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状况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状况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1)04-0035-09
近年来研究烟毒问题的学者很多，且已有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是，大概是为了充分体现以史为鉴目的的缘故，绝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对查禁烟毒政策的分析，王金香的《中国禁毒简史》、《中国百年禁毒历程》与王宏斌所著的《禁毒史鉴》可为其中代表。总体看来，对烟毒问题本身的研究相对来说尚有不足。不但对烟毒的具体状况少有阐述，对烟毒的危害，学者们所用材料也多是晚清某些知名人士痛心疾首的批判言语，对社会生活中鲜活的实例则往往不够注意。有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为切入点，全面分析其烟毒问题的状况及影响，希望能为烟毒研究的充实有所裨益。
一、烟毒的产销情况
尽管人们经常把鸦片也称作毒品，但从狭义上说，毒品的产生与吸用要晚于鸦片，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烟毒并行，但二者稍有区别。一般来说，抽吸鸦片需要烦琐的工具及手续，毒品则简便易行。毒品因有质量的优劣区别，价格也比鸦片便宜许多。因此，自从毒品上市以来，毒品在贫困的农村更易得到推广。据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北方吸烟的人，大都士绅居多，苦力吸不起鸦片，反改吞吗啡红丸了”[1]。就河北情况来说，“据熟悉本省情形者估计，在（民国）十七年以前，吸食鸦片者较多，吸用烈性毒品者较少；十七年以后，则吸用烈性毒品者较多，吸食鸦片者较少”，“毒民与烟民约为三与一之比”[2]。烟毒问题在冀鲁豫三省相当盛行，尤其在其中的若干县份。1927年秋至1928年秋一年内，河北种烟者虽较他省为少，但丰润、赵县也均有十分之一的田地种植鸦片。山东济宁七千亩，益都竟高达30万亩。各省烟民（吸食鸦片的民众）也为数众多，赵县二万人，山东济宁一万，莘县两万，蓬莱五万，河南洛宁一万，上蔡数千人[3]。由于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毒民多于烟民，如果再考虑到毒品，冀鲁豫三省真可谓烟毒泛滥。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烟毒的泛滥，从种、贩、运、售几项中都可反映出来。比较而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华北三省的种烟情形要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轻微的多。北洋政府时期，三省政府对烟禁较松，甚至时常有鼓励，强迫种烟情事发生。1927年前后，河北便效法山东广种烟苗，“赵县每田十亩，定要种烟一亩，蠡县并有大村四十五亩，中村卅亩，小村十五亩的规定”，河南豫西一带，“每百亩农田中，规定要三十亩种烟”[1]。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的种植，华北三省种烟问题相对减轻，但种烟者仍大有人在。1930年5月中华国民拒毒会调查1929年度全国的种烟情形，共得到131县民众的报告，其中包括山东7县、河北5县、河南11县。在所谓调查的华北23县中，发现烟苗且未铲除的县份计有山东的益都、平度，河南的唐河、上蔡、沁阳、洛阳、洛宁、邓县、安阳、罗山等10县，占调查县份总数的43.47%。若从省别论，河南种烟情况最为严重，占到了调查县份的90%以上。由于调查县份比例太小，这个种烟比例尚不能代表全省，与实际情况或许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但不管怎样，在烟禁实施之初，华北农村种烟者比例较高总是事实。
