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想。它的遭遇，或褒或贬，历来不断。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着不幸或灾难时，有人会起而攻之“此乃孔家店之过”；在欣逢发展或兴旺时，差不多又众口一词：托儒家思想之福。同一个儒家思想，在不同时代、不同景况之下，评价迥异，这固然有统治者政治需要的因素，但确也存在着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儒家思想中的哪些部分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积极的或消积的；另一些部分作用是否相同或不同。当条件发生变化时，儒家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发生哪些变化？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如若发现，是某种不利的条件制约了儒家思想某些积极部分作用的发挥，使其固有的光辉无法闪烁，那么，人们就应设法改变此种条件，使传统思想的优秀部分发出它的光和热。
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的制订和实施中，儒家思想均产生了影响，发挥了作用。研究这种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权衡它的得与失，审视它的成与败，就是探寻传统思想与其时代（环境和条件）两者间变化规律的一种尝试，人们从中也许会发现些什么。
中国近代的外交战略
自从1840年西方洋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城门之后，泱泱中华帝国在对外界毫无了解、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始同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人们说：弱国无外交。这是指无独立自主的外交。近代百余年时间里，在与西方各国交往中，西方人总是牵着中国统治者的鼻子走，后者不是委曲求全，就是虚与应付，很难看到独立与自主。连长期主持外交的李鸿章也为此发出感叹：“然所谓遇刚则柔，遇柔则刚，既无定见，复少恒心，……闻者能毋愧愤欲死？”①由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虽有外交，却是“没有一定外交方针的外交”②。这似有些道理。外交方针既无定数，正确的外交政策，长远的外交战略更谈不上。但据笔者看来，这只说到了问题的表层：若深入进去便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政府，外交方针、政策、战略都是有的。此处拟着重讨论它的外交战略。外交方针和政策皆由外交战略决定，不管它们怎样变化、有无定数，都是为这个战略服务的。
近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和戎”或称和战。这是洋务派的外交思想，也是主持近代中国外交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提出和实施的外交战略。按他们的说法，和与战互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实际上“和”是主流，是本质。所谓“戎”即战备，是推行“和”的一种掩饰物，顶多是一种愿望。“和戎”，实际上就是维和——维持和局，这就是近代封建统治者推行的外交战略。
有人认为，“和战”仅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战术和手段。在谈到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时，有人称：李鸿章的和战论，“是一种权宜之计”，“表现为一种拖宕战术”，“是一种从长计议的手段”。③就是说是一种具体加以运用的外交策略，而不是外交战略。所谓“战略”，就是全局性的谋划。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即国家在外交领域规定的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全局性的方针任务，而外交策略则是为实现外交战略任务而采取的手段。两者比较，战略表明全局和长远利益，策略反映局部和当前利益。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所力主的“必须和戎”，显然不是一时的需要，而是要长期坚持的外交方针和倾其全力要实现的目标。李鸿章说过：“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④“保和局”是他目前和将来长期要坚持的方针，而且他还将此视为全局性的决策，他曾批评不以和而坚持战的林则徐、僧格林沁等人破坏了全局。他说：“即究今事始末，林僧二公逞一时之愤，几毁全局，谋国者可不深长思耶？”⑤主战，几毁全局，维和，就是顾了全局。在李鸿章的心目中，通过“和戎”，在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经办洋务，增强国力，内可以镇压人民的反抗，外可以作一定程度的抗争，才能最终达到巩固和延长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在李鸿章等人看来，这就是他们要维护的国家最高利益。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和戎”是中国近代的外交战略。洋务派制订的这个外交战略虽在清政府中遭到一些人（所谓“主战派”）的非议、反对，乃至攻击，但由于投合了最高统治者（如慈禧）的需要，而最终成为那时外交的主流而得以贯彻和实施。
