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建国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在论文,史研究论文,周年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9）02－0001－11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藉此机会，对东北史60年的研究历程作一回顾与总结，既看到已取得的学术进展，也须提出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给予理论上的解析，这对于推进东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对于史学研究不无借鉴。迄今，治东北史的学者较少回顾或总结以往的研究，缺乏必要的认识，尤其回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或争议。本文之作，意在弥补以往研究中的阙失，表达我个人的几点意见，也算是对建国60年的一个纪念。
一、东北史的历史定位
中国东北史，或称东北地区史、东北区域史，皆可简称为“东北史”。顾名思义，东北史就是东北地区的社会变迁史。诸如东北的疆域、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皆涵盖在变迁史之中。东北地区的历史，以其丰富多彩而著称，又以东北所处战略地位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而彰显特殊的历史价值。东北史同中国其他边疆史一样，无疑是中国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边疆地区史相比，不能不占据特殊的位置。
东北地处东北亚中心、我国之东北部。古今对其方位认识一致，故同称“东北”。持此方位之名，用为行政机构名，约始自辽代，如，东北路都统军使司、东北面详稳司等[1][卷46]，而金代继之，如，“东北都巡检使”、东北路[2][卷44；卷51]。至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修山海关[3][卷150]，渐将山海关外，主要是辽东地区，又称为“关东”。辽东地区以北、以东等广大地区，即今吉林、黑龙江等省境，为少数民族地区，则不在“关东”之内。入清后，“关东”之名不断扩大它的内涵：先是专指辽东地区（即今辽宁省境），后扩大到吉林、黑龙江，统称“关东”。① 晚清实行改制，将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建行省，概称为“东三省”、“东省”，以东北地区处京畿之东故也。清朝已把“东北”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至建国后，仍把东北视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的实体，设统一机构东北局以辖三省。后来，机构撤销，三省直隶中央，但辽、吉、黑三省仍然为“东北”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东北”已成为三省的代名称。
尽管古今东北地区的机构之名有别，疆域大小各有变动，但其方位与管辖地却是古今重合。因此，我们所说的“东北史”，实际就是辽、吉、黑三省历史的总和。当然，历史上曾属于东北的疆域与民族，包括被沙俄强行割占的领土与民族，仍然包括在历史上的“东北”之内。
东北地区的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考古发现：今吉林省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王府屯古人类遗址，距今百万年，为全国已发现的10处百万年人类遗址之一；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遗骨化石，与北京周口店人处于同步发展的阶段。5000年前，今辽宁西部出现的“红山文化”是“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4]可以说，此时东北地区已走到各地区文明的前列。尧舜禹时，今辽宁地区已被划入九州与十二州的区域之一。商周之际，延至春秋之后，生活在松花江中下游的肃慎族已与中原王朝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至战国，燕在今辽宁省区首次设辽东等郡，与其他边疆地区相比，又率先走到了前列。其后，东北地区与历代王朝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各王朝之兴亡与安危，无不与东北地区发生密切的关系。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他们中，有些民族相继崛起，或建立东北地方政权，或进取中原，建半壁江山，有的一统江山。如，扶余、高句丽、靺鞨等族，皆在东北建立地方政权；如鲜卑、契丹、女真等族皆从东北兴起，建北魏、辽、金政权，进入黄河流域，统治中国半壁江山。更有蒙古族、满族，先后建元、清两代王朝的全国统一政权。可以说，对中国历史发展发挥决定性影响，甚至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主导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只有东北地区的部分少数民族才能做到。这一地区的民族富有创造力，极具进取心，不断地表现出历史的活力与历史的主动精神，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创造力量。
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还有不断涌现出来的强大民族，约自隋唐以后，常使东北处于重要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关系中原王朝的安危。历史已证明：得东北者得天下，失东北者失天下。如辽、金、元、清等皆先得东北而后有天下。如隋、北宋、明等皆以失东北而后失天下。至现代，国共之争，前者失东北而后者得东北，故决定其不同命运。
以上，仅列举东北史的几个要点，已见东北史内容无比丰富，亦知东北史在中国通史中的分量之重。因此，真正将东北史研究明白，并非易事。以东北史内容之厚重，涉及的问题之复杂，绝非短期研究就能奏效，更无法想象能完成东北史的全部研究。事实上，研究东北史，历朝历代不乏其人。特别是明清以来，记叙或研究东北史渐成规模，参与的人员日渐增加，至当代，研究高潮迭起，而著述之丰，直追断代史的研究成果。研究永远不会穷尽，以往的研究与丰富的东北史相比，其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
二、回顾：从低落到辉煌
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或长或短，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显示出其阶段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很自然地显现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就把前30年与后30年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时期。当然，前后两个30年，又可各自划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
