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力派论文,南京论文,国民党论文,政权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导致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覆灭的因素很多，其中，地方与中央的长期不协调、甚至对抗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试图把南京政权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期里作上动态的考察，以探讨其迅速覆灭的历史必然性。
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后，始终无法实质性地翦灭地方割据势力。各路“诸侯”拥兵自重，割地称雄，与中央貌合神离，甚至公开对抗。这一情形贯穿于南京国民党政权之始终。蒋介石不无痛心地叹道：“不仅对于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以命令的方式来要挟中央！”“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旧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总裁言论选集》卷四第543页，国民党中执会训练委员会宣传部编）笔者认为，地方割据势力确为南京政权的一个心腹大患，其对于中央的离心和蔑视，严重干扰和破坏了这个政权的军令政令统一，动摇了其统治基础，是造成它如此“短命”的诸多必然性因素之一。必须注意的是，南京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医治这一心腹之患。而这种中央与地方严重对立的政治格局，是由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期的若干因素造成的，是中国政治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之一。因此，也是南京政权所无法避免的。
晚清自咸丰朝以降，由于受西方的冲击及太平天国运动的震撼，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那种中央集权一统天下，“主威素重”的格局开始解体。出现了“内轻外重”，督抚势力膨胀皇权日趋式微的局势。（参考郭汉民《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地方与中央的离心力开始生成和发展并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至19世纪末，由于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觉醒，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及对洋务运动失败的反思，因而，要求革新乃致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呼声风起云涌。地方自治分权遂成为人们热心追求的一项政治目标，大势所趋。地方势力因之迅速发展。“内轻外重”日益严重，清廷已无法控制地方。及至辛亥军兴，乃有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拥护共和之事。这是清朝迅速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地方要求自治、与中央分权，原为各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步骤，但也常为某些人搞分裂割据提供了条件，产生了负面效应。袁世凯死后，各路军阀在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庇护下，以地方自治分权为名肆行封建割据之实。地方同中央的离心力因此更加强劲，关系更加复杂。全国呈现出四分五裂状态。中国社会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失范。这种政治局势，贯性强劲，延至南京国民党政权时期，有增而无减。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继续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别扶植各地方势力为工具以谋取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98页）另一方面，专制皇权既推翻，而民主制度尚没有着落，中国社会一时还没有产生足以整合各种地方势力的中枢权威，政治上因此出现了某种“真空”状态，为地方势力的活跃提供了契机。这二个因素互相作用，遂为地方割据势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土壤。
因此，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所呈现出的局面是：统一的背后，一盘散沙。各地方实力派割地称雄，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从各自利益出发，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自行一套，竭力经营地盘，壮大势力以与中央分权对抗。及至抗战爆发前夕，南京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仅有湘、赣、江、浙、皖、豫数省而已。其余均为各地方实力派所把持。由此，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树立中央的权威？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势力的关系达到巩固中央政权、稳固统治。当时，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有截然不同的二条：一是实施民主政治，通过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把这些已经被动员起来了的地方势力加以整合。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符合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参考亨延顿〈美〉《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二是沿袭传统的办法，或者翦灭地方势力，或者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牢控地方社会以维持专制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以第一条道路为名而实际执行的是第二条，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去征讨、翦除地方实力派、以维持个人的独裁专制统治。这是违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潮流的，因此，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而这些又都是由蒋介石南京政权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由于传统的天下国家局面已被打破，专制独裁已为民众所不齿，而南京政权也不具备有整合各种势力的权威，地方实力派采用相同的办法，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旗帜同蒋介石中央政权对抗。于是一场削弱与反削弱，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激烈展开了。
