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及其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西方论文,文化交流论文,其对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在古老、凝重、博大、雄浑的黄河文化圈里，出现了一种过去很少有过的文化氛围。这便是来势迅猛、锐不可挡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合。这股崭新的文化潮流以其宽广的覆盖性渗透到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已经并将继续对人们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强烈的影响。
婚姻。生育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形态和人生最重要的约定行为，毫无例外地要受到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氛围的影响。我以为，这个现象应当成为人口社会学研究领域里一个不容轻视的崭新课题。
一、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背景和特征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合，说起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对异域或异物渴望探求和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最早的典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即有记载。西汉时期，张骞、甘英等人出使异域，留下了许多真实的记述。由此，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中的鬼神志怪小说也逐渐多了起来。后汉郭宪的《汉武洞冥记》、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均属此类，唐、宋时期，此类书典更加多起来。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鹗的《杜阳杂编》；宋代著名的《太平广记》、《夷坚志》等等，都有许多关于异域异物的详细记载。明代又有郑和下西洋的旷世壮举。随郑和一同下西洋的使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真实的故事。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到了清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似乎被闭关锁国的封建保守主义所阻滞，然有识之士出洋留学的多了起来，他们直接将西方文明传输到国内：另一方面，外国列强瓜分中国，割占租界，把西方文化直接带到中国，同时也把东方文明带到世界各地。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汇合并未因政治、军事、外交政策因素而中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时期大批“契约华工”（“猪仔贸易”）被迫或被骗到国外，形成规模巨大的华人国际迁移。尽管迁移途中死亡率高得惊人（一般途中死亡率为300‰最高达到700‰），但仍有数千万华人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他们将中国的手工技艺、种养技术、饮食穿着、语言文字、婚姻风情、生育习俗、待人接物、仪礼风范等黄河文化远播于世界各地（集中于东南亚、南美洲、欧洲，但其他各国也有散居者），为中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本世纪初，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进入一个新时代，称得上是文化形态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泛的国际交往与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揭开了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的新篇章，具有划时代意义。共丰富的内含、畅达的渠道和广博的影响，是本文难以尽数的。
以上简而又简地回顾了一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的史实，目的在于求证以下诸点：
其一，在人类发展史上，无论国家大小、强弱，也无论国家成立的历史长短、政治制度如何不同，文化交流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因此，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和文化宝库的珍藏，都蕴含着每一个国家乃至民族所作的贡献。
其二，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文化的汇合和相互借鉴也同样是经常的、正常的现象。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有在这种不断的交流汇合和借鉴中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因此，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纯粹的“国货”，或地道的“土特产”。尽管汇合和借鉴的浓度、广度有所不同，但总能寻觅到舶来文化的痕迹。
其三，所有文化都应当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但是，文化交流与汇合是在一定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兼收并蓄，不存在你“化”我，我“化”你的问题。鲁迅先生对此称之为“拿来主义”，毛泽东同志则形象地称之为“洋为中用”。其实，对各国来说也都是如此。例如，中国的老子在欧洲就特别走红，没有另外一个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季羡林，1946），然而老子的哲学观点并未动摇欧洲传统的哲学体系。又如儒家的许多思想，竟然成了东南亚许多国家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行为规范；《论语》中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西方则被视为“黄金法则”、“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近些年，西方世界又出现《易经》热。尽管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在国外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但却丝毫没有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
即以我国而论，经过几千年的风风雨雨，非但没有损害了固有的文化传统，相反却在兼收并蓄中创造出独具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东方传统文化。
从以上叙述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是完全正常的，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所不同者，只是这次来势迅猛的交流汇合大潮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无论规模、内容、浓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的又一个里程碑，或者是第二次文化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当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具有以下特点：
