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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图强的坚毅精神
20世纪百年沧桑，多次出现出国浪潮。中国早期出国最多的是下南洋，当苦力。反映老一代华人闯南洋的文学作品已出现不少，如泰国的《风雨耀华力》，印尼的《七洲洋外》，马来西亚的“三部曲”，为我们展示了先辈华人在南洋的艰苦奋斗过程。椰风蕉雨，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历尽千辛万苦，却仍坚韧不拔，奋发图强。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我们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振奋和鼓舞。
那末，世界日益已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种奋发图强的坚毅精神，在海外华人中还能继续发扬吗？在海外华文文学中还会得到表现吗？
读着新一代的一些海外华文作品，使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宝贵精神。
比起以往来，开放改革以后涌现的出国潮，一是人多，二是面宽，三是地广。久经闭关锁国，一旦开放，八面来风，成千上万，奔向世界各地。从东瀛到西欧，从美加到俄罗斯，从南美到澳洲，一下子都来了不少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的，虽然也有过去那种文化较低的苦力劳工，但更多的是要出去求学深造的大学生，甚至不乏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技能的能人、名人，他们在国内有稳定的收入、一定地位，并非如先辈那样不能生存下去，只是不满足于现状，想见识一下世界，寻求新的发展，及早享受西方现代文明，追求更大自由，活得更好。
然而，很多华人一到异国他乡，就会发现愿望和现实不能相符。诚然，有极少数华人能很快有钱，得以及早享受西方现代文明成果。但对大多数华人来说，如何在这块新土上生存下去，仍是当务之急，发展事业尚无从说起，更遑论享受！如果在国内，一家有难，有亲朋好友齐来相助。可在这新土上，举目无亲，一旦有难，愤慨也好，悲痛也好，都无济于事。如要生存，只有调整心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从头做起。许多海外华文小说、散文，都鲜明有力地表现了这种可贵精神。
澳大利亚，这块开发较晚的绿洲，地广人稀，限制较少，应是华人较易生存立足之地。90年代，从大陆、台港涌入的华人就有数万。但要在这块新地上立住脚，却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奋发的精神。在澳洲定居下来的文艺评论家张奥列在《悉尼写真》这本纪实文学集（1 ）里说得好：“我不仅看到许多华人带着自己的文化品格顽强地融入澳洲主流社会，也看到许多旅澳求学的中国青年正在异域他邦艰难地行进。……他们实在活得太累太无奈了，然而那无畏无惧、锲而不舍的精神却又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为了生存，首都医院的外科医生在做烤鸡，名牌大学的讲师在马路扫街，画家乐师在洗碗跑街，……但大家都在顽强拼搏，表现出那中华民族特有的“韧性”，真是令人敬佩。求学澳洲的刘观德，在1991年发表了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写华人在澳洲的遭遇，几经挫折，历尽磨难，但坚韧不拔，举债又去欧洲，爬起来再前进，继续奋斗。
都知道欧洲文明富饶，环境优美，令人向往，却不晓得那里社会结构定型，防范严密，外人很难插足。华人在此，需要更坚韧的毅力，更努力地拼搏，方能挣得立足之地。近几年，我高兴地看到《四海——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发表了不少欧美华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使我们不仅能进一步了解华人在欧美闯荡的艰难历程，而且能更深一层地感受到这种奋发图强的坚毅精神。意大利阿航的小说《走向欧洲》，在曲折复杂的故事中，表现了华人青年的拼搏精神。90年代初，大陆知识青年陶泽和恋人苏浣桑，不甘于过宁静而清贫的生活，决心到欧洲发展。双双先飞匈牙利，在布达佩斯买日本假护照，闯过奥地利，到了意大利，投奔苏姑妈，在中国餐馆当厨工、侍女。在意大利历经艰难，屡屡受辱，陶泽志高气盛，不堪承受，愤而反抗，险出人命，陷身牢狱。等到获得自由，报了受辱之仇，却理智地和苏浣桑分手，独闯法国，去巴黎另觅生路。然而，在巴黎真能找到立足之地么？尽管是吃苦耐劳、忍气吞声，但入不了籍，也只能东躲西藏、朝不保夕。听说西班牙即将大赦，允许偷渡入境者获籍，于是陶泽和一位不愿再在巴黎卖笑偷生的舞女徐蔚双双离开巴黎，奔向西班牙，作新的拼搏。在闯荡欧洲的过程中，波澜起伏，险象环生，历尽千辛万苦。主人公慨叹：“走入欧洲本身就是个过程而已，它并不存在什么目的。”就是入了籍，华人也永远需要拼搏，奋发才能自强，别人救不了你。来自浙江而入了比利时籍的章平，写过《寻影游魂》、《黑市居民》、《顾辉死了》等作品，前不久又发表了《狗肉的道歉》，道出了华人的苦衷：即使入了籍，开了饭馆，也随时会有灭顶之灾，因此要不断拼搏，终生奋斗。
