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沫莉[1]2016年在《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动因及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10年至今,多家体育用品企业由于经营不善,存货不断增多,引发全国众多销售门店相继关闭,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步入了衰退期。我国体育用品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用品企业相比,体育产品的高新技术含量不足,体育产品的附加值较低,规模小的体育用品企业较多,竞争激烈,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用品业一样形成较多大规模的体育用品企业。中国的体育用品业已经不再具有持续了30多年的以“出口带动型”的低成本产业化的比较优势,企业经营发展面临很多危机。纵观数次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可以发现,每次经济危机过后,总会有大量的企业从事并购活动,他们希望通过兼并收购和战略重组等一系列的举措,解决企业当前经营发展面临的危机。因此,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用品企业是怎样通过横向并购形成大企业,并且使该产业形成垄断竞争市场结构,这将对我国体育用品业通过跨国并购,提高国际竞争力,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体育用品业可借鉴西方体育用品业跨国并购的先进经验,获得西方体育用品业先进的技术、完善的管理和丰富的营销经验。体育用品企业应积极开展跨国并购,完成横向整合,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得核心竞争力。本文通过搜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资料,全面分析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现状,对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进行探讨,通过分析具体的西方国家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案例,为我国体育用品企业走出国门,实现海外并购提出借鉴,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拟从以下四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形成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石。并且界定“体育用品企业”和“跨国并购”的概念及其内涵,确定一个概念框架,以限定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第二部分对西方体育用品市场的分布以及跨国并购形成的动因进行分析。我们将分别从获得规模经济的需要、优化资源配置的需要、扩大市场份额的需要、追求技术进步的需要等方面进行研究,系统分析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第叁部分是基于博弈论模型的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策略研究,具体分为询价邀约阶段的信号传递博弈论模型和交易谈判阶段的讨价还价博弈论模型,并用具体的现实发生的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对模型进行验证。第四部分通过文章上述的研究,为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提出策略借鉴。具体从获得规模经济、获得高新技术、拓宽营销渠道,扩大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的市场份额等方面提出策略建议,并且从并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的视角,具体从询价邀约阶段和交易谈判阶段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并从管理制度的整合、企业文化的整合、人力资源的整合方面提出并购后的整合策略。
于明涛[2]2016年在《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与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政府治理体系及其驱动的改革进程,是实现兼具“高增长速度”和“长持续时间”双重特征的“中国奇迹”的关键因素,但另一方面,在转轨经济背景下以GDP为导向的考核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竞争的弊端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经济利益,在吸引资本、人才等要素流入本地区的同时,对辖区企业和产业实施限制资源流出的地方保护主义策略。由于受地方政府保护、市场分割等的影响,我国企业规模偏小,产业集中度低,各地区之间的产业同质化严重,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不强。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增量改革”过渡到“存量改革”,企业并购成为持续的社会经济热点。企业跨地区并购作为推动企业跨越式成长、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其巨大的微观协同效应和产业整合能力正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立足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和制度背景,分析其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和绩效的影响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数理推导等综合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宏观视角,在理论分析和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处的制度背景及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及并购绩效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税收竞争、财政支出竞争等“顺市场”竞争手段促进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地方保护主义则阻碍了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规划和中央企业的引导示范,有助于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的顺利进行。同时,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的竞争水平差异及策略多样性,有利于提升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而地方保护主义则对并购绩效具有不利影响。最后,针对政府竞争及跨地区并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企业跨地区并购的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深入探讨企业跨地区并购所面临的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系统剖析跨地区并购的微观动因和政府动因,构建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以“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为核心的中国式分权改革,激励着地方政府围绕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经济绩效指标展开地区间的锦标赛式竞争博弈；围绕辖区的资源及资本集聚为核心,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了吸引资源流入和限制资源流出的双重策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动因,是企业微观经济利益动因、产业整合动因和政府干预动因的动态耦合。