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贯中西论文,同仁论文,桃李论文,生平论文,古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7月8日15时45分，我们敬爱的吴承明老师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驾鹤西归，享年94岁。他的离去是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我永远的痛！
自1985年始聆先生教诲，到1993年至今同住一栋居民楼，20多年来先生之为人治学耳濡目染，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吴承明先生(1917-2011)，祖籍河北省滦县，曾祖一辈曾任内阁中书，博学多才，“研讨经世之学”，曾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得李鸿章力赞却终未果。后外放浙江出任多处地方官政绩卓著，又任全浙海塘工程总局事及监酒税等职，为官刚正清廉“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受命反贪腐“守正不阿”，后人写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然忧国之心，老而弥笃”，用“思寡过”(“寡过”就是少有过失)名书斋，“以清白遗子孙”米寿(八十八岁)而终。先生的祖父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吴大业，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此科1917年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工科则移到北洋大学)，曾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即欧战后从战败国德国收回青岛相关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其在当时律师界颇具名望，两度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先后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先生之母李翔青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摇篮——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高寿九十有四。
先生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家风，1923-1940年间，读小学、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大名校，历工、理、经、史四科。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先生自幼读古文诗书及算术英语，入中学后打下各科的扎实基础并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旋立志“工业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当时的北洋工科来自北大，声望很高，而先生两年所学均为实用课程，感到没有理论不行，当以“科学救国”，1934年再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此后，他深感“经济救国”更为现实，习学经济最能振国济世，便转入经济系。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其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给予先生直接影响；而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都属必修，这对于先生留洋的学习很有利。此外他还上了杨树达、雷海宗等名师的文史课程，并参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1935年在《东方既白》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随着日军侵华凶焰日炽，华北危亡在即，先生满怀报国热血，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立，他被选为大队长；这年夏天，他被迫离开清华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他认为史学较切时需，而经济系不招转学生)。他选修孟森、郑天挺、钱穆等史学名师的课，也继续其“经济救国”的理想，将学习重点放在近代史上，想找出中国工业化失败的原因，故也到经济系听课并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以及由医护人员和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①，记述那段艰苦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隋唐史)、姚丛吾(史学方法)、刘文典(古典文学)、赵廼抟(经济思想史)等大家的教诲，最难忘的是陈先生所授“佛典文学”。他还加入西南联大话剧团，参演闻一多为舞美、曹禺任导演的剧目，并到工厂农村演出宣传抗战。西南联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进而写出考据性毕业论文《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先生多次感慨自己后来专门研究经济史，却从未念过一门经济史的课。1940年夏他毕业，步入社会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还发表过一些研究战时生产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并且产生一定的影响。②
1943年冬，先生历尽艰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他依然本着“实业救国”理想进商学院(Business School)研究生部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时在战中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哥大则还保留着克拉克(J.B.Clark)之遗风，其子小克拉克(J.M.Clark)主持哥大讲坛，先生选修其经济学课外，还选了查普曼(T.Chapman)的银行学、多德(D.L.Dodd)的金融市场等课程；管理学方面选有工业管理、营销学等。多德的课引起先生很大兴趣，而且不需考试只写一篇论文，1945年先生写的《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颇受赏识，修改后经五位教授审查通过，授予贝塔—西格玛—伽玛(B∑Г)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这一奖项要求获奖人课业优秀必须五门成绩并列“A”。先生的导师贝克哈特(B.H.Beckhart)不仅是名学者，也是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同学派并存的环境，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而且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蕴积为他开放宽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直至终生。先生共用两年时间修满学分，主修贝克哈特的货币与金融学，并接受其指导完成《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学位论文，顺利通过颇得好评，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无MBA，称MS)。③
同年3月9日，先生与留学纽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洪达琳女士(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教育家)结为伉俪，两校师生前来祝贺热闹非凡。婚后，先生打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留在美国就业的念头，选择回国报效祖国之路。此时国内抗战已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团”1946年3月改组为“驻美代表办事处”，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领命聘请被称为“GNP之父”(后改用GDP)的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请他帮助设计一套资源和工矿产业的调查统计制度；聘先生与张培刚、丁忱为专门委员，作为助手为库兹涅茨准备有关中国的经济资料，并于6月陪同库氏到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