“和戎”外交战略的实施固然是出于统治者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但确也是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和对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的认识出发而制订出来的。当时的中国贫弱而落后，这一点洋务派的外交家们是认识得很清楚的。外交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为达到目的，必讲求外交之道。外交之道的运用又必然以其实力为后盾。此时的强敌已拥有“无坚不摧”的新式枪炮和“瞬息千里”的快船战舰，而中国军队仅有弓矛小枪和帆篷舟楫。于是，“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中土”，而我“不得不受制于西人”。⑥在此情况下，中国怎能与数强敌争较呢？“战守无具，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⑦“和”，这就是李鸿章的答案。而且，要将“和”作为长久之策施行。其他洋务派人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薛福成说：“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一掷。”⑧郭嵩焘更注意到战争的后果，他说：“国家用兵三十年，情见势拙。”⑨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以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要同拥有近代工业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西方列强开战，不但战争的沉重负担难以承受，而且也是不可能取胜的。这是他们冷静估计形势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出了维持和局的战略，并在实践中极力加以贯彻。
和戎，这种战略不仅对中国封建统治者有利，也为西方列强所能接受。从奕、李鸿章、郭嵩焘到左宗棠、王韬等人差不多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新特点，即他们不以夺取中国土地为目标，也无意推翻清王朝政权，他们重在通商和得利，寻求市场和夺取原料，即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王韬的话颇具代表性，他说：“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于土地。”⑩今日的敌人——西方列强要打开中国封闭的城门，要通商做生意，我们不能不与之交往，这种局面是不可逆转的。当今之计，只能根据中外关系的新形势，寻求新的“应付处理之方”。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和战”战略。由于这个战略是在正确地分析了中外关系新特点之后提出的，为西方列强所能接受，也为中国统治阶级中的主流人物所能容纳，故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得以推行。
“和戎”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基础——儒家思想
“和戎”外交战略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从提出、制订到实施都贯彻和体现着儒家的思想。说儒家思想是“和戎”外交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不过分的。
制订“和戎”外交战略的洋务派理论家和实践家们差不多都出身于封建官僚士大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薰陶，但他们又同时都有与洋人打交道的一定经历，对西方世界有或多或少的了解，他们的头脑中混合着中西的成分，但界线却又很分明，或者说包容着中西两个世界。李鸿章的话便恰如其分地说明他就有一个中西世界兼容的头脑。他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超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11)。这也就是他们办洋务为什么重在经济、军事上自强，从不触及封建制度本身的原因所在，办外交，自然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自己的根了。
儒家思想成为“和戎”外交战略的思想理论基础既有其理所当然的一方面，但也有一个探索寻求的过程。以李鸿章而论，他就是在观察、体验和比较中逐渐省悟到运用儒家思想于外交战略的。1862年上半年，他初到上海，发现这里与内地相比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里“华洋混一，已成局势”。这当然是他不情愿的，无奈之中，他又发现，这又是一个认识洋人，了解列强，寻求与之交往的途径的地方。因此，他主动与洋人接触交往，这虽带来“烦扰”，但能“因此气脉贯通”，所以，他乐此不疲。他时时留心西洋时事，令人逐日翻译英文报纸供他阅读。他还细心观察中国同僚与洋人打交道的成功与失误，从比较中判断得失、利弊，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认识，摸索出一条与列强交往的合适途径。他认为，与洋人打交道的正确态度是“刚柔调剂”(12)，该刚则刚，该柔就柔，不卑不亢，保住国体，不失面子，不丧主权。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以儒家思想倡导的忠、信、笃、敬四字为准则，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这四个字所体现的正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极为博大，有许多积极的内容，也有不甚健康的成分。洋务派外交家能吸收儒家思想中的有益部分用之于外交指导，表明他们深谙儒家思想的真谛。曾国藩被誉为一代理学大师，他就曾思索并探究过如何把儒家思想的某些内容用之于中国近代外交，并有所心得。孔子说过的“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对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对此作了解释和发挥：“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慎；此二句者，无论彼之或顺或亡，我当常常守此勿失”(13)。作为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自然要严尊“师训”，加之自己的探索、实践和体验，自会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来构建他的外交战略。所谓“诚信相交论”和“循理外交”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演绎出来的。