表1 山东、河南种烟县份每亩利益比较表
种烟地点
每亩
每亩产
每亩
每亩
每亩苗捐
资产
土量
总价值
利益
山东 益都
50.0元
32两
100元
50元
平度
10.0
50200190
唐河
15.0
9080 64
8元
上蔡
24.0
5040 16
8
河南 洛阳
26.0
4040 14
14
洛宁
50.0
100
10050
12
邓县
30.0
5060 30
15
安阳
30.0
5010070
8
全国24处平均 22.5元
49.9两
60.9元
38.2元
资料来源：《各地民众报告的分析》，《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第4、6页。
至于种植罂粟的原因，从调查材料中可以归结为四点：“一、较他种农作物获利丰厚；二、地方紊乱，土匪包庇；三、邻地种而未铲，因此玩法尝试；四、当局收税了事，并非真正铲除”[4]。其实，种烟的高额利润才是乡农种烟的本质所在，其他几项仅为这种违禁行为提供了有机可乘的机会。以山东、河南10县为例，其种烟原因，乡农出于自动者有8县，被迫者仅2县。调查材料比较了各县种烟的利益。
从上述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山东、河南的8县之内，每亩的投资、产量、总值、利益均有很大的差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各地行情的差异，还是由于统计资料本身的误差，一时尚难确定。但从表中综合来看，种烟的每亩收益还是相当可观的，平均高达三四十元。虽然每亩烟苗还要交纳十元左右的烟捐，但扣除苗捐之后烟农的利润仍然相当诱人。正因如此，想方设法偷种罂粟的事情才屡禁而不绝。各县种烟的亩数有如下表。
表2 山东、河南各县种烟亩数比表
资料来源：《各地民众报告的分析》、《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由上表可见，山东、河南县份的种烟亩数相差县殊，少者如罗山不足二百亩，多者如邓县高达一万亩。各县种烟亩数占其田地总数的百分比也大相径庭，益都、唐河仅为0.1%，而洛宁、洛阳却在20%以上，平度则高达30%。1929年华北的禁烟令已经实施，调查表中各县的种烟亩数却有一半以上较上年增加。这说明，由于烟毒问题的根深蒂固，华北三省在实施烟禁之初，境内的种烟情况虽较北洋时期为好，但在部分地区还相当严重。
随着禁令的实施，华北农村的种烟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一些小农贪图重利、某些地方官吏禁令废弛、或者山区偏隅之地人们拗于积习，仍然时有种植。1933年5月中旬，河北大名西境种植烟苗者较多，该区团防在岗子称村所割毁烟苗“不下百五六十亩”[5]。邢台地区，自1933年春该县县长“因警团费无法筹备，乃以剜肉补疮之法，使山川人民任意播种罂粟，而谷麦之属，几不见于野”[6]。随后几年内，“每年所种烟苗不下数十顷”。县长虽常奉省令勒令铲除，“惟山川区住民，拗于积习，惟利是图，种植者仍复不少”[6]。
总起来说，自实施烟禁之后，华北三省的种烟情况不太严重，尤其与烟毒的制、贩、运、售相比。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9年调查，全国83处地方法院所受理的鸦片烟案中，栽种一项在案数占0.2%，烟犯数占0.3%；各省376县县府所受理案件中，裁种一项在案数中占1.4%，在烟犯数中占1.7%[7]。无论从哪组数据来看，种烟的比例也非常之低。这两组数据虽是全国范围，但由于华北三省包含在内，自然也可以代表华北的大致情况。
