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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下午两点，洞头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位苏姓女士的电话，称她的孩子被保姆拐走，要求警方拦住一架即将起飞的航班。随后，冯世伟所在的派出所以及洞头县公安局、温州机场分局迅速展开行动。但经过一番奔波，警方得知报案人只是为了要拦住赌气回娘家的嫂子，“保姆拐带孩子”纯属捏造。为了这个谎言，一趟航班延误一个多小时，警力出动20多人次。
“公安机关提供的安全服务是社会公器，不能滥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王宏伟指出。但几组来自山东、江西等地110报警服务台的统计数据表明，出于恶作剧或为达到个人目的而拨打110报假警的事情时有发生。
事实上，除了110，香港的999、美国的911等应急报警电话也被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表示，如何减少报假案所带来的公共资源浪费，可谓世界性难题，也为致力于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带来诸多挑战。
紧急求助电话是免费公共资源，人人都想从中钓上一条鱼
最初，身为一名工作刚刚两年的民警，冯世伟心里满是疑惑。110指挥中心表示，报案人情绪激动，“讲不清楚”。在赶往现场不到5分钟的车程中，这位年轻的民警打通了小苏的电话。
“保姆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为什么抱走孩子？你怎么知道她是坐飞机离开？”他抛出一连串问题。据冯世伟回忆，对方语气“又急又气”，叙事毫无逻辑，除了能说出保姆叫李某、青岛人之外，只是一遍遍重复着：“你们警察快去把飞机给我拦下来！”
这番询问是为了核实报案人所报案情的真实性。这也是世界惯例：为避免报假案的发生，在美国，911电话接通时会显示来电号码，并定位来电者所在位置，滥用报警系统者会被追踪；在香港，999接线员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详细询问报案内容，并记录报案者的姓氏和联系方式。
王宏伟举例说，在特定情况下，经验丰富的警察可能会对报案人的陈述作出真假判断，如询问时间、地点、报案人的身份信息等，“但非常困难”。
不仅如此，按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副教授王庆锋的比喻，110紧急求助电话作为免费公共资源，就像公共池塘或牧场，人人都想从中钓鱼或者放羊。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截至11月底，全国110接警总量为1.43亿起，平均每秒就会接到近5次报警。
在王庆锋看来，小苏的行为很典型。他们认为公安部门无所不能，加之110提供的公共服务免费、迅速，便把本属于其他部门的责任全部推了过来。他们遇到任何紧急情况，首先想到的就是110。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假警的情况在所难免。
这些虚假报警事件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航班晚点、人力浪费和公共财产损失。王宏伟指出，在我国警察占管理人口的比例只有1.3‰前提下，报假警还包含一个潜在的风险：如果同一公安机关辖区突发真正的紧急事件，很有可能警力第一时间得不到有效调动，从而延误危机处理的时机。
就像对随意垂钓者罚款一样，事后惩戒是避免公共资源浪费的手段之一
报案人小苏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跟警方说因为夫妻吵架就要把飞机拦下来，这个有点笑话。”她解释说，为了“情况会处理快一点”，就“换了个说法”。
在洞头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案的同时，她和哥哥、母亲也赶到了温州机场。在机场，小苏对工作人员说了实话：嫂子和哥哥吵架，抱着孩子回青岛娘家，她希望飞机推迟起飞，或是让她进入登机口找人。
“这怎么可能呢？”机场分局民警池鹏飞（化名）回忆，当时飞往青岛的SC4732次航班已经登机完毕，准备起飞。这位激动的小姑子便买了两张其他航班的机票，带着母亲冲进了登机口。“冲击登机口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情节恶劣，就不是治安案件，而是要依刑法处理。”池鹏飞与十几位同事迅速出发赶往登机口，这是机场分局的一半警力。最终，航班在延误一小时后起飞，小苏一家人则被双朴派出所从机场带回。
不过，浪费了如此巨大的公共资源，小苏只是被处以5日的行政拘留和200元罚款。她表示，自己根本不清楚报假警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据洞头县公安局解释，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条第二款关于“谎报案情，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条款做出的处罚措施。
但来自美国911应急系统升级研究所工作人员解释，如果小苏的情况发生在美国，她可能还要依法赔偿延误航班的旅客损失。不仅如此，在加利福尼亚州，凡是乱打911的骚扰者，每打一次的罚款数额为250美元。俄勒冈州一名妇女对当地报警热线的一名警官一见钟情，为与帅哥警察约会乱拨报警电话，代价是6000美元罚款和长达1年的监禁。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也对中国青年报回复说，会拘捕10岁以上故意报假案者，以“浪费警力罪”等送至法庭受审，处罚可能包括罚款甚至人身监禁。
就像对在公共池塘随意垂钓者罚款一样，事后惩戒是避免公共安全资源遭到浪费的手段之一。
当无限的需求伸向有限的资源时，难免发生浪费公共资源的情况
在王宏伟看来，小苏的无知是公安等部门与公众沟通不够所致。据了解，在香港，每个警署都设有联络员，负责在社区、学校进行法制宣传，甚至为学生开设课程。在美国，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都设有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安全教育课程。王宏伟认为，中国应当把运动式的、形式化的安全月、消防演习变为日常化和制度化的安全教育。
王庆锋则认为，另一方面，需要从制度设计上着手。
说起这个话题，这位在基层派出所待过的政府管理学博士略微有些激动。“买油条、送手纸、哄孩子睡觉……都打110！”他回忆自己在基层派出所的见闻。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110应急电话应当负责处理紧急警情、警务。然而眼下，“有困难找警察”变成了“有什么困难都找警察”，当无限的需求触角伸向有限的资源时，就难免发生“虚报、谎报”的情况。
王庆锋把这种制度设计比作修路：政府各部门各行其道，和110一样，在8小时工作之外提供“同质等时”的应急公共服务，才能把警力资源从煤气漏气、水管漏水、家庭纠纷、商业扰民、流浪乞讨等紧急事项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打击刑事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服务中去，也就尽可能避免了由于无法求助其他机构只得“报假警”解决问题的情况。
“要是居委会、街道办或是司法调解员能承担调解家庭纠纷的职责，这位报案人估计也不用去拦飞机了。”他感叹说。
在美国，报警电话分为紧急的911和非紧急的311两种，将公共服务的内容进行分流。“如果不确定是不是紧急情况，还是建议拨打我们911”，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但随后，接线员会根据报案情况，将电话进行转接，合理分配责任，不会都推给地方警察。
在美国911、香港999等紧急报警电话的官方网站上，“紧急”“安全”等字样非常显著。911还会在“适用条款”中警示“禁止滥用”，999则会和电台、电视台合作，定期推出说明紧急电话适用范围的宣传节目。
在“拦飞机救孩子”的虚惊一场后，民警冯世伟继续奔走在110指挥出警的路上。“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以后会对报警电话多了解、多判断。”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停顿了一下，又说，“但如果还有下一次，我还是会5分钟赶到现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