李鸿章和他的主要幕僚如郭嵩焘、冯桂芬等积极鼓吹“循理外交”，并竭力加以推行。在他们看来，这是实施“和戎”外交战略的重大而具体的举措。郭崇焘提出：“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势，乃可以平天下而无阻。”他又说，“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为之，无不可了。”(14)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处理外交事务，要把握三个字：一为理，二为势，三为情，而最重要的又是理和势。历史在变，形势也会变，人们要善于适应形势变化而把握理，据理办外交。冯桂芬就“理”说得更为深刻：“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以理折之。”(15)李鸿章不仅接受了“循理外交”，而且身体力行，多有发挥。他说：“势不足以绌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势不能达到目的，据理相争，理尚不能服人，就动之以情，辅之以利，如是，就能妥善处理中外交涉中的各种纠纷。可以说，他把三者的关系及其运用阐述得极为透彻。他正是依据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来办理中国的外交的，即贯彻“循理外交”方针。
他还把贯彻这个方针的要领归为一个前提、四个分寸。即：不失和。这是前提，也就是坚持以“和戎”外交战略为指导。只有维持和局，才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才能保持和平的环境，得以有“自强”的机会。在这个前提下，与洋人交往，须把握四个分寸：以理论理。洋人常讲万国公法和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中国则要求各方面都应遵守这些公法和条约而不能例外，以维护我国主权。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从则从，不能从者婉慰。论理不成，洋人要压你屈服，以维护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不伤此准则，可从；有伤，则不能从，须用婉言慰藉。可许者许之，不可许者拒之。洋人每张口索要权益，我仍以中国主权、权益为准则作为衡量，不大损就许，有大损，就要拒绝。当屈则屈，该伸则伸。列强十分贪婪，欲望没有止境。同他们打交道，要善于屈伸互用。何时屈何时伸，以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为依归。“宗社为重，边徼为轻”，为保宗社，割地赔款在所不惜，妥协、屈辱皆能接受。“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这些无不体现出儒家思想特别是它的“交邦”之术在近代外交中的运用。
“和戎”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
在实施“和戎”外交战略及贯彻与此相关的外交方针与政策中，洋务派的外交家们可谓竭尽努力。渗透儒家思想的“循理外交”强调的是势、理、情三个要素，实则主要是势、理两个字。遵此外交方针处理外交事务就是巧妙运用势、理，从运用中表现出中国洋务派外交家的外交艺术。所谓“理”，指是非曲直；而“势”，则指力量强弱。我国与列强双方“理”“势”的优劣，李鸿章等人极为清楚。“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论“势”我不如人，而洋人持其势强往往论势而不论理。我国受到列强欺凌、侵略，进行抵制和抗争，应是占理。我国势弱却有理，因而常以理相抗争。从整体上说，我国势弱，但在局部，在对某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时，也可能势强，因而既论理，也讲势。由于对势与理的权衡与运用，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形。
有理而不示弱，成功。李鸿章主持的与秘鲁的订约谈判及其结果，便是成功的一个事例。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以各种名义从中国沿海口岸掳掠大量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及太平洋各岛，当奴隶贩买。有大批华工被贩卖到秘鲁，在那里受尽虐待和折磨，十人有九人死于非命。西方记者都承认“华工较之黑奴又下等矣”(16)。他们的悲惨处境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1873年秋，秘鲁政府派葛尔西耶来华商定通商条约，总理衙门派李鸿章与葛氏就秘鲁虐待华工之事进行交涉。李鸿章在权衡了“理”与“势”的情况后认为，秘鲁拐骗贩卖华工，为“中国百姓所恨，亦万国公法所不许”，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理直理顺，不患无以应之”。而秘鲁“规模狭小，百务废驰”，“国贫势弱”，远隔重洋，构不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故而他在谈判中据理相争，其间虽有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说情，也无松动，迫使秘鲁作出了“实力保护”华工的保证。中国与秘鲁的条约大体上是个互利的条约，在列强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时候，尤其难得。只可惜，这样的事例并不很多。
势弱而“从理直到理曲”，失败在所难免，但可在列强间巧为周旋，利用矛盾，“以夷制夷”，失败得好一点。由马嘉理案引发的中英交涉就是其例。1874年印度、缅甸的英国殖民地当局组成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前往中国云南，意在为侵入中国探路。威妥玛派马嘉理为翻译前往缅甸迎接“探路队”。1875年2月，“探路队”进入中国边境后，引起中国边民的极大反感。2月21日马嘉理在边境被杀，柏郎等受阻返回，是为马嘉理案。这本是由英国入侵我国云南引发的事件，理应在我。但接受处理此案的李鸿章对“理”的认识和理解却不能自圆其说，初认为英人的举动“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理自然在我。后又改变腔调，称“此案其曲在我”。为何又自认理“曲”呢？这涉及到对“势”的权衡及“和戎”外交战略的贯彻。中英两国贫富强弱悬珠，如若“绝交动兵”，将破坏和局，于清王朝不利。为求和局，竟然以是为非，“隐忍以图息事”。