中央政府为追求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集中度提升的政策目标而积极推动跨地区并购；而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及资源禀赋差异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要素吸引型政府积极激励区外企业跨地区并购本辖区的目标单位,而持保护型策略的地方政府则对跨地区并购采取抵制态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一般机理模型。第二,基于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基于经济绩效和政治晋升的综合考虑,通常会选择吸引要素流入和限制区内要素流出的占优策略,而中央政府则基于国家整体利益和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战略目标,积极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首先,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支出等优惠措施和公开竞争手段,大力吸引外地资本通过跨地区并购流入本地,促进了企业的跨地区并购投资。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和控制权收益的考虑,利用并购审批、行政规制等非公开手段进行隐形地方保护,阻碍区内企业的跨地区并购行为,限制本地区的要素流出。同时,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偏好的阻碍效应。最后,中央政府通过制定跨省域的一体化发展战略、中央企业的示范效应等,不仅积极引导和推动着企业跨地区并购交易的顺利开展,而且能够弱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的不利影响。第叁,系统分析并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鉴于中央政府主要关注国家总体层面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层面的结构优化,因此,本部分主要分析地方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微观绩效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国式分权和政府竞争的制度环境,不仅影响着企业并购投资的区域选择,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也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优化资本区域配置及企业并购式成长的“顺市场”竞争战略定位,对本地企业和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公平对待,从而为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保障。同时,积极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及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形成的资本跨区域布局而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区的竞争策略的差异性越大,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好。“制度套利”租金,主要通过财政补助收入的中介桥梁作用提升跨地区并购绩效。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及主并企业“引税动机”的担忧等方面的考虑,对跨地区并购企业采取“差别化对待”和“歧视性政策”等,从而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产生阻碍效应,地方保护主义越强,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绩效越差。并购双方政府所在地区的竞争针对性和竞争强度的存在,会进一步强化地方保护主义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第四,针对地方政府竞争可能导致的“博弈困境”和“低水平均衡”及跨地区并购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约因素,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主并企业叁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和管理启示。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引导与规制功能,构建跨省域一体化合作组织并完善地区性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等,改变以地区GDP为导向的单一经济指标考核,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等以推动企业跨地区并购行为的开展。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自身定位及角色转换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的不当干预；树立合作共生的新型理念,通过优势互补和强强联合实现政府合作盈余的最大化。对主并企业而言,应在综合考量宏观制度背景和自身竞争优势基础上,制定恰当的跨地区并购战略并选择合适的目标单位,树立合作共赢的整合理念,充分调动并购中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并提升并购绩效。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将政府竞争理论引入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中,研究视角新颖。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式分权及政府竞争的制度背景,自然成为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投资的重要情景因素。而政府干预影响企业并购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和强调了政府干预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并购的不利后果,特别是对地方国企并购的负向影响。既没有深入挖掘政府干预背后的政府竞争背景,也缺少对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的全面剖析。本文运用政府竞争理论解释我国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现实困境,系统分析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的内在逻辑和主要路径,拓展了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视角。(2)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框架,丰富了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以往文献主要分析了政府竞争对资本投资总额的影响,忽视了资本流动的方向性、投资来源及投资方式的异质性等。本文根据政府竞争理论、并购理论和博弈论等多学科理论,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系统分析并构建了政府竞争影响跨地区并购偏好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分别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具有促进效应和阻碍效应,主并企业的地方国企身份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的阻碍效应；而中央政府的区域一体化战略和央企的示范效应等,不仅推动了企业跨地区并购,而且还能够减弱地方保护主义的负向影响。这些结论和观点有助于丰富政府竞争理论和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研究成果。(3)运用数理推导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模型。在将并购交易区分为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基础上,选择企业所得税负担和托宾Q比率的变动值作为核心变量构建简单模型并进行数理推导,系统分析在顺流并购情况下并购双方所在地的“顺市场”竞争策略对跨地区并购绩效的影响。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顺市场”竞争形成了地区间竞争水平的差异化分布,为主并企业通过跨地区并购进行“制度套利”创造了机会；并购双方所在地的竞争水平的差异性越大,跨地区并购绩效越好。这些研究结论不仅能够深化企业跨地区并购的理论研究成果,而且对企业跨地区并购绩效的提升具有指导意义。