地方实力派以地盘、军队作凭藉，视中央为无物，千方百计同中央周旋和对抗，甚至对中央政权有觊觎之心。终其南京政权一代，蒋介石始终无法解决地方实力派，这里举重要者数端便足以说明问题：如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挟西南以抗中央、同蒋介石斗争长达20几年。其势咄咄逼人，并曾两度逼蒋下野有问鼎中原之举。而晋系阎锡山在山西经营“独立王国。”也颇有与蒋介石分天下甚至取而代之之志。称“中国如此之大，何必由一人治理，”“长江一带由蒋先生多负责任，华北由我多负责任，中间由他们多负责任（指冯玉祥等人）我们作个比赛。”（韩克温《也谈阎锡山》〈台湾〉《中外杂志》第174期）此外，韩复榘在山东，龙云在云南，刘湘、刘文辉在川康，马步芳、马鸿逵等在西北也都极力经营自己的“王国”，抵制南京势力的染指插足，等等。而当蒋介石把地方实力派逼得太紧的时候，他们与中央的离心力便越来越大。如在抗战前夕，由于蒋介石加紧对晋系进行控制与打击，阎锡山不无恼怒地道：“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曾一度同中央达成某种合作。有的地方实力派甚至最终走上与南京政权彻底决裂的道路，如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等。龙云在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之前曾经大骂蒋介石道：“蒋介石这个龟儿子不是人，当他的上司（如孙中山）他会背叛你，当他的同事朋友（如瘳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他会陷害你，当他的下属（如张学良、杨虎城等）他会迫害你，我看只有当他的敌人，象共产党那样，他蒋介石就没有办法了”（江南《龙云传》第112页）地方实力派对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权认同感的微弱由此可见一斑。
贯穿于整个南京国民党政权时期的这种地方实力派同中央之间的严重分离、对抗局势，无疑大大地削弱了南京政权的统治力量，加速其崩溃。那么，具体言之，地方实力派是从哪些方面促使南京政权迅速走向覆灭？
二
首先，地方实力派的割据分权行为，破坏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令统一，从而严重削弱了其统治力量，使之始终无法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全国。
为翦灭地方割据势力，稳固统治，南京政权在用武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政治控制。主要是通过CC系向地方渗透党团力量，控制地方党部，把持地方政府之要害部门。而这些工作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有力抵制，始终收效甚微。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方面的人坚决拒之门外或巧妙周旋，把南京方面的命令等同儿戏，阳奉阴违。从而自己把持地方行政、自行任命官吏，各行其政。如对于山西，蒋介石早在第二次“北伐”之后，便在那里加紧渗透国民党势力，但一直受到阎锡山的抵制，“必欲去之而后快”，始终难以达到目的。1931年，阎锡山竟借口省党部镇压学生抗日游行示威，查封省党部，把亲蒋的省党部头目苗培成等人驱出去。抵制中央的姿态昭然若揭。在山东，韩复榘不把省党部放在眼里，曾两次逮捕省党部委员，两度停发县党部经费，还刺杀省党部负责人张苇村。对于南京方面的宪兵严加防范，不让驻扎在济南市内，一有活动便秘密跟踪，也视中央势力如大患，竭力排挤。在四川，南京方面一直企图插足军政势力，结果亦总是被挡回来。1927年，南京政府在川任命了一人“清党委员会”准备重建国民党。结果，这个组织并没有发挥出作用，反而是“从一开始就仰承四川军人鼻息”，并且必须请求这些军人们保护其安全。（罗伯特·A·柯白〈美〉《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第9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30年代初国民党曾两次企图在川建党，结果均遭驱逐，以致有人哀叹道：“我们的重庆党部不是直接被共产党捣毁，而是直接被刘湘捣毁。”（同上书）1938年刘湘病逝后，蒋介石乘机插足川政，任命张群为川省主席，结果遭到四川实力派的强烈反对。弄到最后，蒋只好亲自兼任川省主席，而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而作为与蒋介石对抗持续时间最长的桂系，在广西大力推行“三自”（自治、自卫、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牢控广西大权，使中央势力难以问津其间。广东的陈济棠则以当“南天王”为职志，对南京方面严加防范、排挤。在青海，马步芳坚持“以青治青、青海的事情要由青海人干”的原则（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极力排挤南京势力、赶走、囚禁省党部负责人，竟然命令省党部书记长薛文波的任务是每天带领成员到小教场举行升旗礼。至于其它事务，不得过问。宁夏的马鸿逵把南京派到省府中的厅、处级人员全部驱逐出去。等等。在排挤南京势力之同时，地方实力派把自己的人安排在地方各个部门，牢牢把握地方大权，中央政令难以行及彼间。
这种地方同中央的不合作和对立局面，显然严重地削弱了南京政权的统治力量，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南京政权实质性地失去了广大地方社会的支持。全国财政经济因此也就无法统一了。为巩固实力，地方实力派特别注意经济基础，他们大搞经济独立，把持地方财政，截留税款，甚至私自发行货币，如龙云在云南发行“滇币”，等等，“中央丝毫不能干涉”。如此也就使得南京政权失去了统治基础，犹如空中楼阁，经受不住冲击。在中国处于社会政治动荡无序，阶级斗争剧烈的时代，其迅速瓦解实为难以避免之事。
其次，地方实力派的分裂割据行为，严重破坏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军令统一，削弱其军事力量。在国共之间日益严峻的军事对抗的形势下，这无疑加速了它的军事溃败。