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与李鸿章谈判前漫天要价，态度极为骄横狂妄，提出的要求从七条到八条，远远超出处理马案的范围，且把其他各国公使撇在一边，不容干预。特别是将岑毓英等一批云南地方官提京审讯一条，为清政府绝对不能接受。谈判中双方僵持不下。李鸿章“焦虑莫名”，决定施行“以夷制夷”之策，以打破僵局。他深知，由于各列强被英国撇在一边，已对英国表示不满。于是，他派人与各国公使联络，争取他们的支持，获取有益的情报。当得知此时英国正忙于同土耳其作战无暇东顾之后，李稳住了阵脚。后来的谈判及随之签订的《烟台条约》可以说各有所获。威妥玛除在滇案、优待、通商等事上全部要求被满足外，又加上了入西藏等地“探访路程”的专条，自然满意。李鸿章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岑毓英等提京审讯一事英人不再提了，对清王朝来说，保住了面子，未失国体，是个很大的“胜利”。用李鸿章的话讲，“于国体饷源尚无甚窒碍。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有外人说，“（烟台谈判）是李鸿章作为高级外交官的引人注目的胜利，他使人对他‘以夷制夷’的手段和精确估计对手的杰出才能深信不疑。”(17)当然，他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
势弱且孤，自认理“曲”，甘心失败。曾国藩、李鸿章对天津教案的处理颇能说明问题。1870年6月发生的火烧望海楼事件，即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更具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此事先由曾国藩继由李鸿章师生两人处办。他们都知道，教案的起因是崇厚一贯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即发，不可收拾。至于火烧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美国布道堂、英国讲经堂等多处教堂，打死洋人、洋教士20人，实属不该。因而他们定下处理此事的方针是：“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18)不论势之强弱是假，他们甘心认曲，实出于对势之强弱对比的考虑。这次开罪的不但是法国，也触怒了英、美等国，使他们感受到了威胁，而且各国军舰集聚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强迫清政府镇压反洋教斗争。故尔曾国藩定下“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的方针，拟将天津地方官治罪，派崇厚前往法国“道歉”。在列强联合势力威胁下，曾、李自认理“曲”，按列强的要求“弹压士民”，“议恤赔偿”，以换取法国等侵略者“惬心”。他们认为此事的了结是“存国体而弭后患”的“持平”之举，真是甘心失败呵！
大兵压境，无理可论，一败涂地。当然，也有不甘心失败的时候，这是在列强大兵压境，“势”不能比，“理”无处论，“以夷制夷”之法不灵，机关用尽之后出现的情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视为典型例证。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侵略战争，是由日本蓄意挑起的，是非曲直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在一个武装到牙齿且有意以战争相加的敌人面前，哪有理可论呢？这里讲的是“势”，是力，是军力。日本为这场战争早有了准备和筹划，中国不仅毫无应对之策，甚至在战争将起时，统治集团内还在进行“主战”与“主和”之争，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主流派（即“后党”）不敢面对战争，定下了“保全和局”的方针，且把赌注押在列强身上，重新玩起“以夷制夷”的故伎，想依靠“西夷”的干预，迫使“东夷”住手。李鸿章先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希望落空后，又转求于英国，乞求它出面调停，然英国根本不愿置身于中日争端。至于美、德、法诸国列强，无一不是如此。“以夷制夷”不成，无人论理，也无处讲理，只好在“力”上比高低了。在军力对比上，中国本来就属弱，李鸿章手中的两张王牌淮军和北洋海军，他又不肯轻易拿出冒险，因此，他决定以保全实力为准则对付日本。在没有下决心打仗，也因此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陆战兵溃，海战舰毁，日本从陆上和海上对中国均形成大兵压境之势。既无理可论，也无力可比，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和谈。其实，事已至此，已没什么可谈的。中国所要做的，不过是在日本人已准备好的条约上签字而已。面对惨败的现实，李鸿章不得不认了。他所能做的只是“斟酌轻重，力与辩争”，“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而已(19)，最终还是只能在割地（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赔款（2万万两）的《马关条约》上画押认输。
按照“和戎”外交战略处理对外事务，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其他洋务派外交家，若仔细研察，都可归结为以上四种情形中的某一种。从这四种情形中，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已大体明了了。
历史的反思
