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人学到科学共产主义（下）——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及其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共产主义论文,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于人论文,创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445(2001)-01-0001-06
二
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来考虑这种理论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包括其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当说，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贯通、相互统一的关系。其贯通和统一关系之最根本的表现就是：前者对后者的产生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正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具有理论先导意义一样。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创造人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之间的关系看，没有前者作先导，就不会有科学共产主义最终目的的提出。
科学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消灭了社会差别，物质财富高度丰富，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的形态）为核心的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用马克思的话讲，“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显然，从逻辑上讲，这个目的提出，是以肯定人的类本质的本来要求、以科学地认识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存在的分裂为前提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关系的科学理解，就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劳动异化为基础的“人的异化”问题的深刻而科学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有以消除这种异化为最终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提出。
其次，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比起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原因来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也处于科学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前导地位。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中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早已被提出过。不过，尽管以往的“共产主义”理想者各自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各有不同，但是总起来看，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无视社会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排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大机器工业生产，幻想在落后的、手工劳动的物质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弊病，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人的异化并企图克服这种异化，但是，他们不是以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更发达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更富裕的社会物质财富作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而是企图离开这个基础，主张绝对平均，根据小生产的平均主义观念来建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管理体制以及人们的交换关系和分配方式。他们不懂得真正的共产主义绝对离不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离不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裕；不懂得在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社会物质财富充分丰富却又绝对平均的社会中，“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第二，只注意物质经济利益的平均而无知于人的精神解放的需求：只是把对物质财富占有权上的均等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容，而不懂得人的解放不仅是经济解放问题，而且是一个精神解放问题；不懂得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人类解放的社会应当既能够保证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的公平分配、使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又能够有利于人的道德、智力和才能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由于这两点，使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共产主义理想既带有粗陋的、贫穷的、禁欲主义的缺陷，又带有单方面的、片面性的缺陷，因而使得这种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本身也并不是彻底的“人”的解放的理论。究其认识论上的错误根源，便在于以下列二点为主要内容的唯心史观：第一，不懂得人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人类实践、尤其是人类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不懂得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企图离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发展这个基础去构筑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二，不懂得人的类本质高于动物的类本质的地方正在于人的能动的本性和能动的实践活动，因而不懂得真正属人的社会必须是有利于发展和发挥人的道德、智力和才能的社会，企图离开人的精神解放去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想则不同。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对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和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状进行了辩证唯物的、历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这种研究中，他们既认识到了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同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认识到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认识到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的、能动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认识到了人的活动不仅具有物质的需求，而且具有精神的需要。因此，他们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强调必须在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总额，并以此为物质经济基础，实行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强调必须有利于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德、智、才（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类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两方面要求的提出，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想的共产主义成为真正达到人的解放的社会形态，成为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及其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唯物的理解，要提出这两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次，也是更主要的一点，即从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比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本所在来看，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及其矛盾对立统一运动的根源的科学理解作前导，也不会有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我们知道，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比起空想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更科学的理想，更主要的还在于它指出了一条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行之有效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导内容概括地讲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必须诉诸于无产阶级阶级的解放；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以便解放和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地富裕，从而实现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并消灭一切差别，为每个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和发挥提供必需的社会条件。显然，这条道路的提出，是与正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分不开的，是与科学地揭示社会阶级压迫乃至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根源分不开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由什么问题出发、怎样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认识到阶级压迫和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根源的呢？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科学地、历史地提示出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人的异化”的根源。
从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及基相互关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在这一理论中贯穿着一条以辩证法为方法论特点、以唯物论为历史观基础的思维线索。这条线索就是：既承认和肯定有共同的人类本质的存在，又高度重视现实中不同人的现实本质差异；不仅看到了抽象的人类的普遍本质，而且看到了现实实践活动中具体的、历史的人（集团、阶级）的特殊本质，看到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动力的由人的抽象的类本质到现实的、个体的、历史的人的现实本质这一矛盾对立统一运动。其中，把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区别开来，以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杠杆，由抽象的人类和人的抽象的类本质上升到现实的人和人的本质，从而把生物的人类和社会的人类统一起来，这是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中的辩证法所在；而把人类实践活动当做人的抽象的“类本质”和人的具体的“现实本质”达到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基础和动力，把物质的、感性的人做为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统一的主体，并且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阶段作为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实践活动（其中根本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中来理解人类社会现实和“人的异化”的所以然，这是前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在。遵循这条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阶级压迫等等人的异化现象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眼前的异化现状的义愤和谴责中，而是循着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历史轨迹去深入查找人的异化的根源。通过查找，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人类社会中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全部人的异化现状都并非某种超人类的东西造成的，而是人类在其实践活动发展中自己造成的，即：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实践能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制度；正是人类社会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演化阶段，决定着人的类本质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的程度，决定着人的类的抽象本性与人的现实本质间的矛盾程度。
