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世纪科学的道家式扭曲（第一部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第一部分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曹跃明译
编者按
让中国读者对更多的西方学术流派有所了解，是本刊的一项重要目标。本期编发美国学者迈克尔·比林顿《对二十世纪科学的道家式扭曲》一文。该文认为：西方文化在二十世纪误入了歧途，而这是与中国的道家思想有关的；误入歧途的西方文化反过来又输入了中国，损害了中国的道德与科学传统。该文认为：应当回到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儒家思想的道路上去。目前，这种思想在西方不占主流地位。但该文言之成理，许多观点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由于原文很长，本刊将分为两部分连载。
人们普遍认为，自从以摇滚乐——性解放——吸毒为代表的60年代反文化现象出现后，西方文化的没落是与禅宗、道教和其它各种各样的“中国神秘主义”搅在一起的。在六、七十年代以反文化面目出现的事物，在八、九十年代被当作“已确立的”大众文化为人们所接受。如崇拜非理性主义的“生态主义”思潮已成为社会和政府所信奉的主流思想模式，而那些外来的神秘主义意识形态对以上现象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传统观念认为，人是由上帝有意创造出来的，他作为理性的动物而存在，而且由于其具有创造力，因而可以逐步向善并且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改善环境。但这种看法已在很大程度上被以下的观点所取代：人同野兽一样，是一种处于只适合某一固定科技水平之上的匮乏的能源环境中的动物。
为什么科学界没能为这个社会中有关人类创造能力的错误观念提供一个彻底的驳斥？为什么人们一直容忍着诸如“全球性变暖”、如“臭氧空洞”这样一些明显的谬论？这些怪论甚至受到许多科学家的支持，而这些人所受到的教育本来可以使他们知之更多。为什么许多科学家容忍甚至参与了对理论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如“冷核聚变”学说的打击和迫害？答案在于整个二十世纪中科学界自身的衰落——特别是从1927年现代物理学索尔维会议上的著名争论发生之后。
我们将通过对二十世纪的一些重要科学家的理论中那些特别敏感的方面进行考察的方法，来探讨下面这个问题：道家的神秘主义形式是作为对理论物理科学中的因果律和连贯性的无理拒斥的辩护而被接受的。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首先，在接受道家思想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目的，即用它来摧毁历史上唯一进行科学探索的富有成果的学派。这一派人是以柏拉图的“对更高级假设的假设”的观念、库萨的尼古拉斯、开普勒和莱布尼兹而闻名于世的；其次，对道家意识形态的强调构成了对中国真正的道德与科学传统的扭曲，而这一传统是与道家的敌人——儒家相联的。这种扭曲又被介绍回中国。由于这种实质上是道教炼丹术神秘主义的世界观被戴上了“西方科学”的错误标签，因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科学传统。
我们将对哥本哈根学派的科学家做一调查，重点是尼尔斯·波尔和沃尔福冈·泡利等人，和一些英国的优生学和生物学学者，特别是李约瑟。在每一个例子中，这些人对道家的看法都可以追溯到被许多人认为是本世纪最邪恶之人的贝特兰·罗素那里。并非巧合，罗素在20年代曾被英国的寡头政治集团派到中国去反对孙逸仙领导的共和运动。
在罗素到中国之前数十年，他已经自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论者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追随建立全球性的人种科学运动的赫胥黎的一个种族优生论者。他1900年出版的《莱布尼兹的哲学》一书，造成了两方思想的对垒——一方面是英国经验主义和地缘政治学者，另一方面是以开普勒和莱布尼兹，以及十九世纪的乔治、康托尔和伯恩哈得·黎曼为代表的基督教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罗素1920年的中国之行和他那本《中国问题》，对于处于一战后被英国人在凡尔赛和约中的出卖行径所激怒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起到了指引他们趋向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及趋向于马克思列宁的政治策略和新世纪的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想教条的作用。罗素谴责中国儒家道德主义传统的缺点，却只字不提60年来英国对中国输入的鸦片和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他公开赞成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关于“高尚的野蛮人”的观念，来反对已有3000年历史、文艺复兴之前在科学和文化许多方面都超过欧洲的中国。在驳斥孔子有关道德和知识的教诲的同时，他极力赞扬其对立一方，即道家的“被动”与神秘传统。下面这段话既表现出他的种族主义看法，又表明了他阻止中国发展科学的意图。罗素说：“进步与效率对中国人没有吸引力，只有受到西方影响的人才会追求它。推崇进步和效率的价值，我们获得权力和财富；而由于忽视这些，直到我们将其带到中国以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和平与乐趣之中。”
