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法武[1]2010年在《外力冲击下的中琉封贡关系研究》文中认为中琉传统封贡关系自明初建立以来,存续长达五百余年的时间。其间,明清王朝与琉球逐步建立、发展起密切的封贡关系。同时,双方的封贡关系也先后遭遇日本、西方势力等外力的冲击,从而呈现出独特的特点。本文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明清时期中琉封贡关系的发展、嬗变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多层面的考察,分析明清王朝、琉球面对外力冲击时的立场和应对策略,阐释中琉封贡关系的特点及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封贡体系在外力冲击下凸显出的消极性、局限性等特点。通过对此问题的探讨,以期有助于学界对中琉封贡关系及中国传统封贡体系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根据明清中琉封贡关系遭受外力冲击的阶段性特点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本章通过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封贡关系的研究成果和不足提出全文的研究思路。中外学者对传统封贡关系的研究大都围绕着中国与具体朝贡国封贡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层面；在近代中外关系变化问题上,学者对于中国与周邻各国封贡关系解体的研究比较充分。就前一方面研究而论,人们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对封贡关系建立、发展过程中当事国双边因素的研究,而对第三者或当事者以外的因素及影响考察不足；就后者研究而言,人们思考的重点放置在封贡关系的解体过程及后果,但忽略了在此之前封贡关系发展过程中当事国对于外力因素的了解和应对策略。本文将中琉封贡关系放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探讨中琉封贡关系建立过程中明清王朝和琉球各自的立场,考察外力冲击下中琉封贡关系发生嬗变并最终走向解体的原因,揭示这一过程反映出的中琉封贡关系的新特点。第二章阐述了明清时期中琉封贡关系的建立、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内容。明初,明太祖重视琉球在海洋中的战略地理位置,遣使诏谕其入贡,将琉球纳入到封贡体系中,以构建防御倭寇的海防体系。琉球当时处于分裂状态,中山、山南、山北三国为了获取明朝的支持,取得对其他两国的优势,都积极响应明朝诏谕,遣使入贡,双方的封贡关系顺利建立并平稳发展。清朝政权建立伊始,即诏谕琉球等周边邻国入贡,构建以其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以此证明清政权的正统性,同时打击反清势力。琉球面临中国复杂的政治局势,为国家安全计,采取了灵活的“等距离外交”策略,保持和清朝的距离。直到“三藩之乱”平定、清朝统治稳固后,清琉之间方建立起稳定的封贡关系。根据封贡体系的理念、原则,明清王朝对中琉封贡关系的基本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在贡道、贡期、封贡贸易、册封等方面给予琉球优厚的待遇。琉球按照规定按期入贡、请封,依托封贡贸易积极发展东亚海域的中介贸易,并通过派遣官生入明清国子监学习,积极吸取先进的中国文化。第三章探讨了日本对明琉封贡关系的冲击以及明琉两国的反应、对策等。因地缘相近,日琉之间长期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明中期后,日本势力在琉球逐渐增强。明初,明朝对日琉关系即有所认知,明宣宗曾尝试利用琉球的中介渠道恢复与日本的封贡关系。嘉靖倭患时期,明琉在保持东亚海域稳定、维护封贡关系正常发展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双方在平定倭寇问题上采取了合作的立场。倭患也对明琉封贡关系产生了冲击,明琉之间在册封问题上出现了“领封”和“颁封”的争论。日本发动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后,明朝利用琉球获取日本方面的情报,琉球因为受到日本的武力威胁,也将明琉封贡关系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积极为明朝搜集、传递日本情报。壬辰战争后,明朝采取更为严厉、消极的海防策略,减少与海外国家的联系；琉球更感受到日本的威慑,决意进一步密切明琉封贡关系以保证国家安全。明琉双方在“领封”、“颁封”问题上再次发生争论。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后,在琉球实行隐蔽性统制政策,将琉球作为明、日贸易的中介。明朝因为国力衰落和其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没有采用有效手段救援琉球,而采取了将琉球暂时排除出封贡体系之外的策略。其后双方在形式上又逐渐恢复正常交往。琉球在日本的压力之下,采取了隐瞒日琉关系的策略。明琉封贡关系开始出现疏远的迹象。第四章主要探讨清道咸时期西方势力对清琉封贡关系的冲击以及清朝、琉球的应对策略。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与西方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割让香港,给予西方国家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琉球也遭受到西方势力的侵扰。英法等国的军舰不断抵达琉球测量海道,绘制地图。英法并且派遣传教士、医生等至琉居住,搜集琉球情报,并力图通过琉球来打开日本国门。琉球为此向清朝求援。清朝强调清琉之间的封贡关系,承担起对琉球的道德责任,与西方各国展开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朝廷与地方官员在交涉理念、交涉方式等方面开始产生分歧。清朝因为自身国力的衰落,只能采取劝谕、开导的方式说服英法等国,而没有有效的外交手段相配合,所以交涉未能取得成效。在此情形下,琉球为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求得生存,先后与美、法、荷兰等国签订了通商贸易条约,被迫进入西方近代条约体系,同时采取了优待西方国家船只、破坏传统海难救助定例等许多违背清琉封贡关系的行动以维护自身安全。这说明清琉封贡关系在西方势力冲击下开始出现松动。第五章对中日关于琉球归属问题的交涉进行研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将清朝封贡体系下的朝鲜、琉球等国作为其侵略的主要目标。