冀鲁豫三省种烟虽不严重，但也正因如此，三省的制贩运售活动才更加猖獗。1928年前，华北的制毒机关很多。据1927年《拒毒月刊》载，“外人在华私设工厂，制造吗啡，不肖华人，利用外洋原料，仿造毒丸，在南满、山西、直隶、山东、河南为尤甚”[7]。河北的情形，天津自不必说，“濮阳一县，制造金丹的，闻有二百家；昌黎有六七家，出产约一千二百袋，计24000两，但是毗连山西的石家庄更觉厉害！无论住户商家，十有九户是制造金丹的，日本人占其大数”[1]。1928年烟禁实施后，高利引诱下，制造毒品者虽转入地下，但也不乏其人。制造毒品因获利丰厚，常具有传染蔓延之势。河南博爱县大辛庄住户约八百余，有数十户自制白丸，很快蔓延开来。“富户造白丸，穷人分其余润，资金愈积愈多，交易范围愈仲愈远，于是博爱一县，乃成为河南之肥县”[8]。1931年前后，毒品在河南“新乡、获嘉、涉县、安阳，尤为风行一时，而修武之超店、博爱之新（辛？）庄、焦作卫辉之林淇镇，以及武安全镜，更为制造金丹之渊薮”[8]。数年之后，河南仍为制造毒品重地所在。河南毒品不但为祸本省，还殃及邻境，晋南人民吸食之毒品，亦“多来自豫北之沁阳及博爱县境内”[9]。
烟毒的销售是制贩与吸食的中介，烟馆数目的多寡也能直接反映烟毒侵害的程度。据接触材料观察，华北三省的鸦片馆、白面馆、土药店分布极为广泛。天津效区杨柳青镇“鸦片、赌博、白面三者，为地方之巨害”，仅烟馆一项，“综计本镇竟有五十余家，日售千余元”[8]。廊坊向为驻军之所，“一般无知份子或恃游兵走卒之护符，多公开经营白面”1931年“只铁道南贩售毒物者，即有四十余家之多”[8]，两年之后调查，廊坊的毒氛仍未丝毫消减，“以不及五百户之慕尔小镇，售白面者（不算鸦片）竟达四十余家，每日每家平均销白面一两，一月合销一千二百两，值洋约六千元”[10]。玉田境内鸦鸿桥镇，“经售海洛英者，不下六十余家，其售户各有别号，如白面大王、白面将军等，真不啻白面世界”[8]。1935年宋哲元任河北省府主席后，着手取缔烈性毒品，但“为暂时救济一般毒人起见，乃暂予实行公卖烟土，使吸毒之人，得资烟土为过渡，其公卖之最高机关，厥为清查处，该处之下，则由各县设立清查分销处”，至1936年“全省已设立之清查分处有九十余县，成立之分销处则有二千余所，并规定官土每两二元六角，烟膏每两五元，约略预算，每月销土当达百余万元，是故亦一开源之路也”[9]。此处的清查分销处，实际为名副其实的“土药店”。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所开设的鸦片商店非常广泛。据中华民国拒毒会调查，1929年度华北三省的鸦片商店数目如下：
表3 华北各县鸦片商店与销量调查表
资料来源：《各地鸦片商店与销量之调查》，《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由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华北农村鸦片商店星罗棋布，到处皆有。每县少者十余处，多者竟有一千处。每县烟土销量数目不菲，多数县份每年均在万两以上，郑县竟然高达30万两。联系前文所述新乡烟土来源于郑县、归德，可以知道郑县所销烟土并非限于本县，外地来境购买或者售往外县的活动也相当频繁。上表调查范围是否为整个县境尚未可知，即便如此，从两组数据也可初步得出华北农村烟毒严重的结论。
从事贩买烟毒的人，身份各异，但大体可分为三种，一种是利用职权之便的军政人员，一种是贪图厚利且具有一定势力的匪帮、商贩，第三种则为存在侥幸心理、为穷困所迫之人。1929年调查各省烟况时，对贩卖鸦片者的职业类别也进行了分析，将所调查的176人分为18种不同的品类，其情形如下，
表4 1929年江苏等17省176贩卖鸦片者职业分类调查表
资料来源：《各地鸦片商店与销量的调查》，《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表中所分种类太过琐碎，如果归纳一下的话，大体可以归入前述三种。由表可见，在从事贩卖鸦片的人中，商贩与匪帮所占比例最高，二者计为全体的一半。其次为军政人员与土豪劣绅，合计为全体的三分之一弱，最后为职业各异却互不联属的个人，除游民外，其他烟民、水手、妇女、小孩、农夫、教徒等人，与前两类相比有一特点，多数为因生计所迫而心存侥幸的人。从上表职业区分来看，将贩售烟土作为专职的也许只有以此为生的商人。对于土商，调查表曾有一专门说明，“土商人虽少，但规模极大，内有三人为大资本家，专贩烟土”。
二、烟毒的吸食群体