最重要的是，罗素传达给中国人民一个经过他歪曲的西方科学与哲学的观点。整个一代中国青年被教导说，西方的物质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完全是因为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和英国经验主义使然，而根本不提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欧洲（和美国）的强调科学与物质经济的柏拉图思想源泉。
罗素的所作所为后来被有机论者李约瑟发展了。有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和30年代英国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李约瑟，在其事业发展的中期，决定成为一个汉学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编辑了一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详细研究的百科全书。这本书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名字出版，到现在还在继续编下去。李约瑟伪造中国科学和哲学历史的角色被大多数人识破，但是他的著作的水平仍被中国和西方人所认可。我们将要对其对中国儒家经典传统的歪曲和对道家炼丹术与神秘主义的赞美作一番检查与分析。
道教与现代物理学
1947年，尼尔斯·波尔由于对量子力学的发展和对丹麦的贡献，被丹麦王室授予大象勋章。为了这一事件，波尔选择了道教的古老符号来设计了一个盾形臂章。这个符号以“阴”和“阳”的既矛盾又“和谐”来表明宇宙和人类的存在，所有的“种子”都包含在这个对立之中。在这个符号上方，波尔设计了这样一句话：“对立而并协”。波尔正确地使他的著名概念“并协”与古老中国道教的神秘主义的阴阳观念相一致。
波尔的“并协”概念是在二十世纪前25年中量子现象与原子互相作用的发现的背景之下提出的。1901年，麦克斯·普朗克发现能量是以不连续的量子辐射，而不是像以前在电磁理论中认为的是连续的释放出来。爱因斯坦也在1905年表明，光也是以量子或光量子的形式辐射。这样便与人所共知的光波是通过绕射和干扰来传导的原理相矛盾。海森伯在1927年补充了这一发现，认为通过对亚原子波粒现象的研究表明，观察本身分裂了现象，微观客体的任何一对互为共轭的物理量，都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值。这被称为“测不准原理”。波尔认为，由于“波粒二象性”和海氏的“测不准原理”，我们必须抛弃物理学中的因果律，但保留牛顿和麦克斯韦的力学，来表示两方面各自一方的试验结果。这种拒斥任何新理论的做法本身就宣布它自己即是一种新理论。如同波尔所说：
实际上，我们对光传播空间延续的图景和光原子的效果是互补的两方面，这说明了光现象的不同本质是同等重要的。这并不冲突，因为用力学方法的进一步分析要求彼此不同的试验。同时，这种特殊的情况迫使我们放弃那种对光现象的完全因果性描述，并且与那种依据在统计学意义上有效的电磁能量转换（比如经典力学）的描述事实的可能性法则进行辩论。
——《光与生命》，1932年
人类的知识被降低到纯粹的经验性质，全部我们所能知道的便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并且全部知识说到极点也就是我们可能得到的统计资料。
波尔反复坚持说他的量子力学并没有推翻“经典物理学”，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只是他更广泛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在这个特殊的领域内牛顿所做的探究已足够，量子的效果在这里是无意义的。但必须注意到，波尔所谓“经典物理学”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指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经验主义传统，而不是指其对立的柏拉图主义传统，如开普勒、莱布尼兹、弗雷德里克·高斯、本哈特·黎曼和康托尔等人的理论。这些人在现代物理学中的每一个重要发现中都做出过贡献，但他们的著作被普遍歪曲，并在牛顿和麦克斯韦对它们进行“系统化”时被人们误解。实际上，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是牛顿一派经验主义进路的继续。假定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信仰和实践是时兴的神秘的东西的话，那么可以毫不惊奇地看到波尔的忠实卫道者沃尔福冈·泡利的极端神秘主义。但首先我们要先温习一下中国哲学学派争论的历史。
道教与儒家
在古代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文明发展一样，当人类开始探究他周围的环境时，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思想学派。有一些人探究天地，相信日月星辰的运动便可以作为人类的教科书。人类可以从中学到造物的法则，并将其同和平与发展所需的社会法则联系起来。在中国，这种人就是西方人所知的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儒者将孔子的言论编辑成书，使其思想贡献于道德和科学的传统。