也许美国的环境较为宽松，发展的机遇要多，所以，去美国的华人更多。但真要能在美国立住脚，寻求发展，仍然需要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90年代以来，反映华人在美奋斗拼搏的作品已越来越多，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陈燕妮的《遭遇美国》、严聪的《服气吧，老美》等，渐已为大家熟知，就不细说。
怀乡念国的中华情结
世界苍茫，何处家园？海外华人，浪迹天涯，身在异域，心系中华，时常唤起怀乡思国之情，引发出心中的中华情结。这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着鲜明突出的反映。
在那些反映老一代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中，浓重的中华情结表现为：朝思暮想，魂牵梦萦，梦想回归故土，叶落归根。不少作品中出现了梦思归根的一代：身在异域，却心里想着回归故国，就是死了，也要葬在故乡。那个时代，“金窝银窝，不如家窝”的传统观念浓重，万不得已，才去海外闯荡。生活所迫也好，环境驱使也好，大多迫于无奈，只好“被迫放逐”，但仍想把根留在故土，年老体衰，再落叶归根，回归故里。但这种梦想大多不能实现，却在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只有感觉敏锐的极少数作家，如成长于大陆、台湾而又较早旅美的白先勇，敏感地觉察到，这些人的期盼回归故里，已经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只能成为一曲悲歌。白先勇自己虽去了美国，却深深怀念着中华文化，正如他在《蓦然回首》中所说：“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今天，我们再读他的《纽约客》、《台北人》，仍然能浓烈地感受到作品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怀乡思国、心系中华的浓烈深情。
难返故里，到处漂零，自我放逐，却未扎新根，于是就出现了“无根的一代”。生于上海，长于浙东、台湾而又很早旅美的作家於黎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为我们塑造了这种“无根的一代”的典型。台湾青年牟天磊远涉重洋，赴美十载，历尽磨难，总算得了一个新闻博士学位，也谋得了职位。然而，他在美国得不到一些欢乐，郁郁寡欢。回到台湾，想住下来，却发觉这里也没有他的家，父母、恋人都催促他再去美国，使他感到无限迷惘和苦楚：何处是家园？这种心情，於黎华自己就有深切体验：“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地问：这次回来能呆多久？回到美国，美国人随意地问：你不会在此长居吧？”无根的人，如水上浮萍，到处飘零，但心中仍有一根无形的线，系着中华。
在新一代中，终于有不少人在海外新土上落地生根，扎根新土。从梦想归根到无根的一代，再发展为理性的一代，落地生根，四海为家，但心中却仍然系着中华。理智面对现实，感情倾注中华。那中华情结是永远不会化解的。生长于台北的陈若曦，60年代去美国求学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受西方文化薰陶。但抱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爱国热诚，决心去大陆扎根，居然在那动荡的年代，和丈夫双双绕道欧洲，奔向大陆，经历了那年代特有的震荡。七年后又去香港，却拒绝以政治难民身份去美国而移居加拿大，80年代初才又定居美国。她虽历经沧桑，但永远是魂系中华，坚持不懈用华文写作，为华人而写，写海外华人。虽然在美国落地生根，但她仍然象候鸟一样，在太平洋上空来回飞翔，往来于欧美、台港、大陆之间，写出《归》、《突围》、《远见》、《纸婚》、《二胡》等作品，寄寓自己的爱国之心。经过冷静的思考、理智的探索，她理智地提醒那些在海外已有立足之地的华人，要改变“旅居”的心态，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在新土上有新的发展，甚至应该参政、议政，为更多的海外华人争取合法权益，也是为中华民族作出新的贡献。她在1987年所写《迎接太平洋世纪》中直率地说道：“我真希望借我的小说，能够唤醒海外华人的注意，正视自己的生活，团结起来，在海外形成一股强大的影响力，甚而从政，就象犹太人一样，建立起他们的威信，则我们中国人方会有希望。”