所有的烟毒活动最后都归结到吸食方面，吸食烟毒成了烟毒危害的落脚点。华北三省吸食烟毒的人很多，无论穷富贵贱都广有涉猎。但烟毒的吸食者还是有所区别。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鸦片是高级奢侈品，官吏豪绅及有钱人多吸食此类，而患有烟瘾的穷苦民众都改吸价位较低的吗啡、白面等毒物。在各类烟毒犯罪中，吸食者所占比例最高。1929年全国83处地方法院所受理的鸦片案件中，吸烟案占72.0%，各省376县县府方面受理的烟案中，吸烟案占75.5%[7]。由于调查材料不甚完全，调查者再三强调这个百分数“实有悬待研究解决之必要”。然而，吸烟案占70%以上的数据，虽不太精确，但也充分印证了吸食鸦片者为数众多的事实。对于吸食毒品的比例，禁烟委员会对1931年各省案别进行了统计，华北三省情形如下：
表5 1931年华北三省毒品犯案别表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年全国各省毒品犯案别表》，禁烟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年统计汇报》。
应该指出的是，上表中其他一项，指的是制造、运售等案，而持有毒品者的目的，虽不知是意欲自吸还是贩售，但分类时既不把它列入运售，猜测其自吸者必然比例甚高。因此，吸用、售吸打吗啡以及持有四类案别都可以暂且纳入吸食项中。从上表可以看出，1931年冀鲁豫三省毒品案中，吸食毒品者所占比例最高，三省分别为90.15%、90.91%与62.50%。另外，从表中也可清晰看出，女孩涉及毒品案件者极少，三省平均为六分之一左右。此处虽无烟案性别的统计，但可以从别处得到佐证。据禁烟委员会编制，1934年河北各县公安局缉获烟毒案犯人数比较表中，烟犯中男女数分别为1464人与167人，女性所占比例为10.24%；毒犯中男女数分别为6472和860人，女性所占比例为11.73%[11]。从这组统计数据中还可约略看出河北烟毒分配比例，烟犯占18.20%，毒犯为81.80%，烟犯不足毒犯的四分之一。
吸食烟毒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相当普遍。冀南各县虽无鸦片之害，但由于曾经是毒品的制造场所，村民沾染毒癖者极多。据1930年统计，“吸金丹者男子占全民百分之三，女子占百分之一，嗅白面者男子为百分之六，女子为百分之三，合之为百分之十三”[12]。威县、磁县、南和、邯郸都是毒氛严重县份，1934年报载，威县“毒品深入民间，黑白充斥，几至一村有六七十人食之者”[13]；南和“毒品犯几无村无之，吸食者尤众，每村平均有一二十人不等，城内尤甚，只席市一巷，即有六七家之多，衙前西大街，不吸即卖，诚南和一大毒市”[13]；磁县“吸户共1587家之多”，其中“男吸户为1549，女吸户为38名”[13]；邯郸城北苏曹镇，住户千余家，前年成立戒烟所时，“曾闻该镇瘾士已达一旅，经调查，虽无一旅之众，实际亦有三百之多。近一年来，竟已增至五百三十余人”[12]。
华北农村的烟患虽不及毒氛严重，但烟民人数也颇为惊人。仍以1929年度山东、河南、河北调查县份为例，其烟民情况有如表6：
表6 1929年度冀鲁豫调查县份吸烟人数统计表
资料来源：《吸食鸦片之种种》，《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由上表可见，1929年冀鲁豫三省调查县份的烟民虽比例高低水等，但普通都在百分之二、三以上，其总数已相当可观，而河南上蔡竟然高达15%，即县境约六分之一的人都患有烟癖。如果再考虑到比例更高的毒民，有些县份的烟毒泛滥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对冀鲁豫三省吸食烟毒者的总数作一评估，就如同统计灾民一样困难。由于嗜好烟毒者的讳默至深，很难对吸食烟毒的人数予以精确统计。1936年河北省民政厅在向省府呈送禁烟效果说明时，即明确指出，河北“全省烟民毒民约有二十万以至三十万人左右，但最近据大兴等一百二十县查报，截至二十四年六月底止除已戒除者不计外，尚有烟民18708人，毒民61605人，两共80313人”。对于此项申报，民政厅有一特殊说明，“惟各县所查尚非确定，实际或超过此数之一倍”[12]。先且不说八万烟毒民众的查报数与二三十万的估计数相距多远，此处的估计数是否充分也值得怀疑。