归国之后，先生在资源委员会辅助库兹涅茨工作。他曾几次对我谈起，库氏当时写信评我导师巫宝三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研究，先生将信转送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巫先生，巫后来写了《答库兹涅茨博士的评论》。巫先生告诉他与库氏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见解之不同，并送其自己在美国《经济学季刊》1946年2月号发表的《国民收入中的国际支付》(此文收入巫老的论文集)。此后，两位先生不仅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情谊，并且都尽享天年九十有四而终。库氏回国之后，先生调日本赔偿拆迁委员会工作，但他继续研究并撰刊了长达19页的《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根据库氏的方法进行1931-193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计，发表之后产生反响，还被译成英文在香港发表。后来他继续研究并发表《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1936-1946》，与前人不同的是将“资本”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④此文也被几种刊物转载。这些是他的第一个经济史研究专项。
1947年初，先生辞去南京的工作来到上海，任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同时，他还是希望教书和做研究，故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国际汇兑、工业管理和财务报告分析等课程，很受欢迎，还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直至解放。1949年冬，他的清华、哥大老学长也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的顶头上司冀朝鼎出任新中国中央财经委委员兼中央外资企业局局长，邀先生到北京工作，于是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9年11月14日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从这时直至辞世他在北京生活了61年，一个甲子有余的沧桑巨变！1950-1957年，他在中央外资企业局、私营企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0月21日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设有六局一处：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局、合作事业局、外资企业局和秘书处。先生就在外资企业局工作，当时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主要是监督管理加以利用。不久冀朝鼎局长离京，外资工作划入私营企业局，先生就任该局外资处副处长，还参加了在华外资普查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外国在华投资问题，次年(1951)即以笔名魏子初(“外资处”谐音)发表了一些成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虽是小册子却很受重视，先后再版，并由苏联科学院译成俄文于1956年出版。在此基础上，先生继续拓展资料搜集辅之以个案调查，将外国直接投资的考察从前人一般止于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证实外国在华投资中资本输出很少，主要来自外资在华的积累——结论源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此书亦多次再版。这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也是先生的第二个经济史研究专项。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对外国在华资产的研究评估不公开，先生的研究连周恩来总理都注意到了。70年代初中美恢复邦交前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外交部估计美方可能提相关问题便请示总理，总理就让找当时还在“干校”的先生。外交部设宴款待先生请他说明情况，后来得知与基辛格谈判时还真的提及此问题，而且美方有备而来，但也不能不承认我方评估合理最终了事。
1952年10月22日，政务院决定私企局与外企局合并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许涤新(1906-1988)任局长，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生为工商行政处副处长，但很注重调查统计，还参与筹建全国工商联等工作。在许涤新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58年改组调查研究处由先生任处长，又调来方行、汪士信、梁思达、黄如桐等，一时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却人员超编。许涤新将情况上报后得到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所长的积极支持，由工商局与经济所合设“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由先生任主任，人员十位编制属经济所，办公却仍在工商局。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和撰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8年出版修订本)，这是“资改”的权威作品，得到广泛引用。
需要说明的是，从科研视角看，“资改”是先生研究的第三个专项，实际上他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在执行中走了样，改造不仅强制而且扩大化，因此他后来或委婉检讨失误或尽量避谈“改造”，建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到解放为止，不再继续写第四卷“资改”，别人搞这部分请他当主编也为之谢绝。
到“文革”，正常工作基本停顿，“资改室”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河北固安等地的“干校”。然而，先生生性达观并不怨天尤人，种菜种稻战天斗地的生活，反倒使得已患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痊愈，能和大家一起饮酒聊天，还养成了“濯足”(赤足种稻必浸泡方能上炕)漫谈或论诗的习惯，并把有价值的记下来——这就是《濯足偶谈》的来源。先生一再说，能劳动有书读，生活即有价值，故而知足常乐。1974年初许涤新联系人民出版社“借调”先生等人去编写《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出版)，他们得以离开干校返京。1975年8月他们又被调到商业部由许涤新直接领导，开始酝酿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77年7月许涤新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8年5月先生他们也转到了经济所并扎下根来。
先生自此专任经济所研究员，先后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2008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老人”——他一再说这是自己最后的也是最珍重的一项荣誉。
先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报效祖国、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他的确称得上学贯中西、古今融通而且史论互证、著述甚丰，受到海内外同行的敬重。这与他深厚的文史功底和西方名校的系统教育分不开，也是他博学勤思严谨治学所致，更是他主张各家并存、取法务上、求实创新学术精神的体现。在前述三个专项研究之后，作为经济所的专业研究员，30多年来他的学术贡献更是无可替代的。
