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01－0031－10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前人最高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革命性变革而形成的科学。同时，它又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和种种伪科学进行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非难和打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骂倒，反而在人们的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理论。
20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创立和大力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熟和发展的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取得巨大成绩，涌现出许多杰出学者和优秀著作。如，于祖尧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苏星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许涤新是我国第一个提出重视环境和建构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这些学者不但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重大创新和发展。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再现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过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引入对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最近几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化越来越变本加厉，大有席卷中国经济学界之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曾进行过“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学术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这个核心，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规范等一系列基本理念和原则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讨论。颜鹏飞教授曾指出：有一些同志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而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董辅礽，1997；魏杰，1997）；或着眼于世界三大理论体系互补性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新综合”，但前提是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发展和改造”，并且也不主张构筑新体系，因为“斯密的理论体系在当初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樊纲，1988）。[2]程恩富教授、刘国光教授和卫兴华教授等则强调应重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
发展和创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完整的中国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对下述困扰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要害问题作出明确无误的回答和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的位置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特殊的生产关系特征是什么？在此特殊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人们的阶层分化特征、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的行为特征又怎样？在此特殊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下，由谁掌握和拥有对生产与否的判断和决定的权利，这种判断和决定的权利的特征是什么？这种对生产与否的判断和决定的权利实施与作用后的结果，会形成和诱发何种经济现象与经济特征？上述经济现象和经济特征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上能发挥何种作用和产生何种效果？上述经济现象和经济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高度化再生产过程中，能发挥何种促进和提高作用？
在这七个问题当中，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范式和分析工具的局限性注定其仅能分析上述的第5个问题，而无法解释和回答其他6个问题。赵玉琳研究员的《中国市场经济学概论》[3]和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4]多视角、多学科、全方位地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研究。前者提出了经济学的特殊方法就是三重分析法和两难分析法，认为运用抽象分析法之要义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实际、论证过程合乎逻辑。通过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确立了七大部分理论框架和二十大基本原理。后者则在学术界开创了政治经济学“五过程体系”，首创在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阐述，阐明了政治经济学变革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有扬有弃地借鉴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了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通过“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的阐述和论证，体现了新颖独到的研究。这两本书对近几年学术界和理论界密切关注与着力探讨的困扰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经济的重大问题作了全面充分的说明和解释，观点鲜明、方法科学、分析透彻、论证充分、逻辑严密，为深入开展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启示和重要资源，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关于经济学的流派
经济学流派或经济思想流派是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问题或某个时期重要的经济问题持有相对一致的立场、观点的经济学家所形成的松散团体，或是指一些经济学家在追随某个先驱者和理论领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可把某个经济学“流派”与这个流派成员所信奉的“学说”或“主义”看作是同义语，它们可相互替换使用。[5]所谓的流派是指具有某种共同基础的学术传统或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在各种各样经济学流派和思潮对话和碰撞中，在广泛吸收人类社会经济发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题，不断推进理论发展和创新，具备了巨大的理论吸引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体系和观点具有各自的特色，可根据某些标准把一个经济学流派与其他经济学流派区分开来。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流派或学说，不但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些不同流派或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内容，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和演化的逻辑。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的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理论又要面对中国的现实求发展。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需要创立不同的流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也应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要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不能不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和学说的渊源与形成历史、观点与分析方法及理论体系。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流派
（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流派。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岗教授和张宇教授是这一流派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提出在发展和创新政治经济学中要坚定不移地遵循马克思的理论范式，坚持几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二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支柱，推翻这一支柱，必然使整座大厦崩溃。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这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而得出的结论，放弃这一结论，等于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它要说明新现象，回答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要有新的主题、概念、范畴和理论观点。在上述基础和前提下，他们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概括为五个基本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这五个基本命题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硬核”。在经济分析中遵循这五个命题，将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就能够创造出与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形式。从根本上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理论。同样，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发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仅仅发展某一具体的观点或理论。