(1)复杂性和多样性。世界两大政治阵营的格局被打破以后，长期以来在国内占有统治地位的“非此即彼”的两极思想体系也逐渐解体，人们从“亲不亲阶级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主义的苗”等等僵死的思想羁绊下解脱出来，开始从多角度、多层面上来观察、思考和认识已有的传统理论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象，从而导致了多种思想体系并存的局面。这种多元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反映到学术界，出现了交叉发展的新局面。现如今，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脱离其它学科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也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够回避当今社会重大变革中遇到的各类问题。现今的政治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家庭各个层面，思想都比较活跃，自由度也比过去要宽泛得多了；在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中，自由度也比过去宽泛得多了。这些也都反映出文化氛围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矛盾性和选择性。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精品，特别是传统文化就更是如此。因此，对本国的或舶来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就一定要有所选择，即毛泽东同志论道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因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同精华一样对人的心灵具有渗透力。对这一点，无需多加思索就能找到许多例证。
改革开放敞开了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大门，各种思潮和观念蜂拥而入，丰富多彩的异国文化充斥于市。自然，这舶来的文化中同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此也无需思索，随处都能找到例证。
舶来文化和传统文化汇集在一起，充满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创新与守旧等等的矛盾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必须有所选择，对优秀的文化要消化吸收，而对那些糟粕甚或是腐朽没落的意识则应坚决屏弃和抵制。可见，矛盾性和选择性是目前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特点。
（三）不确定性。对一种文化形态或现象的鉴别、评定，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和认识过程。人们经济、文化、政治上和差别往往使他们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观念。特别是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形态也处于不断的转化过程中，本身就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许多文化现象短时间难以定论，过早地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除了最容易分清是非界限的那些文化现象外，其余则难免有失偏颇。
了解了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的背景和特征，对我们认识其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是有帮助的。
二、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基本内容
当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由于借助于现代化的通迅网络和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发展中的交通网络和9000万规模浩大的人口流动。因此传播的频率、覆盖率和负载信息量都是空前的。只要稍稍留意察看一下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不难发现，目前人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乘的、坐的、听的、看的，每一件都包含着文化交流的结果。
粗略归纳一下，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饮食文化。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知识密集型学科。又是一门处处联系着人类实践的学科。从物质基础来说，饮食文化联系着食料生产（即农、牧、渔业生产）和各类炉灶、厨具、餐具生产。饮食业本身也是一个生产部门，包括烹调业和食品制造业两类加工性生产。而烹调业又包含着营养学、食疗学、保鲜学、酿造学、风味化学、烹调学、饮食美学等学科；食品制造业包括糕点、饼干、膨化食品、各类豆薯制品、各类肉制品、各种糖果、各种饮料和各种冰淇淋等的制造。
饮食文化的外延则又升华出饮食美学（或称味感美学、品味学、味蕾美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饮食资源学等。
因此，饮食文化逐渐形成一门跨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融汇着科学与美学的综合性学科。
中国饮食文化渊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比较系统的烹调理论，近千年来又形成了粤、吴、川、鲁、清真、素食、食疗七大菜系，从而展现出一个无与论比的美食海洋。我国的烹调知识、烹调技术、烹调美学不仅为世界惊叹，而且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曾说过：“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明文明进步之深也。昔者中西未通市以前，西人只知烹调一道，法国为世界之冠；及一尝中国之味，莫不以中国为冠矣”。
改革开放以来，久负盛名的中国饮食文化遍布世界各地，但同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的饮食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14年前对于国人来说，尚不知“可口可乐”、“肯德基家乡鸡”、“比萨饼”、“汉堡包”、“BLACK LABEL”为何物。现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的口中餐。食品市场五光十色的食品中，有相当数量的食品是舶来品或中西合壁的新鲜物，大大饱了人们的口福。至于饮料市场，则更是目不暇接，进口的、合资的、引进技术自己生产的等等，数不胜数。随着饮食文化的交流，西方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快餐店、酒吧、冷热饮店，也在我国大小城镇乃至乡村集贸市场应运而生。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饮食文化市场空前地活跃和繁荣起来，人们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至于有的人士大声疾呼：“中国的钱都让外商赚走了”。
