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欧洲福利国家的挑战——以德国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德国论文,为例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职能
面对经济全球化，虽然学者们对其所下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就其一般特征而言，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技术、劳务、商品等各种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配置，包括生产、技术、金融、贸易全球化等，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更加直接和紧密的内在联系。
经济全球化见证了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市场力量支配着经济、社会生活越来越多的方面，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之一，资本全球化更意味着资本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面对日益强大的全球市场，国家的职能似乎日益弱化，国家销蚀之声四起。（注：雷达、于春海：《走近经济全球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日俱增，经济问题成为国内和国际诸多关系的焦点，经济利益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至国家的政治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经济职能的一部分。（注：Priedman,Thomas L.,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New York:Parrar,Straus,Giroux,1999,p.10—15.）其次，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包括资本在内的资源跨国流动性的增强。参与全球化的目的是吸引资金的流入，而就国民经济来说，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现实。面对这一现实，国家能做的只是保持预算平衡、放松经济管制、开放贸易和投资、维持货币稳定，而其他的决策则由资本本身完成，国家无法控制。也就是说，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履行其经济职能的能力在弱化。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国家经济权力的不断丧失。由于资本的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依存性和一体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在减小。表面上，利率和汇率仍然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根据市场状况加以控制，但如果某个国家擅自降低利率，资本就会立刻从该国流向那些可能提供高收益的国家。财政政策的自由度也明显减小，并很难成为政府履行其经济职能的经常性手段。至于产业政策，它有悖于市场的竞争性要求，往往被认为是妨碍市场竞争的，从而受到市场的反对。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行动中，它们不只满足于消除政策障碍，还要求法律能够灵活地运用于公司的运作。高工资、高税收、高劳动力成本都会使跨国资本流失，结果是国家为了取得较好的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必须向资本妥协。
全球化正在改变一种国家、社会和经济在同一民族的边界内在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注：哈贝马斯访华讲演录，张庆熊译：“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第66页。）原先的那种由国家确定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间的界限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秩序，在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演变为一种跨国的经济。世界范围资本流动的加速，通过全球关联的金融市场对民族定位的强制性评估，在此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今天与其说国民经济被安排在国家的边界内，不如说国家被安排在跨国的市场中。（注：R.Cox,“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imits to Liberal Democracy,”from:A.Mc Grew,The Transformation of Democracy?Polity Press,1997,49—72.）
二、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三大挑战
如同上文所述，经济全球化使主权国家受到国家职能弱化的挑战，在这方面，主权国家面临着三大危机，即政治职能危机、经济职能危机和社会公正危机。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涉及这三大危机。
1.政治职能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然推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因全球化的发展而具有国际性，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全球再分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冲击国家的主权。英国沃威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苏珊·斯特兰奇将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职能的销蚀归结为三方面：一是国家防务职能，二是国家的金融经济职能，三是国家的社会再分配职能。（注：刘飞涛：“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关系辨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5期，第51页。）
此外，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也进一步弱化了欧洲福利国家的主权功能。随着欧盟内部实现了商品、人员、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种超越了国家界限的流动必然要求弱化民族国家的权力。但实行一体化实质上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欧洲整体的竞争能力，就如德国前总理科尔指出的那样，“如果欧洲以一个整体来行动就可以在与日本和北美的全球性竞争中获胜”。欧洲一体化的纵深发展也给欧洲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超越主权国家的界限，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或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和职能。而超国家机构职能的行使又必然会导致国家功能的进一步削弱。所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必将会冲击主权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的现行社会经济政策。虽然欧盟各成员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仍然扮演着一定角色，但主权国家权力的削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有关建立超国家的欧洲社会模式问题，目前还没有决定采取何种方式，但其最终结果必然是进一步弱化欧洲各主权福利国家的国家职能。