该流派的学者主张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或方法论，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纷繁复杂、急速变化的世界中，体验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建立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形式。并着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需要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兼容并包，博采众长。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绝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和吸收其合理成分，摒弃其错误的成分。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坚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确借鉴并广泛吸收西方经济学及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在这一流派的学者中，还包括厦门大学的吴宣恭教授和南开大学的逄锦聚教授等。
（二）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强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的创立者程恩富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一文中，充分阐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深入到理论假设中来确立基本思想并展开逻辑叙述，强调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独创性地提出了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把“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论”、“资源和需要双约束论”、“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论”等视为理论假设，并作了详细全面论证。强调只有在关键性理论假设和核心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才能通过中国化或本土化来真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方兴起教授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定历史环境中提出的经济学原理和当前的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程恩富教授以理论假设的形式进行探讨，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而推进了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的创新。[6]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必须适应现代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历史传承中不断实现自主综合与创新。强调应以“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运用各种传统的和最新的经济学方法对经济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是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作为变革中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原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体现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在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一书中可以看出，该流派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新阐述和挖掘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评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及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等方面，作了创新性探讨。王克忠教授认为，学派众多，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发展和经济繁荣。程恩富教授高举起海派经济学的旗帜，开宗明义，立志创新，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这是件大好事。当然，一个学派的形成，几年是不够的，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大“工程”。[7]
何炼成教授针对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的重要著作《现代政治经济学创新》（程恩富教授主编）中关于“方法论”篇的论述，指出，这是该书写得最好的一篇：第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原理，遵循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论，强调辩证逻辑和阶级分析方法。第二，第一次提出经济学的两个层面：本质经济学与表象经济学的划分，强调本质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和基础性作用，这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学界忽视本质经济学、单纯强调应用经济学的偏向是一个重大的启示。第三，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分野：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这本来是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的：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体系纯洁性的试金石”，但早被人们所遗忘了。本书强调指出这一点，其意义不言而喻。第四，在《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具体指出“研究的对象：现实具体”、“研究的结果：思维具体”、“研究的过程：从现实具体到思维具体”、“叙述的方法：再现思维具体”。这是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从研究来说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叙述来说是从抽象到具体”的生动描述，这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论述来说都是适用的。第五，关于“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思考”一文，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方法论问题，都是我们经济学界在研究中所忽视的方法论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汲取和运用。[8]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综合流派主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原苏联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同时，要繁荣与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就应“继承现有成果，面对中国现实”。要有扬弃地科学继承已有优秀成果，既包括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经济学流派。这一流派的领军人物还有冯金华教授和马艳教授。与这一流派持相同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顾钰民教授和周肇光教授、杨承训教授及何干强教授等。
（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本流派。以河南大学许兴亚教授和福建师范大学李建平教授为代表的从文本考据出发的学者，针对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面临的文本危机，强调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有助于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学说，认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著作中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由他人整理出版的，这部分著作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值得研究）；有助于追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发展进程，动态地、历史地和完整地把握其思想；有助于澄清和纠正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理解；有助于我们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并回击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污蔑。
这一流派的学者着重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文本本身，不在于对文本如何进行考证、校勘和复原，而在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本所体现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思想，厘清马克思文本的原有真意，挖掘它的内在精神意蕴以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他们认为，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可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以便不断做出理论创新，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构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这一流派的学者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学界有些学者不顾我国国情，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等说法来“规范”或“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状况，评述了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的要求，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二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流派的理论甚至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奉为教条。他们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等理论来“规范”和“评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坚持唯物史观，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这类学者中，还包括奚兆永教授和赵学增教授等。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找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路径和方法。同时，应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互关系，在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是武汉大学的顾海良教授、颜鹏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易风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王志伟教授等。