（二）服饰文化。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服饰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反映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丰富的社会内涵。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反映。通过这个窗口，往往有助于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轨迹。
我国的服饰文化在几千年持续不断地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色，而且特别注意吸取各民族适用的东西，从而使我国服饰更加丰富、绚丽和多彩多姿。从历史上看，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服饰品种的繁多，色泽的艳丽，质地的优良，以及制作的精美，可以说达到了高峰。但是近百多年来（1840-1949年），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服饰文化同其它文化一样命运乖戾。新中国成立以后，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服饰文化发展不快，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服饰文化也是重灾区。服饰市场颜色单调，款式呆板，以至于男女老幼都难以辨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服饰变化几乎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一样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服装工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得益于异国服饰文化的涌入。健美服、新潮时装、牛仔服、诸如“皮尔卡丹”“金利来”之类的名牌服饰、五颜六色的面料和名贵豪华的裘皮服装、呢绒服装，以及鞋帽等等，在整个商业市场中占了大约60%-70%的比例。
服饰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衣着绚丽入时，一改改当年蓝、灰、白、绿的一统格调。这种趋势目前仍在发展，国内外时装模特、泳装模特、老年时装模特等等的表演争奇斗艳，正继续将服饰文化推向新的发展潮流。
（三）民居和装饰文化。住房和室内装饰是人类文化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民居（住房）建筑和装饰在各类建筑中出现得最早、数量也最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国民居建筑风貌极为丰富多彩。大体可分为：北方的四合院，西北的窑洞，西南方的“一颗印”，云贵一带少数民族的吊脚楼和鼓楼，傣族的竹楼，江南水乡的临河屋，福建一带的土楼，青藏高原一带的石头房，以及蒙古包九大类型。
民居和装饰是为满足人类基本生活要求而创造的空间和环境，自然要受到经济、政治、社会意识、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以及西方现代家庭生活模式的传播，我国民居装饰文化发展很快，最突出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居建筑向垂直空间发展，城镇的住宅楼群和乡村的住宅楼逐渐多了起来，建筑材料也有了很大改善；二是室内装饰包括床具、家具、炊具、家用电器和通讯设备、墙壁地面装璜、卫生设施等等，开始向现代生活类型转变。民居装饰文化的发展变化，表明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正在得到改善和提高。
（四）交通文化。交通作为一种古老的行业文化，广泛地说应当包括道路（含水路）、交通运输工具和邮政电信三大部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为世界古代交通史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据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商朝人们已经掌握了“驾马服牛”技术，有了“车马”、“步辇”、“舟船”等交通工具；春秋战国时修筑了许多能通行战车的道路，沿途还设立了驿站，相继开凿了胥河、邗沟、河水、鸿沟等人工运河。秦始皇更颁布“车同轨”，兴路政的法令，使车辆直达全国各地。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开通了名贯古今的“丝绸之路”，同时建立了水军体制，发展各类船舰，特别是楼船的创造，标志着汉代造船术已相当成熟。隋唐时期古代交通发展到高峰阶段，开凿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宋元时期，我国古代交通达到鼎盛。指南针用于海船上，使航海技术大为提高。明朝的郑和从公元1405-1433年，七次远涉重洋，将我国古代航海业推向顶峰。明末至清，我国古代交通开始衰落，特别是1840年以后，长期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的造船和航运一蹶不振，使我国以帆船、畜力车、人力车为主的古代水陆交通运输业，以邮驿为主要方式的古代邮政通信业，日渐衰落并逐步废弃。
1840年以后，中国交通文化开始汇合了西方的文明，从此进入近代交通运输业时期。19世纪30年代，英国蒸汽机船出现在中国海域。1872年，中国才自置蒸汽机船。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是英国商人于1876年修筑的。1881年中国修建了唐胥铁路。完全属中国人自己修筑的铁路是由杰出工程师詹天佑于1909年建成通车的京张铁路。汽车初见于中国，是1902年从国外运进上海的。1908年开始修筑公路（广西龙州──那堪，未能全线通车）。航空运输出现更晚。著名飞行家冯如于1909年制成我国第一架飞机。本世纪20年代初，才有了北京──天津的客运业。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私自在我国沿海铺设海底电缆，在上海租界设立电报局，开办电报业。电话通讯是1881年出现在上海英租界。1896年，中国才开始正式建立近代邮电通信业，清末才自办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
东西方交通文化交流，确实推动了我国近现代交通、通讯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交通、通讯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真正发展最快、水平提高最快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14年。
水陆航空交通网络已初步建成，截止1990年，铁路营业5.34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10%，其中电气化营业里程增加6倍：公路102.8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15.5%；民航运营达到50.7万公里，比1978年增长240.3%，其中国际航线增长201.8%。各类民用机动车辆1990年达到551.4万辆，比1978年增长306%；民用各类船舶1990年达到425904艘，比1980年增长43.5%。变化最突出的是交通工具，各种豪华超豪型汽车、大型客运飞机、矮坐摩托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增长迅速，将我国交通运输和代步工具迅即转入现代化类型。
现代化通讯网络正在建成中。全国邮路（含农村投递路线）1990年比1978年增长2.5%，长话电路增长498%，电报电路增长38.6%。报刊期发数由1978年的11250万份，增加到1990年的20078万份，增长78.5%。载波电报机、电传打字机、传真机、程控电话交换机、直拨国际电话。卫星通讯、影视设备与技术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和手段，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发展非常迅速。
