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分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是当今时代我们用来衡量社会进步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理论关联；但严格意义上来讲，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在处理这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着极为惨痛的失败教训。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共性
所谓社会发展，顾名思义，是指以“社会”为主体的发展，是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对“社会发展”的理论阐述，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道路、动力、模式、途径及趋势等的总括。在我国学术界，社会发展理论指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就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和辨证发展的原理。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是人类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技革命和世界交往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革命性变迁和整体性发展，是现代文明替代传统农业文明其中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全面社会整合过程。在当今时代，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正处于共存的状态之中，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理论关联，甚至出现被误认为是同一概念的倾向。大致说来，两者之间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理论共性：
1.从理论源流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是在其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学术界通常认为，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率先兴起于美国的新理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入，不断有结果表明，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贫困的哲学》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论文中，通过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形成了系统反映人类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技革命推动下所发生的社会急剧变迁这一客观事实的理论体系，生动地描绘了工业革命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造成深刻变革的宏大图景，充分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磅礴朝气和伟大推动力，并由此对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了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预见。所有这些都无不洋溢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化进程”的真知灼见，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所不同的，只是未曾直接使用“现代化”一词罢了。
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是在批判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它具有自主、自立、自由、平等、自律及自组织性等特点，它在批判封建专制、推动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着革命性的变革作用，是社会现代化的“温床”和发祥地，同时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功能系统。黑格尔尽管意识到了市民社会对于推动社会变迁所起的革命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黑格尔的出发点是作为两个永久的对立面，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当然，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分离实际上是存在的。”[1](P334) 但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使其“倒因为果，倒果为因，把决定性的因素变成被决定的因素，把被决定的因素变为决定性的因素”[1](P369) 认为政治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入研究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与政治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决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2](P247) 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这一市民社会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及运动规律，就其实质来说，它就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曾经就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第二阶段的现代化理论”[3](P48)
社会发展理论即唯物史观，是在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即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即现代化理论正确地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辨证关系：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反作用于市民社会，而正是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推动着社会结构不断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马克思深受这一原理的启发，在将市民社会化约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将政治国家化约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形成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和辨证发展的原理，这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矛盾运动将推动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演变。正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是从1844年的“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的原理出发，才“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马克思自己也认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4](P18—19) 这里的旧唯物主义指的是市民社会理论或现代化理论，而新唯物主义则指的是在旧唯物主义即现代化理论或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发展理论。
2.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都坚持“以人为本”，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
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即“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5](P477) 而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则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即“‘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43) 作为生产力的两个重要构成要素：劳动者和劳动工具，无论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还是劳动工具的改进，都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为此，马克思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需要—生产劳动—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来构架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从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的改进—社会形态的演进，来强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
现代化理论也坚持“以人为本”，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人的价值观、心理素质、科技素质和行为特征的培育与转变过程，其中人的参与意识、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开放意识、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等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伴随着人的现代化的实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发生极为深刻的变革，即实现人的观念转变和科技素质的提高、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生活方式的世俗化和行为的理性化等，由此而推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思想、
文化和制度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
3.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在现时代具有相互融合和协调共存的发展趋势。
同现代化一样，社会发展也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或表现形态。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辨证发展将推动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详细地论证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运动规律。实践表明，作为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们与现代化具有相互融合和协调共存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其一，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都注定要走现代化之路，现代化的充分发展是当今任何社会都不可逾越而又不能回避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二，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时序上来说，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是一种“重叠”的世界历史过程，但从社会形态更替质点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最终成为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崭新的世界现代化形态。其三，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可以对应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就不可能存在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式，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传承、资源禀赋、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差异，其现代化模式更是各有特点。其四，由于现代化运动的普世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此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和平共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的理论区别
尽管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在现时代处于相互融合和协调发展的状态而具有一定的理论关联，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理论概念，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其理论区别显而易见：
1.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所内蕴的时间跨度相同。
社会发展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从时间上来讲，它从社会的形成算起，向无限的历史长空延伸，用数学语言来表示它就是一条射线。而现代化则不同，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结果和状态，现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的现时代，是指现代社会各个方面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变革状态。从时间上来讲，现代化是从文艺复兴（广义）或工业革命（狭义）才开始的，就前者而言，现代化也只有五百年的历史，而后者则不足三百年；同时，现代化也不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过程，一般认为当全球性地确立起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以及人类世界形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世界整体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即已完成。由此可见，用数学语言来表示，现代化只不过是一条线段而已。关于这一点，张琢等人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和发展还是有区别的，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指的是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与转化，其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发展则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它所指的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迈进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向前延伸的过程”[6](P19—20)
2.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的学科性质不同。
现代化理论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这是因为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事后分析，是对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所造成的社会急剧变迁的实证研究，它所反映的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现代社会变迁事实。而社会发展理论则不同，它是在对当今社会变迁事实高度概括的基础上，高度抽象出来的一种用来分析一切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属于发展哲学的范畴。对此，江德兴持相似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化思想（即社会发展思想——引者注），主要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质、内在机制和客观趋势，属于发展哲学理论。现代化理论虽然也要涉及上述问题，但重点在于阐明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经历的种种变革、特征以及发展战略，等等，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7](P64)
3.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运动特征。