学术的发展也是如此。历来学术皆受政治的导向、政策的约束，社会生活环境也给学术以重大影响，故其历史时期或阶段的划分，当与政治的演变同步。这就是说，学术研究的分期或阶段皆涵盖在政治的分期之中。前已指出，建国60年，大而化之，适可分为改革前与改革后两个历史时期。就东北史研究而言，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同样可以分为前30年与后30年两个时期。这样做，并非套用政治分期，因为如此划分完全符合东北史学术发展的实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30年，东北史研究的低落状态。
第一阶段的东北史学术研究，比之新中国建立前，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研究东北史，开辟了东北史研究的新时代。但就研究状况来说，总体处于低落状态。所谓“低落”，恰恰是针对它的前期与其后即改革开放后的高涨与辉煌相比较而言的。远的不说，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延续到20世纪初，因边疆危机而掀起了东北史研究的热潮。所说“危机”，是指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帝国主义列强加剧对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引起民族危机加深。当边疆危机之时，引发国人的关注，尤其是学者们着手展开研究，于是，涌现出一批批研究成果。这个时期，东北正遭受沙俄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鲸吞东北领土、武装占领。因此，有关中俄关系的著作随之而问世，形成一个研究热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相继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又一次激发成东北史研究的热潮。至于改革开放后东北史研究进入史无先例的大发展时期，留待后文详说。与这些时期相比，改革开放前30年东北史研究显得生气不足，成绩不显。
改革开放前30年，又依东北史研究实况，可分为前20年与后10年两个小阶段。建国后20年间，即到1970年中苏论战升级前，东北史研究几乎呈空白状况。首先，地方史作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尚未真正进入学术领域，说得明白点，东北学术界还没有地方史研究的明确意识，还不认识地方史是中国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没有给地方史以应有的学术地位。其次，东北地区的历史学者很少涉足地方史，而专门从业于东北史研究的则更少。如果说，那个阶段确有研究者，只能说，为数甚少；如有研究成果，也是屈指可数，根本谈不上系统研究，仅有部分学者从事某方面专题研究。如，专门研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工具“满铁”，虽未成书，却搜集整理数百万字资料。此项成果，大抵是当时东北地区学术界规模最大的一项吧。为配合党史教育，编写了东北地方的抗日的教材，《近代吉林人民革命运动史》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仅存硕果。除此，还组织编写抗联的英雄们的抗日事迹。这些仅有的成果，还是原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部分学者研究的结晶。辽宁省于60年代也成立了哲研所，也是以研究中国通史为主，对军阀张作霖做了少量研究。黑龙江省没有设专门的研究机构，有关地方史，也只有到了省博物馆，藏有本省出土的文物，才见到本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历史的存在。
总之，这个阶段东北史研究尚未提到日程，连“东北史”这个史学概念也未流行起来。
直到1970年后，东北史的研究状态才开始发生了变化，打破长久的沉寂，掀起一股不算小的研究热潮。这正如人们所知：中苏论战升级，已由原先的口舌笔墨之争，迅速转为武装对峙，有一触即发之势。东北地区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与前苏联的国界线长达近万里。中苏武力对抗，东北地区首当其冲，与北部、西北部合称“三北”，同处第一线。当时，斥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苏修”等，举国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学术界迅速欣起研究新老沙皇侵华的热潮。可以说，东北三省的高校与专业研究部门的学者们都已经行动起来了。且不说江南、北京、西南各地区学者们的奋起，就说东北地区三省的学者们，皆以沙俄侵略东北为主题，展开系统研究。如，吉林哲研所迅速行动，编写出《沙俄与东北》一书；派出学者们赴东北三省档案馆，查抄沙俄侵略东北的档案史料。黑龙江省以翻译为优势，翻译出版了大量沙俄时期有关对华的文献、论著。辽宁方面的学者就沙俄对大连、旅顺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做了大量研究。仅数年之间，关于沙俄侵华的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占据了报刊的主要地位，亦成了出版社的热门书。如前已指出，这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又一次“边疆危机”，由此引发出一次东北边疆研究的新热潮。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东北地区的中苏边界趋于稳定，已经掀起的沙俄侵华研究热潮迅速降温。1978年秋，在兰州举行中俄关系研讨会，大概这是全国性中俄关系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次盛会，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对中俄关系及“三北”边疆的研究基本落下了帷幕。此后，在东北，在西北，尚有少数学者仍在做此项问题研究，发表一些零星成果，至改革开放，这方面研究基本停顿下来。沙俄侵华、侵略东北的问题已从学术界的视线中趋于消失了。
其实，这段短暂的研究热潮，不是从东北史的本体出发来展开系统的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项专题的个案研究，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体现当时“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但是，这对于东北史的研究无疑是个重大的推动，促进更多的学者接触东北史，认识东北史，为将来展开研究准备了条件。
应当指出，这30年中，东北史的研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学术界主观上对地方史缺乏认识，还谈不上重视。没有这一意识，就很少有人进入这一领域。不容否认，当时的政治气候、政治氛围、政策导向等也制约或影响东北史研究的开展。一是将学术政治化。学术本来不能等同于政治，其学术观点更不能等同于政治立场。但在“左”的以至极“左”的思潮主导下，以政治标准评判学术观点，如学术观点触及现实政治，必扣上政治立场的大帽子。学者为此而顾虑，不能表达其学术观点，只有放弃或回避某些问题的研究。二是人为地设置学术禁区与政治禁区，更是学术研究的严重障碍。例如，高句丽、渤海、靺鞨，本来是东北地区的历史问题，即属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所建的地方政权。研究它们的盛衰兴亡、研究这一地区民族的起源，乃是我国史学界尤其是东北学者的责任，纯属学术界的事。众所周知，韩国与朝鲜学术界均称：高句丽、靺鞨是他们的民族先人，他们的先人所居住的土地就是他们的领土，云云。国与国之间的学者对历史问题有不同见解，展开争论，也是很正常的事，不足为怪。但我们将学术问题引为政治问题，甚至视为外交问题，不得进行研究，即使研究有了成果，也不准发表，如发表将指为政治错误。如此，谁还去研究这类“危险”的问题？在东北史的研究中，高句丽、渤海等问题被设为学术禁区，长久无人研究。再如，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最为密切，而沙俄对华侵略的事不再被提起，因为人们都明白：若揭露沙俄割占我东北领土，是对苏联的不恭。到70年代，中苏大论战升级，学者们揭批“新老沙皇”，不仅不受到政治处分，相反，还受到鼓励。前后不同阶段，因政治形势的变化，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
