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和尚会念经？——基于民国西式教育本土化的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民国论文,和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0-0209-06
迫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列强对于国家安全的压力，中国政府在20世纪初迅即推行教育改革政策，采纳了与西方模式较为接近的学校体制。然而，改革者的努力成效微乎其微。由于实施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社会发展的非稳态现象非常明显。教育改革者希望现代教育能在某种程度上将士人转变成为世俗精英。但是现代教育并没有赐福给现代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转变中，他们只能是无立锥之地。20世纪20至40年代，知识分子未完全就业的问题一直在加剧。现代教育的到来不仅削弱了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伴随知识分子精英与权势阶层的分离，知识分子渐渐疏离了中国的主流社会。
空间的疏离
作为一个整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传统的社会政治角色，其地理空间上的一致性也在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中削弱。在以往的科举中，尽管城市地区确实比乡村地区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君主政体通过控制学子向上流动的科举配额，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乡村和城市地区间科选的平衡。①不仅一些及第而未获官宦的士人，能够在家乡占据重要的位置和在地方区域及团体中发挥领导作用，那些远离家乡在朝廷做官的士人，在受任命的空隙或荣休之后，也会回乡为绅。不管是为官的士人还是未获官宦的士人都和地方社会保持着紧密的人际联系。然而，现代教育呈现出来的结果则是把那些受教育者特别是那些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毕业生，从中国的乡村地区和小城镇中分离出来。停废科举加强了县级市和城市区域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毕竟，越来越多的学生，一旦他们年轻时从乡村地区出来，进入现代学校学习，他们就不大可能像过去的士人那样再回到他们家乡去领导地方社会。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在他们长期求学期间，通常会断绝与其家乡社会的联系，并且逐渐习惯新的生活方式和一套系统的思想，他们与乡村地区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如费孝通所说，这些差异足以使他们疏离其宗族和家乡。即使一个毕业生回到了他的家乡或乡村，他也未必能够在乡村找到适合他的舒适家园，因为他们在现代学校里习得的知识和习惯，不能使他很好地适应乡村地区的工作类型和生活方式。因而，他可能就留在城市里，寻找适合的工作。②同时，乡村中国亦不能准确领略新教育体系的内涵，乡村中国民众仍秉持读书做官的理念。
或许现代教育与地方社会领袖之间的分离并不像费孝通说得那么彻底。斯蒂·艾乌尔指出，当地精英对现代学校这一制度的正负面评价，取决于学校在地方发挥的影响。③然而，和以往的士人相比，归国留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更不可能回到地方做士绅。萧邦奇指出，浙江省的归国留学生回浙江工作的就很少，更不用说回到他们出生的乡村了。④但是，当我们从基层教育观察，就会发现低层级学校的毕业生仍旧非常可能回到乡村地区工作或是回到家乡充当社区的领袖。根据舒新城所说，一半没有升入高等教育的中学毕业生都在小学做了教员。⑤既然乡村小学往往比中学多，对于一个中学毕业生来说，他在乡村地区就业的机会明显要比大学生多。但是，即使在中学毕业生中，那些来自相对发达地区的毕业生和内地的毕业生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舒新城认为，那些来自城市或城市郊县的毕业生趋向于留在城市，在现代化的部门寻找工作，而不是回到家乡。一方面，由于来自城市或城市郊县的毕业生数量的猛增，发达地区的中学毕业生也就难以确保都能够获到有影响的职位。而来自富裕地区的毕业生又很少愿意回到家乡担任重要的领袖职位。舒新城指出，这样的一些中学毕业生已经不再位于社会的顶层了。⑥但与此同时，在商业、教育和行政体制相对比较发达的城市，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更可能被中学毕业生开发利用的职业机会。总之，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就业方面的压力，推动了中学毕业生与家乡的分离。
另一方面，舒新城发现，在通讯交通不发达的内地省份，中学毕业生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只有回到家乡。即使在内地省份，中学通常也是位于生活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省会和县城。一向愤世嫉俗的费孝通指出，即使毕业生聚集在这些省会和县城，他们也无事可做，只能在这些地区游荡，尽管如此，毕业生仍然会聚集在这些地方。⑦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回到家乡，做了地方士绅传统领袖的角色。毕竟，那些能够支持孩子读完中学的家长，是能够具有足够主导权的，这样他们的孩子才有可能回到他们掌控的区府和市镇，从而很自然地掌握其持有的地方权利。萧邦奇指出，浙江省“地方精英教育”实际上是省级和县级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或低级别的学校。⑧舒新城也指出，许多内地的中学毕业生也确实服务于当地的一些团体和自治的政府机构。⑨
