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艰难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瑞典论文,第三条论文,艰难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条道路的许多观念构成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基本部分和社会民主党政府具体的实施政策，诸如积极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从福利到工作)、教育政策、终生学习和拥有就业能力的政策。与此同时，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可怕的和值得怀疑的。为了理解瑞典在第三条道路讨论中的勉强态度，我们了解一些20世纪90年代瑞典的背景情况是很重要的。
最近，一个政府性委员会完成了对90年代瑞典福利政策的平衡测算，报告的序言部分表明，在90年代，人口因素、瑞典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最不景气的阶段交织在一起。委员会强调，瑞典人口的构成对瑞典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中的补助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老年人的数量急剧增加，90年代前半期大量难民涌入，出生率显著降低。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的数量增加对一个福利国家影响非常之大，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公共健康和社会保障的可利用资源的相当一大部分都用在了这个年龄段里。在90年代，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国际冲突和内战，难民潮一浪接一浪涌入瑞典。迄今为止最大的难民潮发生在1992—1994年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如上所述，大量移民的到来正好碰上了瑞典经济的黑暗时期。这就意味着新来者进入常规劳动力市场谋生的可能性十分有限，因此这个群体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只有依靠政府的社会补助政策。
瑞典的人口出生率在近几十年来波动很大，90年代初期总出生率是每个妇女2.1个孩子，以欧洲标准来说这是相当高的。而从1992年开始出生率迅速下降，到了90年代末是每个妇女1.5个孩子，这个数字在瑞典历史上是空前低的。很多迹象表明，90年代生育问题对瑞典的人力物力资源是个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出生率显著降低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平均人群中巨大的年龄差别，现在10岁左右年龄段的孩子数量最多，而学前儿童的数量相对很少。学前教育和学校体制的灵活性由此必然面临巨大挑战。
瑞典的失业率在90年代达到了从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1990年到1993年公开的失业率从低于2%猛涨到高于8%。同时，就业人数减少了50多万人。从1993年到1997年失业率高居不下，只是从1998年开始才明显下降。
90年代初期瑞典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率的上升对家庭收入是一个直接的冲击。平均可用收入(个人所得税以后的部分)一直在下降，直到1995年后开始回升。看上去复苏好像正在持续，但1997年的收入水平依旧比90年代初期低得多。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贫富收入差距的加大。1995年后的好转没有打破这一趋势。这十年的收入降低意味着众多群体都面临着财政困难。这势必对社会补助政策是一个直接的冲击。虽然90年代增加了社会补助，但补助规定和市政政策也有相应的变化。简而言之，这一趋势可以说导致了社会补助政策采取了不那么慷慨的措施和更严格的标准。90年代福利服务变化的特点是：权力下放，非官方资助者成分增加，从市场手段转向有组织的工作。
90年代的政治影响
应该指出，不是瑞典的福利政策制造了财政困难，而是财政困难导致了福利制度中的削减。当社会民主党人在1994年重获政权时，瑞典的经济正处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时期。财政赤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3%，国债正失去控制地增长。这显然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乃至这个福利国家都是个威胁，为此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个庞大的预算调整紧缩方案，严格的财政政策和其他措施并用。政府为就业方针制定了目标：失业率到2000年末要下降一半即降到4%。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规模的教育拓展开始实施。成人教育是教育拓展的重要部分，它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给那些早就从学校毕业的人们提供新的机会。成人教育的倡议，即“知识提高”计划，每年可以为10万人(1%的瑞典人口)提供学习机会，大约多至3.5%的劳动大军参与工作。同时瑞典政府也提高了大学的入学率，90年代增加了5%。
政府优先普及新信息技术，使更多的人有条件使用信息技术，也使新的信息技术更适合大众使用。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税收条款，使接受并使用雇主提供的家庭电脑的雇员受益，这项条款的实行取得了成功。更多的成人和孩子熟悉并掌握了电脑的使用。新的硬件技术和软件程序更容易推广。政府也鼓励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3年投入了15亿瑞典克朗)。这些措施产生的效果是：现在失业率接近4%，并消除了赤字。增长使瑞典经济成为欧洲经济最强国之一。但是紧缩措施付出了政治代价，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还失去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特别是因为前共产党——左翼党——努力吸纳那些失望的社会民主党员，而且变得越来越民粹化。现在瑞典不像挪威和丹麦一样有民粹主义的右翼党。但至少在一些人的眼里，似乎左翼党已经开始扮演着这一角色。