郑学敏[3]2008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经济不断相互渗透,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并购活动更是日趋活跃,成为国际投资的主体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推动力量。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逐步融合,中国企业在积极应对外资收购国内相关企业的同时,也开始走出国门,实施积极的跨国并购战略。据UNCTAD和我国商务部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6年,我国跨国并购额年均仅有2.61亿美元,而从1997年开始,并购额逐渐增加,2004年为47.71亿美元,到2006年则高达82.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包括金融类、非金融类)的近四成。2004年,中国首次超过韩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并购市场,若以交易数目来计算,中国在亚洲市场中则是排名第一。目前,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讲跨国并购均是指中国企业对外国企业的并购。)然而,企业并购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并购交易的对象是集技术、人才、设备及市场为一体的动态资产,同时跨国并购面临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外部环境的变化,因此,可观的预期效益下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我国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跨国经验和投资规模远不如欧美等发达国家,并购风险尤为突出。一些着名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60%—70%的合并案例是失败的。因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借鉴国外并购市场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适合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所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已经展开,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成果相继面世,这无疑为本论文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统而观之,我认为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这样一些不足: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分析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较少;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风险分析不突出,对风险的防范泛泛而谈,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较差。有鉴于此,本文运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统一、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方法,以处于海外并购初期阶段的中国企业为立足点,以其海外并购的风险为对象,从以下六部分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首先解释了跨国并购的基本内涵,然后简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引申出本文的写作意义,详述了国内外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现状,最后说明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动因及效应。本部分在介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可行性及其所产生的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的起步阶段和2001年以后的初步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宏观动因,包括边际产业扩张的需要,与我国的投资发展周期有关,国家政策的支持等;二是微观动因,如延伸价值链获取更多附加值,寻求技术、品牌、战略性资产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具有时差效应、成本效应、窗口效应及促成了企业体制改革的效应。第叁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性分析。本部分在介绍跨国并购风险概念、特征和基本分类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所遇到的主要风险进行了定性分析。由于企业自身的经营实力以及所在国的政策不同,进行跨国并购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有所不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进行跨国并购时需要注意的主要风险有: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目标企业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并购整合风险。第四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定量度量。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要进行跨国并购,并购的风险有多高,本部分通过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此做出了定量度量。这样可以将模糊的风险概念清晰化,使企业对于跨国并购中的风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性认识,在制定风险防范措施的时候更加具体和有条理。第五部分:外国企业跨国并购对我国的启示。本部分在对国外企业跨国并购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从并购行业、并购方式、并购范围、并购动机等方面阐述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跨国并购上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得到相应的启示,这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防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六部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防范。本部分针对第叁章分析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多角度出发,探讨了防范各个风险的具体方法。如建立政治风险的超前预警机制、开展有针对性的政府商业外交,以降低政治风险;详细研究国内外关于跨国并购的法律政策、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防范法律风险;科学选择目标企业、合理评估目标企业的价值,以降低目标企业定价风险;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控制汇率和利率风险、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风险;实行文化、管理、经营的一体化整合,降低整合风险等。