叶文心最近关于浙江省教育和社会流动的研究表明，中学生和师范学校学生的出身与职业路径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省师范学校的学生往往来自于浙江省北部内陆核心区以外县城里的家庭，所居职位大致在社会的中等阶层。相比之下，那些省级中学的学生的家庭与长江下游地区经济转型和商业利益联系在一起，处在位置优越的县城的上层。此外，师范学校的学生目睹了他们家庭财富的衰落，因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被那些现代化的精英所超越，这些精英在中学就受益于以上海为核心辐射的经济改革。这两个群体的职业轨道是非常不同的，那些位于城市核心区的中学生继续升学或在城市核心区域追逐有丰厚利益的职业，而师范学生则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县城，通常是去做小学教员。⑩
大体来说，从民国现代教育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内部存在一个分流过程的观点是成立的。30年前，周锡瑞认为20世纪早期现代化改革的引进将传统士绅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成为城市的精英，引领了省一级层面的改革进程；一部分成为地方的精英，维持了传统士绅对于县和县以下层面事务的掌控。(11)传统士绅实际上是同时沿着两条路线裂变：其一是教育层次和水平的不同；其二是居住地域和空间差异。如果按照受教育阶层所维持的与他们家乡联系的趋向来分，那么，一端是那些来自内地核心区域受过最高等水平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最主要的趋向是脱离其区域性团体，流向商业性或更专门和职业性的领域；另一端是那些来自外围县城或边缘省份的一些人，特别是湖南省的南部和西部地区，(12)他们只接受了中学教育，最主要的流向是回到家乡，或多或少承担着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在这两端之间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城市地区的中学和中学以下学校的毕业生，前者倾向于离开家乡到城市，后者则离开城市地区的机会较少，但他们可能从村教员这类岗位慢慢往上攀爬。
近来学界较为认同的看法是，在传统科举制度影响下的中国精英是一个活跃的阶层，他们拥有财富、学问和政治影响力，能够在政府官员与地方士绅之间游刃有余。他们既为官宦又为地方社会的领袖，能够在城市和乡村的世界自由穿梭。但是到民国时期，现代教育精英内部已经出现分裂。那些来自乡村地区的学生，尤其是那些中学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趋向于回到家乡维持其在地方的利益。他们在所受教育的种类上，与城市同龄人差别不大；事实上，往往进入同样的学校。然而，他们比城市同龄人更可能与家乡团体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在毕业后往往回到家乡在地方占据领袖的位置。与此同时，来自城市地区的毕业生会在学术、政府或是现代企业部门寻找工作，对于地方事务表现出越来越少的联系，或是越来越少的兴趣。那些来自城市地区的毕业生，他们构成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精英的主要部分，比以往更可能为了进入商业或专门的职业圈子而离开家乡。他们不大可能回到乡下地区，成为地主、地方资本家和具有地方影响的人物。(13)因此，至少那些来自较好发展地区并具备最高现代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他们“返乡做士绅，在地方担任各种职位的理想”一去不复返了。(14)
文化的疏离
城乡精英之间不仅存在着有形的疏离，与此同时，城乡之间文化的差距也在扩大，也就是文化上的疏离日益明显。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结果是，受教育者与文盲之间增加了文化屏障。在传统时代，士绅与普通人被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与信仰联系在一起。这种合乎规范的联系又由传统的教育结构所强化。然而，在西方教育模式的导向下，现代教育切断了这种价值观和信仰的联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采自西方教育模式的课程与教学方法，与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相关性。因此，那些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很可能发现他们疏远了那些乡下人，也疏远了他们文化的根。无需深入探寻便可发现，如此环境孕育出的观念并不和谐。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是明显反对传统观念的，这是普遍认可的事实。在现代学校被正式引进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现代精英对于传统教育的功效已经丧失信心，教育改革又加剧了他们对传统教育的反感，这就使得那些完全接受现代教育的精英很快失去了与他们自身传统的联系。海外留学人员和受学院式教育的学生成为彻头彻尾的“西化者”，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团体政治中成为一个孤立的群体，他们所接触的激进的新式思想，和归国后所需要作出的心理调适，极大地削弱了他们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依附。(15)
到20世纪20年代，穿着西服、说着洋文的学者，成为中国文学圈内尤爱讽刺的对象。就老舍这样一个对现代中国教育各个方面都很熟悉的作家来说，这种穿西服、说洋文的新式学校体制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不断涌现，标志着文化的式微。(16)通过对留美大学生归国后不能很好适应中国生活的嘲讽，老舍指出，归国留学生宁愿保持着西洋的污泥，也不愿进入中国的大缸沐浴，尽管沐浴能够使他们洁净。(17)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或许老舍只是用一定的文学语言表达他的这种观感，但对像陶行知和一些教育家们来说，他的批评则具有现实意义。老舍笔下所描述的归国留学生，在民国时期确实是很现实的，不仅他们在家乡人眼中是外来人，而且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新式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和学生本身习惯选择法学或人文类学科所带来的结果是，许多毕业生发现自己以另一种方式与中国人的主流生活相脱离，他们感受到某种程度的挫折，谋生无门。