吉登斯在《左派瘫痪之后》一文中指出，“没有哪个问题比福利国家更泾渭分明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了。对前者来说，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而对后者来说，福利制度则是企业的敌人、公民秩序衰败的原因。”（注：王振华：“第三条道路——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载《欧洲》2000年第5期，第22页。）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谋求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而新右派则希望它最小化。战后形成的左右两翼政治力量在福利国家问题上的共识现不复存在，右翼政府开始推行减少社会福利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损害了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因此90年代以来，右翼党派在大选中频频失利，而左派政党提出照顾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即一方面要保存已确立的基本社会保障，维护劳工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流，保持生产效率和国内就业的持续增长，以赢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2.经济职能危机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要让渡部分原属主权范围内的经济决策权，对外开放会影响国家对领土和资源的管理权，资本的全球化制约着国家运用货币和汇率调节经济发展的能力，而跨国公司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经济职能的危机随之而来，并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品全球化。由于技术产品的快速普及，产品和服务的大批量流动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价格竞争。这一竞争直接威胁到福利国家的高劳动力成本，面对来自国外的廉价产品，福利国家纷纷采取反倾销等措施保护本国市场。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福利国家这一在全球化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从而导致社会失业率持续高居不下。
据2005年3月德国《明镜》杂志统计（注：Vgl.Magus Deggerich u.a.,“Die desastroese Arbeitsmarktbilanz des Kanzlers und Seiens Kabinetts,” In:Der Spiegel,Nr.10,v.7.3.2005,S.20—34.），德国2005年2月登记失业人数已达521万。而2004年9月德国失业人数为426万，比8月份下降了9万人，但仍比上一年同期要高出49.000人。德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为10.3％，去年同期为9.9％。（注：《2004年德国经济发展概况》，来自http://ozs.mofcom.gov.cn/article/200411/20041100304536-1.xml。）这主要是由于德国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固有的种种缺陷导致的，而这些缺陷在全球化时代就显得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劳动力政策僵化。德国的工资协议由劳资双方通过自己的组织，即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自由谈判达成。工会在谈判中往往以本行业效益高的企业为标准，不考虑地区、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等不同条件的差别，这使得企业不得不付出较高的工资成本，同时也阻碍了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此外雇员还受《劳动法》解雇条例的保护，如果雇员对被解雇有异议，可诉诸劳动法庭。企业不仅难以解雇职工，而且还要承担无休止的官司纠纷费用。因此，僵化的劳动市场规则使企业对雇佣新员工望而却步，从而导致失业人员增加。在当前失业率高居不下的状况下，只有减少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干预，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发挥作用，把过高的劳动成本降下来，才能使得企业重新雇佣工人。
其次，劳动技能已不符合新经济时代的要求。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广泛推行知识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实行自动化并大量削减劳动岗位基础之上的新经济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认为，新经济时代全球资本的新劳动生产率法则就是：“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保证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注：孙辉：“全球化与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7期，第38页。）这种增长方式对传统的福利国家所追求的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冲击。
根据德国劳动力市场及就业研究所（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und Berufsforschung）1990年的预测报告，1985年至2010年就业者相应的资格结构将出现巨大的变化。对高级资格工作（管理、研发、教学和咨询等）的需求将从原来的28％增加到2010年的39％左右，而低级资格工作将从原来的27％减少到18％。对中级资格工作的需求将从1985年的45％下降到2010年的43％，但对于工作者的技能和知识的要求将大大提高。全球化时代对劳动者自身素质要求的提高使得那些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技能的劳动者很难就业。比较德国西部1997年与1980年的正规就业人数，无资格工人的人数下降了近30％，而有职业资格和大学文凭职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增加41％和102％。（注：陈凌、姚先国：“试析德国的就业困境与就业创新”，载《欧洲》2001年第2期，第78页。）
最后，主动失业以获取失业救济金问题严重。德国每个失业人员都可领到失业津贴或失业救济，他们完全可以靠此体面地生活下去，如果再打点黑工的话，收入并不低于就业者，因此许多失业者不渴望重新就业。此外，少数人在高福利下养成了挑剔工作、讲究条件的心理，有些人宁愿失业以领取高额失业救济金，也不愿意因有工作而必须交纳高额的福利保险金。根据德国黑森州农业和林业雇主联合会专门负责推荐季节性劳动力部门的一份记录：该部门曾向137个企业推荐过1319名劳动力，其中只有527人参加了面试，有141人被雇主录用，但最后签约的却只有7个人，其余没签约的人都是主动放弃工作。另外，按照德国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国家并不是有重点地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是采取浇花式的平均分配。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不管其家庭收入高低，都可以享受低廉的公共交通优惠；而一个上班的人不论工资有多少都无权享受此待遇。所以说，正是德国高福利体制导致了部分公民的这种不工作、坐享国家恩赐的心理，而反过来也正是这种心理引发了诸如“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等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注：邹根宝编著：《社会保障制度——欧盟国家的经验与改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二是资本全球化。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为政府和企业利用国家资本市场提供了重要机会，并使投资者从中获得了回报的同时，全球资本市场对国内的经济主权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在当今的金融全球化时代，利率、汇率和其它金融资产要素总是处于变化中。因此，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在这种极剧变化的全球金融状况下通常是脆弱的，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将对国内经济产生剧烈的影响。实际上，资本、国家和劳工之间的不平衡是全球性的。胡格威特进一步指出：“全球体系实现政治稳定的功能现在依靠的是‘排斥政治’，即把所有社会中那些没有优势的团体和部分排斥出去，因为它们在全球市场中既不能作为生产者也不能作为消费者实现自己的有效功能。”（注：[英]戴维·赫尔德著，杨雪冬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14页。）