前30年，东北史研究基本没有开展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自豪的成就。唯一可以令人欣慰的事，就是揭批新老沙皇，出版或发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为未来的东北史研究先期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后来再没有出现研究沙俄侵略东北的热潮，却是提前填补了东北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第二时期：改革开放为东北史研究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改革开放30年，是东北史研究空前大发展的鼎盛时期，成果之多，史无先例。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学观念的划时代变化。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变化之大，堪称是天翻地覆。千变万变，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大变，实属千百年一巨变！学术界的根本之变，体现在史学价值观完全更新。其中之一，即如何评价地方史。长久以来，学术界向以中国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为学术的“正宗”，而地方史则不在此列。前已指出，学术界不重视地方史，甚至缺乏地方史的观念，根源就在于此。改革开放后，学术界重新审视地方史，给予重新定位，把它提升到与断代史研究并重的地位。在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高校与科研部门中，许多学者将东北地方史选为自己的专业研究，或教学，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史学者”。东北史地位的变化，是学术界观念变化的突出标志之一。
第二，东北史地位的大变化。
具体反映在专门研究东北史的机构遍及东北三省。以1978年吉林社科院创办为开端，辽宁、黑龙江相继建立本省的社科院，皆以突出地方特色为宗旨，各专业门类多以东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东北史为三院历史专业研究的共同取向，以中国历朝历代为据，也将东北史分为断代东北史，展开研究。三省各建民族研究所，各以本省的民族与文化为研究对象。在三省的高校文科，如吉林大学、东北师大、辽宁大学、吉林师大等，皆设置了东北史专业，招收该专业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在部分高校，相应设置东北史某一方面的专业研究所。如，黑龙江大学设“满语研究所”、长春大学设“萨满文化研究所”、东北师大建“东北研究所”，专攻东北史；吉林师大设“满族文化研究所”，北华大学建古籍所，专门整理与出版东北史籍图书；还有同名“东北亚研究中心”一类的研究机构，在三省的文科大学及地方研究机构中普遍建立，也是以东北史为中心，研究东北地区与相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上列主要高校与研究机构普遍设置东北史专业和设立同类的研究机构，这是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大变革，东北史终于为学术界所接受，变为与通史或断代史同样重要的“正宗”专业。
第三，东北史的研究全面展开，向东北史的各个领域大进军。
当东北地区的历史学者确立东北史的专业意识，即各向一个主攻方向展开研究，诸如东北的经济、地理、疆域、政治、文化、民族、军事、宗教、人物、民俗、交通、语言、考古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各有学者研究。除此，东北断代史研究，如明代东北、清代东北、辽金东北、高句丽研究、渤海研究等；东北史的专题研究，如秦汉东北交通、明代辽东都司、关东文化、东北抗联、东北历代名人、明清东北治边政策比较研究、东北历代流人等等，专题研究之多，不胜枚举。
值得重视的是，三省从省政府到市县，各设立“方志办”，由各级政府出面出资，组织当地文化人编写省志、市志、县志。这在前30年是不可想象的事。如黑龙江社科院编纂《黑龙江省百科全书》。以省政府的名义，编纂本省的百科百书，如吉林省，以省长领衔主编。这种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30年中，举凡学者们能看到、想到的问题，都可以按其个人的意愿去进行研究。其结果，东北史的各领域、方方面面，无不被“开垦”。尘封有年的档案、文献等纷纷重见天日，不断展现出东北史极为丰富的内容。可以看出，东北史恰似一块巨大的荒地，如今，已全面被开垦，全面播种，与前30年相比，如同天壤之别。
第四，30年改革开放，东北史研究成果繁富，足以成为历史之最。
东北通史之作，当位居各类论著包括史料整理之首位。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仅有两部东北通史：一是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一是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可惜，两书仅写了一小半或一半即停，都只是半部东北史。自那时，到80年代，其间相隔40－50年，尚无东北通史之作，属空白期。但从改革开放开始，东北通史却如魔术般一部一部地涌现出来。它们是：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5]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6]、薛虹等的《中国东北通史》[7]、程妮娜的《东北史》[8]、李治亭的《东北通史》[9]、宁孟辰的《东北地方史》[10]，最大的一部多卷本《中国东北史》[11]，计6册，400余万字，是前后几部通史的总和。仅仅在20年中，连续出版了7部长短不一的东北通史专著。约自19世纪60年代后，因沙俄侵吞我东北大片疆土，激起学者研究东北史的热潮，迄至20世纪80年代，计120余年，仅有傅、金两先生的各自半部东北通史。而改革开放20年中，却出了7部。可见，20年改革中的成果，远远胜过前120年成果的4倍还多。
东北断代史之作，前百余年长期空白，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被彻底改变。如，杨余练等撰《清代东北史》、李健才著《明代东北》、常城著《现代东北史》、解学诗等撰《伪满洲国史》、魏国忠著《渤海国史》、李殿福、孙玉良著《高句丽简史》等著作，皆属首次问世的研究成果。还有专题研究的成果，如《东北旗地研究》（刁书仁）、《东北地区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孔经纬）、《东北流人史》（李兴盛）、《东北历史地理》（孙进已等）、《东北民族史研究》（蒋秀松）、《东北历代疆域》（张博泉）、《关东文化》（李治亭）、《东北大事记》（李鸿文等）、《东北土地关系研究》（乌廷玉）。这方面的成果甚多，以上所举，仅是很少的部分代表作。
