。“在占领期间形成的美日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从属的关系铸就了战后几十年美日外交实践中的上与下、主与从的政治心理结构。”〔3〕在冷战结束后， 有的日本政治人物提出要对美国说“不”，就是要摆脱这一心理结构。
从经济方面看，日本是东北亚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在市场准入上放宽对日本的限制。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经济大国。日美在经济领域内的矛盾也日益尖锐。1995年美日为汽车贸易爆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但是，美日关系是一种既合作又冲突的伙伴关系，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日本的市场规模还不足以使其全面向美国式的贸易规则提出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面对日本国内的民族情绪以及日本商品，尤其是汽车在美国市场的优势，美国国内舆论界一时反日言论突增。但是，美国的“战略高手”们及时对舆论做了引导。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与日本合作”一文。他认为：“在东亚，美国和日本有着同样的安全利益。美国需要发展这样一种眼光，它能让日本在使双方有利的长远考虑中发挥全球性作用。”〔14〕1995年2月的美国“东亚战略报告”中则明确提出，美日关系是美国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是美国太平洋政策及全球战略目标的根本，而美日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关键。日本对此亦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日本应该珍视日美间的这种关系，把它作为跨世纪的战略。”然而，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日本有人进而提出：“日美在进行政策协调时，重要的是让中国认识到这样做的目的。”〔5 〕从不久前重订的美日安保条约来看，显然增加了牵制中国的因素。
（二）中日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中国的估计是比较现实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也相对平稳。两国在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中日两国在经济关系中有着极大的互补性。此外，由于两国都是亚洲国家，都深受亚洲文化的影响，在文化价值方面亦较容易沟通。
中日两国的领导人在促进中日关系平稳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记忆和创伤太深刻，在中国人民中的确存在着对日本的不信任感。随着日本界一些人对过去战争罪责“缺乏自责”的言论增多，中国人的不信任感亦随之增加。1995年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全国性的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是有着极为广泛群众基础的。如果忽视这个重要的群众基础，甚至无视这一基础，就会在基本估计上做出错误的判断并犯历史性的错误。最近在一本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刊载的“中国人要说‘不’”一文很值得注意。〔6〕
中日关系在过去的几年中较之中国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来说是显得平稳。但是，中日关系也的确到了调整的时刻。日本国内的变化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在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时，即便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全局眼光仍然是最重要的。然而，如果人们还是用陈旧的国际政治思维方式来分析当前的新的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中美关系。在经过70年代的“蜜月”，80年代的相对平稳，80年代末的动荡摩擦与冷谈以后，中美关系在1995年中滑到最低谷。事情是由台湾问题引起的。很明显，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是最要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要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中美之间需要认真考虑的是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如战略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及他们的重叠部分。比这还要深一层次的，是一个相互信任的问题，这里包括动力和机制。
80年代初，中国资深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提及要重视“中美关系的内在价值”。虽然我们可以给这一说法以许多解释，但用最简明的语言来表达，它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双方互相需要。这种“相互需要”的概念可以是一个战略概念。在冷战时期甚至再上溯到本世纪上半叶，中美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先是日本，后来是苏联，他们都对中美各方的利益构成了威胁。因此，中美之间就达成了某种战略关系来抗衡这一来自第三方的压力。这是从外部环境来分析中美关系的内在价值的。冷战结束后，这种“第三者”的作用模糊了。中美之间的“相互需要”应当解释为，为了保证全球和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中美应该如何合作。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一个合作伙伴。当然，它也可能是最大的麻烦制造者。在美国这一方来说，中国在美国的“全球规划”中的作用可以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合作的，例如在东北亚地区和其他地方。然而，中国亦可能被迫采取不合作甚至正面反对美国的立场从而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境地。对双方来说，都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问题。“利”究竟在何处？面对冷战结束后如此复杂的局面，这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动力与机制的内容应该包括在内。就目前情况来说，这一思考和讨论的紧迫性已十分明显。双方专家对此都已发出信号。一位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最近撰文说：“有资料显示，近年来在包括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内的中国公众的心目中，美国已经从一个友好国家变成一个横行霸道的和敌视中国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终将看到，它在中国的坏形象会给它在中国，甚至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7 〕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亦指出：“美国和中国可能将继续沿着一条多事但还可控制的路步履艰难的走下去。但是在没有现实的战略的情况下，双方走入敌对的机会增加了，这是不能接受的。”〔8〕