以儒家思想为思想理论基础制订的外交战略，在其实施中有成功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失败，只是败的程度和情形有所不同。这是否意味着，儒家思想据此可以被否定了呢？结论不能如此简单得出。在中国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外交的成与败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势”在起作用，“势”强，“理”便讲得通，就可成功；“势”弱，就无“理”可讲，失败在所难免。再有会讲“理”的人，顶多是败的程度好一些，终难免失败的命运。这使我们从中领悟出一个道理：儒家思想，即使是它的精华部分，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方能显示出它的生命力。中国近代社会，内则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外则势单力弱，受尽欺凌。在这个特定条件下，儒家思想从至尊至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即便把孔家店打倒了，中国社会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仍然挺不起腰来。懂得了这个道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了变革中国社会的道路。
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形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六、七十年代以来，以日本开其头，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先后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誉为亚洲“四条小龙”。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腾飞，亦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有人从文化的角度环视这些国家和地区便发现：这些都是汉文化影响所及的国家或地区，或者说属于汉文化圈。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作为汉文化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接着出现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对汉文化的提倡。战后，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不能说与儒家思想无关，但此种思想的闪光也应当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战后特定的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内部的主客观因素，恐怕也难出现经济的起飞。在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推行，今日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局面亦恐难形成。只有当一定的条件形成后，儒家思想方能放射出光辉，影响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巩固和扩大原有的条件。
中国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思想产生的土壤。有此文化底蕴，在历史上造就了中国的强大和繁盛并一度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同样文化根基上的中国，近二、三百年以来，又逐渐地落伍了，直至近代，成为被列强宰割的贫弱之国。同一个文化传统，为何会有两种结局呢？这是值得反思的。同样，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中，以儒家思想为思想理论基础的外交战略在实施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的情形又不尽一样。这是为什么，也是应当反思的。
优秀的传统思想与为这种思想发出闪光的条件是互为作用的。当我们尊崇并提倡某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时，更应当为此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挥其潜能，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人们享受更高度发展的文明而努力创造条件。这大概就是我们探讨此问题应达成的共识。
注释：
①⑤⑦(12)《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第23页；卷11；卷10，第25页；卷4，第17页。
②刘世华：《李鸿章外交思想新论》，《安徽史学》1993年第3期。
③张富强：《李鸿章外交思想论总纲》，《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
④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第44页。
⑧《薛福成选集》，第167页。
⑨(14)《郭嵩焘奏稿》，第397、404页。
⑩王韬：《弢园尺牍》，第37页。
(11)《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5，第9-10页。
(13)《曾文正公全集·书礼》卷18。
(1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10页。
(16)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序言。第1辑，第1册，第13-14页。
(17)J.Q.P.Bland:《Li Hung-Chang》，P138、2。
(18)李鸿章：《复丁乐山观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15页。
(19)《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