编写一省的通史之作，如，吉林省学者撰《吉林通史》、《当代中国的吉林》，黑龙江学者撰《黑龙江简志》（张泰相）、《黑龙江古代简史》（吴文衔）、辽宁学者撰《辽宁通史》（朱城如等）等等。还有很多这一类著作，兹不一一列举。以上所说东北史专题研究的成果，当以百计、数以千计。
关于论文类，其成果尤其之多，不禁令人惊叹。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自1978年创刊以来发表的东北历史与文化的论文为例，迄至2006年，共28年中，已发表了414篇、400余万字的论文。辽宁社科院办的《社会科学辑刊》与黑龙江社科院的《学习与探索》，是继《社会科学战线》之后，相继创办的重要刊物。两刊发表的东北史的论文，未见统计。但是，以同样近30年所发的论文所计，与《社会科学战线》相当。
东北三省高校学报，也是发表东北史研究成果的园地。如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吉林师大、北华大学、延边大学、长春大学、辽宁师大、锦州师院、齐齐哈尔大学、哈师大等高校，总计20多年发表的东北史论文与《社会科学战线》也不差上下。还有一些研究机构、事业单位也拥有自己的正式刊物。如辽宁民研所办《满族研究》、沈阳故宫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吉林民族研究所的《北方民族》等，都承载着发表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成果的责任与使命。将这些刊物所发表的东北史成果集中起来，真是成千累万。以此而计，又是前120年中成果的多少倍！
东北史研究中，最有价值、也最费力的成果之一，就是东北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与出版。北华大学（原吉林师院）古籍所以李澍田为首，组织本所人员，于80年代中期即开始整理并出版东北历史文献，取名曰：《长白丛书》，迄今，出版近200种。这些资料有东北各市县方志、档案、文献史料汇编、地方名人文集、笔记、译文等，举凡晚清，至民国初，包括清代记述东北历史、文化及民族的史事，不拘形式，不拘是否名人之作，皆收入该丛书中。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东北史的开拓者、著名学者金毓黻主编《辽海从书》，收入历代有关东北的文献80余种。过了50余年，《长白丛书》继其后，做了同样的事，凡前者已收入的书，后者一般不收，因而避免了重复，两书互补，显示出东北历史文献之丰富。无论从丛书的规模、收录的种类以及文字量，《长白丛书》确已超过了《辽海丛书》，这就是继承前人事业而加以发扬光大。在空疏了50余年后才接续前人之业，这也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文献的搜罗整理并非《长白丛书》一家，东北史学者也都做此项工作。如，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组织全所人员摘抄《明实录》与《清实录》中的东北史料。历5年完成，并顺利出版。辽宁档案馆组织出版馆藏的《明代辽东残档》，编译汉满文的《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分上下册出版。
像这样全面展开文献的搜罗、整理与出版，实属前所未有之举；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亦称历史之最。
改革开放30年给东北史研究带来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变化的结果。学术界从极“左”的政治思潮与极“左”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摒弃一切旧观念、旧框框、旧思维，一句话，“颠覆”了旧的世界观与学术观，学术禁区、观念禁区随之而被突破，从事学术研究，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实践活动。于是，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呼唤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激情，变为巨大的科学生产力，东北史的各个领域、各个专题迅速为学者所占领、所攻克。30年的改革与实践，终于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来者源源，东北史也构建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
东北史研究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我国30年改革的一个缩影，也是建国60年伟大历程的一个见证。
三、思考：几个认识问题
30年改革开放，东北史学术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科研成果琳琅满目，蔚然壮观。这并非说，我们一切都做得很完善，无可挑剔。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毋庸讳言，在东北史研究中，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与观念还不尽正确，或模糊，或有差错，质言之，就是认识陷入误区。说到底，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是在理论上有缺欠。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仍需呼唤理论给予正确地阐释。
概括起来，缺乏四种“意识”——
一曰东北的“本体意识”。何为“本体意识”？就是立足东北，对东北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具体说，东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中处于何种地位？它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何种价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它发挥了何种作用？起过什么影响？如此等等。作为一个东北史的学者，不论研究其中哪一个问题，首先就应具有东北的“本体意识”，才会指导自己正确地阐述东北史。如，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红山文化”，考古学界的一致结论：它是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正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无疑，东北地区主要是辽西走在中国远古时代的前列。问题就出在一些学者缺乏此种意识，严重忽视甚至完全不顾东北地区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几部东北通史都把红山文化看做是一般性的考古发现，不识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当然也就不给它以应有的评价，更谈不上给以历史地位，头脑中全是“中原文化”与“汉文化”的意识，断言东北历史与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来自中原。部分东北通史与论文都强烈地表现出这种意识。这个问题，将与下面论及的问题有关联，详见下文。