枯燥而繁琐的资料工作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也是先生从事经济史学研究的前提。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加千家驹倡导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11位委员均为一代名家：陈翰笙、范文澜、严中平、巫宝三、狄超白、陈振汉、王毓瑚、丁名楠、千家驹、孙毓棠、吴承明。首先问世的是先生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署名魏子初，195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次年千家驹出《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中华书局1984年再版)。编委会还与海关总署合作，利用其存档约17万卷(主要是未发表文献)，编辑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刊，如《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国海关与邮政》等共15编(其中5编未出版)，1957-1983年先后由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再版，史料价值颇高。此外，前述“资改室”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也是先生负责的，各地学者参加，迄“文革”共编辑9种，1959年三联书店始出《北京瑞蚨祥》，1963年起中华书局陆续出《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等。可以说，大规模资料整理是那时许多学科共同的科研特色，因此能够出多少年后还有价值的大成果，“中资史”就是以大量发掘整理和调查的史料为基础的。
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先生倾注了最多心血和精力的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提出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应编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任务交给许涤新，由“资改室”承担，因“文革”而中断，不过好在资料准备与实际调查已完成，而且《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已出版。1978年先生他们到经济所后，此工作正式启动并联系相关单位的学者参加。1980年讨论提纲并具体分工，许涤新和先生任主编，全书分3卷各立专名：第1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系1522-184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为1840-1920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写1921-1949年的情况。这是一部逾二百万字的巨著，全书配制487张统计图表，在同类著作中罕见；由京、津、沪等地二十多位学者历十几个春秋才完成，人民出版社1985-1993年出齐。此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许涤新撰全书“总序”，先生统稿、许涤新(1988年去世)审订。然而，从撰著体例、主要内容的规划，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以致重写的巨量工作，处处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呕心沥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三：(1)近代中国资本集成的估计；(2)近代中国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3)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见下述市场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评介和引用，而先生却对其中一些数据不断修正，如前两项估计的修正直到21世纪收入《吴承明集》。
这期间，先生的夫人脑溢血卧病，唯一的儿子因病于1989年去世，年仅39岁。据先生的女儿说，在他得知儿子无救时眼里满是泪水，却又一头埋进稿纸里一口气写了好几个小时，家人甚至预感他会累死在这个工作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从书桌上起身，一迈步就直直地栽倒在地，下巴磕裂到医院急诊缝针……先生精心浇灌的学术之花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此书面世之后中外学界好评如潮。特别是第1卷，1987年台北谷风出版社就出了繁体字版；1989年7月20日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信征求先生对于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是中国产生(即所谓“李约瑟之谜”)的意见，先生复信讲到中国16、17世纪的启蒙思潮缺乏欧几里德式的逻辑思维，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明清中国是以小农生产(包括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上较少竞争且人力充裕，缺乏利用科技的需求等。剑桥大学的诺兰(Peter Nolan)与先生商议英译此书，由伦敦大学柯文南(C.A.Curwen)译编英文本，2000年麦克米伦出版社(The MacMillan Press Ltd.)出版。总的看来，尽管此书与任何著作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但确是中国经济史学的里程碑，被认为是权威性“填补空白”之作和“国内外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经济史著作之一”等。此书不仅先后获得多种学术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而且多次再版，如2003年人民出版社出第2版，2005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第2辑)(文库所收为20世纪经典性著作，要求对我国百余年来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传世之作)，2007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版。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多还重生产轻流通之时，先生已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他曾在工商局工作与“市场”不无关系，早在统购统销时代他就开始考虑市场管理、价值规律等问题。他的市场史研究首先是估算市场商品量即市场大小的演变，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间五个时段的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从中可见19世纪下半叶市场发展很慢，其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抗日战争后剧减，此即多次修改后最终载入《吴承明集》的《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为了从更长时段研究市场，1983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⑤从人口和耕地、田价和物价、货币和白银流通、财政和商税等方面，深入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场长周期性的兴衰演变，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84年美国名家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看了清代市场论文后邀请先生到意大利参加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8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将这三篇市场论文摘要写成《吴承明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观》，发表于著名的《年鉴：经济 社会 文明》(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986年11～12月号；先生论半殖民地半封建市场的论文，则有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诚监译的日文译本(《立命馆法学》，1984年第5、6号)。