在对人类社会实践史作考察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时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6]“自发”的或“自然”的分工，是没有经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意识加以组织的分工，是在实际上不受人的意志控制和安排的分工，是尚未从全社会的统一需要来加以调节的分工方式。在这种分工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活动，充满了盲目性和强制性。从对自发的分工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进一步考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首先，自发的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6]；使得生产力、社会状态和社会意识彼此间的矛盾成为必然，使劳动者和占有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彼此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6]。“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的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是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
自发的分工使私有制成为必要和可能，私有制又对自发的分工起保守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因为，在以自发的分工为条件的私有制度中，不平等的分配使得一部分社会成员得到了优厚于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财富而成为占有者，因而这部分占有者便因其在社会分工的这种自发状态中感到满足而千方百计地维持这种自发的分工方式。于是，“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6]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度一起，给每个人都划定了一个特定的活动范围，并把这个范围强加给个人，只要个人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必须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成为一个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这样，“最后，分工还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于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自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已的、与他本人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6]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历史的考察，已经找到了劳动异化以及人和人对立的根源。这种根源，是以前所有高喊谋求人的解放的人所未曾发现、也不可能发现的。
第二，对劳动异化的根源的科学揭示，使科学地揭示出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途径成为可能。
既然自发的强制性的分工和私有制度是造成社会与个人对立、造成劳动异化的根源，显然，要消除这种对立，就必须消除自发的社会分工和私人占有制度，代之以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自由自觉的、适合他们物质和精神发展要求的、全社会有计划的分工，使得能够在所有社会成员间建立起“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6]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这样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活动创造出来的”[6]。“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能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与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6]
可是，如前所述，分工的方式和所有制性质是联为一体的。自发的分工和私有制是并蒂莲，而有计划的、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自由自觉的、适合他们个性需要的分工，则只能在实行整个社会占有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分工方式的变革就意味着所有制性质的革命：革旧的社会形态的命、革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命、从而也就是要革现有的作为自发分工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防护外壳的国家政权的命。因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形式”[6]。这样，“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这样做的”[6]。所以，“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6]可见在这里，通过对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根源的认识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识到了要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除自发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并且更深刻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现存社会的谴责上）。这些认识，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道路的第一步应该如何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使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解放问题时比空想共产主义者们前进了实质性的一步。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状况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正确地、科学地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成为可能。
如前所述，在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发现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彼此生存外观根本不同、阶级利益互相对立、但又同为“人性异化”的主体承担者的两大对抗阶级组成。只有这两个阶级的行为才可能对整个社会状况具有决定意义。显然，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只能存在于这两个阶级之中。然而，虽然“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因此，从它不仅不可能产生革命的要求，相反，它只能“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11]。尤其，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本来就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须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资本家阶级自然非但不可能自愿推翻这种组织形式，反而总是千方百计地强化这种组织形式。这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就只有这样一个阶级承担了：这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此必须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6]；“这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弃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新社会的基础”[6]。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6]。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矛盾方面之一，无产阶级的解放之日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寄生生活结束之时，就是资产阶级被迫地、然而又不得不摆脱它那貌似人的生活的外观、开始从它的人的异化状况中走出之时。所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具有全人类解放的性质。因此，问题的结论必须是：人类的解放必须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第一步；而无产阶级也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三
综上所述，把人类和动物相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关于人的类本质的思想；把人和人相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人的现实本质的思想；把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区分理解，并且把人的类本质的要求和人的现实存在状况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之间矛盾对立统一的思想，提出了以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础的“人的异化”理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基础，循着辩证唯物的思维方法，把理论思维和人类实践发展史相结合进行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最终根源，揭示了消除人的异化现象的科学途径，找到了人类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承担者阶级，第一次提出了“人类解放必须首先诉诸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实现了人类解放学说史上伟大的革命变革，从而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有的方式解答了“怎样实现人类解放？”这个对于所有空想共产主义者来说都无异于人类解放学说中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重大课题。由于这一切，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比起以往一切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来说都有了质的区别——它因为既提出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又提出了由现实社会通向这个理想世界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而成为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由于这一切，使得共产主义理想不再是只在幻想的天国世界飘零的蜃楼幻景，而是一幢立足于大地之上、有着坚实的阶梯的辉煌大厦，只要人类坚定地沿着这架阶梯拾级而上，就一定可以登上这座光辉大厦的顶峰。这样，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现实本质的理论，就合乎历史和逻辑地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前导而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进程中。
责任编辑注：《从哲学—人学到科学共产主义》（上）请见本专题2001年第3期。
收稿日期：200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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