当孔子被其弟子问及在他死后他们将如何去做时，孔子说：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一些欧洲科学家的领袖人物的研究表明，中国学者在公元前3000年就得到了有关天体运行的精确知识。孔子编辑出版的典籍之一的《左传》（编者按：原文如此），其中就有根据太阳历在特殊时间出现的星辰的准确记载。将这一著作同2.6万年的天文周期，也就是“岁差”相比较，欧洲的天文学家断定《左传》中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古斯塔夫·施莱格尔在他1875年出版的、被认为是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是这一领域中领先的著作《中国天体学》（甚至他的批评者李约瑟也承认）一书中证明，中国天文学家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就已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这比西方早了差不多两千年。施莱格尔甚至在中国史书中发现有关重要的天文现象的记载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7万年。
进行着英国式的重建历史的努力的李约瑟，认为这种说法“相当荒谬可笑”，说它是“纯粹的传说”，并撒谎说施莱格尔和其它人没有什么史料来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他们使人怀疑是否还有真正的历史研究。在任何场合李约瑟都宣称，如果公元前3000年就存在这样的知识，那么它只能是“来自巴比伦文明”。李约瑟对十七世纪到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同中国天文学者的合作也流露出同样的恼努。他不满地说：“那些难以置信的日期记载，似乎在西方学者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完全被他们接受了。”李约瑟不是为推翻这一古代发现提供坚实的证据，而只是无力地争辩说这些重要的星图上，与通常人们认为的时间不同。但他也承认这只是一种推测。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李约瑟、或说是欧洲科学的“道家们”相信对中国实际的科学传统的怀疑，正如对欧洲的基督教柏拉图传统，特别是开普勒和莱布尼兹的怀疑一样是必要的。
与儒家学派对立的是那些坚持认为“天”是不可知的，至多也就是对其观察以便做出一些预言的思想。这种倾向发展成为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老子的著作《道德经》以“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开头。表明“终极”，或说是“常道”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解释的，只能归结为自然的神秘显示。
儒家也讲道，但是作为宇宙的创造者来理解，或是人以其智慧来认识真理之方法。以其著作与孔子的《论语》一道成为儒家经典的孟子说，天道是完满的真理和人的真实情感，而人道则是准确地使用这种由天赋予的力量来发现真理和启发出这种情感。如同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义中的上帝观念一样，儒家认为道是不可能被完全认识的，因为它是无限的。但同道家不同，儒家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亦是无限发展的，而且在人与道之间，不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神秘鸿沟。孔子在描述自己成圣的过程时说他五十而知天命，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高扬人类能力的观点来自儒家认为人性本善、赤子赤具有天赋善性的信仰。众德之首即是“仁”。“仁”与圣保罗提出的深爱真理和爱全人类的最高形式之爱的说法很相似。“仁”的概念下包含有义、礼、智数德，它们形成人的本质。这同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观点相似。
对于儒家来说，在科学知识的进步与社会组织所必需的道德品质的发展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天文学的研究，政府（通常由通过以经典为典范的国家考试的文人组成）负责水利学与农艺学的研究与发展，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扩大。对于儒家和道家对待科学技术态度的不同，以《庄子》一书中可以看出来。庄子想象了一次由孔子之徒与道家农人的谈话。当时农人正在用水罐给农田浇水。儒者说道：“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儒者所谓机械是指木制水库。然而那个道家之徒却驳斥了他，说：“有机械者心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非吾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天地》）
儒者这一受到庄子嘲笑的建议，是一个早期实用经济科学的例子。在这里，自然原理通过机械转变为增加人员能力的方法，从而增强了劳动生产力。在那个道家农民英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今天文明发展受到阻碍有很大关系的生态主义狂热者来说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实际上，以“全球变暖”和“臭氧空洞”说为代表的当前反科学狂热正是由二十世纪那些接受道家思想的科学家所倡导。这一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被许多政府和世界组织所接受。