二曰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的意识。对某个地区的战略地位的判定，首先是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优劣之认定；二是人文格局与民族构成的特殊情况；三是社会矛盾或民族矛盾的焦点；将对全局产生何种严重影响，是否决定全局的命运，等等。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既特殊又占据优越，如，其西南连接中原，辽南隔海与中原腹地山东相对；北与西，连游牧民族，出入中原十分便捷。东北区域内，资源丰富，亦耕亦牧亦渔，故能包容并适合多个民族繁衍生息。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接受汉文化的机会甚多，当他们一经在东北接受了汉文化便迅速强大起来。故从东北地区走出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强大民族，逐鹿中原，并建立其统治。即使没有进中原的民族，如高句丽、靺鞨、扶余等民族，也在东北建立强大的地方政权，给中原王朝带来巨大的影响，如隋炀帝三次攻辽东，结果以失败告终，很快就亡国了。显见地方政权对中原的王朝影响是相当大的。大约从隋时起，中国的战略地区已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直到清末，到现当代，东北一直占有战略地位。
已出版的东北通史，或论文，除少数外，多数都不写、不分析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或者说，头脑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只把东北看做是一个普通地区，就看不到东北作为一个战略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因而就不能正确阐明东北历史的本质和真相。
三曰地理意识。所说地理，是指自然条件而言的，如江河湖海、平原、丘陵、森林、草原，还有气候寒暖等等。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地理条件严重制约或影响社会的发展。即使在当今高科技的时代，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同样存在。还要明白：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对人文品格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很少意识到地理环境对历史演变的影响。在其通史或其他研究成果中，竟完全忽视地理，只写地名，不写地理，如同只写时间而不写时代，不能不是个明显的失误。特别是撰写东北农业史、经济史，怎么可以不写东北的地理环境？地理“决定论”，固然不对，但无视地理环境也是不对的。“失去”地理环境，也就使历史与文化失去其所依托的承载之地，就无从对具体问题做出深刻分析，只能停留在表层而深入不下去。古人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如《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12]。
如《邹县志》称：“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
如《陵县志·序》称：“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经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诈，民醇谷茂，悃幅无华”。
唐代大文学家刘禹锡也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13][p.2－3]
古人早就发现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与人的品格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古人在相关的著述中给予深入分析，做了正确的阐述。今人却不解古人意，读到这些精辟的论述并未入心，在其论述东北史的问题中，忽略地理环境而不计，实在是个失误，以致阐述问题没有深度。
四曰“东北落后”的意识，或称为“东北落后论”。在一些学者的意识中，东北地区自有史以来一直是落后的。“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起，东北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黄河流域发达地区。”又称：“东北在历史上长期比较落后”，云云[11][前言]。如果说，东北地区在某些方面或某个时期落后，无可厚非，但说东北地区什么都落后、一直落后，从无先进可言，就大错特错了，完全背离了东北史的基本史实。抱有“东北落后论”的思想，东北史就会被扭曲得面目皆非。
在东北史研究中，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几个关系，也使我们的认识陷入误区。
第一，东北的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关系。所谓“整体性”，是把辽、吉、黑三省看成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习俗、人文心理的统一体，即统一在“东北”这个整体之内。这并非人为规定，而是地理自然生成，人文长期糅合而形成。东北地理的特点是，山连山，水连水，地相接，俨然如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如，辽宁省境的辽东丘陵接长白山，而长白山又接兴安岭；水则辽河接松花江，而松花江接黑龙江；地则北自嫩江平原，中经松江平原，直至南接辽河平原，这一南北贯通的广大平原，今称东北大平原。黑、吉、辽三省土地完全衔接。三省之西部，自北至南，面对内蒙草原而成开放状。气候条件，除辽南冬季稍温和，自沈阳以北，气温大体差别不大，同属一个气候带。如果没有行政区划，东北地区实为一体无别。
民族、人口分布，虽时有变化，但文化、习俗、饮食等，却一直内向聚拢，最终形成文化之一体，亦不可分割。自古以来，今辽宁地区为华夏——汉族聚居之地。而今吉林、黑龙江则是少数民族的世袭家园，历来汉人很少。自明以后，主要是在清代200多年统治，人口构成才稳定下来。具体说，自顺、康之际开始，关内主要是山东等地的中原汉人纷纷出关谋生，即俗称：“闯关东”。这是一场持久的“移民运动”。自南而北，先辽宁，而吉林，而黑龙江，到清中叶，东北地区广布汉人，原有的少数民族在清兴起之后，纷纷加入满洲八旗，至清入关时，多“从龙”入居关内。少数民族人数大减，最终为汉人所替代。因此，清代东北地区的主要人口为汉移民所构成，其文化为“移民文化”，实则就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汇合后，即成为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汇聚的文化。这就造成东北三省文化与习俗的“一体化”，或同一性。
所说“个体性”，是指行政区划的三个省份，即单独并列的行政区别的实体。
问题就出在强调“个体性”，完全忽视甚至不顾东北的整体性，其结果，就将割裂东北史的整体性。最突出的一个事例，莫过于对东北地区文化命名各执一端。三省各执本省的“个体”性，为本省文化命名，甚至用以命名整个东北地区，造成东北地区文化名称的混乱。如辽宁省的学者命名为“辽海文化”，吉林省部分学者坚持命名为“长白文化”，组织学术会议，请地方官员参加，不断造势，力图以“长白文化”取代其他文化名称，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名称。以长白山命名，引起韩国学者的关注，纷纷著文予以批驳。黑龙江省学者将本省文化则定名为“龙江文化”。在三省学者中，又有“东北文化”的说法。与这些文化名称都不同的还有“关东文化”的名称，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长久以来，各执主张，迄今，东北地区的文化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名称，必须以历史地理、文化地理与当代地理三者吻合为据，约定俗成，不是人为随意划分，随意命名的。以上三省的文化命名，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亦以偏概全，以“辽海”、“白山”、“龙江”皆不能成为覆盖东北全境的文化名称。事实是，三省的文化同一，习俗相同，岂可以分成三种文化？硬分割，硬给命名，是不能长久的。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吉林省“大跃进”，将二人转改造成“吉剧”，顾名思义，此即为吉林省所创的剧种，毕竟缺乏历史文化的底蕴，经“文革”冲垮再也不能复生了。80年代改革中，吉林省又创造了一个菜系，称“吉菜”。何为“吉菜”？是为吉林省所独有的“新创”菜系。辽宁也有“辽菜”的说法。这哪里是吉林、辽宁独有？其基本菜名及菜的主配料，均为东北三省所共有，何以称“吉菜”、“辽菜”？在北京有东北人开的菜馆，不打省的名号，就称“东北家常菜”。关内人也称“东北菜”，并不冠以某省名。“吉菜”在长春，“辽菜”在沈阳及全省，到现在也没有流行起来。