这一切，无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结果。
（五）文艺和美学文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东西文化交流汇合最活跃的领域，也是覆盖率、信息量和影响强度最大的一个文化领域。例如国外和港台流行歌曲、爵士音乐、摇滚乐、霹雳舞、太空舞、卡拉OK、影视制品、生活片、武打片、娱乐片、西部片、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推理侦探小说；选美、健美活动、时装、泳装表演，老年时装表演；美容、美发、化妆用品；美食城、饼屋、咖啡厅、酒吧；歌舞厅、游乐场，歌星、舞星、影星、体育明星、名模特及由此而出现的追星族，等等，等等，实乃不胜枚举。其中有许多新项目、新行业是货真价实的舶来品，有些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的则是典型的东西文化合璧。他们共同组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文化市场。
以上五个方面，仅仅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海洋中捞取了衣、食、住、行、闲暇娱乐等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几个基本内容，肯定会挂一漏万。然而，仅从这些内容即可看出，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汇合已成为信息时代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文化，原本是不分国界和民族界限的，一切文化都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而文化的汇集和传播又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因此，文化交流和汇合本身必然对人们有着深远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影响。
三、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思考
首先需要申明，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影响是网状性、广谱性的，对婚姻、生育的影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侧面，也是本文探讨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同经济发展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一样，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直接的通道，我们所看到的是影响的结果，而其影响的过程和机制往往是难以直观的，需要借助许多中介变量加以分析研究。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影响并不着意于二者的松散性过程和操作机制。
我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的生活目标、新的追求正在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模式和自我价值观念，从而影响人们对孩子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内容和形式，给予人们更有吸引力的启示。它使人们认识到“天外有天”，原来生活并不那么单调，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更值得令人向往和追求的东西。那种长期以来在小生产者海洋里形成的封闭经济的观念和生活模式，开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消费欲望、消费水平开始升位，“新观念和新模式，覆盖了生活的许多侧面，并把孩子及其父母的向往转移到其它事物上，从而可以影响对孩子的需求”（罗纳德·弗里德曼Ronald Freedman 1979）。
与此同时，新观念和新模式使人们开始对以往的“自身价值”进行审慎的思索。在目前现有的条件下，应当有一种优于以往的生活方式和更能实现自我发展的机遇。“这样的想法和追求对促使生育降低也是重要的”(Ronald Freedman，1979)。
2.家庭小型化，对生育率的降低可能有重大影响。家庭小型化趋向，并不完全是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结果，更重要的很可能是依赖于文化背景的促进和制约。“在激发人们对小家庭的向往方面，观念的传播可能起着主导作用”（杰克·考德威尔Jack Caldwell 1976）。通过现代化通讯网和大众媒介的传播，“核心家庭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感情联络单位正开始席卷这个世界──不一定是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而是……通过西方教育的主导和大众媒介的国际网络来做到这一点的(Jack caldwell 1976)。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这一潮流中，传统婚姻、家庭制度下以自耕农经济形态作维系的主干家庭模式逐渐解体。核心家庭模式的广泛传播强烈地刺激着人们对小家庭的兴趣。无论是刚刚作了孩子的父母，还是即将要作父母的孩子，他们都不愿意再扮演那些传统的家庭角色。这种情形最先开始于城市（假如不是受住房条件的影响，小家庭模式很有可能达到普遍化），而现在已经扩散到农村（由于农村住房比城市宽松，小家庭模式发展的速度明显快于城市）。从全国看，家庭户均人口由1971年的4.8人，已经下降到1990年的3.9人。
总而言之，家庭小型化已经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尤其与限制家庭规模观念的传播和被接受相结合，其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约翰·诺德尔(John Kohdel)在他的论文中写道：“限制已婚家庭规模被视为合法和可能的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新事物在一些地方比在另一些地方能更快地被大众接受。……可能是一种革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有的学者断言：“第三世界生育下降并不依赖于工业化的扩张甚至也不依赖于经济发展的速度”；“限制家庭规模的行为使生育率调节到适应普遍的社会经济背景。社会经济的变化在生育转变时期同时发生，因而似乎有理由假定，由于限制家庭的扩散，生育率会不断地调节以适应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Jack Caldwell 1976)。可以推论，“小家庭模式和家庭功能的变化，很可能是第三世界生育率继续下降的出路之一”（杨子慧1992）。至于小家庭是怎样促使生育率下降的，与家庭“财富流”及孩子成本──效益有何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但是，“限制家庭的观念和实践对欠发达国家人口的影响的速度远比以前想象的要快”，“台湾1961—1975年，生育率下降了50%；在韩国、毛里塔尼亚和新加坡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泰国的长迈省，15年内总和生育率下降49%；在36个人口在一千万以上的欠发达国家中，有15个国家1965—1975年间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大约10%以上”(Ronald Fteedman 1979)。
