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困惑的破解——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落后论文,困惑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2)07－0075－06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能不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里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有没有客观规律性可循？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争议、困惑了人们一个世纪的历史难题。早在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针对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时，当时就遭到党内外不少人的反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提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随之，考茨基更是把苏俄的社会主义诅咒为“活不成的”早产儿。苏东剧变后，又有人企图以此为据否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说它是在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病态的早产儿”、“人工的流产儿”，是后来种种危机和剧变解体的“原罪”。可以说，对十月革命的必然性的否定由来已久。由于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以上这些观点也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的质疑，因此，必须予以科学的解答，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增强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为什么这一问题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会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且每逢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就会突出的提出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人们往往是从经济不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即从革命发生的偶然性上来认识和看待这一问题的，既然它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没有必然性，就难免有“人为制造”之嫌；由于理论的不彻底性，自然不能说服人，更难免为人诟病。历史的必然性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人类历史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制度的更替首先是从旧制度不很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开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一、以往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
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二是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基本上沿用了列宁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不发达国家胜利的理论，并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当第二国际的首领们把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道路，看作走向社会主义的惟一途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由，反对十月革命，否定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时，列宁批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窍不通，不懂得“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进而指出：“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并反诘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P777)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的，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是一般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作用，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会发生变化，新制度可以在旧制度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先产生。
对于列宁的阐释，我们应从其当时所处的复杂环境来理解。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巨大的勇气，同时也充满风险。列宁虽然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要求出发，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说”，提出了包涵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一国胜利说”，但在与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家”自居的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论战中，它是无法也不能公开打出理论创新的旗帜的，倘若那样，就会遭到对手攻击。考茨基就曾多次攻击“一国胜利说”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任何国家的人民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2](P300)。列宁的解释实际上就是针对考茨基的攻击的。为了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它不能标新立异，它只能千方百计从理论上说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胜利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迅速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在工人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科学性和影响力，使人们忽视了其个别结论的时效性，容易把其每个具体论断都当作不可更改的定律。正因为这样，为了动员和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列宁只能把自己的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统一起来，从而才能组织和教育群众，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在我国出版的权威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沿用列宁的说法。譬如范若愚、江流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一书，以斯巴达人、日耳曼人，以及罗马尼亚等多瑙河流域的国家未经历奴隶社会，直接由原始社会进入封建农奴社会，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说明了“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虽然“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但是，产生和死亡的时间与顺序，并不总是一模一样”[3](P51)。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这种“历史发展的顺序和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未越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3](P52)。
关于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是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和革命形势的形成方面来论述的，而且特别强调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
首先在对革命条件的认识问题上，认为革命条件不仅包括经济条件也包括政治等条件。“革命的发生归根到底有其经济动因，但并不是纯粹经济的过程，也不只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这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条件等因素都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3](P65－66)。这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前提，但决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具体历史条件怎样都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已经到了相当水平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是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有政治的其他因素。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较高水平，但是如果革命的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可能的。