1936年一份材料内载，河北省一百三十县中，吸毒者的人数，“据最近之正确统计，竟达五百万以上”[14]。毫无疑问，毒民五百万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文中作如是说，可能有它的道理与依据，河北实际烟民毒民人数很可能在二三十万以上。当然，由于统计数值本身的疑惑，上述几组数据的准确与否都在未知，但这丝毫不影响华北烟毒严重的结论，只是在严重程度上还须进一步推敲。截止1936年8月，河南各县已登记烟民数为102237人[15]，虽一时找不到山东烟民登记数，从上述两省情况推测，其数值也不会太过庞大。当然，各省的烟民登记数已经是不小的数字，每省均在十万左右，但实际吸食烟毒数要比此高出数倍。更何况，这还是在烟禁实施了多年之后的统计数目，在1936年之前的几年内，三省吸食烟毒的实际人数一定比施戒尾声时更高。
吸食烟毒的总人数虽不易统计，但其年龄与职业却可以根据入所戒烟者的情况得以管窥。仅以1931年山东为例，其年龄分类如下：
表7 1931年山东戒烟所戒烟人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年各地戒烟所戒烟人年龄统计表》，禁烟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年统计汇报》。
由上表可见，1931年山东671名入所戒烟者，以20-40岁者居多，计为全体的72.88%。这个年龄段正是人生中创业的黄金时间，影响其自身生活先且不说，单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已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当然，表中戒烟者青壮年偏多的原因，除了患烟瘾者以青壮年居多这个关键因素外，还可能与戒烟所的规程有关。二三十年代的禁令规定，50岁以下者必须依限戒烟，50岁以上者则不做硬性规定。尽管如此，吸食烟毒者以年轻人为主确是事实，这从各省所捕获的毒品犯的年龄区别中也可予支佐证。河南由于统计人数过少，恐不足代表全体，故而仅列山东、河北两省数据。
表8 1931年山东河北毒品犯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年全国各省毒品犯年龄统计表》，禁烟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年统计汇报》。
前文已经说过，吸食犯在所有烟毒案犯中比例最高，一般均在四分之三左右，因此，上表毒品犯的年龄统计基本可以代表吸食烟毒者的年龄分类情况。由上表可见，山东、河北毒品案犯中，主要集中于25-44岁，这个年龄段的毒犯已占到全体的三分之二左右。由此可以确证，华北三省以至全国，青壮年是吸食烟毒者的主体。
再来分析吸食烟毒者的职业，仍以山东、河北二省为例。
表9 1931年山东河北毒品犯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年全国各省毒品犯职业统计表》，禁烟委员会编印：《民国二十年统计汇报》。
由表中可见，山东、河北两省的毒品犯均以农业、无业及工商两业为数众多，但排列次序有所不同，山东依次为无业、工、农、商，河北则依次为农、无业、工、商。这种结果倒不出人意料，在近代中国，从事农、工、商三业者人数最为广泛，再加上时代的原因，谋生无着者素以“无业”统称，烟毒犯主要出于这四业倒在情理之中。
职业分类方法的不同，影响了吸食烟毒者的归属。据中华国民拒毒会1929年调查，华北三省烟民的职业分类情况如下，
表10 1929年冀鲁豫三省烟民职业百分比
省别
政界
军界
商界
学界
劳动界
河南
27.50
15.50
36.75
7.25
13.00
山东
23.75
15.00
40.00
6.25
15.00
河北
10.00
10.00
20.00
20.00
40.00
资料来源：《各界吸烟人民职业百分比》，《拒毒月刊》第47期，1931年3月。
从字面意思理解，劳动界应该将工、农、手工业包罗在内，否则上表的分类便不充分。由表中可见，华北三省吸烟群体的职业重心有所不同，河南偏重于商界与政界，山东、河北则分别侧重于商界与劳动界。如果上表内容属实的话，可以推测，河南烟毒的泛滥与政治有很大关系，山东主要由于商贩众多，河北则无重大政治背景，因而普通民众成了吸食烟毒比例最高的群体。