道家的“看不见的手”
道家的中心观念是“无为”。这不是说那种修道士的冥思苦想什么也不做，而是意味着一个人不要做任何有目的的事，任何与神秘不可知的道无关的事。这并非偶然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神秘主义者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相一致。斯密的自由贸易秘诀“放任主义”，让“看不见的手”来指导“市场魔法”，完全可以被称作大英帝国的“无为”政治。正如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鸦片贸易中，在掠夺食物和原料、在操纵“自由”的反对者的战争上，都是相当有形的，同样，这一道家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镇压与控制的思想基础。
最早的独裁者就是秦朝的建立者秦始皇。他禁止学术讨论，焚毁儒家经典、坑杀不屈儒生。道教在秦朝的功能是安定百姓的民间宗教，与强调国家权力的法家理论一起为秦朝服务。只有军事所必需的技术才被客留下来，而科学则被发现“长生不老药”的炼丹术所替代。老子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庄子补充说：“续亡则忧，断亡则悲。”人为的增减皆不合于道。
老子那段欲将人等同野兽的话是庄子和李约瑟大加欣赏的。老子说：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利弃巧，盗贼无有；绝学无忧。
道家的另一对基本概念是阴阳范畴，它与《易经》结合起来成为占卜的工具。这一观念受到量子力学的创立者和有机论的生物学家的赞扬。阴阳一词意指自然界中的对立事物：光与阴影，主动与被动和雄性与雌性等等。但是在道家那里，阴阳观念变成了对立面的神秘合一。它否认普遍道德标准的存在，标榜道德相对主义。阴与阳保持一种循环运动状态，此消彼长。阴的种子存在于阳之中，反之亦然，就如同那个阴阳符号所表现的一样。更重要的是，善与恶、对与错也同样要按照阴阳所展现的规律来理解。庄子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否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这种道德相对主义与西方的玫瑰十字会和共济会的“光明之力”与“黑暗之力”的思想相同。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道家的这一方面被李约瑟誊为真正“科学的”宇宙观。
儒家承认在物质世界中对立的事物的存在，但根据其对事物本性，特别是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看法，最终拒绝了道德相对主义。孟子将人性视为是得之于天的“仁”。恶是因为善之不显，但善则不能仅视为恶之不显才存在。如同天一样，善是自生自存的，而且正由于此才使得人成为创造过程中的一部分。
尼尔斯·波尔的神秘学
然而，像波尔和泡利这样的著名科学家怎么会拥抱道教这样一个非道德和反科学的东西呢？这与他们的认识论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将其原子物理学的“并协原理”膨胀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观的努力中看出。
波尔在哥本哈根受到一个英国哲学激进主义者边沁和密尔的追随者哈罗德·霍夫汀的赞扬。波尔那个心理学家和“自由思想家”的父亲，是霍夫汀的好友。小波尔和他的兄弟都是霍夫汀的特殊学生圈子里的成员。波尔的教父D·B·阿德勒在伦敦作为银行家发财后，便在丹麦建立起一家一流的银行。同阿德勒合作的是卡尔斯伯格酿造所的创始人I·C·雅各布森。他的儿子卡尔成了通神论者，神秘的勃拉瓦茨基太太热情的追随者。勃拉氏茨基基金会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波尔的事业和他在哥本哈根建立的研究所的最早赞助人。波尔于1911年在伦敦开始其事业时，靠的就是后来一系列勃拉瓦茨基奖学金中的第一个才得以开始的。
当量子的发现和波粒二分表明了经典力学的不足时，一些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德布罗伊、薛定谔等人将此视为假定和探究一套新发现的自然现象公理的机会。另一方面，波尔坚持认为不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彻底解决，相反自然在本质上是非理性所能及的。他争辩说在这一认识层次上因果律是不能成立的，决定论必须被抛弃（波尔对“决定论上的拒斥并不局限于对笛卡尔的不期而至的救星(Deusex machina)的拒斥，而是包括任何因果关系。自认为是非因果律真理的“第一卫士”的沃尔福冈·泡利，曾批评波尔50年代在这一问题上的动摇不定）。
波尔不是对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产生疑问，而是坚持认为自然是不可知的。在1955年所写的论文《原子与人类知识》中，波尔攻击那些认为他的“并协”理论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人时说：“这种观点认为认识模式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权宣方法，而这种方法在理论上应当被那种决定论形式的描述所代替。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导向对我们在原子物理学中作为观察者地位的澄清，因而原子物理学才是在非因果论和非决定论问题上答案之所在。”