不满足经济实况的考证复原而深入透析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这是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同样，他在市场理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赞赏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主张“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试论交换经济史》则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在理论上做出新尝试，非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与坚实的史料基础与史学功力不可。先生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分析市场的周期性演变，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其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认为市场资料较多，数据有连续性，用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来考察经济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均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与现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斯密动力”理论相仿，即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生产，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分不开。仅从生产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从而应注重流通，于是他努力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对16至17世纪、18至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体现于1995年发表的《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999年发表的《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列成果⑥，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16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此说非其最先发明，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类似论点。但是，是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考察和规范研究展现于世人。他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一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他的市场研究就与现代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先生早在1985年就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其1949-1983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1995年重要学术贡献的凝结，这也是为祝贺先生八秩华诞的。
众所周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绕不开现代化问题，先生1987年以来就在这方面下功夫并提出独到新见。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他针对通行的“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模式，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现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可能本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之路。正因为传统经济有其内部的积极能动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应当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能一举而代之。”继而，他又写了《论二元经济》，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确切，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二元经济现象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多元的，有自行调节资源配置功能，他构建出一个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型，但说明无法计量。
20世纪90年代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生采用希克斯(J.R.Hicks)《经济史理论》的观点，把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他论证从马克思到诺斯(D.C.North)都将工业化归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又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例加以佐证。具体到中国，他把明代嘉、万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大商帮的兴起和工场手工业、散工制的发展，以及财政、货币的白银化，租佃、雇工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和17世纪的启蒙思潮等综合考察，视为明清之际的现代化因素。他在1997年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后，又有1998年《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1999年写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等系列成果问世。⑦
必须特别指出，先生治学理论方法新颖独到。理论追求伴随其治学始终，20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继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他论证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有别于西方的若干特点，分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不同道路；“近代封建主义”是新概念，意指1840年以后封建主义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地主制经济发生质变，吸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包括外国的和买办的)来自我调节，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确属新论。同时，先生予古代封建主义新的研究价值，这与其“广义政治经济学”专题研究相关，尽管他认为自己这方面“没作出什么成绩”，其实不然。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王亚南、许涤新等是可取的，但重点应放在前资本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尚不成熟，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有定论，而封建经济在中国产生最早历史最长，颇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意义，这也正是以前资本主义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共同的理论困惑。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等论文中，先生阐述其论点并提倡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又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术倡导。
总的说来，20世纪80、90年代先生在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着力甚多。他非常关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成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选择与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但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学，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计量方法，此后可以用，但数据必须可靠；再如，改革开放后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本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实际数据。
