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进与文书制度：以宋代为重心——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K23S401a.jpg}门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宋代论文,重心论文,视角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门司是唐后期新出现的通进赞导机构，在晚唐五代及宋，它是联结内廷与外朝，扼守皇帝与群臣间书面与“当面”信息沟通之要路。
门司的出现，是唐后期中央政治中心内移的结果。大明宫中政治地理的最大分界线，是宣政殿以北的横街。横街以南，以宣政殿为核心，环以中书、门下省，属于“外朝”。“正衙”宣政殿是常朝的所在，“殿东有东上门，殿西有西上门”，门即侧门。横街以北，是所谓“大内”、“禁中”，此中的常驻机构人员均属“内朝”，直属皇帝，紫宸殿是“内朝正殿”。①至晚在肃宗时，常朝由宣政殿内移到紫宸殿，百官必须经由东西上门入内朝见皇帝，“入”成为常朝的代名词。②门介居于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津地位逐渐凸显。至迟在太和八年(834)以前，出现了由宦官掌握的门司，③其职掌“赞导官员朝见和通达奏状”。④
通过门通达的奏状，一般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出自中央官，“唐自中世以后，京僚上奏大抵在门投进”；二是具有潜在的“对话”性质，期望皇帝及时作出反应；三是包含一些诸如荐状、谢表之类的程序化上书。门非内廷与外朝间唯一的信息渠道。《历代职官表》云：“当时奏事自门以外，亦有诣延英门者，亦有诣光顺门者，而右银台门亦有客省以处上书言事者……诸司门籍内引各有定所，故分地承受而以门总领之，盖如今之奏事处。”⑤其说并不准确，因为：其一，“凡对延英必自门而入”，⑥“诣延英门”只是“诣门”之异说，并非别有通路；其二，光顺门奏事则由门司管理；⑦其三，客省与门各为通路，掌管着不同的信息来源，门面向中央官员，客省则面向地方官和一般上书言事人。⑧客省地处禁中，直通宫外，没有必要绕行门。
门司的赞导职能中蕴含着信息通进权力。门司出现的背景是常朝场所移入内廷，它意味着皇帝对宰相在空间上的疏离。后唐末帝时，宰臣卢文纪自陈，非“因五日起居之例，于两班旅见之时”，见不到皇帝；而见面之时，又有“卫士周环于阶陛，庶臣罗列于殿庭，四面聚观，十手所指”，根本不敢有所议论。末帝因而下诏“或事属机宜，理当秘密，量事紧慢，不限隔日，及当日便可于门祗候，具牓子奏闻。请面敷扬，即当尽屏侍臣，端居便殿，伫闻高议，以慰虚怀。朕或要见卿时，亦令当时宣召”。⑨“具牓子”“于门祗候”，意思是到门司书面申请，等待通报。后周世宗的即位制书也说：“今后内外臣僚或有所见，及有所裨益，可具实封章表以闻；或欲面对，便仰门司画时引见”。⑩见与不见，权在皇帝；报与不报，如何报，事在门——门完全有可能利用赞导的职务便利影响宰相、百官面见皇帝的频率，从而影响到皇帝与群臣间当面信息的交流。
宋代“门掌朝会供奉赞相之事”，(11)赞导职能突出，同时兼有面向中央官员通达奏状、下发诏敕的职能。
通过赞导，门司掌握着皇帝与群臣间当面信息交流的通道。在朝会活动中，官员按制度即应向皇帝奏事，且其奏事本身即为朝会活动程序的，笔者称之为“有稳定的奏事权”；其余在朝会程序之外的奏事权力，称之为“不稳定的奏事权”。相比之下，门司对稳定的奏事权的干预有限，而对不稳定的奏事权则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稳定的奏事权是朝会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的常规朝会包括常朝、百官大起居(文德殿起居)、常起居、视朝等。常朝与百官大起居均流于形式，常起居是视朝的前奏，视朝则是皇帝每日亲自主持的办公会议。只有部分参与视朝的官员及机构拥有稳定的奏事权。垂拱殿视朝，宰相、枢密使、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享有“升殿奏事”的权力，“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若有公事许时请对”；(12)“每日上殿不得过三班。缘三司、开封府日有公事上殿外，只有审刑院或大两省班次，即其余并皆隔下”。(13)崇政殿视朝，“三班、审官院、流内铨、刑部群官以次奏事”。后殿再坐，“内臣近职、诸路走马承受奏”。(14)稳定的视朝与奏事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严格说来，稳定的奏事权属于机构而非个人。
其他官员的奏事权取决于皇帝对外界信息、特别是批评性信息的开放程度，因而是不稳定的。一是台谏官、史官等所享有的“直前奏事”权。所谓“直前”，意思是“直由门上殿”，它是相对于通过宰相奏请“俟朝旨”而言的。御史台官的直前奏事权获得于熙宁二年(1069)，晚于谏官。(15)起居郎、起居舍人的直前奏事权获得于隆兴元年(1163)，至度宗朝废。(16)二是任职中央的常参官拥有的一项不稳定奏事权——转对。宋初规定，在五日起居时举行，(17)每次通常轮二人，多至四人。(18)转对使部分常参官得以上殿与皇帝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但却时断时续。三是获得重要任命的地方官、使节等临行可以上殿辞谢并奏事，但其范围经常缩小。(19)
对于那些有稳定奏事权的官员来说，门一般只能起到单纯的礼仪性作用。对于没有稳定奏事权的官员来说，门却可能成为一道门槛。没有直前奏事权力的官员，请求觐见皇帝，须先牒门，呈报“乡贯、年几、出身、历任、过犯、转官、章服年月文状”，“具奏候旨”。景祐四年(1037)，台官尚未获得直前奏事权，户部判官、殿中侍御史赵祐“乞上殿奏事，得旨”，皇帝已经同意，然而公文往复，“比至引对，已经七日”。(20)门完全可以合理拖延、甚至阻拦无直前奏事权的官员见到皇帝。拥有“直前奏事”权力的官员也须经门排立班次。门负责提醒皇帝掌握视朝的节奏，“视朝退，殿坐与不坐，取旨。前殿坐日，公与一两件人数不多，取旨坐与不坐。崇政殿引杂公事，遇臣僚奏事退，日高，取旨再引”。(21)视朝时间有限，皇帝只能接见排在前面的班次，后面的只好隔下。因此，门实际控制着视朝活动中一般官员及时见到皇帝的关键。元丰六年，“宣德郎南丰朱京为监察御史……凡台臣每奏事，必预告门，得班然后入。既请对，以名闻矣，翌日，有截班入觐者，乃退还台。及引见群臣，问朱京安在，左右以实对，有诏促之。辰漏且尽，留仗良久”。(22)