失业就是他们与社会隔膜的证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家和社会分析家在论及知识分子阶层时，他们反复提到的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毕业就是失业”和“所学非所用”。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情况除了说明中国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教育和机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相适应外，其他什么也说明不了。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在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和中国实际的人力需求之间确实存在着差距。不过，这样的看法是如此强烈并且是如此普遍，所以应该值得重视，这表明，不仅是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偏离了通往官僚权势的轨道，他们也难以找到维护其精英形象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求学不再是到达或接近社会金字塔的保障。现代知识分子一步步地失去了特权阶层的合法性。
最初教育改革者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希望培育出既掌握技术又懂得管理的知识分子阶层，借此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二，希望建立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团结与统一的学校体系，引领大部分中国人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对于第一个目标，改革者的努力与他们的期待似乎相差很远。尽管无法描述这一差距，但据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人观察，学校虽培养出大量的毕业生，但这些毕业生并不是改革者眼中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事实上现代学校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大多数教育改革者认为，知识分子失业，成为教育改革目标与大众期待落差的证据。对于第二个目标，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表明，新的教育体系完全没有达到改革者的预期。
现代教育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非始终如一。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存在着变化。首先，现代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这些地区最容易受到国外思想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现代学校取代了传统学校。此外，通常来讲，在内陆地区，私塾(已改革过的或以另外的方式存在)维持着学校组织的主要形式。因此，按照教育部专家和教育改革团体自由派领袖所制订的方针，改革家推进新式教育的行政目标，在极大程度上遭到地方的抵抗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阻碍。
总的来说，现代教育在精英人群中的影响亦是很强大的。新式学校基本上是服务于本地企业和城市中产阶级利益的精英机构。所以接受现代教育就主要是富裕阶层的特权。现代学校不仅仅是学费高昂，而且学校的位置集中于城市地区。对于那些付不起高昂食宿费的学生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无法接受现代教育的。通过增加赋税，即使中国的农民承担着支持现代学校的很多负担，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被现代学校拒之于门外。因此，他们不能够和中国的精英分享现代教育经验，他们与精英群体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差距也在扩大。
最后，在知识分子精英内部，现代教育对城市地区和部门的影响最强烈。城市精英群体推进改革最力，他们受惠于新教育亦最多。乡村士绅只要自己能够维持对于现代学校的控制权，他们有时是愿意支持现代学校的。但是，普遍的事实是，传统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使得城市精英能利用其较为强大的资源，攫取较大比例的教育蛋糕，城市精英所占的教育份额远远超过乡村精英所占的份额。(18)此外，不像那些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城市精英，乡村精英尤其是那些仅仅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乡村精英，通常更趋向于留在他们的家乡社会发挥影响。
来自职业教育家的看法证明了改革的局限性。事实上，恩斯特·斯文彻认为职业教育没有真正失败，因为它并没有被真正试验过。民国时期，教育受到财政上和政治上的困扰，黄炎培和他的同盟没有任何机会实施他们的计划。事实是职业教育家和其他教育家一样长期面临资源短缺。显然，他们能够做的事情很有限。事实上，他们很清楚所谓教育现代化的“文化”障碍，尤其是对于大众的反弹和敌视态度，他们也心知肚明。毕竟，那些计划是旨在纠正知识分子的性格缺陷。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对其社会效能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教育改革者断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存在某种连续性，其中就包括关于教育目的与知识分子地位的传统态度。