用削减开支的方法对付经济困难是必要的，但结果却不受人欢迎。瑞典民众实际上还是拥护他们的福利国家。对选民而言，社会民主党为挽救这个福利国家实行的预算调整措施和为重获自由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1998年选举中的所有党派，无论是左翼党还是右翼党，都在讨论福利国家的本质。议题中最受关注的是学校、医院和老年人的福利。所有的党派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社会民主派。而真正的社会民主党反倒成了造成困难时期的罪魁祸首，很多人还会加上一句：就是因为他们搞了第三条道路。尽管预算改革在近几年为学校和健康福利提供了额外的资金，但近十年来的严峻经济问题造成了目前国民对政治的普遍不信任情绪。而且，瑞典社会民主党确实需要真正地回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上来。
瑞典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现实情况
瑞典人辩论的出发点和英国的大不相同。按西欧的标准，英国是一个社会保守和意见分歧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的政治现实决定着其出发点。在瑞典的辩论中，第三条道路或多或少意味着我们应该抛弃我们的过去，一个有很多理由对社会民主党充满信心的过去。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出发点是：“瑞典是一个我们引以自豪的国家，但不是一个我们满意的国家。”在瑞典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尤其是在价值观的认定上。90年代向我们展示出：仅仅做正确的事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明确你的原则。因此从瑞典的角度来说，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简而言之，是忠于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看手段是否有效的问题。
领导层一直对处理这个情况非常谨慎。瑞典社会民主党2000年3月大会的宗旨是“发展和平等”，这被视为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思想。社会民主党不能像右翼党那样只为发展而奋斗，而左翼党(过去的共产党)所提倡的只追求平等也不能成功地处事。发展是平等的前提，平等是发展的推动力。
然而，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一直把瑞典视为一个独立的全民福利国家，却还没有意识到瑞典也是欧洲的一分子。瑞典过去是、现在也仍是一个自由的工业出口贸易经济体系，但现在正逐渐转变成全球生产网络中高附加值环节的一个基地。瑞典过去是一个单一种族文化的国家，而现在瑞典是一个具有多种族文化却还未形成一个多元文化生活方式的社会。
国际化
另一个问题是国际化，特别是欧洲联盟，对瑞典的税收制度造成了减税的压力，其中包括资本所得税、烟酒税。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我们怎样为一个福利国家提供财政资金?处理这些问题，一个放眼欧洲的眼光才是重中之重，也是长远的国家战略。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比如世界金融和商业流动越来越自由，国际间移民和与之俱来的越来越多的世界性问题，像疾病的传播和有组织的犯罪，都削弱了一个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对其自身经济和政治事件的控制。全球化进程在文化领域里也很明显，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符号的向心力将会减弱，新的集体主义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在形成和发展。在这些背景下，地方事件和利益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超越了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经典模式，国家政府可选择与跨国组织如欧盟联合起来，或者与跨国界团体联盟，特别是在网络空间的互联网上。
很显然，我们过去所谓的外交政策正变得过时，外交政策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将不再存在。每个政策领域都必须有一个外交方面，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必须设定在一个国际环境下。政府和政党所面临的问题是，面对新的全球环境如何重建和行动。绝大多数政党在政治和政策上所采取的十足的国家措施(仅仅考虑本国事件和利益的措施)是不够的。政府、政党和贸易组织都必须建立和从前完全不同的区域和全球战略框架，在这个框架之内可以进行各级各部分之间的联合协作行动。关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给这一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争论创造了一个舞台，使不同国家的政策得以比较，增加了交换意见的机会。2002年6月柏林14国中左翼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宣言就是这方面的范例。
瑞典人眼中的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的关系
从传统观念来看，全民就业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石。全民就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就是成功地利用社会上的所有资源——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这一点上，市场在致力于发展社会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充分认识到一个运作中的市场所迸发出的自我实现(发挥自身潜力)的效力和创造繁荣的力量，不应只是一味强调市场的限制作用。今天，社会民主党一定要对市场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因为市场是为民众服务的，不是为存在而存在。当社会民主党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市场时，对企业家的态度也必须转变。企业家不仅对长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作一名企业家对很多人来讲也是实现他们独立自主的梦想的一个途径。企业家和大公司绝不能受总是变来变去的规则和规定的影响和妨碍。国家的各种制度、规定、包括纳税制度对投资意向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拥有社会安全网而管理无方的市场，而应力求实现一个管理有方的市场，拥有能激发创造力的社会政策。