烟毒的吸食一般都需要工具，有钱的人家多在自家吸食，无力购置者则常赴烟馆、白面房过瘾。
三、烟毒对社会的影响
烟毒对社会的影响不一而足。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即使不是由烟毒所造成，却也由它负相当责任，昔日列强便是以鸦片与武力轰开了中国闭关多年的大门。烟毒犹如闸水，一泻而不可收。软弱的外交，腐败的政治、动荡的格局，以及愚昧落后的背景等，无不为烟毒的盛行大开方便之门。烟毒对中国社会的削弱始于开国之前，深化于开国之后。具体到华北而言，其经济衰颓、社会凋敝均与烟毒的泛滥密切相关。
关于烟毒的危害，梅公任在1935年出版的《亡国灭种的鸦片烟祸》一书中，已从个人、家庭、社会、政治、民族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7][25～42]。
梅松任所述已面面俱倒，但也不过就烟毒的危害列了一个极为详备的提纲而已，许多问题尚未充分地展开论述。本文虽无补充之必要，却极需对上述内容予以充实。为防止大而空的弊病，本文只就事论事、择要而述，仅谈烟毒问题对华北农村影响的具体事例及其特性，而不论对民族、国家、主权之危害等共性。
首先，在仅足维持生计的小农经济中，吸食烟毒所需的巨额财富是农家以至华北农村的重大经济损失。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土地分配状况下，多数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勉强，如果遇上天歉减产，还难免饥苦之虞。广大农民以难以想象的节俭方式维持生计，以尽量减少开支与消耗。这样的家庭环境，根本就没有承受吸食烟毒巨额开支的余地。除少数富裕户外，绝大多数的家庭往往被烟毒拖累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绝境。仅1925年12月5日，天津《益世报》就在同版登载了两则嗜毒者可悲下场的消息。河北完县保卫团第一队第二班班长王冠英，因染有白面嗜好，入不敷出，债台高垒，将该班团丁11月份薪金借用，月终发饷时筹款无方，遂于11月30日饮弹白戕[18]。由于求生的本能，嗜毒到家破人亡的虽大有人在，但更多的结果可能是家庭经济的不堪重负。
1930年有人对河北磁县三村进行了毒况调查，其结果如下：
为避讳起见，表内三村均为假名。由于不知三村中富户、中户、贫户各占怎样的比例，无法比较哪种农户吸毒者的比例更高。但一般来说，农村中总是富户少而贫民多，但从上表三村情况看，史景村的富户吸毒人数稍低于中户与贫民，而赵家村、月平村却是富户中吸毒人数最多。如此看来，富户中的吸毒比例应在各村中居于首位，最起码不低于其他两种农户。如果逆向考虑的话，应该是只有富户才吸得起烟毒，承担不起却又染上毒瘾的中户与贫民，其结果多半是陷于经济困顿的漩涡。由表中可见，因吸毒而消耗的费用每村每年均在一万以上，差不多要耗掉全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五。受毒品影响，经济困难者每村有22-28家，经济破产者有12-30家之多。
表11 1930年磁县三村毒品蔓延状况
资料来源：《毒品蔓延与农村社会》，《拒毒月刊》第43期，1930年9月。
吸食烟毒不但是家庭的灾难，也是社会的不幸。积少成多，每年吸食烟毒要耗掉社会的一大笔财富。1927年度，仅济南一地便消耗鸦片4.8万两，值洋168万元，销售白丸、快上快、金丹等毒品8600万粒，值洋220万元[1]，两项合洋388万元。河北曲周，1935年吸食毒品者不下万余人，每人每日以二角计，平均每年亦消耗七十余万元[19]。威县每村吸食毒品者亦有数十人之众，“平均每日至少耗洋一元，全县每日即耗三百六十元，若以一年计算，必有十三万元之损失”[20]。烟毒严重的地方，往往由繁荣而至萧条，即便从前未曾兴旺，被毒品侵蚀后也会变得更加衰败。1934年的邯郸城北苏曹镇，“三年前尚称富裕之地，今已窘乏，原因尽为鸦片白面所致”[19]。威县也因“累世积富之豪农，及富贵巨商，大都染有恶嗜，任意挥霍，致使田园荡尽，两手空空，破产者日增一日，诚为农村经济破产之一大原因也”[20]。