近来学者也逐渐认识到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一方面来看，中国教育改革家是在根深蒂固并且相互关联的传统上推进改革的。他们宣扬其领导社会的权利，事实上，他们就是在扮演中国历史上传统士人的角色。即使他们谴责人们将教育作为攀爬精英社会地位的跳板，他们本身也带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有人可能从其他根源上认为改革者具有传统的一面。比如刘桂林就颇费周折地指出职业教育者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19)当然，他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其他人特别是艾尔曼就指出，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尝试实用主义教育改革。但是，晚清与民国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性，实用主义改革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刘桂林未能看到的是，20世纪职业主义者的实用主义观点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治时代的改革者确实认为学习经典是实用的，他们认为通过学习经典来教化学生可以带来实效。艾尔曼认为八股文的程式在测量智力方面具有非常实际的用途。(20)然而，20世纪的实用主义改革者，比如蔡元培彻底放弃了这种程式。他们不再掌握新儒学和古典文体的写作，不再掌握从政和从事公共管理的传统途径。相反，实用主义是指对于工作技能和态度的系统掌握和能在一个现代部门很好地从业。毫无疑问，这样的观念已经与19世纪改革先行者们在认识上存在根本差别。
正如格雷德教授所指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遭到抵制，在世纪之交的战乱年代，中国文化亦得到延续。显然，这种对于教育和知识分子传统角色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教育改革者本身也和19世纪的士人一样坚决主张他们在决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权力。另一方面，文化传承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断裂性。特别是，当考虑教育家思想体系的内涵时，很明显，他们也跨出了一大步。他们是或多或少受到西方价值观吸引的城市精英，致力于沿着西方道路来改革中国的学校。他们寻求新的途径来促进国家统一，积极投身改革中国民族文化的运动。
斯特兰德·大卫的著作表明，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城市社会本身已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整合性，教育改革家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城市聚集着为数众多的现代的机构，比如报业、政党、大学、工会、出版社、教育家、毕业生与学生的联合会，这些成为中国城市文化的纽带，促进了新的现代特性的形成。(21)但是，斯特兰德也指出，改革的过程亦充满各种矛盾。例如，那些为了修建道路而拆掉城墙的城市现代化者的行为对于民众既具有建设性，同时也有破坏性。这些“自封”的改革家或许是在努力建立新的社会统一的秩序，但是，他们也损坏了他们自身和许多人的利益。(22)他们成为人们印象中的统一中的分裂因素，这种现象容易成为民国时期现代教育改革历程的写照。
杜赞奇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传统和现代因素共存的现象。在其现代民族主义的论著中，他指出人们往往过于强调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对立。他把国家看做由各种成分组成的混合体，其中一些成分是传统的，一些成分是具有创新性的。(23)有学者认为，当日常成为探寻的主题时，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内部的变化并不平衡。比如，何晓明就认同这种看法，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存在深刻的矛盾，在社会内部，传统和现代并存，他写道：“考察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什么地区、什么时候，现代化总是摆脱不了与传统因素的关联、纠葛，二者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容纳，而绝非前者对后者的断然否定与简单抛弃。”(24)改革者们感到沮丧的正是这两种元素如何在教育中运作。
教育改革家和社会大众对教育目的在观念上不无冲突，而社会大众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合理的。(25)公众对于他们孩子的期望往往与改革家的希望不一致，改革运动的历史表明改革者的观念与民众的观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用梁启超的话来讲，正是改革者试图去“革新”民众的观念。显然，这样的创造力，中国教育家是望尘莫及的。他们总是考虑如何使其方案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然而，他们很少取得真正的成功，因为其产品最终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实实在在的洋货。尽管他们发起改革中国的运动，但是因为其倡导的教育模式在本质上和中国的国情太疏远了，也就很少能穿过中外文化之间的那层细纱。
综上所述，现代教育对中国社会具有较大的破坏性。鉴于传统教育承担着大量综合的功能，新的教育结构趋向于使中国的社会两极分化。普遍被称做“洋八股文”的现代教育，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加剧了民国时期社会的分化，这一点众所周知，而这也绝不是晚清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家所希望的。
注释：
①P'an Kuang-tan and Fei Hsiao-t'ung,"City and Village:The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Johanna M.Menzel,ed,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Career Open to Talent? Boston:D.C Heath and Company,1963,pp.9-21.费孝通等人通过研究915个晚清进士，发现他们40％以上的人来自乡村地区。