这一流派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和坚信中国“转轨经济”催生了一种双重多元化趋向（倾向），即体系多元化和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其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下的后一种倾向。提出有必要用完整的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实践的科学反映，并用来指导现实经济活动。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现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
这一流派学者强调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学说是以原生态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因此，应从他的原著文本去解读。但要防止对马克思构建学说的片面性或肢解性的所谓西方“解构主义”的解读趋向。这种非整体性解读就是不承认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肢解马克思”和“异化马克思”，这将会抑制马克思理论的原创性和生命力，使许多理论闪光点和生长点、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从而出现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半截子化”、研究对象狭窄化、研究内容空洞化、政治经济学本身趋于僵化和边缘化等问题，这会逐渐丧失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而导致指导思想多元化倾向。他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在实践、创新并吸取当代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发展马克思”。
这一流派学者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主张市场导向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应从马克思经济学说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政策和法律主张或两种指导思想共存。强调不能人为地割断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内在联系，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生命力或理论张力。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流派。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多年来，先后发表大量论文和学术专著。如，《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发展绿色经济 推进三重转变》、《企业生态环境优化技巧》、《刘思华选集》、《刘思华文集》、《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等。刘思华教授认为，传统或现存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它的理论框架是以生态与经济相分离为特征”，其理论范式是建立在纯经济学观念基础上的，它不仅把自然界视为一个不变因素，而且把经济看成是一个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只是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经济现象与过程来研究和揭示经济运动与发展的规律性，而没有将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揭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演进规律。早在1997年他就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率先提出“生态资本”概念，确立了社会总资本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资本理论模式，首倡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内因论（即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主张社会生态经济人、生态生产力和协同构建除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外的第四大文明，即生态文明。
刘思华教授和杨志教授等学者着重提出应创造性地开展生态文明和循环经济的研究。强调应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特别是从马克思经典作家思想和当代实践出发，确立生态危机、生态时代、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的系统理论。他们认为，当前各国经济增长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国际性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说明从经济学理论上阐释循环经济势在必行。他们强调主流经济学不愿意阐述也不可能阐述的问题，正是非主流经济学全力关注、探索和研究的问题。鉴于这种事实，从理论上认真研究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在循环经济问题上的态度、立场、方法和观点及其差别，无论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操作，特别是对制定我国“后京都时代”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流派学者认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生态环境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利益，直接决定和影响到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正如程恩富教授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上所表示的，真正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把生产资料和自然生态置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掌控之下。自然环境私有化和单纯商品化，无助于生态危机的解决，只能加剧生态危机。经济发展不考虑环境成本和把自然完全商品化，都会损害环境再生产的条件。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环境的使用效率，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被用于为资本积累服务，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始终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结果加剧了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一个不被利润的追逐支配而以满足人类共同的、真正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及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刘思华教授曾提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经济学、生态学和生态经济理论，有利于更好回应2l世纪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消除生态危机，为探索出一条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提供新的指导思想。杨志教授认为，从我国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角度看，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实施节能和用清洁的石油能源代替煤炭的战略，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举措。
（五）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的学者强调应积极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新成就，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整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性研究的重要课题。他们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某种创造性的综合。中国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和贾根良教授是这一流派中有代表性的学者。
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认为，从演化经济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今存在两个理论误区：一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简化论、机械论、还原论和决定论理解，二是试图从均衡范式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9]孟捷教授认为，与日新月异的现实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力亟待发展。在十月革命时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已有了足够深刻的理解。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还有那样的自信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还存在许多盲点。如果我们在认识上没有深刻而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这个变动不居的对象，就无法过多地预测它在现实中被扬弃的条件。[10]贾根良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马克思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这必然会使“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方法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中国经济学”只有在创造性地对其基本原理进行再阐释并吸收其他经济学流派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才能形成一种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并行之有效的研究纲领。
