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说研究的科学逻辑与科学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假说论文,经济人论文,限度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考察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理论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日趋完善、精制；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对于作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经济人”（ economicman）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假说形态。弗里德曼曾认为：对于“经济人”假说的研究，“这一过程必须归在心理学中进行讨论，而不应列在逻辑学中进行研究”（注：《弗里德曼文萃》，第230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经济人”的研究与经济学的发展是不相称的，透过不相称的现象背后，我们发现，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研究的主观的科学理性和现实“经济人”行为的科学规范的客观限度的相悖性，也就是说，“经济人”假说研究中具有科学逻辑与科学限度的双重特性。这是长期以来“经济人”研究一直处于薄弱状态的深层原因。
1 “经济人”假说的建立与变迁中的科学逻辑
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假说产生、发展、更迭的历史，而假说核心的具体表现形式则是假设，假说是根据已有的经验事实与经验知识所进行的富有创造性和推测性的猜想。不同假说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对于一种假说的研究关键在于对其假设的研究。
尽管“经济人”概念是19世纪末，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但是，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说的建立与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18世纪70年代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对“经济人”的假设条件进行了大胆的猜想。斯密说：“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他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这里，斯密已经初步提出了“经济人”行为的最大化原则、自利原则与公益原则，这些都是“经济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假设。
斯密的“经济人”假说不是凭空猜想，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经验事实与经验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对斯密所处时代的经验事实与经验知识的背景材料作一概览，有助于我们理解斯密的“经济人”假说的科学底蕴。①工业资本的出现和工业资本家的形成是“经济人”假说建立的现实基础。斯密《国富论》的写作时期与工业资本大放光彩的时期是同步的。斯密的“经济人”假说是对工业资本家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描述。②休谟的“人性”伦理思想对斯密的《国富论》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1739年出版的休谟的《人性论》一、二两卷并没有在英国引起什么反响，不过，斯密对其却情有独钟，他将休谟称之为“人文科学中的牛顿”。休谟在《人性论》中所阐发的关于将自利的动机视为人性与人类行为的基本倾向以及人的理性的工具主义倾向的思想，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伦理形象和理性基调。③牛顿经典力学是斯密构造市场秩序的重要参照体系。斯密认为， 如同宇宙里“有一架巨大的机器”（注： A. Smith:(1976)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c Ⅱ.P.5.）一样，人类社会“也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注：A.Smith:(1980)Essays on Philosopher Subject,London:Macmillian Ⅳ.P.19.）。同时，斯密通过对市场运行主体的严格考察，将这架“巨大的机器”的生成特别是其秩序化的动因指向“经济人”。在斯密那里，“经济人”与市场秩序构成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完美结构，而“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则是“经济人”行为与市场秩序生成的最佳解释。可见。在斯密的视界中，市场如同机器一样，遵循着科学法则，是物理世界能够控制的。
斯密之后，西尼尔、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在斯密“经济人”的科学底蕴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善了“经济人”假设。西尼尔借鉴科学逻辑的一般原则，首次明确提出了作为经济学一般理论前提的几个公理。他将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类，其中第一类是说，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得最大限度的财富。这实际上就是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表述。后来，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充分阐述了“经济人”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至此，古典“经济人”假说基本完善，概要地说，“经济人”就是使市场得以运行的人，即能够计划、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事实上，经济人假说建立之后，古典经济学家才将追求财富的人类行为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并确立为经济学和研究对象，这样，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性的人类社会知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说条件的抽象化与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他们的精雕细琢之下，“经济人”假说已经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假说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人”视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及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以“经济人”行为模式，说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领域人们的经济行为。这个解释性假说体系是由以下几个基本假设组成的：①自利原则。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②最大化原则。人总是选择能够获得“最大化”利益的行为方式；③理性原则。“经济人”具有理性，他能够根据市场反馈信息，对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作出判断；④公益原则。“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会无意识地、客观上起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作用。事实上，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经济人”假说可以归结为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借助微分学中的全导数、偏导数和拉格朗日乘数等数学工具，能够便捷地对经济问题加以分析。新古典“经济人”假说体系已经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考察现实市场经济、分析现实经济行为的理想认识工具和解释工具。可见，“经济人”假说为经济分析的科学化（特别是数学化）提供了理论前提。