因此，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建立在企业家基础上的政策框架。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能接受这个经济逻辑并把它付诸实践，那么其政治形象将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一个现代的福利国家
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瑞典人都支持福利国家和全民性原则。我们需要全民福利模式，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总把中产阶级包括在内。如果你想对抗不平等和社会排斥，该做的战略决策就是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从公营部门受益的人数比例越大，那么大家喜欢这些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如果服务质量太差，情况就很容易逆转。福利体系必须确保人民感到他们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觉得钱花得物有所值。否则他们会对公营部门失去信心，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不愿意缴税，不愿为公营部门付账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需要开创一种对公共管理的革新精神。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实现这个结果的手段。福利国家也要满足人民对社会服务自由选择和施加影响的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公共事业应保持为大众服务的特质，而不该效仿市场运作。
失败的种族融合
社会民主党还必须应付的一个挑战，就是移民与社会的融合，这一问题在瑞典变得越来越紧迫。社会民主党必须对此问题从根本上改变观念。我们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坦诚的态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态度和歧视的问题。大家仍把单一种族的瑞典视为规范标准，因此我们没能使新的瑞典人和我们融为一体。这个失败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危险的。其中之一是，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没做到社会相容，那就为右翼民粹主义者开了绿灯。整个欧洲都知道我们纵容偏狭的民粹主义者的惨痛历史。良好的经济可以抑制民粹主义的蔓延，但民粹主义的潜在力量是巨大的，一有机会他们就又会猖獗起来。
能力教育和就业能力——瑞典的出路?
能力教育——第三条道路的关键理念——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并不陌生。个人能力是自我实现意识的核心，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同样重要。但是在一段时期以来能力教育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失败的，实际上这一理念应该从很多方面重新确定。社会民主主义一向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现在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每个希望在未来的世界上繁荣昌盛的国家都必须充分发挥国民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孩子——无论其家庭富有还是贫穷——都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什么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为什么移民不应受到歧视。一个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国家当然在世界竞争中比较幸运，发展得较快。
瑞典政府的就业政策有两个总体目标：20—6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到2004年底提高到80%，失业率到2000年底低于4%。当然长期目标是全体就业。为此，国民必须具有相应的能力投入到一个更注重知识的大生产中。当前，没有什么工作和职位是铁饭碗，能给人以那么多的保障。个人所能发挥的能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政府的政策要帮助人们学习技能，提高技能，接受教育和再教育。政府政策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技能的阶梯上不断攀升，无论是对正在进入劳动大军的人还是对已经进入劳动大军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关键。良好的常规学校、高质量的教育培训、研究和终生教育，以及积极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对人们成功获得就业能力都是必要的。不是要求所有人都要有大学学历，将来甚至有许多不需要什么高学历的重要工作。以良好的经济和全民福利国家作为基础，再加上积极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就构成了对抗排斥的有效工具。“从福利到工作”的口号对瑞典人来说并不陌生。现代瑞典劳动市场政策是30多年前由两位工会经济学家戈斯塔·雷恩(Gosta Rehn)和鲁道夫·迈德纳(Rudolf Meidner)构想出来的。