一与多
波尔承认，在他的理论中否认了“一与多”的问题解决方法的存在，而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这个问题被认为完全解决了。从哲学的观点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独立的个人智力的创造力的承认。特别是通过新的科学原理的发现与传播，这种创造性智力被认为是物理学发展的充足原因。相反，波尔坚持认为，作为宇宙一部分的人类没有能力理解宇宙法则。在这个问题上，波尔求助于道家：“在原子理论问题上我们做一对比……事实上我们必须求助于与我们判然有别的其它科学分支，如心理学，甚至到佛陀和老子已经面对过的认识论问题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企图在伟大的存在之剧中协调我们同时作为观众和演员的位置的话。”（《生物学与原子物理学》，1937年，在这一年波尔在一生中做了对中国的唯一一次拜访。）波尔拒绝了神秘主义的便利方法，但又力图将自己的非因果理论延伸到其它领域：“在我们应用于原子现象之上那些最简单的原理，在解决突如其来的和似是而非的难题上的简洁的方法，都将会帮助我们解决在其它经验领域中遇到的难题。”
在这里波尔表现出了他知识上的偏见，他像康德一样争辩说：“对于人的意识来说，创新就不可能明白易懂。波尔说，任何思考精神创造过程的企图都必须像观察原子现象那样，在调查的前提下对头脑中的内容作一改变。所以任何知识论都一定如同对我们自己的思维活动的解释一样，以放弃而告终。”（《光与生命》，1932年）他进一步争论道（与亚里士多德），意识是“由感官中的残余印象积累，在神经系统中达到一种不可逆转的记录”而形成的。如果创造性思想在潜意识中产生的话。波尔则这样说：“为潜意识提供一个明白清晰的内容之不可能就如同形式主义地以图画来解释量子力学之不可能一样。”（《知识的统一》1954年）
波尔认识到这一世界观对社会的暗示，将自己与那些声称正义与仁爱最终是不能两立的那些人如洛克引为同类。他说：“必须认识到在要求严格应用法律的情况下，没有仁慈存身之地，反过来同样，仁爱与怜悯常常与公平的观念发生冲突”。（《知识的统一》）这种看法是对基督教（包括儒家）认为仁爱与正义是并行不悖，而且如果没有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的反对。实际上，波尔的看法正是中国的道家——法家政治和英国的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翻版。社会契约论正是要求人民将自己的权力交予国家。
对于波尔来说，如果科学是超出人的智力以外的东西，那么艺术就纯粹是魔术与想象了，“文学、绘画与音乐艺术应当是一种情感表达的结果，在那里科学方法和定义更加不适用，它们为想象留下了更广阔的空间。”（《知识的统一》）毫不奇怪，虽然几乎所有的新原子物理学家都是古典音乐家。他们经常举行室内乐演奏。但根据写波尔传记的尼尔斯·布莱德所说，波尔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打打拍子”而已。
在对波尔的最热烈的支持者沃尔福冈·泡利那众所周知的玄秘工作进行讨论以前，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波尔对自己在物理学基础问题上的道家“无为”态度并不十分满意，但他仍然花费大量气力去阻止另外一些人企图解决波粒二象矛盾的努力。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爱因斯坦坚持认为世界并非被偶然性所统治——“上帝不掷骰子”。在著名的由世界一流物理学家召开的1927年索尔维国际物理会议上，波尔对爱因斯坦那并非圆满的“统一场论”进行了驳斥。由波尔与海森伯提出的对原子现象可能性的资料分析提供了一个具有实用性质的结构。这一结构在描述经验结果上起某种程度作用。这一日，“哥本哈根党派”大获全胜，甚至最好的科学家也向他们举手投降。爱因斯坦和合作者德布罗意在索尔维会议上向波尔提出一个折中的假说，企图将光的波与粒子合而为一。当哥本哈根学派和握有权力支持他们的人动员起来反对他时，用他的合作人菲利派·古力特的话说，德布罗意“意识到量子力学理论已经不可动摇，所以就顺从地开始教授这种已经战胜他自己有关波粒二象性原理的理论”。（《重振德布罗意的波粒二象假说》，《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与技术》第6卷第三章，1993年秋）25年来，德布罗意一直在教授这种他清楚知道是错误的理论，但他最终于1952年回到对他自己理论的研究上来。据他晚年的使用者乔治·洛哈特说，德布罗意将量子力学在1926年以后的发展看作“实际上是理论物理学的一次政变”。
更糟的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的薛定谔。据他自己说，薛定谔1926年关于描绘了电子运动的基础波动方程的发现是基于德布罗意——爱因斯坦有关运动微粒子的波动理论。同波辐射说对于宇宙基本原则的贡献来说，波动理论只不过是水面上的一些泡沫而已。他所谓的“几率波”理论描述了带有具有质量的粒子的波。这一理论在以后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和流体力学的发现中起到了作用。这是一种在某种条件下在等离子体中形成的亚稳态结构。他的工作解释了原子中电子的稳定状态，同海森伯的矩阵力学中的“纯数理统计学的几率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薛定谔从来也没有认为自己的几率波理论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暗示出在波中的“粒子状”现象这一更高层次的状态，以待更进一步的研究。波尔发现薛定谔的理论在他的量子力学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同时坚持认为它“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知识的统一》）接下来的一幕就是薛定谔被带到波尔在哥本哈根的研究所，尽管卧病在床，他还是受到波尔对他那不完善的理论的一系列责难。即使波尔的崇拜者也都承认这是一次粗鲁的个人攻击。据说一直到薛定谔举手投降波尔才肯罢休。