我们之所以认为“经济人”假说研究蕴含着科学逻辑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经济学家对“经济人”的研究体现出其主观的“科学”愿望；其二，经过抽象的“经济人”行为规范是一种近似的科学规范。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出上述概括的。这也体现出了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特征。
2 “经济人”假说的科学评价：证实与证伪
新古典“经济人”假说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论抽象。弗里德曼说过：“那些真正重要且伟大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杰出，那么它的‘假设’（在上述意义上）就越是超脱现实。”（注：《弗里德曼文萃》，第202 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不过，经济学毕竟不是一种完美的文字游戏，也不是经济学家理想境界的展示。“经济人”假说必须接受科学的评价，不接受科学评价的假说不可能得到深化，更不可能实现对假说形态的超越。
对于不同派别的科学哲学家而言，科学假说评价的图式是不同的。实证主义者认为，证实（verification）肯定经验证据对假说的强支持。石里克曾建议：“将证实当作关于事实的命题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注：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第131页，商务印书馆 1998年出版。）证伪主义者则认为，肯定经验证据对假说的强支持是困难的，人们必须寻求否定证据，这就是证伪（或否证 falsification）。证伪就是否定证据对于理论前提的反驳。当然，证伪主义关心的不是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而是试图为科学探索提供一套方法论规则。波普尔说：“科学知识增长不是观察的结果，而是不断推翻一种科学理论，由另一种更好的更使人满意的理论取而代之。”（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30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出版。）“理论的科学标准， 就是理论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3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出版。）其实，就证实与证伪两种评价图式而言，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经济学家总是努力使经济学向科学逼进，因此，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必然受到科学哲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波普尔批判实证主义，并提出科学评价的“证伪”图式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受到这种思维图式的很大影响。他们认为，“经济人”假说也应该具有“可证伪性”。不过，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别，经济学中的“否证”与自然科学中的“否证”也是有差别的。这与经济学家的主体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经济学家主体视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肯定派”与“怀疑派”。“肯定派”经济学家站在“应当”的理论立场上，以抽象的理想经济人的视角，审视现实经济人与“应当”之间的差距，并对现实做出评价。“怀疑派”经济学家则站在“是”的现实世界立场上，从现实经济人出发，对理论世界的非真实性进行否证，对经济人的有关假设进行取舍及作出选择。但是，由于经济学的学科特性，以及证伪主义的苛刻要求，经济学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经济人”研究。因此，在“经济人”研究中，证实与证伪常常是共存的。“最大化原则”是经济人假说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它既部分地被证实，又部分地被否证。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则认为，这种最大化原则的边界过于偏狭，人追求的目标，除了利益之外，还包括声望、荣誉等非利益因素。因此，“利益最大化原则”被“效用最大化原则”所代替。
“经济人”假说变迁的过程，实际上是“经济人”假设条件和边界经过证实和证伪之后重新界定的过程。经济学虽然以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实质上它只关注影响行为基本因素——人的理性。反观“经济人”假说更迭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否证的指向几乎都是锁定“理性”假说的边界。这在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表现得尤为显著。西蒙首先对“经济人”理性提出挑战，提出“有限理性”的假说。西蒙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经济人理性的完全性是不现实的。必须对这种“完全性”进行否证，对“经济人”理性的边界条件重新界定。所以，西蒙说：“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注：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第46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继西蒙之后，莱宾斯坦、威廉姆森等人在西蒙的“经济人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提出了“X —非效率”假设与“机会主义行为”假设，从而将“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边界进行了力求符合现实的修正。
尽管经济学家主观上力求使证伪主义成为经济学研究理想的评价工具，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传统是难以超越得很多的。“经济人”假说修正的最大特点是，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出来的结论能够被现实所证实。因此，证伪主义对于“经济人”假说的影响，常常又是有限度的。
3 “经济人”假说研究的“后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世界的“显学”，它包含着反理性主义、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底蕴。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反对科学主义精神，摒弃“价值中立”原则，弘扬人文精神；崇尚文化多元主义，对抗传统的元理论的理性主义，强调社会生成多元结构的文化意义；倡导批判性“解构战略”，冲破学科边界，主张超学科的话语。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后实证主义正是实证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的变种。后现代主义对实证主义的冲击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有助于克服实证主义倚重实证论、忽视历史逻辑和人文精神的倾向。值得提出的是，实证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态度是“吸纳排异”，而非“同化归一”。后实证主义所表征的是“后现代性”，而非“后现代化”。这种“后现代性”提倡在科学研究的图式中导入人文精神，推进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弱化规范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强制约。不过，后实证主义没有放弃科学主义的主旨，仍坚持着科学理性的“底线”。