这一政策现在仍然在瑞典经济政策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它的作用是帮助就业和经济增长，提高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防止通货膨胀。这个瑞典传统的基本措施是，培养积极因素，抑制对政府津贴的消极依赖。积极有效的劳动市场政策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社会排斥，它是人们寻找工作和寻求教育的推动力。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证明这一任务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瑞典把教育和终生学习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无论是学前教育改革还是成人教育倡议(知识提升)。
第三条道路和性别
瑞典将在未来几年中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严重。在西欧，工作的人供养老年人，而处于工作年龄段的人数正在减少，同时新生儿数量在西欧正处在历史低谷。欧洲的年轻公民都不愿意要孩子，这个问题应该解决。要孩子就一定会影响工作吗?年轻人的未来收入就那么不稳定吗?在瑞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让有孩子的父母享有既能让他们承担家庭责任又能获得有偿工作的机会。妇女在工作中的地位应该得到提高，还要鼓励男人在孩子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此外，在瑞典还需要大量的护工，特别是照顾老年人的护工。在这些方面，社会民主党都应该站在最前沿。
第三条道路和新工党对性别问题的态度似乎模棱两可。没有人反对男女平等，可谁都不愿意处理这个问题。正在形成的新经济不再看重肌肉的力量，而是头脑的力量。拥护新思想和创新的公司将会得到市场分额，鼓励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社会将会繁荣昌盛。一个不具有包容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工作领域中——都不会在新经济中成功立足。这个简单的事实给社会民主党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带来了新的意义。欧盟国家的年轻妇女们都在热衷于教育和培训，在大多数国家里她们拥有比男人们更高的技能。社会民主党应该义不容辞地接受并推广女性们对未来社会的看法，即社会是社会的社会，而不是男人的社会，并有责任质疑把“男性标准”作为“正常”标准的观念。
一个政党如果不在性别问题上与时俱进，将很难战胜未来的挑战。过去，社会民主党一直在很积极地采取措施为实现男女平等创造条件，现在新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提倡强有力的性别平等政策。
下一步?——新的政党纲领
现在，瑞典社会民主党正对其纲领进行修改。在修改过程中，上面提及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政党内部争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还是前后结合起来看?我们需要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拥有向人们阐述和展示的政治机遇，政治和行动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第三条道路的辩论不可能简单地解决这些问题。新问题和新的解决办法与老问题和老解决办法有相似之处——这就为右翼和左翼的保守分子提供了抵制变革的理由，他们声称老的办法依然适用。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不明智地解放思想，新的解决办法就不会产生。
社会民主党怎样在进步的同时依然保持过去的价值观呢?瑞典的特点是政治应该少说多做。自1930年以来，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不断修正自己的政党。这个特点在正在进行的政党纲领的修订中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个纲领的最新一次修订是在1990年，但政党纲领在很多方面已经过时了。现在特别需要使立场观点更贴近实践，比如说上面提到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通常我们不需要确立新的立场观点，只要重新发现社会民主主义已有的观点就足够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已经被长期遗忘了。比如自主，即存在已久的左翼价值观。从瑞典的情况来看，重新定义自主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重建的特征。
瑞典社会民主党能从新工党那里学到的东西之一就是向前看，那种真正向前看的意愿，用现代思想挑战自身，不断地问自己是否真的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在瑞典这些都是我们仍旧必须要坚持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还多少欠缺一些往日的那种自信心，这都归咎于90年代为平衡预算所做出的艰难决策，它在党员中制造了一种情绪，即大家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感到足够的骄傲。还有就是社会民主党要有更好的与国民沟通的政策和行动。新工党一直因过于精于此道而受到批评。而我却认为，这正是所有政党在当今世界上必须做到的。现在的人们比以往见识广得多，他们想知道政治家们都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也想参与其中并发挥影响。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民主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如果没有人告诉选民政策的不同效果，那么大家为什么要关心或者投票呢?
本文编译自《第三条道路面面观》，2001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维也纳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