事实证明，凡脱离历史，脱离文化传统，脱离现实群众的需要，无论什么新称号、文化艺术的创造，乃至学术等等，统统是没有生命力的。
事实还证明，三省学者对东北地区文化的各自命名，同样缺乏生命力。一方面，三省对其命名互不承认，从学术界到文艺界，也没有给予承认。另一方面，三省的各自命名不符合历史实况，违背群众的愿望，难以行远。在当今所编的大型中华文化大辞典中，载有蜀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唯独东北地区的文化仍属空白。
其实，这个问题本不是什么问题。早在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修建山海关，其后，把关外以东之地即明直接管辖的辽东地区（今属辽宁境），概称“关东”，而开原以北，为女真人所居之地，明人称之为“海西”，黑龙江为“野人女真”的居地，把居住在抚顺以东的女真人称为“建州”。至清统一东北，不再分内外或“华夷”，分设三将军衙门分辖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之地。于是，清朝官方便把三将军辖地即整个东北地区，统称“关东”。而“关东”遂成为清官方通用的名称。如《清高宗实录》所载：“关东长白山”云云，很明确地将吉林境内的长白山冠于“关东”名下。
可见，“关东”之名，来历有据，极富历史内涵，已经约定俗成，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受到普遍认同。可惜，东北学术界不予研究，视而不顾，不能正确处理东北“整体”与三省“个体”的关系，因而陷入认识上的误区。
第二，区域史与一代王朝史的关系。每一代王朝史，或直称断代史，无不涵盖各个区域史，反过来说，区域史是一代王朝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没有疑义的。如，研究清代东北史，应了解清史的相关部分，才能更准确地研究东北史的相关问题。又如，清代东北的管理体制，为三将军统辖下的州县与都统分治管理制。研究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了解清朝统治集团如此设治的政治思考；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清朝在西北、北部，乃至西南等地设治与东北之异同，这样，才能看清东北设治的特点，真实地反映其历史面貌。
类似的事例，俯拾皆是，兹不赘引。
按照学术研究的要求，凡研究地方史，理应通晓中国通史；如专门研究断代地方史，必须具备该王朝全史的知识。同样，研究一朝一代之断代史，必了解各相关地区特别是主要地区的历史。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多部东北通史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将地方史与通史相脱节，只顾及东北史自身的叙述，却忽视甚至完全不顾及通史部分与之同期的历史内容。试举一例：当叙述东北远古人类的活动，以“红山文化”为事例时，应该与同时期中原或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相联系、比对，以此来确定“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在同期的中国文明发展中居于何种地位。但有些东北通史对此不予评述，略而不计；有的述及“红山文化”时，认为红山文化的遗址，“放射出辽西大地上第一道文明曙光”。考古学界在比较了同期的各地考古发现后，认定为“中华文明的第一道曙光”。一个定位为“辽西大地”，一个定位为“中华”，差别如此之大，原因就是只看东北一隅，而没从中华文明整体去考察，显然，对“红山文化”定位有误。
再如，关于东北地区文化问题的阐述，尤其明显地反映出只顾及东北而忽略同时期中原文化的状况。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中予以详解。
与上述情况相反，研究某王朝断代史，只注重统治集团即上层的决策、政策及做法，对“下边”即地区基层的事知之甚少，甚至没有进行过具体研究，如涉及到地方的事，只是泛泛地写一段文字就行了。这两种倾向，前者是“顾下”（指地方史）不“顾上”（指断代史），后者是“顾上而不顾下”。这两者关系处理不当，皆成学术研究之大忌。
第三，文化的双向交流与单向“交流”的关系。
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以双向的方式进行。无论是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地区对地区，乃至个人对个人，其文化的交流，皆是双向走向。即使一个所谓“野蛮民族”打败了“文明民族”，他们之间的文化碰撞、抵触，皆不可避免。其碰撞的过程，实际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相互影响的过程。
人类的文化演进，完全证明：所谓文化“单向交流”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是“单向”，就谈不上“交流”。因为“交流”是指一方与另一方的往来，相互的吸收，倘若是“单向”，怎么可能进行“交流”？既然不存在所谓“单向交流”，为什么又与“双向交流”构成一对关系？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迄今，在东北学术界仍存在一种观点：从远古到历朝历代，东北地区的文化都是中原文化或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在诸多东北通史及其他专题论著中一再重复此种观点，只要一论及东北地区文化，不论哪个时期，也不论哪个民族的文化，言必称“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直言为“来自”中原。
比如，东北旧（新）石器文化，断言是从华北传入的，而东北的古人类也是从华北迁入的。有的论著说得更为直切：“黑龙江地区的远古人类……是由华东平原迁来的。”其迁移路线是：在旧石器时代，“由华北平原翻过燕山山脉，经过辽河平原，而进入黑龙江地区……”[14]
这一观点，最早源于金毓黻先生的说法，他在《东北通史》中，明确地说明：东北“最古老”的肃慎族，“当起于山东半岛”，自登州渡海而北徙，“由汉族所蜕化”而来，并由汉族将文化传入东北。
以上两种说法，一个观点，即远古的东北为蛮荒之地，无人类，无文化，幸有古人类自华北平原穿越辽河平原而远至黑龙江；东北最古老的民族肃慎竟然是从山东半岛迁来的汉族而“蜕化”成异民族“肃慎”，这难道是可能的吗？怎么可以设想：生息在温暖的华北平原，竟然北迁到最为寒冷的黑龙江畔？文化先进的汉族（应称华夏）为什么偏偏离开农耕的山东半岛而迁到苦寒的黑龙江下游、长白山以北，变为靠渔猎为生的民族？一言以蔽之，此种说法，毫无史实与考古依据，不过是望文生义，凭空想象。