海外华人，浪迹天涯，若觉祖国还是最好归宿，叶落归根，回归故里，这固然很好。但若已在新土扎根，落地生根，却仍心系中华，这又有什么不好！定居美国的作家丛甦，在小说《自由人》中所写的女主人公，激情呼唤“自由人，回去吧！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不是我们的蓝空，不是我们的太阳”，当然会使我们感动。然而，在另一小说《中国人》中所说的一番话也颇能把我们引入沉思。小说的男主人公向一个已在海外立足的华人问：“不想家？”那人向左胸一指，回答说：“随身带着，想什么！家就在这里！”男主人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家和中国就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中国，这闪耀着过去荣耀和未来允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黄帝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中国就在你我的心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中国，有说中国话的地方就是中国，中国人是亿万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望和向往。”这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的，就是中华情结。在90年代出现的许多海外文学作品中，这种中华情结表现得更加丰富多采了。许多海外华人在新土上入了籍，扎了根，不久又飞向大陆或港台，作新的开拓和发展，来往于海外新土和中华故土之间，到处为家，促进中外的交流。这样的人物形象，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华文作品中。
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
人生，虽然会有很多波折，经受不少苦难，但人类还是在不断追求美好，希冀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人自身也越来越完美。我看一些优秀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时常感受到其中闪烁着的理想光辉：对人生完善的执着追求，对人、对社会的关怀，对大自然的关爱，希望世界更美好和谐。
读马来西亚作家戴小华、新加坡作家蓉子的一些作品，常引起我对人生意义的新的沉思：人生应该怎样才算美好？
戴小华早期写戏剧文学，《沙城》曾震动马来西亚剧坛。后又写过三集报告文学《风起云涌》、《点石成金》、《巨笔如椽》，还有中篇小说《悔不过今生》，关注社会现实，深为文坛注目。尔后，她又写了许多散文、随笔、游记，不断结集出版。《戴小华中国行》（1991）、《天涯行踪》（1993）、《深情看世界》（1993），都很吸引人。对她的作品，我更喜欢散文。她的散文，不仅情景交融，文笔优美，而且视野广阔，才思敏捷、气韵生动，充溢着悟性灵气，富于文化意蕴，透露着人生哲理，引发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她在威尔滑雪场，曾和一位银行家有番对话。她问：你的财富几代都用不完，为什么还要拼命地工作，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你究竟为了什么？不料，那位银行家向她反问：你写作，伤神累人，报酬又不高，为何还要坚持不断，你又为什么？话虽不多，却触及了人生意义的真谛。人在世上活着，做这做那，并不仅只是为了挣钱，终极还是为了世界更美好，也为了人自身的自我完美。戴小华的创作，正表现了她自己的人生追求。她的父母是河北人，自己在台湾长大。后跟着丈夫到马来西亚定居，生活在一个和睦温馨的华人家庭之中，夫君体贴，婆婆和善，中华民族文化浓郁，人与人相处十分融洽。她珍惜这个小家庭，但她却不满足于这个小天地。她和丈夫一道走向大世界，天南海北，漫游四方，足迹遍及大半个地球。然后，又去英国学戏剧，再赴美国攻硕士学位，寻求女性的独立和完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世界建立广阔、和谐的关系。因此，在戴小华的创作中，展示出一种聪慧乐观、豁达超越的现代人的胸襟。