以孟捷教授和贾根良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流派学者着重强调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硬核”，即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对其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与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本体论原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认为尽管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众多，但在西方异端经济学内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划分。正如这一流派的学者所总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可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承认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正确性，试图通过使用博弈论、数学形式化建模等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来改造马克思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另一种则是在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同时，加强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异端经济学诸流派的联系和对话，力图将老制度主义等异端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结合起来，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可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支柱的与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方法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真正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依然任重道远。中国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其所运用的数学模型的理论前提和经济含义进行全面、认真和细致的辨析，避免发生创新和转化后的中国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生如同美国和日本的演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和现实时，也无法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预测”区分开来，对自己的“假设”也无法进行明确无误的表述的同样恶果。
（六）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用数理逻辑来表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取得可喜的成绩，开始形成一个独特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和流派，大致已完成了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本框架和范本的文字逻辑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向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理逻辑体系的话语体系转型。近几年来，以数理逻辑体系的语言和研究方法在国际和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正不断涌现。以白暴力教授、丁堡骏教授和冯金华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流派学者长期致力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逻辑体系的创新与发展，尝试运用数理逻辑来表达和构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理论模型，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白暴力教授在其代表作之一《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一书中，用充足的理论、严格的数学方程批驳了斯蒂德曼、萨缪尔逊等利用“价值转形问题”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形”理论的完善性。由于广泛使用了数学方法，“论证了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量的完善性，在转形问题这一国际著名经济学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被认为“在理论研究中，运用了微分学和矩阵代数的方法，在我国政治经济学论著之林中树立了新的风格”，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数理经济学风格的政治经济学专著”，堪称是我国价值转形理论研究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建设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他另一代表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建立了一个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含六个层次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石，通过均衡分析和微分学等方法，构建了变量劳动价值理论，考查了劳动耗费量、价值量和交换价值量随产品数量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并分析了价格运行的状况。
这一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丁堡骏教授在他的代表作《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中，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主要特征，分别从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分配等各个方面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胡代光教授赞扬丁堡骏的价值转形的解法既具有浓郁的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风格，又充分体现了现代数学的简洁明了，认为丁堡骏解法更符合马克思的价值转形本意，更具有科学性。强调丁堡骏教授所创立的“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的图表模式为蓝本，对马克思要素投入按价值计算转形理论所做的进一步修改，这是对马克思转形分析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数学方程式模式来看，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的方程式是对扩大的马克思价值转化模型图表关系的现代数学表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其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11]
文字逻辑分析方法与数学逻辑分析方法各自的优势又都是对方各自的缺陷，这就使得这两种方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不能绝对地割裂与对立起来。而且，综合分析数学的逻辑与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看到，两者有一个交集，但不是同一的关系。从演绎方法来看，数学逻辑与经济学逻辑都满足内在一致性的要求，但数学逻辑强调的是数理逻辑，而经济学逻辑强调的是辩证逻辑。[12]经济学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只能是“本”与“用”的关系，而不是像某些数理流派经济学家所片面强调的那样，经济学只有“数学化”才能成为科学。因为数学这一工具本身不能创造理论，它只是为理论生动直观地或需要定量表达提供了可能的方式。[13]
（七）转型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西方的转型经济理论存在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即单纯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经济转型理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只研究计划经济的一般缺陷和市场经济的一般优点，事实上把经济转型等同于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虽然中国的转型经济学从开始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其影响的扩大，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加入到转型经济研究的行列中来。在这一流派的学者中，代表性的学者有王振中教授、裴小革教授、冒天启教授、洪银兴教授、周冰教授等。