其次，十月革命前俄国是否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理论界普遍认为，第一，俄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经济，有了现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工人阶级政党。第二，俄国已具备了革命形势。“由于战争的破坏，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在这里特别突出、尖锐”[4](P123)。从客观上看，帝国主义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国彼此削弱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出现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正是在这些矛盾集合点上孕育着革命。一是统治阶级已经不能照旧不变地维持其统治了。大战使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给被压迫阶级的革命发动造成了一个爆破口。二是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地加剧，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三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带来的灾难已无法忍受，资产阶级政府极端孤立，大大削弱，出现了将被推翻的危机。从主观上看，俄国革命力量日益强大。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使工农群众受到了非常多的政治教育，并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与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结合了起来，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汇合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是冲破帝国主义阵线、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因而，俄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二、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当年列宁在提出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时，由于种种原因，还只能从偶然性和俄国的特殊条件来论证，不便于把其上升到必然规律的高度的话，我们今天则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其规律性的意义。
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比纯粹的逻辑推理复杂得多。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评判，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实践来看，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新旧制度的三次交替都不是首先发生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旧制度相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封建制度不是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发达的古埃及，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相对古埃及来说不太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势力相对薄弱的英国；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首先产生在当时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而是首先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这说明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薄弱环节”的国家是一个必然规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理论上讲，一是旧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代表新制度的阶级力量难以得到充分发展并战胜它，而国家政权力量相对弱的国家，新兴阶级就容易战胜它。二是旧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统治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和方法，而且拥有丰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统治资源，它不仅善于运用国家机器即暴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且会灵活运用鞭子和糖果两手，软硬兼施，甚至收买被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精英为自己服务，维持政权的运转和社会的稳定。
我们可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不是首先产生在封建社会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呢？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封建社会关系比较成熟，国家政权的力量过于强大，资本主义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比如19世纪前的中国，国家垄断了重要的工业部门，压制工业的发展，忽视发明创造活动，随意侵犯私有财产，使企业和个人的所有权得不到保障，因而不可能产生复杂的企业组织来进行高水平的分工和积累；同时，国家阻断海外贸易，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对社会精英只给予仕途的激励，还实行了强硬却不合宜的产业政策——重农抑工商，直接干涉经济活动。所以，在当时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缺乏对私人创新的激励机制，交易效率低下，交易费用过高，从而抑制了分工演进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有许多属于市场经济的因子和活动，但却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制度没有首先出现在封建生产关系最成熟的中国等国家，而是首先在封建国家政权力量比较弱的英国产生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而是产生于俄国呢？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也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俄中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产生，这已是历史事实，无须赘述。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首先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最成熟的英国呢？
首先，从经济上看，19世纪末的英国依然保持着世界工业霸权地位，同时它还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占有世界广大的市场，保持着世界贸易、银行资本和海军、商船的优势。它是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直接和间接地收买工人阶级，造成工人运动的衰落，导致国内阶级斗争的钝化。
在殖民地占有方面，1900年英国占有27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它拥有的殖民地占世界首位；在世界贸易中，英国占世界第一位，1890年它的出口总额为4.207亿镑；其商船吨位在世界的比重为48％。英国的银行业在世界上是最发达的。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城，银行鳞次栉比；除了英国本国的银行外，几百家外国银行也云集在此；世界各国的资本家都来伦敦投资和放债。英镑成为世界贸易的结算单位。这种优势使英国资产阶级不仅剥削本国工人而且剥削着全世界。它的国民收入理所当然地大大增加。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把攫取到的巨额财富拿出一部分来，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秘密地“收买无产阶级”，它不仅收买了工人的上层，使他们成为“工人贵族”，而且还使一部分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化，甘愿受“工人贵族”或领取资产阶级酬金的人的领导。根据查尔斯·布思的名著《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的调查材料，19世纪80年代末，有固定职业、工资较高、生活还不错的工人有216万人，占伦敦人口总数的51.5％。恩格斯在1874年指出：“至于说到工人，首先必须确认，自从五十年代宪章派政党崩溃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工人自己的政党。这种情况在这个国家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从大工业的巨大高涨中得到的利益，比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所得的要多，在英国称霸世界市场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是这样。”[5](P543)1883年，恩格斯又指出：“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6](P59－60)
其次，从政治上看，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策略趋于成熟，方法趋于多样化，经验日益丰富，蒙骗工人的艺术日益精巧，使工人丧失了革命斗志。一是虚伪的民主制蒙蔽了工人的眼睛。统治阶级通过实行改良、让步等等的方法，逐步扩大了一些阶层的政治权力。1884年，英国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选民人数由1883年的315万人，增至1886年的570万人。这种改革使英国逐步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7](P227)。这就造成工人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抱着普遍的幻想。似乎英国的民主给工人带来了高度形式的权利：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权利，组织罢工的权利，被选举为官吏的权利，社会平等的权利等等。似乎英国“民主高度发展，不存在军国主义，有组织的工联力量巨大，英国国外投资的增长削弱了英国企业主和英国工人之间的对抗”[8](P137)，工人们在政治方面已没有更多的苦难，有的只是关于工资、工作日、工作条件等的经济问题。这就是英国工人运动为什么“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的原因。二是精巧的两党政治制度阻碍了独立的真正工人政党的建立。18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表现为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即托利党(保守党)和辉格党(自由党)互相轮换执政的局面。1868年至19世纪末，英国的两党制度更具有典型性，而且两个党在本质上已不存在什么差别，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都是充当垄断资产阶级进行两手交替统治的工具。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保持英国的霸权地位和如何对付社会主义运动问题。他们狡黠地声称这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他们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进行有声有色的论争，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自由党先后几次执政期间，于1872年通过了《投票法案》，确定了秘密投票制度，保证选举“自由”。1882年通过《市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不受财产资格限制，公民均有权选举本市官吏。在保守党先后执政期间，于1875年修改了《主仆法》，承认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平等地位。此后又颁布了《工匠住宅法》，作为解决工人住房的必要措施。1888年，通过了关于雇主对雇用期间的工人在意外事故发生时应负的责任的法令。1890年颁布了《工厂法》，加强对工厂卫生条件和危险性行业的管理。1897年通过了《工人补偿法》。这些“自由主义”的点滴社会改良措施，起着蒙蔽工人的作用，使他们不去关心自己切身的利益，不去组织独立的真正的工人政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政党的身上。所以，两党制度“是阻止独立的工人政党即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产生的最强大的工具之一”[9](P398)。