先生的研究重心在近代，但他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且涵融中外，而且是在专精基础之上的贯通。他治史之“今”不仅仅在于注重当今学术理论与思潮，更是落实到当代经济史研究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立项，请先生作学术带头人，由他和董志凯任主编。该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独具一手档案资料优势，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加强建国时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估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有关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和成就也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的，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实施和运行的历程与成就。经过全体作者的共同努力，该书2001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再版。先生自称对此“并无实际贡献”，其实他参与拟定大纲、研究撰写，还承担第二章“旧中国经济遗产”的部分写作，历次书稿讨论会也都参加，还审阅了全部成稿，认真看此书可见先生的思想轨迹。同时在1996年，先生还应邀主编《中国企业史》的“近代卷”，他请江泰新共同主编，作者多是经济所同仁。2004年1月，达千余页、计76万字的该书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不过，下探当代体现了先生的博学深进，但非此时期其治学的主要方向，他的研究主要是近代到明清并上溯宋代，内容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市场；进而超出传统“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和深入研究。“历史观与方法论”承载着他这些年来孜孜以求的研究志向，更是其科研特色与学理思辨的高度显现，尤其进入21世纪后，他投入全部精力与心血的这一研究炉火纯青已臻化境。
先生的历史观是“发展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前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部分的主编，撰写了万余字的“中国经济史”长辞条，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总结——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不存在从唐宋“顶峰”走向明清“衰落”的阶段。直至近年国家级大型出版项目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请他撰写“总序”，依然重申发展的看法。正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以古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志，学术追求明显凸现一个“新”字！如果没有新东西，他不写文章、不开会发言；其研究要求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理论，包括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不断修正，认为科研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新发现和研究手段的提升以及认识的深化，以前的成果也需要与时俱进——这与先师巫宝三先生十分相似，他们绝不固步自封而力主创新，而创新要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系统研究要先作专题，专著要以论文为基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两位先生都很注重的，巫先生从经济思想上研究其“法自然”思想颇多新意，而吴先生则从历史观与方法论视阈阐释其历史哲学，通过实证提出西方征服自然的斗争哲学将回归太史公的主张。或许，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合理诠释。
方法论上先生主张“史无定法”十分著名。我国史学即有类似方法，而先生赋予其治经济史学的具体内容，即应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学派的方法，并注意与海外学者交流理论方法问题。1984年8月他在意大利召开的顶级学者荟萃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上，正式提出“史无定法”之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无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1986年底，先生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引起轰动，三种刊物登转。其方法包括：(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8)“史无定法”，强调均应以第1项为基础。此后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等中展开系统论述，并论及西方经济史的三大流派——法国年鉴学派、经济计量学派、诺斯的新制度学派，引导中国学者具有世界眼光，特别重申治史应坚持实证主义原则。
先生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1)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2)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此后概括为“认识论意义的方法”)；(3)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和技术研究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直接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有：(1)经济计量学方法(明中叶以前不适用，因古代文献不准确、记载不连续等)；(2)发展经济学方法(研究欠发达国家，特别是考察长期趋势可借鉴，注意比较研究，二元经济论等均可用)；(3)区域经济史方法(区域内与区域间两者应同时进行，中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和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4)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欣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但其份量大，应分工进行。总之，可因对象和条件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及其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现有资料的适用性。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集众家之长，也可多种方法并用。先生的方法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也不断发展完善。
先生还专门给研究生上课讲授“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那是上世纪末，我和李根蟠先生都招收博士生，商议集中授课，在研究生院开“经济史学的理论与前沿”讲座，即请各位专家讲古今中外经济史学。讲座2000-2003年共开3学期，先生一直是领衔的“头牌”！他的讲座座无虚席满堂喝彩，有个学生叫骆祖春写了一篇《听大师讲课》的文章，生动讲述这位86岁老人的神采奕奕博大精深——“不间断地讲了两个半小时，台下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发自每个听课者心底深处对大师的敬重和仰慕。”可先生从不认为自己是别人说的“大师”、“泰斗”、“权威”、“国宝”等等，他发自内心地称自己是“小人物”，做的是“小事情”——这是他留给自己后人的话，也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大”和“小”！身为教师，先生谦虚谨慎为人师表，德泽桃李同仁——他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答疑解惑诲人不倦，培养出的博士、硕士专业人才，成为各领域的中坚骨干；他指导、扶掖和帮助过的学者，数不胜数，他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导师！
