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见面，该由申请人说了算
□ 盛小伟
更多地借助“互联网+政务”，通过大力倡导和推进“不见面审批”，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给申请人办事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便捷服务，这是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网络传输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得到了有效发展，促使我们逐步步入到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数据的共享性、开放性以及传输高效性等特征愈发显著，为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提供了更加优质的信息服务。然而，计算机网络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遭受到黑客或病毒的攻击，影响其安全性，所以防范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不见面审批毫无疑问是大势所趋，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与不见面审批不相吻合的做法，有的地方为了增加“不见面”的办件总数和提升“不见面率”，变相或强制要求申请人只能采用线上申请、邮递寄送、终端机办理等“变味”的“不见面”，甚至让携带申报材料、已到门口办事的企业和群众“打道回府”，由此“剥夺”了申请人自主选择办理方式的权利，不但造成申请人的不便利、不满意，还导致窗口工作人员的压力（需通过“阻拦”来统计件数和不见面率）。如何看待和对待“见不见面”，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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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支撑，使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有了更多的服务途径和渠道，公共服务的享用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政府公共服务的便民、便利不但有了可能，有了拓展空间，更成为双方共同的取向和选择，通过政务服务“一张网”而致的“不见面审批”，体现了方向性趋势，必须通过不断的完善、倡导和推广应用而显现其内在的优越性。
推进不见面审批，要有制度化的安排和可操作性的选项。所谓制度化的安排，就是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接受申请和申报的方式上，从既往的申请人直接上门、委托代办机构等传统的“见面”方式，向线上申请、邮递寄送、传真送达、终端机办理等“不见面”的方式拓展，使办事的方法更为丰富，并进行制度化的规范和固定。所谓可操作性的选项，就是无论是“见面”的方法，还是“不见面”的途径，只要是制度化安排下提供给申请人的选项，都要有可操作性，即要上得去、行得通、办得好，防止因无所适从和来回奔波而影响申请人的体感。
无论是线上申请，还是线下上门，无论是委托办理，还是自行办理，都只是办事的手段而已，对行政机关而言，都必须一视同仁地朝着办成事、办好事的目标，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对申请人来说，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办成事就是最合适的，也才有获得感。“静说日本”一文中曾写有：在网络发达的日本，各级政府坚持不强推“网上申报”，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人不会上网，必须照顾到这一群体；同时认为，“网上申报”虽然便捷，但属于“冰冷服务”，申报者有疑问有困惑，往往在网上得不到解答，无法交流。因此，需要面对面的“温暖服务”。在此我们需要感悟的是，在推进不见面审批制度改革中，不能强制、强推，不能无视和剥夺申请人自主自愿的权利，片面追求“不见面审批率”，更不能因此拒上门办事的企业和群众于门外。就此意义上说，即便申请人具备了一切可以“不见面”的条件，但不作选择，行政机关也必须提供无差异、无歧视的公共服务，因为“见不见面”，该由申请人说了算。
在“见不见面”问题上，鉴于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握有考核、评价、通报之权，要让“见不见面”由申请人说了算，就不能片面、随意舞动考核的“指挥棒”；鉴于行政机关对申请人具有主导和强势地位，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遵循，就不该选用强制、强推的方法，而是要充分尊重申请人的自主选择权。否则，即便有再多的不见面审批件数和再高的不见面审批比例，也只会是“扭曲的政绩”，并“终端消费”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策
（作者系无锡市市场监管局调研员）
责任编辑：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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