对于烟毒与农村破产的关系，引述上表的作者曾有一段精辟的分析：
“居住在荒僻农村的人们，无论他们生活怎样豪奢丰美，每日生活程度能超过一元的实为‘绝无仅有’，而上了毒品瘾的人们，每日必需一元至七元之谱，无论怎样生活美满的家庭，每年支出超过一千元的‘寥寥无几’，而上了毒品瘾的人们，每年每人必需一千元至两千多之多，在生产技术笨拙、生产方法顽旧的中国农村，在战争连年、田园荒芜的中国今日，以农田有限的收入，填毒品无限的沟壑，农村的富户那能不债台高筑，荡家破产，中产人家那能不生活艰苦，典庄卖田，而贫苦农家那能不卖妻鬻子，啼饥号寒，那能不沦为流氓匪棍，去扰乱农村治安呢，所以毒品蔓延是农村经济破产的重因，是农村道德堕落的要素，是中华民族衰微的病菌”[21]。
其次，吸食烟毒不仅对家庭、社会造成损失，对吸食者本人也引来重大灾祸。
吸食烟毒者只图一时之快，却不得不饱尝恶嗜对自己一生的折磨。此处的一生，也许仅是短短的几年，因为吸毒者往往短寿，尤其当他们无钱购买毒品而经常遭受瘾痛折磨的时候。大多数的家庭都经受不住烟毒的侵蚀，因此吸食烟毒者往往会有两种结局：一是被轰地出门，流落街头，任其自生自灭；二是将家庭破财净尽，最后只落得穷孑一身，了却残生。由于这个原因，烟毒民众沦为乞丐贫民的比例相当之高。由于统计资料的贫乏无法对此考证，贫民乞丐中烟毒嗜好者较多的反面例子却可弥补这一遗憾。天津市为救济市内贫苦无告者及游民乞丐特设救济院，院中的“游民乞丐，染烈性毒品嗜好者甚多”，即便入院的贫民，也多“有赌博、嗜毒、窃取、打架、犯规之陋习”[22]。1936年10月，天津市公安局搜捕男女老幼乞丐，送救济院收容。其中第一分局第一天上午即抓获乞丐70名，内中染有白面嗜好者41名[23]，约占总体的百分之六十。1935年天津《益世报》载，邯郸毒品“向极充斥，人民受害颇深，青年子弟，误入歧途，因而流为乞丐者，比比皆是”[24]。
吸食烟毒者将家产荡尽之后，最易因贫饿或毒发而死。1934年塘沽实施禁烟后，各烟馆仍秘密销售，警署虽查获无着，但街头却“常冻死瘾士”[23]。翌年11月天津街头冻毙尸体共320具，“其中大部分，乃吸食海洛英、无家可归之乞丐”[23]，天津暖厂的贫民竟也常有冻毙情事发生，据厂方宣称，“此辈被冻毙者，均为吸食白面及海洛英毒品者，入厂时即气息奄奄，不堪救药，及至入厂后，禁止吸食，夜间瘾发，则易致死。统计自暖厂成立后，先后已冻毙之贫民已达二十余人”[24]。遵化自1936年旧历年后的两个月内，“一般瘾士，因囊空瘾重，衣食无着，死亡已达六七十名之多”[24]。由于吸毒致死在当时极为常见，因此三十年代河北盛行着一首劝戒吸毒的农村短唱，其歌词为：
“提起贾落狗，当初日子有。长大就当家，家里有钱花。有钱不要紧，鸦片吸成瘾。又打吗啡针，又抽海洛因。几年家业败，饿死荒效外。死了没人埋，真狗摇尾来。狗也嫌他臭，不吃咬个够。”[25]
这首短唱所述的不是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所有吸食烟毒者的遭遇。他们不但毁了家庭，也害了自己。据1928年天津市政统计，“每年因白丸毒致死者，五万余人”[26]。当时天津为河北省会，不知这年死五万人的统计是限于天津，还是整个河北。即便以河北全省计，在烟毒下死于非命人数之多也着实惊人。
此外，吸食烟毒还会激化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
烟毒的危害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大有罄竹难书之慨。对于道德的影响，1930年王镜铭在对磁县农村进行调查后指出，烟毒容易使人吝啬、寡情、残忍、无耻，农村的道德也便在这种烟毒的侵蚀下趋于破产[27]。邯郸苏里村村民张建功，自吸染白面后已将田产挥霍净尽，当欲售庄宅时因其子强力反对未遂，一怒之下，竟于1935年10月7日晚乘子熟睡时用木棍将其击毙[28]。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吸食烟毒者可以卖妻鬻子、逼良为娼，家人为继续生存，也常将吸食烟毒者提早结束生命。因为烟毒的缘故，骨肉相惨之事时有发生，不但有生葬其父者，亦有被父活埋者。河北宁晋于家店村马某，家赤贫，有子二人。马素有烟瘾，经常偷鸡摸鸭以换钱过瘾，村民皆恨之。1933年4月22日晚，其家族长偕其二子将马某捆绑，活埋于田间[27]。