中国近十年来，生育率下降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特别要提到的是，不生育文化现象正在城市地区和少数城市附近的乡村出现，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一些夫妻决定终身不生育孩子。据报导，不生育夫妇目前已达60000余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3、《人生》1994）。不能不承认，这种不生育文化现象的出现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产物，尤其是小家庭模式、新生活模式和新观念的产物。
3.婚姻、性、性关系的传统观念开始嬗变。婚姻，一向被国人视为人生大事，庄重、严肃，而又有些神圣。自古以来人们就沿袭了一套完整的婚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和有关部门作了很大的努力，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并努力构建适应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婚姻模式。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旧婚姻制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未随之消亡。这使得我国的婚姻关系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至于性和性关系，就不仅仅是庄重、严肃了，而且被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谈性色变，讳莫如深，甚至有负“罪”感。性，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
但是近十多年来社会上普遍反映，人们对婚姻关系的态度变得松散了，也不那么神圣了。特别是在青年人群中，人们对待婚姻这件人生大事似乎不那么认真了，甚至有些近乎随便或无所谓。对性和性关系的态度也有类似转变。首先是神秘感不那么浓重了，禁区开始被冲破。其次是承认了性科学，许多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性教育，有关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报刊、书籍相继问世；有的地方电视台午夜播出性知识和性教育节目；性知识展览逐渐多了起来；性知识、性生活咨询服务中心和性专科门诊也相继营业，向社会提供服务。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的结果，对人们的婚姻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离婚离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1990年按全国人口（作分母）计算的离婚率达1.43‰，比1980年提高了一倍。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国人口的结婚离婚比80年代初为20:1，1986年为17:1，1989和1990年下降为12:1。
其二，涉外婚姻近10年来显著增多，1978年为8460对，1979年超过10000对，1985年超过20000对，1981—1990年平均每年为1.85万对。
其三，不婚文化现象开始出现，一些大男大女不结婚，想尽可能实现自我，待45岁以后在考虑找一个固定伴侣组成家庭。不结婚期间，他（她）们可以与合意的性伴侣同居。
其四，婚前性生活和非婚同居的现象呈上升趋势，由此而导致的非婚怀孕也显著增加。这从各地妇产科非婚人工流产的统计得到证实。
其五，事实婚姻也有增加，按民政部1990年数据，事实婚发生率约占结婚人数的15—20%。
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对我国婚姻质量的提高、家庭模式现代化，以及人们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肯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最终有利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的控制。
（二）对婚姻、生育行为影响的思考
首先，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尽管目前还处于理论假说多于实证分析的阶段，缺乏足够数据资料的支持，但散在的个案材料和局部统计证明，影响的结果已经出现。对此，不能不予以重视和研究。例如，目前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能得到多少数据的支持；这种影响将来的走向怎样，从发展上看，将来会出现哪些问题，等等，都应当列为人口社会学今后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些内容直接关系着人口控制、人口与发展、人口决策等重大问题。
其次，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对婚姻生育行为影响产生的结果。比如，对不生育行为如何看待。目前社会上就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不生育有利人口控制，应当欢迎甚或给予一定的奖励或照顾；一种认为，不生育原因很多，有病或其它生理原因都可能造成不生育，或许是年轻夫妇一时心血来潮，不生育是暂时的，谁能保证将来不生，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一种则认为，不生育是对社会人类发展不负责任，没有尽到义务，应当受罚。
又比如对不结婚现象，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活得潇酒”；有的认为有利晚婚和人口控制；更多的则嗤之以鼻，以为有失德性。
到底应取何种态度？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导向问题，自然也是值得研究的。
再次，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都是积极或良性的影响，对消极方面的影响如何看待，也需加以研究。诚然，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合确实也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包括旧时代的劣行泛滥，资本原始积累期间的龌龊行径，以及发达国家流行的现代恶迹等等。在婚姻生育行为中，最有社会反响的如“非婚同居”、“早婚早育”、“离婚率上升”、“婚前性行为”、“非婚怀孕和生育”、“非婚人工流产”、“尊老敬老意识淡化”等等，究竟应持什么态度，采取何种措施，都值得进行研究。综上所说，我以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汇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关于婚姻、家庭、生育方面的交流，对于像我们这样积极主张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应当表示欢迎和支持；相反，对其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消极影响理所当然要摒弃和抵制。这两方面都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我希望我的研究管见能够得到同行们的共识，更盼望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若果如此，我以为人口社会学又多了一个研究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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