陆培华[4]2007年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前景研究》文中认为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加速,跨国公司迅速扩张,企业并购已经跨越国界,进而引发全球性的跨国并购浪潮。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所占比重日益增长,开始取代新建,渐成主流。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涉足到这一领域以实现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尤其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并购屡现大手笔,这也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和跨入新发展阶段的前奏。通过国别比较和动因、效应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更注重技术、市场、品牌、资源等因素,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获得并拓展已方的企业竞争优势,然后再进一步做大做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呈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但也要全盘考虑风险与困难,谋定而后动。正文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概念和方式选择入手,围绕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企业并购理论两方面对跨国并购相关的主流理论进行了综述与评价;通过分析全球跨国公司海外并购发展概况与特点可以看到,并购方式已成为跨国投资经营战略的主旋律。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对中国跨国并购发展特点的梳理和国别实践比较,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现状及其角色定位。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步伐持续加快,跨国并购规模不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实践相比,还有不少差异与不足。第叁部分具体剖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效应及其发展趋势。我国企业并购目的不仅在于通过并购获取这些优势,而且更注重在并购之后发挥和拓展这些优势为本企业以及为母国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效应以及由之实现的战略发展目的。通过可能条件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性。第四部分着重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客观、冷静的反思。从国内外企业并购的实践看,并购的绩效不容乐观。在决策、实施、整合等阶段均存在相应风险,TCL并购案例正是明镜。第五部分主要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寻找对策、办法,提出了相应建议。
许南[5]2006年在《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效率与运营研究》文中指出目前跨国并购方式已成为金融机构实现国际化经营的主要方式之一。大型金融机构通过跨国并购将其物理形式的经营网络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将虚拟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由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掀起的金融业跨国并购浪潮中，先天发育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中国金融业如何争取生存权、拓展发展权、抢到话语权，是一个历史意义极强的经济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经济实践命题。 本文的论证主线是：结合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对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进行分析，然后对金融业跨国并购中的国家风险、阶段风险的规避以及对支付方式的合理选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对并购完成后如何整合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案，最后结合中国金融业的现状和其在跨国并购中的表现，从大的地域拓展方向和小的组织过渡层面，设计中国金融业跨国并购的战略安排和路径选择。 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分为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包括基于产业组织学说的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寡占反应理论；基于经济动因的效率理论、信息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基于战略动因的市场势力理论、金融博弈理论和基于个人动因的代理成本理论；外部动因包括金融自由化的推动、金融大危机的促使、金融业竞争加剧、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母国政府监管放松等，本论文对此进行了完整系统的阐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国家利益的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引入了“国家利益”这一经济变量，突破了以往理论界对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范围的现状，同时结合中国金融业的实际，分析了其求生存和谋发展的跨国并购动因。 本论文对金融业跨国并购的成本效率、利润效率、风险期望回报效率、X-效率进行了系统阐述，对各种效率评估方法特别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非参数DEA分析法进行了系统阐述。通过效率二元实现机理模式分析得出：(1)内外部成本和收益、并购方的经验和金融技术的进步会对金融企业跨国并购微观效率的获得产生影响；(2)市场的互补或替代程度、东道国国内金融市场竞争状况和二级市场对并购的反应会对金融企业跨国并购宏观效率的获得产生影响。该模式将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实现的复杂机理过程简单化，较好地解决了以往对金融业跨国并购效率进行分析时，由于具体的影响因素复杂繁琐而导致分析时无从下手的问题。 对于跨国并购的具体的操作和实施问题，本论文进一步从金融业跨国并购的运营角度进行了分析。针对金融业跨国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国家风险以及阶段风险，提出了详细的规避措施。为了实现金融企业跨国并购成本最小化，在对并购过程