转型经济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领军人物王振中教授早在1995年纪念《经济学动态》创刊35周年时就已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学家很热衷于在‘激进’与‘渐进’方面来对中俄的经济改革进行比较。但应指出，在这种热烈争论的表面下却掩盖着一个事实，似乎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方向’是一致的，成败与否只在于措施的‘激进’与‘渐进’的程度差异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14]这一流派学者认为，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包含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是明确的制度约束性，即改革必须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二是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中国经济转型的道路带有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体制模式与改革方案设计的改革探索期；体制转轨与改革重点突破的转轨明确期；体制确立与改革攻坚的转型深化期。他们强调，我国朝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已走过多年的路途，不可逆转地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朝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高。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但就经济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二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这一流派学者认为，在当前国内外的转型经济研究中，众多学者一直热衷于运用所谓“激进”或“渐进”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是极其片面的，而且也极其有害。他们认为，动态地、实事求是地探索中国健康的经济转型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强调在转型经济研究中，要综合马克思生产关系变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体制变迁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转型的实践进程进行动态的事实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进程，强化对转型过程中新制度建设的研究。
这一流派认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有三个关键的理论问题不容回避：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改革方向差异”问题、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问题和转型经济国家之间的“政策效应差异”问题。其中，不应忽视对原苏联、东欧转型国家“转型衰退”教训的研究；不应忽视对拉美国家“改革衰退”教训的研究；不应忽视对改革对增长的影响（增长率、就业率）和改革对公平的影响（收入分配、贫困）的研究；不应忽视对“中国经验”的总结。
在研究转型经济理论的这一流派的学者看来，西方各发达国家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已证明了马克思经济转型理论的正确性，中国和苏东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则再次证明了其正确性，即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收入、投资、消费及他们的文化素质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加以压抑的经济体制，必然要产生种种引起经济效率低下的致命问题，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把劳动等同于物，总是使劳动者保持贫穷和愚昧，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这种效率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中无法持久，而且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受压迫、受剥削者的成长和反抗中改变。要使财富的创造得到改善，经济转型的主导动因应是广大劳动者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解放。
（八）后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的理论部分存在着逻辑悖论，从而使人们对于新古典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按照新古典的资本加总方法，异质品模型中会出现威克塞尔效应、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转问题，这与新古典关于资本理论的两个核心命题相矛盾，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和进行技术分析的相对价格理论，其一般均衡模型完全正确；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斯拉法在其模型中加入了统一利润率。[15]对悖论的破解和经济学理论的重建，南开大学柳欣教授认为，关键在于放弃新古典的技术分析，重新回归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社会关系分析。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柳欣教授认为，凯恩斯货币均衡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这种由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利息率（利润率）与货币联系起来并放在货币经济中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并不是一种非均衡理论或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而是对立于新古典技术分析的另一种均衡理论。建立在凯恩斯货币均衡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更能深刻地揭示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动。柳欣教授强调要发展凯恩斯货币理论，不能使用新古典的框架，而要借助马克思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所分析的是处于历史时间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表现为货币关系。凯恩斯集中说明了这种货币关系的运动特征，而马克思则为这种特征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原因。用马克思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方法来改造凯恩斯经济学是发展凯恩斯理论的科学路径。
以柳欣教授为代表的这一流派的学者着重强调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经济分析的基础开始就是根本不同的。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需要有相对价格作为调节的手段；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他们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其目的是为说明货币的产生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他们提倡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关键是必须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关系。
这一流派学者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研究的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统计变量的性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及其运行规律。换句话说，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就是目前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而主流经济学从技术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问题只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决定的。他们认为，从未有人把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或劳动价值论真的抽象为社会关系，这种由价值表示的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或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货币，这种货币并不联系到任何实物和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是联系到竞争和对人的支配，货币资本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进行消费的，而是通过购买劳动获得一种权利，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或游戏规则。
后凯恩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在发展中，不可避免会发生和形成吴易风教授所指出的问题：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只看到两种经济体系都研究失业、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共同问题，却完全无视两大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区别。如果听任“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就必定会得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和“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的有害主张。对这种开始显现并可能发展的趋势，不能不保持应有的警惕。[16]
四、结语
任何经济学流派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其内在缘由和社会需求，但任何幻想用一种经济学流派来完全取代和兼并另一种流派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和不切合实际的。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和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上述八大流派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但以劳动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的分离和分化的局面也已逐渐形成，今后的分歧和争论则不可避免地会日益扩大。
进入21世纪后，创新和现代化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出路与大趋势。在坚持实践第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或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前提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定能创新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认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偏见、误解和超越客观历史条件下的某些理论上的局限，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反对“左”和“右”的两种教条主义，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关系，加快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2008－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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