军队为地方实力派赖以生存、发展、同中央抗衡的最大资本。蒋介石翦灭地方实力派的最主要手段也就是削弱和消灭地方军事实力。对此，地方实力派极力抵制，其手段多种多样，全然不把中央政权的“安危”放在眼里。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介石削弱地方军事力量的办法是驱使他们去追剿红军，使其与红军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对此，地方实力派阳奉阴违，不仅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而且使红军、根据地得以在敌人矛盾斗争的夹缝里求生存发展。“剿灭”共产党本也是地方实力派的愿望。红军的活动对于其统治是有威胁的。但是，当他们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后，深感：“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便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本不把中央的军令放在眼里。他们采取“不求有功，但求少损失”的方针，与中央周旋。（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如在第四、五次“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调遣广东实力派陈济棠作战，而陈对蒋始终存有戒心，深知蒋有可能乘他同红军交战时，突然从湖南调兵入粤，控制广东。故对蒋的命令采取拖延应付的办法，不予积极配合。为避免同红军交战，他还同朱德、周恩来达成秘密协定。这对于红军后来冲破蒋介石的封锁，进行突围极其有利。在这一问题上，桂系也奉行“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原则，尽量避免同红军作战，甚至想利用红军来对抗蒋介石，终不把中央的军令当作一回事。西南诸实力派也采取同样的办法。1934年底，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进入西南后，蒋介石企图借此机会进兵西南，他当时的心理是：统一西南的愿望比消灭红军更迫切，“宁愿红军少吃败战，也要让西南将领多吃败战。”（前揭书《西南军阀与国民政府》）对此，西南实力派奋力抵制。云南的龙云对红军便采取“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一方面避免同红军作战，另一方面防止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名调兵入滇。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仍不忘记借机削弱地方军事力量，把地方军队调到艰苦的地方作战并加以分化。其间，为了民族利益，地方实力派表现出与中央空前的合作姿态，积极参加抗战。如四川军队、桂系军队等，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勋，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他们在所不惜。而抗战胜利后，情形又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地方同中央之间军令的不统一如同抗战之前那样再出现。因为维系地方与中央军令统一的唯一纽带——民族利益已被内战所取代。蒋介石要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以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对此，地方实力派从自身的利益、前途出发，热情已大大冷淡下来了。国共内战期间，有些地方实力派由于长期以来遭受蒋介石的迫害，已对南京政权失去希望，受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影响逐渐转向民主进步，对于中央的军事调遣他们先是应付而后相机行事举行起义，倒戈反蒋。如云南的龙云、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等。他们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以西南作为反共复国基地的计划。有些地方实力派虽然坚持反共到底，但在战场上仍奉行“保存实力”的原则。不积极配合中枢的调遣，甚至与蒋介石同床异梦，有取而代之或共分天下之心。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桂系了，有徐蚌战役期间，当看到国民党的优势已失去，桂系便萌发了与蒋介石分家之心，企图保存实力以割据西南。既有此心，因此，正当徐蚌前线吃紧之时，桂系白崇禧竟拒绝接受中央调令增援徐州前线，坐视黄维兵团被歼和杜聿明部之溃败。紧接着桂系又发动广西、湖南、湖北诸省响应，通电逼蒋下野，造成“逼宫”之势。此举可谓“落井下石”，大大加速了南京政权的军事溃败。蒋介石曾经很有感触地叹道：“我之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董显光《蒋总统传》）后来，在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蒋介石指出，他这次下野加速了大陆政权的失败。
总之，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同中央保持着极端不合作甚至对抗状态。削弱与反削弱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京政权时期，造成国民党军队貌似强大，实为一盘散沙，最终败给共产党不足为奇。
三
总之，南京国民党政权处于中国社会政治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期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地方力量已被广泛动员起来，有着强烈的同中央分权抗衡的意识，加之，背后分别有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植，传统的专制权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一特点要求南京政权必须适应中国政治转型的潮流，实施民主政治以整合地方力量。而南京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这样做，这也就决定了南京政权的命运是悲惨的。蒋介石把南京政权当作私家财产，企图以帝王的姿态驾驭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故对地方势力千方百计予以削弱、消灭。而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维护独裁专制的统治，对此，不仅广大民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从不同的利益出发也不允许。中央政权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具备有合法地位。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或者抱着独霸一方的心理，谓偌大的中国何必由蒋介石一人统治；或抱着问鼎中原取代蒋介石的“鸿志”。封建的“忠”“顺”观念已异常淡薄，致使中央政权显得软弱无力。蒋介石也曾千方百计企图树立个人及中央的绝对权威，以整合地方势力。他总拿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吓唬对手们，而实际所行的则是封建的一套，并不令人信服。所以，他的对手们也学用他的办法，以孙中山三民主义还击他。中央与地方处于这般关系也就注定了南京政权的命运是悲惨的。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冲击下，南京政权实在难逃迅速覆灭的厄运。
我们如此地把南京国民党政权放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期里进行动态的考察，不难看出，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和对抗，是这个政权迅速覆灭的必然性因素之一。
（本文一些资料转引自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恕不一一注明，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