能够面见皇帝的官员其实有限，大多数人只能以书面方式向皇帝表达意见和建议。经由门上达的书面信息，是在京的“百司奏牍、文武近臣表疏”。(23)新授“两省、御史台官、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须先诣门上表举官自代，然后入谢。(24)“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赴阙，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所经州县访闻善恶，亦许同奏，先于门投进，方得入见”。(25)参与转对的臣僚在面见皇帝的同时，也须将面奏内容封章经门上奏，以供皇帝详细阅读。及其末路，却变成了“前一日入奏于上，至其日再拜于上前而退”，(26)由“从容应对”蜕变成“封章通进”。
门还负责向在京官员送达诏敕告身等文书。门位于整个信息下达过程的最前端，直接接触诏敕告身的受付者，充当着皇帝/政府与百官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在正常的情况下，下达文书须先到达通进银台司。如有违碍，知通进银台司官员可以行封驳之职，予以封还；如果没有，则由通进银台司送抵门，由门宣读给付应受诏敕者。
自五代起，门不再由宦官掌握，但仍然属于内廷机构。宋代的门司先由内职后由武选官掌管，负责朝会的赞导，接收在京“百司、文武近臣表疏”以及诏诰的宣读送达，按制度是纯粹的事务机构，略无权力可言。宋代通进体系本身对门有着严格约束：首先，门不是唯一的书面信息上通机构，还有由文官掌管的银台司、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等诸多渠道，甚至可以通过由宦官掌握的入内内侍省进入；(27)其次，门对上行表状只有收受的义务，没有审阅的权力；最后，对下行诏敕文书，门只管送达宣读，没有审核权。但是，由于门日近衮冕，容易获得皇帝信任，又当通进之要路，因此仍存在“弄权”的可能。
注释：
①《大唐六典》卷7，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
②《旧唐书》卷14《宪宗本纪上》，元和二年(807)十二月癸亥，御史台奏：“文武常参官准乾元元年(758)三月十四日敕，如有……入衙入，执笏不端，行立迟慢；立班不正，趋拜失仪，言语微喧，穿班穿仗，出入门……等：每犯夺一月俸……臣等商量，于旧条每罚各减一半，所贵有犯必举。”(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3页)据此，乾元元年“入”已是常仪。
③据《大唐故夫人赵氏墓志铭》载，夫人卒于太和八年，其子已拜门使，周绍良、赵超编著：《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53页。
④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及其演变》，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0页。
⑤纪昀等：《历代职官表》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01页下—402页上。
⑥程大昌：《雍录》卷4“延英殿”、“延英召对”，黄永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6、67页。
⑦参见《唐会要》卷55，宣宗大中四年(850)七月敕，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959页。
⑧《册府元龟》卷65《帝王部·发号令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5页上。
⑨《旧五代史》卷47《唐书·末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50、651页。
⑩《册府元龟》卷96《帝王部·赦宥》，第1146页下。
(11)《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3引《神宗正史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601页。
(12)《宋会要辑稿》仪制1之1，第1841页。
(13)钱明逸：《上仁宗论乞上殿三班外亦听谏臣求对》，《宋朝诸臣奏议》卷77，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3页。
(14)《宋会要辑稿》仪制1之1，第1841页。
(15)《宋史》卷14《神宗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2页；卷118《礼志·宾礼三》“百官转对”，第2786页；张戬等：《上神宗乞察官依谏官例登对》，《宋朝诸臣奏议》卷77，第843页。
(16)《宋史》卷374《胡铨传》，第11538页；卷438《王应麟传》，第12990页。
(17)范百禄：《上哲宗乞审议转对之制》，《宋朝诸臣奏议》卷77，第838页；《长编》卷463，元祐六年八月戊子，第11048页。
(18)《宋史》卷118《礼志》，第2785—2788页。
(19)曾肇：《上徽宗论减罢监司守臣上殿》，《宋朝诸臣奏议》卷77，第846页。
(20)《宋会要辑稿》仪制6之10，第1938页。
(21)《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8，第3064页。
(22)《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甲午，第8150页。
(23)《宋会要辑稿》职官2之26，第2384页。
(24)《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壬戌，第1050页。
(25)《宋史》卷160《选举志六》，第3742页。
(26)杨绘：《上神宗乞因转对召访以事阅其能否》，《宋朝诸臣奏议》卷77，第836页。
(27)《长编》卷359，元丰八年九月辛丑，第8595页；卷505，元符二年正月丁巳，第120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