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19世纪末的英国还未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独立工人政党，而工人则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这样，英国的工人运动就不可能是政治性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就不可能担负起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早期理论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法、德等国同时取得胜利，但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部产生类似的矛盾”[10](P115－116)。“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10](P470)。这就暗示着，尽管危机的真正原因来自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但革命形势不是在旧制度最成熟的国家，而是在旧制度不太成熟的国家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在资产阶级影响薄弱的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发生。革命导师恩格斯生动而深刻的描述了这一现象。1884年恩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11](P668)1885年，他进一步明确地说：“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的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11](P716－171)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在《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中也佐证了这一历史现象：“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家，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12](P1)他还转引葛兰西的观点指出：“西方强大的市民社会保卫国家并保护它。这个市民社会，‘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发展成‘一种很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御直接经济因素(如经济危机和萧条等)引发的灾难性入侵’。”[12](P93)这种现象导致新制度不是先在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在旧制度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诞生。恩格斯虽然发现了这一现象，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三、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过程
由新制度首先产生在旧制度不太发达的国家这一规律所决定，新制度在诞生初期不可能迅速成为与旧制度相抗衡的力量，进而很快代替旧制度，这就决定了在新制度出现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旧制度中的统治阶级仍占据着时代的中心位置，新制度与旧制度将长期并存，竞争发展，新旧交替的过程必然充满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过去，我们在认识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资本主义阵线，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衰落。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该说十月革命后由于新的因素——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使得资本主义具有了过渡的性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解体，世界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相互斗争的新时期。但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过渡不等于代替，因为资产阶级仍然占据着时代的中心位置。过去我们常常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时代的交替当作代替。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交替是一个并存和竞争的过程，而代替则是战胜后的替代。
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在一国的被突破，并不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或走下坡路。诚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主义的衰落一样。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整个资本主义力量衰落之间并没有时间上直接衔接的必然联系。胜利和灭亡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从历史上看两种或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就并存过不只一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从时间上说还只有90多年时间。从发展趋势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强资本主义和弱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共存和竞争，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直线式的一盛一衰之间的力量的竞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交替的过程，虽然由于社会主义首先产生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因而在矛盾斗争中还处于弱势方面，但同样由于客观规律使然，其发展势头在日益增强。社会历史阶段的交替绝不是像人类代际交替那样短暂，不是以几十年，而是以上百年、几百年来计算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交替，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算起，经过了大约300年。之所以经历如此之长的交替时间，是因为在开始交替的国家，其封建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完全腐朽的地步，如果封建主义已经高度发达，走到了尽头，那时将不可能再发生王朝复辟。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为什么会发生王朝复辟呢？由于新制度是在旧制度的薄弱环节突破的，在那里旧制度还有一定发展余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13](P38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替也是一样，所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3](P379－380)。新制度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初生阶段由于本身的弱小，必然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才能走向成熟和强大。这也使新制度在诞生初期不可能迅速成为与旧制度相抗衡的力量，进而很快代替旧制度，在新制度出现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旧制度中的统治阶级仍占据着时代的中心位置。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制度代表着社会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无限生命力，因而尽管它诞生后会历尽艰辛，但终究会战胜旧制度。
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实行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轨，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不是一帆风顺的规律。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无不经过曲折、反复的斗争，每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无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但在战胜国王以后，接着就出现了1660年的旧王朝复辟。一直到1688年，英国的资产阶级专政才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1786年爆发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过了86年，中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与反革命的恐怖、内战与外战、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讲，从建立到成熟大体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资产阶级革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需要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可想而知，更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诞生的过程中，尽管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但在当时是比封建制度先进的社会制度，代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方向，所以它最终战胜了封建制度；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也会遇到斗争和反复，但它是代表当代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所以它最终也必将战胜现在还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整个人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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