在“史无定法”外，先生再一个很有影响的论点是“源流之说”。他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语“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他强调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此文发表之后反响强烈，多家刊物转载，次年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至今深得赞誉。直到2010年1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记者的长篇专访《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之源——访中国经济史学专家吴承明》，近94岁高龄的先生进一步深入诠释自己的学术主张。
先生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之所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因为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在时光演进过程中经济学也成为“史”的一部分。他指出，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看实践，经济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数据、方法、观点上均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他的反复重申经济史研究不是只讲“纯经济的”现象，经济史学家应具备历史学修养；他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认为经济史历来是社会经济史，主张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他总结经济学各学派总的方法不外乎“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经济史研究则不宜用模式法，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经济学日益模型化和数学化，以至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哈耶克(F.A.Hayek))、“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索洛(R.M.Solow))。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历史研究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他还有许多精辟而新颖的论断，常常给人的习惯思维以冲击震撼，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就是好的”，举出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树”，像资本主义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振聋发聩启人深思。他的“史无定法”与“源流之说”等理论方法和科研成果不仅凝聚成为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领悟、接受和传播。
先生晚年越发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认为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中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思想文化的制衡(conditioned)，这有两重意思：一是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二是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即启蒙。他对宋儒尤其是心学倾注心力，认为自宋以后儒学理性化，到王阳明将“知”和“理”一元论，有利于思想解放；反传统思潮和经世致用主张以及实学思想都具有启蒙意义。可惜中国思想的理性化只有道德理性，缺乏工具理性，加之清统治者的思想禁锢，启蒙思潮被扼杀，直到西学传入，现代化启蒙才真正来临。他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自读书时代起就修习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中国经济史更不能忽视中国经济思想。在他的经典论作《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开篇就列举“富国、富民思想，田制、赋税思想，义利论、本末论、奢俭论等思想，在研究中国经济史中无疑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他说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关系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
21世纪以来，他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研究，2001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研究基金立项，这时他已近85岁且罹眼疾“飞盲症”。先后整整四年多时间，每天勤奋耕耘废寝忘食，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2006年12月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名著作，几天之后即是他的90寿辰。这是先生比较满意的最后一部研究著作，也是这项研究的总集成。他提出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及其运行的机制和绩效，从而研究不能限于经济本身。他从三方面考察历史观，即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如何认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认识论。他赞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认为其天人相通、社会和谐、古今通变是高明的，而宋以后的启蒙思潮虽然促进思想的理性化却不能导致社会的现代化。先生特别指出，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时候都有待认识的东西；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时代思潮的演进，原来已知的需要再认识，研究就是不断地再认识，因此研究方法应开放即“史无定法”。书中分章深入阐释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计量分析与经济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等，着重评介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和经济计量学派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他考证中国史学诸家以及西方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直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尽管学说主张各异，但无疑更充实了实证主义方法。最后，先生概括他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思维理路：“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提示读者——百家争鸣，学术才有进步！
先生的研究多居国内外领先地位，他的论著大多是掷地有声的传世之作，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百位经济学家”，成果选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⑧我曾与不同年龄、地域或专业的相关学者交流，大家基本都认为中国经济史学界执大旗、插路标的还是先生！的确，谁能从凯恩斯、克拉克、库兹涅茨论到熊彼特、布罗代尔、索洛、诺斯以至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再弄清清代的亩产量、明代的商品和市场、宋明理学与现代化、汉代司马迁的学说与现今“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没有学贯中西的扎实功底，没有长年潜沉的积淀和升华，没有超常的智慧与敏锐，不可能在学术发展日新月异中执旗导向。90高龄的先生攀登的是学术巅峰，创造出的也是生命奇迹。