②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③Averill,"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297; Stephen C.Averill,"Party,Society,and Local Elite in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6,No.2(May 1987),p.283; Averill,"Education and Local Elite Poli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Honolulu,1996,passim; Thomas D.Curran,"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Paradigm of State-Society Conflict," Republican China,18.2(April 1993):26-63,passim.
④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67.
⑤舒新城：《中学生的将来》，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
⑥舒新城：《中学生的将来》，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⑦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⑧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67.
⑨舒新城：《中学生的将来》，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⑩Wen-hsin Yeh，Provincial Passag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94-101.叶文心表明不同的职业路径也有着深刻的政治结果。那些来自中等家庭没上过重点学校的学生，比那些来自精英家庭的在毕业后更可能保险地在城市文化支配的区域扎根的学生，更有可能采取激进的政治策略。
(11)Esherick,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assim,pp.106-112.
(12)舒新城：《中学生的将来》，载《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3页。
(13)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15.
(14)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57.
(15)Roger F.Hackett,"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1900-1910," Papers on China,Vol.3(1949).
(16)Lao She,Cat Country,transl.William A.Lyell,Jr.,Columbia: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0,p.185.
(17)Excerpted in Masonn Gentzler,eds.,Changing China: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Present,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7,pp.189-190.
(18)这在中国人今天的生活中仍旧是一个突出的特征。见张祖华《民间教育提案》，《北京之春》2004年第4期；周洪宇《应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制》，《教育研究》2003年第4期。
(19)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5-23页。
(20)Elman,A Cu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576.
(21)David Strand,"A High Place Is No Better Than a Low Place:The City in the Making of Modem China," in Wen-hsin Yeh,eds.,Becoming Chinese,Berkeley: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2000,pp.98-136; 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assim.
(22)David Strand,"A High Place Is No Better Than a Low Place:The City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in Wen-hsin Yeh,eds.,Becoming Chinese,Berkeley: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2000,pp.114-115.
(23)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51-56.
(24)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48-49页。
(25)斯特兰德认为改革家并不总是作出理性的选择。例如，在城墙这一例子中，至少北京拆迁工程的一个批评家认为城墙仍旧承担防御的功用。David Strand，"A High Place Is No Better Than a Low Place:The City in the Making of Moder China," in Wen-hsin Yeh,eds.,Becoming Chinese,Berkeley:University of Colifornia Press,2000,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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