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有着不同的运动特征，“从其主要特征来看，社会发展思想以革命与批判为主体，而社会现代化则以建设和整合为主体。”[8](P97)
首先，社会发展以革命和批判为其主要特征。事物的运动规律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或运动机制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辨证发展推动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其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刚刚确立时，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或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然而，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往往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伴随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往往会出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甚至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桎梏。这时，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客观要求的推动下，先进的革命阶级总是起来批判旧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甚至使用革命暴力的手段来推翻它们，以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道路。由此可见，革命和批判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运动特征，马克思所认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P250)，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社会现代化以建设与整合是其最为主要的运动特征。这是由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和运动机制所决定的。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基本的内在矛盾是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物质欲的膨胀，对自然的无情掠夺和对人文价值的忽视所造成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危机。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便知道，人类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自身推向了自我毁灭的边沿，使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人口快速增长、耕地急剧减少、资源成倍损耗、生态整体失调、人们信仰失衡、道德日趋沦丧等多病缠身的世界。解决这一双重危机的主要途径在于重建社会秩序以协调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同时整合各种社会异质性因素以建立起新型的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促进现代化的持续、快速和健康的发展。由此可见，建设与整合是现代化的主要运动特征。
对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这些运动特征，乍一看觉得很陌生，甚至大有牵强附会之嫌，其实不然，顺口溜“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所反映的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教，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高度概括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两者的运动特征。
4.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不同。
社会在实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一定要严格按照马克思所提出的由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这一顺序来进行，某些国家完全有可能跳过某一阶段而实现“跨越式发展”。晚年马克思在考察以古代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东方“亚细亚”社会时，就认为它可以不要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实现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理论的真理性。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而现代化则不同，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都是既不能逾越又不能回避的。尽管某些国家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赶超”发展，但在实质上说来，这一“赶超”并非“跨越”。这是因为“赶超”和“跨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赶超”所实现的只是节约了对现代化实践的摸索时间，并不是说是能“跳过”工业化阶段或信息化阶段，相反，工业化或信息化的充分发展都是既不能逾越又不能回避的；而“跨越”则是完全跳过了某些发展阶段，其所走过的路与“赶超”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5.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在解决“历史进步代价”的方式上不同众所周知，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都是一种社会进步，然而，进步总是和代价紧密相连的一个哲学范畴，即没有无代价的进步，也没有无进步的代价。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9](P4) 它同时又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0](P149)
面对这一“历史进步代价”，社会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社会发展理论主张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降低“历史进步代价”，即认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和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了顶点。”[11](P307) 同时认为公有制可以实现在“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12](P341—342) 现代化理论在解决“历史进步代价”方式上则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即通过建立一个非赢利的中介性组织—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来协调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以降低“进步代价”。
6.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最终发展趋势不尽相同。
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它是由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运动规律所共同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辨证发展，在社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形态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和演变，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现代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是整个世界形成为一个有机互动的世界整体，这是现代生产力、市场经济和世界交往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P254—255) 随着世界整体的形成，人类历史逐步实现由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的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3](P51) 当然，形成为一个世界整体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走向完全趋同，形成为一个“地球村”，而是高度的社会分化与高度的社会整合的有机统一。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思想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实践
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是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这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有过极为惨痛的失败教训，也有着宝贵的成功经验。
1.社会发展与现代化：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理论维度。
在衡量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理论维度：其一是社会发展理论维度，即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以往的革命史教科书都是以此为主线来进行编写的；其二是现代化理论维度，它把19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看成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即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看成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由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因而，单纯一种理论维度都无法囊括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各个层面，譬如，“社会主义化”就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世俗化”、“理性化”过程等，而“现代化”则对中国社会的“革命化”、社会制度的“跨越式发展”等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变迁过程，“社会主义化”和“现代化”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同时运用两种理论维度，并在准确把握两者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中国共产党处理两者关系的失败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在处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有过极为惨痛的失败教训：
其一，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目的—手段化”，要么将当今社会发展即“社会主义化”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将“现代化”当成只不过是用来巩固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已，为此而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搞“人民公社化运动”；要么将“现代化”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和目的，将“社会主义”看成只是当代中国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或手段，为此而追求工业化的“高指标”，搞“大跃进”。
其二，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直观化”或“简化”。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即“社会主义化”问题上，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纯洁无瑕的空中楼阁来对待，继而，为了提高社会主义制度化的水平，将社会主义直观地理解为“公有化”和“计划化”，为此而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迅速地从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人民公社，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对待“现代化”问题上，先是将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然后又将工业化理解为“钢铁化”和“速度化”，为此而盲目追求数量和追求速度，盲目“赶英超美”，甚至最后将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只不过是“几斤钢铁再加上几个原子弹”罢了。其三，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对立化”。由于对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直观化”理解，即曾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解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而就容易对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形成误解，即把“现代化”看成是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来看待。先是强调计划经济而限制市场经济、继而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主要发生在“文革”中），最后甚至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这事实上已经把“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当成了两个完全对立、势不两立的对立物。
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把社会发展与现代化两者对立化、直观化、目的—手段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失败教训也远不止这三个方面，譬如用革命手段如群众运动来推动现代化等做法就严重地忽视了两者的理论区别，在此就不详加论述。
3.中国共产党处理两者关系的成功经验。
其一，正确认识了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理论本质。邓小平正确地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即“社会主义化”的本质，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P373) 事实上，现代化就其本质上来说，也就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最为本质的地方也就是“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P256) 针对这一点，邓小平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在发展生产力这一点上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其二，正确地认识了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邓小平认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则是促进社会现代化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即“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4](P370)
其三，正确认识了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由前可知，现代化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概念，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尚处于不发达的低级阶段，即小康社会阶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其四，正确认识了作为现代化资源配置手段的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基本制度的区别和联系。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4](P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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