孙静静[6]2006年在《基于折衷理论视角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文中提出跨国并购理论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并购动因研究和并购效应研究。其中跨国并购动因研究显得尤其重要——现象背后孕育的动因是任何研究所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跨国并购的定义,接着从多个方面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跨国并购动因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称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通论,可用来解释跨国并购现象。本文以之为视角,阐述了该理论的源头与发展,重点分析其随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而拓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得出动态化发展后的折衷理论可用于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的结论。在考察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现状之后,本文对其并购规模、动因、目标、区位、产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民营企业并购数量较少,交易规模较小;主要在于获取核心技术和争取市场力量;并购目标多为陷入困境的海外企业;并购区位主要在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购产业开始由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移。最后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对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加以剖析,进而归纳出并购的现实动因:寻求核心技术、获取市场力量、战略型并购。本文认为:随着以全球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寻求相应技术资源以获取技术优势,进而增强核心能力为动机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投资会进一步发展。所以,寻求核心技术将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重中之重。企业提高技术能力有多种途径。此处以京东方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等为研究对象,对获取核心技术型的跨国并购作进一步分析。运用Wernerfelt的企业资源观理论(RBV)和Goldratt的约束理论(TOC),扩展了Dunning的OLI模型,并分析了此类并购中企业技术资源的约束特征,研究通过并购方式提升技术资源的动因。指出企业在寻求核心技术过程中,应根据企业自身发展战略所确定的技术资源提升量的要求来确定是否选取海外并购。
杨培强[7]2002年在《跨国并购的动因、效应及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国际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将在投资政策、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迈出更开放的步伐，由此也将为外资通过跨国并购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届时，以合资合作为主的外商投资模式将会淡化，取而代之的将是跨国并购。 本文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动因。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变化对企业跨国并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企业出于自身发展的战略思考，以及出于研发费用、税收、汇率政策和贸易壁垒等方面的考虑，也热衷于跨国并购。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并购方式作为进入全球其他市场、扩大竞争优势的一种主要战略。 跨国并购具有许多与“绿地投资”不同的效应，对国际经济和其他有关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中国来说最大挑战是，既要使外资并购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市场有序竞争和国有资产重组，又要免于受跨国并购造成垄断、产业渗透的不良影响。 文章分析了跨国并购筹资的特点和跨国并购的风险，提出要加强跨国并购的风险管理，规避与防范跨国并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文章重点研究了入世后我国迎接跨国并购的对策，提出要正确认识跨国并购的利弊，搞好跨国并购环境建设，积极培育并购市场，主动迎接新一轮全球跨国并购浪潮。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入世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为抑制跨国并购所带来的垄断倾向，一方面可以采用反收购与反兼并策略，另一方面可以采用战略联盟战略。
吴迎[8]2004年在《跨国并购在我国的绩效分析及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国并购是在仝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当今国际资本流动中最为突出的特点。跨国并购加速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带动了世界各国经济环境的调整。入世使得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融合成为必然,跨国并购也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引资方式进入我国。世界跨国投资模式的迅速转变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促使中国调整现有的经济结构,改变吸引外资的政策及环境,强化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从而深化了中国市场化的程度。 本文运用并购理论剖析了跨国并购现象的内在机理,通过案例对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通过介绍跨国并购的历史演进及在我国的发展,对跨国并购在我国发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二章论述了当前西方企业的并购动因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将两者进行融合来解释跨国并购的动因,最后通过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并购模型分析,为第叁章作理论上的铺垫。 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主要采用会计事件研究法选取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建立综合得分函数模型,从而对跨国并购的绩效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并购的企业绩效经历了一个起伏发展阶段,企业在并购后,随着整合期各项要素的重组,在生产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公司业绩有逐渐上升的趋势,而更长期限的绩效变动则需作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章还对跨国并购的正负效应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四章分析了跨国并购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通过跨国并购引入更多的外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对中国而言是极好的机遇,而如何做好法律和实践上的准备,充分利用跨国并购的正面效应遏制负面效应对我国又是严峻的挑战。本章拟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我国应对跨国并购的策略。