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动摇了福利国家内部政府、企业和公民三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体系中，国家承担了预防社会权利不公平和保护公民进入市场的任务。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逃避纳税却变得很容易。为了追逐利润，资本避开对劳动征税较高的国家，从而导致该国失业人数增加。因此，当资本的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时，它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破坏了所谓的“福特主义”社会范式，或是主权国家内部的社会契约形式。由于资本摆脱了主权国家的政治控制，成为独立的自主决策体，那么政府的影响力也自然地削弱了。（注：顾俊礼：《福利国家论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在这方面，福利国家的高税收政策使得企业家纷纷转移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借助于跨国公司企业可以轻而易举的把资本转移到那些成本低的国家，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对于福利国家而言，则是失去了对支撑国民经济重要的税收来源。因此，为了支付高额的福利费用，德国政府不得不一再提高税率。德国税收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其中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53％，企业税为51.83％，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47％，公司留成利润税率为43％，起征税率为25.9％，这在发达国家之间均列高位。（注：殷桐生：“德国经济与德国病”，载《国际论坛》2001年4月，第67—68页。）而这种高税率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在进一步挫伤企业、个人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偷税漏税和打黑工现象的盛行。
对个人而言，高税收政策必然导致高工资、高劳动力成本。据欧洲统计局2003年3月公布的对欧盟国家劳动力成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工业和服务行业欧盟国家每小时的平均劳动成本为22.7欧元，而德国为26.54欧元，高出平均水平17％，其中75.4％是工资，22.6％是社会保险支出。（注：www.trade-embassy-china.de,11.06.2003）这使得德国企业依靠资本深化而提高的技术效率无法转化为经济效率，那么在产品全球化流动的时代，具有高附加成本的德国产品其市场竞争力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对企业而言，高税收政策使企业利润减少，从而导致投资者将资本转移到其它成本税收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据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统计，德国工商业平均税后利润率只有1.7％，在被调查的欧盟14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意大利。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新产品开发、员工培训以及增加就业实属难以为继。（杨直：“新社会市场经济倡议——一场有关德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讨论”，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28页。）此外，根据2003年11月上旬德国总体经济评价专家委员会发表的《整顿国家财政改革税收制度的经济鉴定报告》，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投资减少导致的内需不足是造成德国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由于连续几年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德国企业的设备投资下降了0.3％，而建筑行业领域投资则下降得更多，达到了3.6％。由此可见，投资的大幅减少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国内投资不足却没有挡住跨国公司发展的步伐，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使跨国公司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它们纷纷把资本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地区，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种着眼于全球性生产经营的跨国公司大大削弱了主权国家对其经济的调控能力。它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低工资国家的成本费用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不断丧失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国家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政府因此也就无法再继续利用提高资本收益率的政策来维持国家社会保障所需要的费用。
三是劳动力全球化。相对于资本和商品来说，虽然劳动力的全球流动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但与冷战时期相比，还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人员的流动也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趋势，即大部分外来人口流入西方发达国家。对欧盟而言，来自中东欧实际的和潜在的移民对欧洲福利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预测，如果中东欧国家能够顺利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话，那么到2010年涌入西方国家的移民将达到460万人。但如果这一预期不能实现的话，估计将达到650万人。此外，一项针对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民众所做的调查也证实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预测，大约有270万人表示他们有明确的移民计划，还有1670万人表示他们有可能移民。（注：布里吉特·H.舒尔茨著，刘北成译：“全球化、统一与德国福利国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1期。）
由于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转轨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大规模劳工移民给欧洲福利国家带来的压力已迫在眉睫。虽然欧盟于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的申根协定坚决主张关闭东方边界，但仍然难以阻止移民的涌入。而根据欧盟的法律，欧盟各成员国政府不能把社会福利局限于仅仅提供给本国的国民，即便是外国人也应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这一法律的颁布无疑更加重了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负担。