透露以上事实的波帕特强调说，薛定谔从黎曼和莱布尼兹那里认识到微观粒子的本质（比如运动量子或连续统中非线性现象中出现的“粒子”）是确定的，而不是牛顿力学方式。但是根据作为整体的连续统的有序状态，林顿·拉鲁什在他1992年8月出版的《冷聚变：对美国科学政策的挑战》（《科学政策备忘录》，席勒研究所，华盛顿特区）中提出继黎曼之后的相同看法“如果不具有将一个非连续簇和它的测量特性从只是一个连续簇中得出，并以有序方法来实现的能力，那么一个正确的、总和的、可理解的数学物理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个量子化领域的概念是开普勒伟大发现的基础。开普勒认为，在太阳系的结构中存在着普遍的黄金分割率规律。这在一切生命形式中，包括在理想固体中和音阶结构中。最近表明，黄金分割律也存在于原子结构特性中。（劳伦斯·海希特：《神秘的微观宇宙：元素周期的几何基础》，《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与技术》1988年第5、6月合刊，第18-30页。）薛定谔于1926年就预见到了这一事实。他说：“惯常的量子条件可以被另外一个假说代替。在那个假说中，这样一个‘全部数量’的概念未被引入。更确切地说当整体显现时，它以与震动线的波节数情况下同样的自然方法发生。我相信，这一新观念将对量子理论规律的认识产生很深的影响。”
薛定谔在量子领域正逐渐倾向个体观念。这与开普勒同属一类。他表明，在太阳系中各行星运动的轨道位置是由一系列的理论固体与音阶所表现出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这被称为“宇宙和谐论”。对这一问题，拉鲁什说：“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一个相对不受干扰的行动方向如何被限定，而不去管在宇宙中是否实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力’。首先我们必须发现什么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宇宙的运动几何。”（《冷聚变》）
然而，在与波尔的辩论中，薛定谔并不是为“宇宙运动几何”的更高级的原理而战斗，而是企图反驳与经典力学不合的电子运动轨道中的“量子跳跃”之存在。遵循粒子可以被简化为物理波的理论，他想要克服量子现象中的例外。
如果薛定谔完全采纳了以莱布尼兹和黎曼所代表的柏拉图方法，他就会看到相异的非连续性。这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观点，是用更聪明的方法概括非连续性，以达到更高级理论的一个线索。当然，波尔坚持认为不存在着什么更好的方法模式。拉鲁什在他那本《冷聚变》书中叙述了这个关于被那些寻找“理想连续性”的科学家错误理解的黎曼和康托尔的工作。他说，需要的不是“一种连续的物质的描述，而是连续的运动方向。这不是我们应当寻找的连续的物质的连续性，而是运动的连续。”这种运动的连续包括最小运动和“排除了力”的运动方向的个体。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即对科学的道教式的曲解问题。有趣的是薛定谔在年轻时也曾研究过东方哲学，但他并不是从道教、印度密宗和佛教神秘主义中获取灵感，而是从印度文明中的吠陀的梵文经典中来寻找。这一派同中国的儒学一样，都表现出科学与道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认为这些都是造物主的创造力的体现。1926年，在薛定谔科学发现的高峰期，同时又是他受到哥本哈根学派攻击最激列的时候，他在一篇哲学论文《寻找道路》（《Seek for the Road》）中对他所处时代提出控诉：
缓慢地，几乎是毫无察觉地，在印度的这一智慧，也曾被奇异的犹太先师在约旦河边将其点燃。它摇曳不定；这光在希腊新升起的太阳下变暗，而这光曾培育了我们至今还在享用的果实。人们不再对此有所了解……愚蠢的不受约束的自我主义抬起了轻蔑的头，它那带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手，超越了古代的文明，正在掌握我们船上那被遗弃的舵。
薛定谔抗议说，人们相信他们已经“在实用知识的领域上找到了安全之路”。……在以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现在则是科学。
薛定谔护持着形而上学，以抗拒环绕着他的实用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说到当时那种“最完整和最简练的对事实的描述”的科学的定义，他说这使他感到“阴冷凄凉的空虚”。
但是在这些年内，薛定谔也放弃了他在科学和哲学上的研究。196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什么是实在？》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大肆夸奖当代最大的道家、邪恶的罗素是“英国最伟大的头脑”。他屈从于愚蠢的神秘主义，接受了罗素“精神状态是身体以同样的元素构成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构成罢了”的观点。尽管他早年曾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道德相对主义，但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我们所知的一切外部世界仅仅是通过感觉来得到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世界”是相异的。