其后，东北的扶余文化、高句丽文化、渤海靺鞨文化、女真文化、契丹文化、鲜卑文化、蒙古文化，直至满族文化等等，统统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先秦至秦时，“先进的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郡县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东北塞外民族的社会发展……”。如，“高句丽不断吸收、借鉴中原先进的文化”，才“创造出本民族灿烂的文化”。东北地区“受中原文化的熏陶”，才有了渤海的繁盛文化。至于辽、金文化，特别是文字，都与汉族儒学之推广密切相关；至元明清，汉族文化对东北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因为“发达的汉族封建经济、文化”，无不“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使之发生变化。② 正如有的东北通史一言而决断：“东北的经济文化始终接受内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与哺育”；又断言：“所谓东北史的地方特点，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始终接受着中国整个历史进程的左右与影响……”[1][前言]东北的经济文化竟是“内地经济文化”“哺育”的产物，甚至所谓“东北史的地方特点”也是“中国历史进程左右与影响”的结果。这实际就否定了东北文化的存在，也否定了东北各民族的文化创造。
这一观点，在不同的东北史论著中反复重复着，其结论性的语言如出一辙。
从如此反复的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从远古到历朝历代，中原文化、汉族文化不断向东北“传播”、不断“影响”，才产生了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却看不到东北少数民族的文化，或称为东北地区的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传播”，更谈不到对东北文化的价值评断。前已指出，历来的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不存在“单向”的问题。将东北文化统统说成是受汉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避而不谈甚至否认东北民族文化对中原对汉人的影响，实际就是主张文化的“单向”流向，这在理论上陷入不可解的困境。
只谈只论汉文化、中原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避而不谈东北各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一种认识上的严重误差。其一，东北各民族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创造？要分清哪些是原创，哪些是受影响而创造或称复制？其二，东北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哪些？可惜，在诸多东北通史中，没有一部专列此题目，加以论证。简言之，鲜卑建北魏、契丹建辽朝、女真建金朝，都占有黄河流域，得中国之半壁江山，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带进中原，能说对中原没有影响？特别是元朝统治全国近百年，能无蒙古文化之影响？而满族建立的清朝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实行薙发易服，实行满族的官制，用满语名称，用满族的礼仪，又用其本民族的宗教信仰，还有饮食等等，可以说，清朝用满族文化“改造”了汉族，也“改造”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改造”中国而成功的，惟满族为大。在统治中国268年中，满族贵族主导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汉族文化也“改造”了满族。上面提到的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在“改造”汉族之时，自身也得到了“改造”。历史证明，文化之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参与交流的民族或地区共同受益。
因此，摆正东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包括汉文化的关系，摆正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重要。古人长期存在“以华变夷”与“以夷变华”之争。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古人夷夏（华）文化之争的旧观念，视“以华变夷”为合理；反之，要华夏人即汉人接受“夷人”的文化影响就是不正常、不合理。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不改变此种落后的传统观念，东北史研究就难以深入。
第四，东北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关系问题。
这两个“关系”，实际就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给东北少数民族定位。
东北史研究中存在这方面问题，主要是定位不准。东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今辽宁省境即古之辽东是汉族世代生息之地，而今吉林、黑龙江及内蒙东部与辽、吉、黑接壤之处，为少数民族即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在这一广大地区，汉族才成了真正的少数民族。显然，无论占有土地之广、民族之多、人数之众，已远远胜过汉人所居的辽东一隅之地。尤其是东北少数民族中强族不断涌现，或在东北称雄，或驰向中原逐鹿。这就是说，各少数民族的作为及对历史的推动，是辽东地区的汉人无法比拟的。长久主宰东北历史的民族，惟诸少数民族之作为。因此，给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定位，不应定为汉民族的附庸，似乎各少数民族都是在汉文化的控制与影响下才有所作为。在阐述东北三省历史进程时，应突出各民族的历史主导地位，不能时时以汉族为主，在哪个时期哪个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就应该给予该民族以主导地位。
另一个问题，应公平地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换言之，以平等的原则评价他们的实践活动。突出反映少数民族之间特别是与汉族之间进行的战争，往往斥责并否定少数民族进行的战争，作了不准确不公正的表述。概括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大致有几种情况，一是本民族内部兼并或称为统一的战争，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前身女真各部之战，其结果，达到了本民族的重新统一，进而建国家政权，如辽、如金、如元、如后金（清）等，都是如此。二是，东北分裂时期，各民族政权的武装攻伐，相互兼并，如魏晋时期。三是一个民族反抗统治民族而进行的战争，如辽武力反抗渤海国而兴，女真阿骨打为反抗辽的统治而战，蒙古成吉思汗起兵反金而建国。四是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战争，这又分为不同情况：一种是汉族建的中央政权派军队进入东北，对叛逆之族予以征讨，如隋、唐屡次遣大军进入辽东地区，与高句丽展开激战，历数十年，终将高句丽灭亡；一种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进入中原地区，与汉族政权进行争战。如，辽（契丹）进中原，与北宋战斗不已；如金（女真）进中原，将北宋灭亡；如元（蒙）长驱直入，先灭金，再灭南宋；如清（满族）屡次进关伐明，最后入关，战败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势力，一统天下。