一方面，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大量外来移民涌入西欧，外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将本国的弱势群体从底层的就业市场排挤出去，加重了本国福利体系的负担，造成公共财政的总体匮乏。在德国，正式登记的雇工和合法工人的社会安全保障成本已经使人们将使用外来工人作为逃避缴纳保险费用的一种方法，这对本国劳动力就业构成了严重威胁。但从目前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在中短期内又不会采取强制措施禁止企业雇佣外来劳工以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雇主可以到国外雇佣廉价工人，从而使得本国产业工人面对严峻的竞争。例如在德国的巴伐利亚，许多公司走出不到10公里路程就可以雇佣到平均每月220美元工资的捷克工人，而雇佣一个巴伐利亚工人每月需支付2000美元，（注：孙辉：“全球化与西欧福利国家制度的困境”，载《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7期，第39页。）这一巨大的差异无疑给德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正是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外国移民以及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德国社会中的“强资本弱劳工”现象日益严重，劳工作为一个集体出现了分化，越来越难以组织起来与强大的资本抗衡，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工人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福利国家的社会公正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3.社会公正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支撑福利国家及其社会福利制度的社会公正也面临危机。在这方面，效率与公正的矛盾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对于二者的关系至今仍无定论，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公正的内涵。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即公平”（注：Vgl.John Rawls:Eine Theorie der Gerechtigkeit,Uebersetzze von Hermann Vetter,Frankfurt a.M,1975.）的理论中提出了公正的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平等原则”，二是“差别原则”，它主要强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必须能够促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同时，他指出这两个原则不是并行的，而是有优先性的，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根据罗尔斯对公正原则及其关系的设定可以看出，他是要在坚决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差别原则”，尽量限制社会不平等，使社会中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得到保护。简单概括，一方面要优先维护“自由权利”和“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另一方面则试图对经济利益进行再分配以求达到一种更“实质性”的平等。
由此看出，罗尔斯的公正原则理论与德国福利国家模式强调的“社会公正”在很多层面上是一致的。虽然德国社会福利模式也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竞争的优先性以及效率的重要性，如艾哈德所说：“竞争是市场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是它内在的要求，任何排斥、损害或阻碍竞争都将导致根本破坏这种制度，”（注：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0页。）但它同时又对由于个人自由和公平竞争下所造成的不公平进行了纠正，并对社会中的弱者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方式进行帮助，从而达到艾哈德所提出的“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能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的目标，这与罗尔斯强调的实质性的平等是一致的。所以说，德国社会福利的公正观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从而达到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一致。一个是能带来经济效率的市场，另一个是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的福利，二者在福利国家制度中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缺一不可。但事实上，二者却是很难达到持久的一致。追求经济效率必然要强调竞争，而过分的竞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是公正观所坚决反对的。而追求公平则要求一定程度上的“实质性的平等”，这必将会影响人们对效率追求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经济的发展速度。另外，经济全球化导致本国某些行业经济发展受阻，经济发展受阻致使国家税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公正受到挑战。
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集中的大生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逐步被新型的分散的网络办公所取代，工作的性质日趋个性化，以往那些大批标准的熟练劳工群体开始被许多属于不同部门的新群体所取代。外国移民以及临时工人的增加使工会组织的活动愈显困难，以至于工会的代表性也开始受到怀疑，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也使得工会组织日益松散。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工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存在的意义都受到了挑战。例如在德国，在全国性的行业中，虽然设有工会组织，但由于阶级立场的要求使其性质发生变化，导致工会在传统集体谈判中的作用大受限制。工会与政府、雇主联盟的制度性对话被逐步分解，国家层次上的谈判具有明显和强烈地向下移动的倾向，简单说就是把原来的契约谈判由国家下移到行业、部门、公司，甚至最后只发生在个别的劳资关系互动中。
结语
面对经济全球化对福利国家及社会福利制度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在各领域实施2010改革（Agenda 2010）方案。虽有困难和压力，但改革势在必行。改革能使现在的经济模式和福利制度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是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一种回应，即从制度层面确定德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带来挑战的背景下，如何确定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是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也受到国际政治理论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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