沃尔福冈·泡利与卡尔·荣格
如果说薛定谔是向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屈服的话，那么波尔的合作者沃尔福冈·泡利则是领导了科学与神秘学结盟的行动。多年以来，泡利一直与一个向西方文明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发起攻击的现代中心人物合作。这个人就是灵学大师卡尔·荣格。
泡利于1990年生于维也那。他的教父是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马赫。泡利年轻时被认为是一个天才人物。20年代在慕尼黑和哥廷根上大学时，他在原子结构方面就做出几项成绩。当时他与波尔和海森伯一起工作。1929年他退出教会，在一次不成功的短暂婚姻之后，他生活在深深的沮丧之中，最终于1931年至1933年成了荣格的心理病人。
荣格曾将弗罗伊德认为人即是动物，受动物本能控制的观念发展到神秘的极端。他说，人类是由超出理性力量的、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原始力量所控制。这些东西只是在梦中、幻想和妄念中才能表现出来。这些“原始意象”表现出人的真实。
荣格年轻时就对东方神秘主义非常着迷。他最终在他的理论中吸取了道教的阴阳观念。认为在每个人的心理中都有对立的双方共存。比如男性与女性倾向；感觉与直觉；感觉与思维等等。这些对立的方面必须平衡才能达到自我认知。
泡利和荣格都承认波尔的“并协原理”和物理宇宙中的“非因果性”原理是与荣格的道教心理学，特别是与荣格的“同时性”原理是直接对等物。这导致泡利与荣格在1952年写出《自然与心理解释》一书。在这本令人惊讶的小书中，荣格担负的部分是对“同时性”的解释，而泡利的工作则是歪曲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开普勒的思想。他的这一工作以为开普勒的敌人，玫瑰十字兄弟会的炼丹家旨卢德辩护而达到了顶点！
泡利的哥本哈根学派和荣格身边的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团体在扭曲科学和创造出诸如“后工业社会”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谬论和新时代反文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东西将西方文明带入当前的、潜在的末日危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合著进行一些方法上的细致探讨。
在泡利与荣格合著的书中，对于在近代史上科学的重大发现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开普勒和莱布尼兹所使用的柏拉图——基督教方法在认识论以外领域进行歪曲，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诺替斯教的世界观来诋毁它，这并非偶然。
很容易看出这种来自物理学家泡利（还有来自生物学家李约瑟）的攻击直接来自罗素。作为英国寡头政治代言人的罗素，正确地认识到为了推行大英帝国的反科学反发展的政策，必须要消除开普勒和莱布尼兹的影响。在这里，将罗素对莱布尼兹的攻击作一简要的回顾是很必要的。
罗素在1900年写出的《莱布尼兹哲学批判》一书认为，莱布尼兹的著作仅仅是为了名望与金钱才出版的！公平地说，这本书是一系列歇斯底里大发作，矛头直指莱布尼兹的各种观点，如物理世界是有规律的、思想观念是变化的充足原因等等。特别是莱布尼兹表明自然法则是善的，为物理宇宙是积极地自我发展，而非罗素所认为的平衡静止状态。所以（当然）罗素要反驳莱布尼兹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但是罗素拿不出任何有关他的攻击的根据，只是通过他的行为和对科学的经验主义之路，坚持认为自由权力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罗素抱怨莱布尼兹说：“他完全拒绝自由中立的观点，即认为意志自由律令甚至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还认为平衡中立观念会毁掉人们的道德观，因为这意味着非理性的选择，这样理性也就无所谓善与恶了。”从这话中可以明白地看出哥本哈根原派的“非因果性”与道德的相对主义倾向。
虽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波粒”这一矛盾现象的现代形式（普朗克的能量量子化理论是1900年产生的，与罗素的这本书是同一年问世），但罗素从他对莱布尼兹在其动力学理论中暗示出的解决方法，特别是他对牛顿的物体运动理论的拒斥所进行的攻击（以他那种典型的神秘主义风格）中，预见到这个问题。他说：莱布尼兹简单地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即存在着并且只存在着不相容的三个动力学理论：(1)物质是由坚实的、有广延性的原子构成；(2)实空原理认为，宇宙是由遍布流体与以太的实空构成；(3)牛顿理论认为，空间是由某个距离中无数的非广延性的力和运动的点组成。罗素说：“莱布尼兹没能抓住这些理论中的任何一个。由于他的折衷态度，因此不是在两种而是在三种理论工具中无所适从。”他还认为，莱布尼兹将机械力看作是原子，将空间视为充满着物质，单子是一个没空间的力的中心，“由于没有做出很好的选择，使他的动力学变成一团糟。”罗素还认为，实际上莱布尼兹只是拒绝了牛顿的引力原理，以此作为他们二人在微分学问题上争吵的报复！他甚至认为莱布尼兹是“无知和蒙昧主义的第一人”，并以这句话作为他这本书的结尾。