杨兴锐[9]2014年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跨国并购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经济学家钱纳里曾指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非常突出,因而资源在再配置方面的潜力较之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快速发展已成为中国企业跻身全球舞台的重要标志。据普华永道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为652亿美元,增幅达54%,创历史新高。2012年12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并购加拿大油砂运营商尼克森公司(Nexen Inc.),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外并购事件。然而,作为新兴市场的后发企业,这种快速展开的海外并购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一直存在争议。一些着名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为这种担忧提供了佐证。例如,2004年,TCL出资5.6亿美元重组法国汤姆逊公司(Thomson SA)彩电和DVD业务,导致了企业连续几年的巨额亏损；2004年,上汽集团出资5亿美元控股韩国双龙汽车公司(Ssang Yong Motor Company),结果以双龙的破产而告终。跨国并购是以企业为载体,调整资源存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融合,使我国经济进入长期可持续发展轨道的重要方式。作为后发企业,我国企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等问题,其跨国并购多为产业投资式的跨国并购；因此,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效应并不十分显着。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虽然是产业投资式并购却显着的创造了价值。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其影响机制如何?学术界关于跨国并购能否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一些学者认为,跨国并购提供了国际化、协同和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整合利益,因而可以为并购方和目标企业的股东创造价值(Kang,1993; Gubbi et al.,20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跨国并购过程中的一些潜在挑战会阻碍并购目标的实现,对并购企业的价值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只有二十几年的历史,已有的跨国并购样本不多,有关的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也较少,而现有的不多的有关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价值创造的研究在结论上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现有的研究基础看,多数文献集中于单个问题的探讨,如绩效或绩效影响因素,相对缺乏深入的整合研究,跨国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投资活动,必然有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与运行机制,单独研究个别问题固然重要,却容易忽略对其内在的、深层的动因、路径及机制的考察；同时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企业自身或外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较少深入挖掘企业内部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而无法揭示跨国并购价值创造的过程和深层机制。本文的选题密切关注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剖析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问题。首先,本文从资产寻求视角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并给出了逻辑一致的解释。我们以2002-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180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其财富效应。结果发现,在[-10,10]事件窗口中,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获得了显着的正的财富效应。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分别从并购企业特征、目标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和并购方式四个方面探索影响财富效应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并购企业的研发强度和跨国并购经验对财富效应具有显着的积极影响,而并购企业的成长速度、资产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则对财富效应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的创新与成熟度对财富效应具有积极作用,纵向并购由于其更易于获得研发、渠道或矿产资源而受到市场的肯定。然后,本文聚焦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长期价值创造问题,引入动态能力视角对影响并购价值创造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通过建构一个感知、获取、转换能力为自变量,研发强度为调节变量,资产规模、行业集中度、并购资产类型和并购经验为控制变量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机制的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感知、获取、转换能力叁个变量对跨国并购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显着的影响；研发强度对于转换能力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说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其转换能力较强；行业集中度、资产类型、并购经验也对价值创造有显着影响。最后,本文运用扎根理论,通过大量的搜集、分析8家样本企业跨国并购的多种数据,构建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发现动态能力在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方面有重要作用,并购过程中动态能力作用的类型主要有叁种：感知、获取和转换,它们各在不同阶段发挥主要作用。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资源获取型和战略资产获取型跨国并购价值创造方面的异同,发现两种类型并购在感知机制方面并无差别,但企业表现出的感知能力并不相同,在获取方面,中介投行及合作伙伴的引入易促成自然资源获取型并购获取的成功和降低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产获取与整合重构的风险,而多样化的支付和融资方式可以减少战略资产获取型并购资金压力从而有助于价值创造；转换能力方面两种类型跨国并购方面差异显着,在组织结构、文化、人力资源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中等或较高程度整合的资源型企业容易形成新的资源能力基础并实现价值创造,而在供应链、研发、品牌、渠道等方面进行较高程度整合的战略资产寻求型企业容易实现协同创新和资源能力基础的更新并实现价值创造。本文的研究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投资者对我国企业资产寻求型海外并购的正面评价证明了“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性。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把握时机,适时收购目标企业有价值的知识资产和重要自然资源,以克服后来者劣势,提升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基础。其次,我国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坚持以国际化的视野推进战略转型,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积极利用海外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关键资产,以加快技术追赶；最后,我国企业应不断在并购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自身的动态能力,以敏锐的战略国际化眼光捕捉跨国并购目标和时机,审慎的进行并购评估和谈判,才能在跨国并购的实践中创造价值。