直到2011年春，先生已度过了他94岁的生日，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刊登的吴承明、叶坦《一部承前启后的中国经济史杰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评介》，虽然先生未执笔，但内容和观点都反复征询其意见，定稿全部经他审订，只有一项没有听他的，那就是在署名问题上他要求不署名或署在我后面。另一篇是《全要素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史研究》，刊登于《永久的思念—一李埏教授逝世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此文写于2008年，他非常看重，前述《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问他“有哪些新的关注点”时，他谈的就是此问题，并说明“全要素分析就是分析要素与整个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变迁。……在全要素分析中，那些用丹尼森(E.D.Denison)模型计量的部分，仍然要辅之于逻辑分析，才比较完善。”他在自己的“微博”(对于新事物他历来兴趣盎然)上说“我准备写一篇关于全要素分析方法的文章”，去世前还在联系对此有研究的学者。病重之时与我断断续续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研究，并遗憾地说“这是我一生最后的文章了。”按照他的心愿还将继续深入下去，而不能继续进行科研的日子，在他看来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的人生！
古语言“智者寿，仁者寿”，既智且仁的先生身体一直很好必然高寿。上世纪我曾应台湾中研院学者之邀，写过《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研究》，那也算是先生八秩寿诞之贺；后来又写过《经济学不老人》，是为颂庆先生85岁寿辰而作。⑨其中重点列举了经济所多位高寿的经济学家，分析此学科涵延广博发展迅速，既经世致用于国计民生，又潜沉深奥于学理思辨，涵蕴诸多学科之特色余韵，足以容纳各类追求与祈望。我注意到先生70岁以后的成果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占据其学术成就的重头，甚至可以说其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大多集中于茲。据此可证做学问是不老人的，尤其是天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其实，先生一生坎坷，曾外经国家民族之忧，又内怀悼亡丧子之痛，尤其晚年他续娶的妻子、也是“一二·九”战友的文铭女士和他的女婿先后过世，对于九旬老人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先生是坚强的，他很不愿意麻烦任何人，包括他的亲生女儿——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那些情景催人泪下。他有一个好伙伴——唐诗，以往每有难眠之时，他吟唐诗；临终前为抗病痛折磨，他还是喃喃地背唐诗。前述《濯足偶谈》不仅再现了那些艰辛而又难忘的岁月，更是他国学深厚腹笥丰赡与情志高远才华横溢的呈现。他论诗并不扬唐抑宋，说唐诗炉火纯青是诗的高峰；宋代派系争斗，诗坛却互相唱酬，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格律自由，正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平实自然而奇峻纯青，正是先生本人最恰当不过的写照！
论诗如此，治学、为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常说：“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先生对不同学术流派乃至不同学术观点持等同视之的态度，与其在哥大的经历和豁达宽厚的为人都分不开，这在当今学界尤其是学术大家也并非易事。或“真理唯一”或“甲是则乙非”的思维逻辑，严重侵蚀着学术界，抑制学术的正常发展。而先生谦谦君子谆谆善诱，认为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包括学生写博士论文，只求言之成理；他主张不同论点可以各讲各的，不必非让别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而非人。记得当年我考取巫宝三先生博士生的时候，就曾为导师博大的学术胸怀深深折服；而吴承明先生的言传身教，更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大家！先生把学术上的“发展论”身体力行于自己，主张“今胜昔”、更能“人胜己”。他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在《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他痛责自己曾回避17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的”⑩，其律己之严，令人衷心敬慕和感佩！他十分注意新的研究动向和成果，并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表现出公开自我批评的智勇，我们有幸仰慕先生风范，实为终身楷模。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他待人却十分诚恳宽厚，对同事、对朋友、对学生以及再传弟子，都诲人不倦无微不至。评奖、升职、答辩、出书，先生能帮忙的都会尽力，教书育人桃李满园，勉励后学如沐春风。20多年来，我有幸经常面聆教诲，从课堂授业到学位答辩，从会议听讲到促膝长谈，从文章审订到著书作序，以至每每为我招收博士生阅卷，处处都留下先生辛勤的心血！特别是先生为我作序的书还在修改，未能在他生前问世，永成遗憾……先生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令与之有交往的人无不肃然起敬。没人能听到先生讲别人不好，在他逝世后为之撰写的生平中，我臆用了“识人唯长”四个字来概述他看人只看长处的仁厚品格与大家风范。
先生乐观洞达与世无争。他好酒，自称“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不拘，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我曾总结他的“养生之道”是“抽烟、喝酒、不锻炼”，后来他告诉我此说流传甚广，还被纽约一家报纸所引用。实际上，先生近年已经比较注意锻炼，不仅到公园散步，而且还自编“诗操”，即按照诗句配以动作。北京卫视曾采访他，编辑出《吴承明老先生养生之道》，2009年2月3日在北京卫视生活频道播出。
然而，如今这个闷热难熬的夏日，楼里屋外如常，可先生去了……让我像为他写的前两文结尾一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和其“五言”句——“窗外天犹碧，山中叶未红；先生驾鹤去，常怀化雨恩。”
注释：
①诗句出自《春望》，载先生惠赐之《濯足偶谈》1992年第1版。“偶谈”已印3版，先生临终前还在补订，准备出第4版，却成永憾！
②先生当时较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论当前生产政策》、《论大小生产——再论当前生产政策》，载《时事新报》1942年4月12日、6月8日；《产业资金问题之检讨》、《理想利率》，载《金融知识》1942年第2卷第5期、1944年第3卷第2期。
③先生的获奖论文和学位论文在其回国后的1947年译刊中文概要——《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载《证券市场》1947年第14号；《美国战时公债金融政策评述》，载《财政评论》1947年第16卷第1、2期。
④《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载《中央银行月报》1946年第1卷第11期；《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载《中国工业》1949年新1卷第5、6期，后得汪敬虞先生函件及资料而进行了部分修正，两文均收入《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对于后来较方便查找和收入先生几种文集的论文一般不再出注。
⑤他连续发表了《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5集；《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⑥分别载于中国商业史学会编：《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1辑和第3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1999年版。
⑦前两文修改稿收入先生的论文集《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文即此论文集之“代序”。
⑧参见吴太昌等编著：《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6，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张卓元等编著：《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1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⑨拙作前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6期，1998年9月；后文载《经济学家茶座》第7辑，2002年1月。
⑩对于这些话，我曾建议先生稍作修改，但他继续坚持，直到2002年出版的《吴承明集》中还保留着，见该书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