同步性与莱布尼兹
荣格在与泡利合著的这本书中的文章以《同步性：一个非因果联系原理》为题。他在这篇文章中争辩说“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打碎了对自然法则的绝对确定性看法并使其相对化”。他坚持认为，由于量子力学的新法则是统计学性质和或然性的，那么就一定存在着因果法则以外、非决定性的事件（这就是荣格“理论上的争论”的全部）。这种事件都集中在“同步性”范畴之内，指的是在宇宙上同时发生的两个或更多的事件（包括物理现象与物理和心理合一的现象，如思想与梦）。这些事并非互为因果但又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关联。荣格从许多结婚的夫妻星相中进行统计来证明他这一说法。他发现在“符合星相”的人中间，婚姻比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同偶然可能性的比例是1∶5亿。因此荣格认为占星术是有效的。
荣格的另一个“论证”是从道教《易经》算命术发展而来。荣格对中国人的看法同英国种族主义者一样，认为中国人天生是道教的反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者，荣格说：“只有在占星术和炼丹术的过程中，才能发现我们（西方人）与中国人在根本态度上的一致。”荣格曾为神秘主义者理查德·威廉于1949年翻译的《易经》作序。这个威廉曾是康生的顾问。荣格在序中写道：“我真诚地从事于给神秘主义一个得以表现出其特殊智慧的机会。”荣格将其同步性理论应用于《易经》，声称《易经》所提出的心灵问题同用蓍草占卜这样的体力方法同步，因此二者之间必然有某种意义相连。他还坚持认为书中所讲与人生具有某种“神秘的适用性。”这也就是荣格所谓《易经》有效果的进一步论证。
下面我们要谈及，同李约瑟一样，荣格对莱布尼兹进行了严重的歪曲。荣格和李约瑟，连同他的师友贝特兰·罗素对莱布尼兹所做的所有攻击，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出于对牛顿和笛卡尔力学的疑问，莱布尼兹建立起一套柏拉图——基督教文艺复兴的科学发现方法。基于理性的力量，物理科学与道德科学重新被结合到一起。这一切都是来自基督教的观念。为了替神秘主义辩护，罗素及其追随者不得不强调科学与宗教的区分，然后再在两者之间加上某种神秘主义的联系。这样人就只能接受盲目的信仰，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道”。
荣格不诚实地将他自己的精神原型的概念同莱布尼兹的单子概念相比较。对于莱布尼兹来说，人精神中的理性创造力是人的实体，是宇宙的实体即造物主的反映。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反映自然法则的某种宇宙原理。这其中特别包括“最小运动”的普遍原理，认为物理现象与生命过程以如下方式发生：最少能量的消耗会取得最大量的效果。这一点可以从对光通过不同的透镜的折射来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光在两点之间用最少时间走非线性路线。对莱布尼兹来说，人的精神这一造物的最高表现，以最纯粹的形式来体现这些法则。在这方面，单子，也就是精神，通过自身的创造性理性活动来反映宇宙的无限法则，提出解释宇宙变化的科学原理的假设，并在这些变化中做出贡献。于是莱布尼兹提出这种更高级的宇宙法则说明了一种“先天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是来自创造这一宇宙法则，包括物质发展过程和精神创造活动的。这种个体的创造精神与宇宙合为一体，成为所有真正的科学发现的基础。
荣格很容易就把莱布尼兹的思想歪曲了。他说，莱布尼兹的真正意思是，既然精神可以反映整个宇宙，那么在精神中无论发生什么，同宇宙中所发生的任何事都应当有关连。这种联系虽不是因果性的，但是“有意义的”。对于荣格来说，莱布尼兹所说的先天和谐状态是“心理同物理事件的一种绝对的同步性关系”。莱布尼兹成了“同步性”理论的实际创立者。
从这种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莱布尼兹的“和谐状态”中完全不存在这种神秘的“联系”——在这些分散的事件中并不存在着一种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和谐法则，所有的只是道教中“一生万物”的偶然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荣格简单地否认了莱布尼兹的另一个宇宙法则，而这一法则对其科学方法来说是一个基础。这就是其“充足理由律”法则。莱布尼兹说：“靠了这一法则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充足理由，那么任何事实都不可能是真的并存在，也不可能有真实的描述；尽管大多数理由对我们来说是不得而知的，但它们的存在是确定的。”（《单子论》）荣格认为宇宙中所有事件都可以在个体的精神中找到的唯一理由只是他那个心理与物理事件的“同步性”原理，而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
到最后，荣格甚至连被他曲解了的莱布尼兹理论也放弃了，说：“我们不必考虑莱布尼兹的先天的和谐观念或其它能够反映出宇宙普遍联系的这一类东西。”甚至有关世界理性因果规律的暗示都是多余的，因为对荣格来说，神秘主义已足够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