闵剑[10]2013年在《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日益深入,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到来更是将跨国公司推向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发达国家债台高垒,部分国外企业资产缩水,为规模和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然而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汇率波动、东道国的政治壁垒、文化障碍、劳资冲突、财务风险等多项不利因素的影响使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屡屡受挫。针对企业跨国并购及其风险管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跨国并购的动因、战略、区位选择、方式以及跨国并购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对于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模型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风险管理对策。然而其局限在于：第一,对跨国并购的研究偏重于并购业务本身,对跨国并购风险的研究偏重于风险管理,未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第指标的评价除了部分定量指标外主观性较强,且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第叁,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监测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将跨国并购业务流程、风险评价与风险监测有机结合并开系统研究,在探索风险机理、建立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模型,探索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管理的新思路,为政府和企业跨国并购制订战略和做出决策提供参考。基于以上研究目的,本文试图解决叁大难题：第一,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演化问题。风险的起源、运动轨迹和发展方向是什么,风险在不同阶段的表现是什么,能否找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第二,企业跨国并购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针对纷繁复杂的影响因素,如何找出关键指标,如何解决评价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第叁,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决策问题。如何在风险演化分析和预警监测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做出跨国并购的风险决策,如何从以往的案例中寻找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的决策规则?围绕着这叁大难题,本文将问题导向、方法导向和案例导向叁种研究思路进行结合,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和问题分析探索企业跨国并购的风险演化机理,采用风险预警理论、综合评价理论、粗糙集理论、决策树理论、企业战略环境分析理论、能量释放理论、马尔科夫链理论等多种理论,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演化机理、风险动态监测模型、风险预警监测指标体系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分析出发,将风险动态监测的实证研究建立在经验数据挖掘的基础上,为企业跨国并购风险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取得了如下研究成果：(1)建立了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叁维战略分析框架。将跨国并购风险环境、跨国并购业务流程和跨国并购风险要素结合起来,从空间、时间和内容层面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进行了系统分析。(2)探索了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演化机理。从内外两个方面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演化的动因进行了探索,在此基础上解析了风险源、风险流、风险事件、风险载体、风险演化链等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演化的关键要素,进而基于环境分析和运作流程两个角度对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演化链进行了分析。(3)建立了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模型。构建了包括风险演化监测模型、风险动态评价模型、风险动态决策模型的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模型。其中风险演化监测模型基于马尔科夫链理论,对风险演化的概率进行监测并找出关键风险源；风险预警监测模型综合风险预警理论、综合评价理论和信息熵理论,对风险的程度进行评价和预警监测；风险动态决策模型基于粗糙集理论、遗传算法和决策树理论,在风险预警监测结果的基础上探索风险动态决策规则,以帮助企业做出跨国并购风险决策。(4)构建了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指标体系。从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个层面,建立了包括政治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市场行业风险、战略决策风险、财务风险、交易风险、整合风险在内的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指标体系,并在建立风险动态监测指标库的基础上对风险指标的辨识模式进行了设计。
参考文献：
[1]. 西方体育用品企业跨国并购动因及策略研究[D]. 李沫莉.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2]. 政府竞争对企业跨地区并购偏好与绩效的影响研究[D]. 于明涛. 山东大学. 2016
[3].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D]. 郑学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4].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前景研究[D]. 陆培华. 国际关系学院. 2007
[5]. 金融业跨国并购动因、效率与运营研究[D]. 许南. 湖南大学. 2006
[6]. 基于折衷理论视角的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研究[D]. 孙静静.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7]. 跨国并购的动因、效应及策略研究[D]. 杨培强. 中南大学. 2002
[8]. 跨国并购在我国的绩效分析及策略研究[D]. 吴迎. 浙江大学. 2004
[9].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研究[D]. 杨兴锐. 武汉大学. 2014
[10]. 企业跨国并购风险动态监测研究[D]. 闵剑.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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