在列举了以上三组双边关系以后，我们还必须考虑美中日三边关系对未来的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俄罗斯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容低估。对俄罗斯的未来的考虑是其他大国关系调整中的一个既微妙又深层的因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真正改变俄罗斯的历史力量是在俄罗斯内部，作为一个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丰富的资源、雄厚的工业科技实力、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外交传统的国家，俄罗斯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在东北亚亦不例外。
四
今天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浪潮引发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人们普遍对现存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要求变革的愿望变成了变革的行动。中国的改革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的。这个改革首先就是对中国人自己的传统观念进行挑战。当然，这对滞留在外国人头脑中的传统的“中国观”也形成了挑战。
近年来，国际上时隐时现，时长时消，时起时伏地传播着一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不仅出现在西方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和电视上，也常被列为一些国际会议和论坛的议题。这种舆论往往不谈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而用“威胁”这个词将中国作为一个负面形象介绍给世界。这种论调是在用西方的传统理念塑造中国的形象，似乎中国崛起了，也必然要走西方的老路，欺侮弱者，掠夺他人。在苏联解体以后的现实国际政治中，也的确有人借此推波助澜，要将中国推到与西方世界完全对立，与美国正面冲突的位置上去。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一些国际有识之士在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之后，对“中国威胁论”做出了公开的、明确的反应。曾任韩国外交部长、现为高丽大学一民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韩升洲教授发表专文说：“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将对稳定做出贡献，而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不稳定的因素。其原因就是国际社会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致力于经济增长的中国要加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会也没有必要称霸。”〔9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列夫撰文说：“亚太地区目前的国际政治稳定，主要是最近10年到15年内在东亚形成并且占上风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稳定的结果。”〔10〕这些观点是代表了国际上的一些新思想的。它们的确比已经沿袭了几百年的源于欧洲，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强化了的西方国际政治的传统思路要新要宽。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强调中国的崛起与全球性的深刻变化是同步的，强调“随着世界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技术方面逐步走向多元化，已经很难有可能再出现过去那种势力均衡的国际秩序了。
和平的环境可以使一个大国崛起，而这一崛起的大国会比一般人更加珍惜和平。如果说，在传统的西方政治理念中，大国的崛起可以和战争的缘起划等号的话，那么这一理念已经受到了当代实践的严峻挑战。
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中， 东北亚的大国关系还将继续处在调整过程中。各种关于安全和合作的对话或是已经开始，或是正在准备。尽管人们还会不断受到历史遗留因素的困扰，但是人们毕竟还是比过去有了更大的主动来塑造未来，包括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从根本上讲，东北亚地区的内部动力主要还是来源于这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来源于人们对这一快速增长背后的各种因素的积极探索，来源于探索过程中的交流。我们毕竟已经步入了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阶段。
注释：
〔1〕章百家：“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 见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3页。
〔2〕《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2页。
〔3〕冯昭奎：“日本外交：从战后到冷战后”，《太平洋学报》， 1994年第2期，第85页。
〔4〕Joseph Nye:"Coping With Japan",《ForeignPolicy 》,Fall.1992.p.107.
〔5〕友田锡：“对华战略最好和最坏的结局”， 日本《中央公论》1995年12月号。
〔6〕骆为龙：“中国人要说‘不’”，《太平洋学报》，1995年第2期，第37页。
〔7〕牛军：“多事之秋——中美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4页。
〔8〕Kenneth Liebrthal:"A New China Strategy",《Foreign Affairs》,Nov./Dec.1995.p.49.
〔9〕韩升洲：“中国是亚洲的稳定因素”，韩国《东亚日报》，1995年10月28日。
〔10〕雅可夫列夫：“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稳定和中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199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