后现代主义对经济学的科学研究的影响是间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后实证主义这一“中介”发生作用的。经济人假说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经济人”研究的“非经济化”现象，是一种非理性化趋势，其实，从更广阔的背景来考察，是后实证主义向经济学领域的渗透。贝克尔主张将“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边界从经济学扩展到非经济学，即经济人追求的目标既可表现为财富的极大化，又可表现为非财富（包括声望、荣誉、尊严等）的最大化，这实际上提出了效用最大化问题。因此，贝克尔说：“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注：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84 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诺斯，则将“经济人”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他说：“实证性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对解决白搭车难题必不可少（而且这种解决对社会科学理论化的许多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也很重要）”（注：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5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注：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诺斯还说：“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2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可见，诺斯试图将意识形态、利他主义等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复杂的、接近现实的“经济人”假说体系。
贝克尔和诺斯的研究大大超越了经济学有疆域，“经济研究领域已扩大到研究人类全部行为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全部解决”（注：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出版。）。现代经济研究的全方位拓展，从表层看是一种经济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融合，而从深层看则是经济学（特别是“经济人”行为）研究方法论的“后现代性”。诺斯在对意识形态、利他主义等非经济因素进行研究时，仍然力图遵循着科学规范，如他所说：“尽管我们没有一个对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解释，但我们能在博奕论逻辑下建立一个关于伦理规范的财富最大化模型。”（注：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5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因此，我们又能够在“经济人”研究的“后现代性”中，强烈地感受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坚持科学逻辑、弘扬科学理性的主旨。
4 “经济人”假说研究的科学限度
“经济人”假说无论是建立之初，还是后来的更迭，都蕴含着科学理性的逻辑。但是，“经济人”行为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活动”，而是伴随着精神生成和精神作用的活动。人类的精神活动不是科学法则能够说明的，也不是物理世界能够控制的。前面对“经济人”研究的“后现代性”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以科学逻辑来研究“经济人”活动的一切行为，是对科学的幼稚的理解。“经济人”行为研究的科学理性是有限度的。
“经济人”假说的核心是经济理性。但是，从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看，个人行为是很难进行准确预测的，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取实验的方式，以证明他们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群体行为，即对社会群体的经济行为做出预测，进行解释。社会群体行为比个人行为更为复杂，它是一种合目的性交往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因此，采取有效控制的实验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前面谈到，诺斯曾对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作用作过分析，诺斯试图将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人”行为最大化的函数式，然而却遇到了困难，这就是上述因素难以计量化和模型化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应将“经济人”假说研究中所蕴含的科学逻辑与科学本身完全划等号，“经济人”假说研究中的科学理性存在着限度。
“经济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体系展开的逻辑起点。因此，对经济学科学性问题的考察，可以从整体上透视“经济人”假说研究方法的科学限度。
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还在争论。至今这个问题的至今争论隐含着以下两个推论：其一，经济学至今还不是科学；其二，经济学存在科学化的趋势。“科学是一种理论的逻辑整体，至少有一些实际依据并且没有大量的反例。不幸的是，按这种标准，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而且再多的数学证明也不能改变这一点。经济学当前所缺乏的是经济联系，而不是严密的数学，没有经验联系，就不能指望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注：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相比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充分地展示了理论与经验关系的复杂性。在对“经济人”行为研究中，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采取“实验”的方式，而只能采取“观察”的方式。社会经济现象观察的不可重复性表明，以依赖相关调查、统计而形成的观察资料具有“事后”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上述实证研究的被动性和“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这是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因此，经济学是很难达到科学规范的严格要求的。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来审视，经济学中没有或很少经过现实确证的几个主要命题是：
（1 ）一组建立在各个假定的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无差异曲线反应居民对任何两种物品的相对偏好；
（2 ）一组连续或平滑的等产量曲线表明生产任何一种特定商品所需投入的所有组合；
（3）一组斜率为正的曲线代表厂商的供给曲线；
（4）一组边际产量曲线代表所有生产过程的投入， 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投入（注：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5、1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上述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四个核心命题，它们还未经过证实，也未被否证。经济学家似乎还没有科学规范和科学方法的充分知识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的科学性是有限度的。
“经济人”假说研究的特定对象以及经济学学科的特性表明，它们的科学研究存在着科学限度。因此，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对“经济人”及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的怀疑，就否定其研究中所蕴含的科学逻辑，也不应该将它们所具有的科学性等同于科学本身。当然，有学者提出，不应用唯科学主义的标准来评判经济学的科学性，主张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这实际上提出了双重科学标准。显然，这与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个科学标准下的科学性问题而言，不是同一个问题域中的问题，已经涉及到科学划界问题，因此，也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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