新加坡作家蓉子的作品，也充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呼唤美满的人生。而最感动我的是《谁道风情老无份》中的一些散文。她不仅通过报刊上的秋芙、莫愁、蓉子三个专栏，向青年送去了温馨的友情，阐发人生意义，而且还亲手创办了阳光爱老院，让老年人享受最后一程美好人生。蓉子这时所写的散文，不仅写出了老人的凄凉、悲哀，儿辈的烦恼、痛苦，也写出了老人的欢乐和欣慰，抒发了人间宝贵的真情，使人感到，世界还是美好的。
瑞士作家赵淑侠、美国作家聂华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探求人生意义的真谛，追求人生的美好。
生于松花江畔的赵淑侠，长于大陆，后去台湾，然后在瑞士定居，笔耕不辍。从《韶华不为少年留》到《我们的歌》，再到《故土与家园》，爱国情思越来越浓，越来越渴望早日实现国家的完整统一。1988年她第三次回大陆，泛舟于黑龙江，“意惬神怡之余竟有些象在国耻的伤痕上挖疮疤，心灵深处有憾然疼痛之感。正因此，我反对分裂，台湾也好，西藏也好，都不应该独立”（《当我泛舟黑龙江》）。祖国的完整，民族的和合，华人的融洽，这世界才能完美。于是，她精心创作了《塞纳河畔》。在她的笔下，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从大陆出来的，从台湾出来的，各有自己的人生追求，最后，都汇聚在巴黎，相逢在塞纳河畔，期盼祖国的统一，共祝中华的繁荣。
在大半个世纪中，聂华苓在大陆生活了二十多年，去台湾十多载，然后定居美国，亦已二十多年。她的丰富人生和深切体验，使她的创作富有人生哲理，寓着她的人生理想。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纯真质朴的少女苓子，不由自主的从淳朴的大自然中走出来，从此就失去了大自然。作品充满了对山乡大自然的眷恋。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纯真少女桑青，走出大自然后，进了城市，去了台北，最后又到了美国，人性裂变，畸形发展为纵欲少妇桃红。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热情歌颂人向自然和人性的复归。这是向人生美好理想的迈进，是人类在最高阶段的回归：人和人，人和自然都能和谐相处。
人，在这世界上，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三要完善。我很高兴地看到，90年代出现的海外华文文学中，文学新一代在描写华人在海外怀乡念国，奋发图强的同时，亦逐渐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在探求人生理想的体现。旅美博士严聪笔下，不时出现怀抱理想的人物，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赢得学界的崇敬，闯入国际主流社会。作者在《服气吧，老美》中说：人们已强烈地感到了东方人的实力，他们确实是最优秀的民族，除了能吃苦耐劳，更有了聪明才智。在他笔下的美国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竟占全校研究生的三分之一，而获得优秀论文奖的，除文科有几个白人以外，全部归华人所有。海外华人正在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美好人生理想。
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日益扩大，逐步深入，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大陆的文学，仅长篇小说，正以只有年出百来部到现在年产四五百部的速度在前进，前所未有，今后的关键是如何提高质量。台港澳的华文文学仍在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经久不衰，成绩斐然。美国的华文文学日见兴盛，新人辈出，新作迭起。欧洲的华人作家已至少有三代，后继者不乏其人，前景看好。 澳洲的华文文学， 在90年代真可说是异军突起，前途无量。俄日的华文文学，初露头角，引人注目。我相信，随着中国人（大陆、台港澳）的日益走向世界，海外华人将越来越多，海外华文文学只会更加兴旺，决不会消亡。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在21世纪将更加辉煌。
注释：〔1〕张奥列著《悉尼写真》，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