烟毒与盗匪的关系，也是极为明显。吸食烟毒者无钱过瘾时，或者拦路抢劫，或者入山为匪，即使自己不参加匪盗活动，也常与之有所来往，如1935年10月报载，邯郸吸毒者沦为乞丐固甚可怜，“然为匪作线者，大半亦此类流氓”[28]。贩运烟土者与土匪也是沆瀣一气，难分彼此。烟贩常借助土匪保护，土匪经常趁势贩运烟毒，政府的禁烟政策在匪患严重之地也无法实施。因此，确实如英国贝思飞所言，烟毒与匪患总是携手同行，二者均为对方的存在与蔓延制造着前提与背景。
烟毒对社会的治安也是一种威胁，烟毒民众为获得瘾资已丧失是非曲直观念，几乎到达无所不为之地步。乞讨、偷盗、拐骗、抢劫、甚至杀人越货，无一不足。有时仅为一次瘾资，也犯得上去绑架人口。1936年前后，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渗透，俗称为“高丽棒子”的朝鲜人在北平大肆从事烟毒活动。平市流行一件怪事，居家的小孩或老人经常失踪，“要拿一元或五元钱上‘白面房子’去赎人，而这些小孩与老人的失踪，都是被吸食毒品者所拐走，押到贩毒的‘高丽棒子’那儿去，致失去了自由。假如你不‘赎票’，这类小孩与老翁便将受到种种毒刑拷打，或甚至有危害生命事情发生”[29]。事情虽小，但已足见烟毒对社会秩序的危害。
烟毒的盛行还引发了自杀问题。吸食烟毒者穷极无望，瘾发难熬而自戕是一方面，家属受其所累、自寻短见是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由于市面上烟毒的普遍，吞烟自尽也成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自杀方式。1929年3月，33岁的刘黄氏意欲与其夫离异，妇女协会不允，刘黄氏当场吞食鸦片，以示恐吓[30]。在未实施严历禁烟之前，北平市民自杀的方法，“以饮用安眠药水和吞服鸦片白面的为最多”，1934年之后，“多改为吞服火柴和铅粉”[31]。1935年7月前半月，上海发生自杀案件54起，其自杀方法，“则以吞烟为最多（几占百分之五十），次为吞服其他毒品或投水”[30]。这里的“其他毒品”，想必至少也有一部分为白面、红丸或金丹等可以吸食的毒品。吞服鸦片自尽以其简便易得最为女性青睐，虽无精确的统计，但所见材料中却尽为女性。1935年7月，29岁的潘氏因其夫患病多年，家庭乐趣毫无，乃“购得鸦片一盒，乘人不备，私自吞服，不治而死”[30]。由于报纸关注程度的原因，所引材料多为城市，但乡村也情同此理，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由于军阀、土匪的参与、包庇、外国尤其是日本的走私贩运以及烟毒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等原因，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烟毒问题相当严重。不但具体表现在广泛分布的种、贩、运、售等产销渠道，更表现于数额庞大的吸食群体。官吏豪绅及有钱人家吸食档次较高的鸦片，患有烟瘾但又金钱不足的贫苦民众改吸价低质劣的吗啡、白面等毒物。总之，无论贫富贵贱，都难逃烟毒的控制。正因如此，泛滥的烟毒对华北农村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不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危害到个人、家庭与社会，还激化了道德败坏、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使原本动荡的社会秩序更加紊乱。一句话，烟毒的泛滥应对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凋敝贫困负有相当责任。
〔收稿日期〕2001-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