战争还有其他一些情况，兹不一一细分。从以上所列的几种情况看，无论什么战争都有是有非，此其一；其二，这些战争都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事务，与国外的异民族战争，其性质另当别论，不可与国内战争同日而语，故不能等量齐观。我们对此评价，往往倾向于汉族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战争，给予肯定的评价。而评判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战争则不同，往往以“掠夺”、“破坏”的非正义性予以否定。把汉族王朝进行的战争视为国家“统一”的战争，是进步的；而论及少数民族进行的战争，最常用的词，就是“征服”，或是“民族征服战争”，即使是少数民族内部各部落的战争、或反抗另个民族统治的战争，也都用“征服”而定论。“统一”与“征服”内涵不同，性质也有区别。还有，农民起义，反抗中央王朝的统治，天经地义，是革命行动，如李自成、张献忠等反明起义。与此同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率部起兵反明，就论为是“犯上作乱”、“叛逆”，予以否定。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少数民族，都受明的统治，他们因之都享有反抗权，因而是合理的。张、李、南明三大政治军事势力，都力图统一全国，我们都给予肯定。但是，清军入关，不被看做是“统一战争”，非把它说成是“民族征服”战争不可。迄今，这一说法比较普遍，而“征服”用的也较滥。其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满族进关夺权，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结束分裂，而成一统。这与农民战争的做法有何不同呢？他们交战的过程，就是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为何非要贬斥满族对中国的统一为“民族征服”？按此逻辑推论，如辽、金、北魏、元等对中国的统一都要否定；还有魏晋之际“五胡”进中原，各建政权都应予否定。要而言之，凡历史上一切少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都应予以否定吗？结果，只剩下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战争皆天然合理。如此，中国历史就所剩无几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观点，说到底，还是对少数民族不能平等对待，不能给他们与汉族同等的地位。照此编写东北通史就无真实可说了。
四、结束语
东北地区5000年文明史，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它与我国其他边疆地区不同之一，就是东北各民族参与中原地区及中央王朝事务的机会特多，一句话，参与中国历史进程，左右其变化，主导其发展方向。更有东北的五个民族即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进入中原建政权，成为主导中国的统治力量。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任何边疆地区未曾有过的，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深入研究东北史，是了解或解读中国通史的一把钥匙。
30年改革开放，东北史学术研究空前发展，空前繁荣，研究成果之多，是此前百余年总和的不下数十倍。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一方面，东北史内容丰富又相当复杂，研究明白，亦非易事；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还是学术界及学者自身的观念意识、认识能力、理论水平及研究方法等存有显著误差。例如，观念尚未完全摆脱旧的影响与束缚；理论上不去，如上文提出的几个关系还摆不正，还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罗列，至多做了某些“复原”的描述而已，还是难见历史的本质。以近10部东北通史为例，篇幅长的，达400余万言，短的也有20余万言。不论文字长短，关键是要写出东北历史的真貌，科学地阐述东北各民族的历史进程，真正写出一部高水平的东北通史，差距尚远。也只有期待将来，再写出一部新东北通史，超过前几部。比如，东北的远古史部分，包括古人类、新旧石器时代的历史，部分东北通史做了不正确的阐述；又有些通史对此认识模糊，缺乏研究，难以写清这段历史。以现今的研究水平，完全可以写出新意来，超过已出的通史，当在意料之中。
这是就东北史研究整体而言。展望未来，东北史研究大有可为。除了上面提到，学者的主观意识要继续坚持变革，加强理论的素养，就具体问题来说，既要深化研究，又要不断开拓新领域。比如，对东北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东北地区的历史与其他边疆地区史之比较，以证东北史的特殊性；东北各民族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居于何种地位？起过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东北地区的一些民族强大起来，不断南下，能在中原立足，有的还能长久统治中国？而西北包括北部也曾崛起一些强大的民族如匈奴、突厥、党项等，却无法立足于中原，更谈不上在中原建统一王朝。比较研究，探索原因何在？这些问题，理论性很强，但也是个很具体的实际问题。迄今，不曾有人解释过。
东北文化的名称，文化的内涵及特色，尤其是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汉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影响，还是如过去一直强调的只有汉文化、中原文化对东北的影响？东北各民族的文化有哪些创造？东北古代各民族间文化内部的传承关系如何？东北古代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这些问题，需要加深研究，深化认识。当然，问题远不止这些。
东北史研究尚有空白领域，迄今还无人问津。如，东北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问题，以清代东北为最。环境问题为当今世界所共同关注。探讨清代以来东北生态环境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东北地区的城镇研究，几无人涉足。东北地区历代人口统计，包括少数民族的人口研究，已有个别学者接触，但基本属空白。历代历朝对东北各民族的管理体制与办法，也少有研究。问题很多，不过试举例略作提示而已。
近30年的开拓进取，已为东北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相信，在下一个30年中，东北史必将取得比前一个30年更为巨大的进展。让我们继续努力，把东北史研究推向一个更辉煌的新阶段！
注释：
① 有关“关东”的记述，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40、《清高宗实录》卷227等。
② 参见程妮娜《东北史》、佟冬《中国东北史》等书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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