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所杀,侵略台湾,清政府承认其行动为保护子民,遂自认为从法理上得到了对琉球的所有权。其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阻止琉球继续向清朝朝贡；其外交事务交由日本外务省处理；废止福州琉球馆；禁止琉球人偷渡到清朝求援。光绪五年(1879),日本在琉球宣布废藩置县,正式吞并琉球。琉球不甘心亡国,密遣使节向清朝求援。清朝为此对日展开长达数年的交涉。清朝强调清琉传统封贡关系的长期存续,以证明琉球为其藩属国,同时又尝试运用近代国际法论证琉球为独立国家,日本无权吞并。日本则认为自“庆长之役”后,琉球即成为日本实质上的属国,清琉封贡关系不能证明清朝对琉球的权利。清、日交涉最后失败,琉球亡国,长达五百余年的中琉传统封贡关系就此终结。第六章是全文的总结,对明清时期中琉封贡关系建立、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归纳。明清王朝与琉球所建立的封贡关系,既呈现出传统封贡体系的一般特点,同时也体现双方现实利益的考虑；从明清中琉封贡关系中的“领封”与“颁封”之争看,明清王朝与琉球的立场具有明显的不同,明清王朝并未意识到密切中琉封贡关系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从明朝对日琉关系的认知及反应看,明朝对日琉关系有所了解,但没有进行深入探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从“庆长之役”后明朝对待明琉封贡关系的立场看,明朝采取了消极的防御策略,通过将琉球暂时排除出封贡体系以维护海防安全,明朝各社会阶层对“庆长之役”的反应还体现了明琉封贡关系超越国家界限的地域性特点；清朝自身面对西方势力的冲击时,清朝的封贡体系对藩属国与敌对国家交往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琉球遇险则向清朝求援,遇害则对西方国家妥协,对外交涉带有实利的目的；清朝在与英法就琉球事件交涉时,其交涉原则与渠道既体现了传统封贡体系的特点,也反映了清朝涉外体制的变化；对琉球“两属”问题的认知,反映了明清中琉封贡关系的礼仪化特点和明清王朝敌国意识的淡薄；从日本吞并琉球后清朝对日交涉所采取的原则看,清朝既以清琉传统封贡关系为依据,又尝试利用近代国际法与日交涉。运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外交交涉手段,显示出清朝在外力冲击下被迫逐渐接受西方近代条约体系、但又不放弃传统封贡关系的矛盾处境。明清时期的中琉传统封贡关系曾对明清王朝、琉球两国的友好交往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但在日本、西方势力的冲击下,双方的关系逐渐走向疏远,并最终解体。
连晨曦[2]2017年在《琉球归属问题的历史缘起与演变》文中研究说明琉球群岛位于西南太平洋上,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连接中国、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的要冲。自14世纪琉球国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后,琉球社会获得显著发展。14—15世纪,琉球王国的海外贸易曾北至朝鲜、南至苏门答剌、爪哇等东南亚地区,成为“万国之津梁”。但17世纪后,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使其处于中日“两属”地位。19世纪后西方殖民者迫使琉球开国,随后日本吞并琉球的行径,撬动了宗藩体制的基石。中日两国就此展开交涉,琉球归属问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悬案”。自二战后期起,琉球归属问题再次引起各方关注。美国曾一度以联合国托管名义独占琉球27年,日本企图将琉球重新纳入势力范围。中国国民党当局对琉球的政策发生数次转变,琉球当地民众也为琉球归属不断斗争。各方在琉球归属问题上的博弈对东亚诸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于1972年将琉球“返还”日本,加剧了中日矛盾。近年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以及中日钓鱼岛争端又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琉球地位与归属问题的关注。琉球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大国竞相角力的焦点。数百年来,琉球归属问题牵涉各方利益,折射出大国在东北亚的竞争。琉球跌宕的命运是东北亚国际秩序嬗变的缩影。归根结底,只有让琉球走出大国角逐的阴霾,方能实现东北亚地区持久和平。
赖正维, 李郭俊浩[3]2017年在《回顾与展望:中琉关系史研究30年》文中研究说明文章对20世纪80年代迄今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史学界有关中琉关系史的学术研究历程进行了认真梳理,对中琉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档案资料及学术著作的出版进行了介绍,同时还对大量中琉关系史学术论文做了分类评述。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归纳了中琉关系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若干建议。
张沁兰, 赖正维[4]2018年在《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论》文中研究说明明清时期,福建是中国与琉球交往的唯一官方指定口岸,闽人因而在中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闽人不仅对琉球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贡献卓著,而且还与琉球民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五百余年的友好交往史,具体体现在闽人三十六姓与琉球社会、闽人与册封琉球、闽人与琉球来华使团、闽人与琉球学子、闽人与琉球飘风难民的救助等多个方面。
谢必震[5]1998年在《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贸易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琉球是一个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藩属国。自1372年中琉建立了正式的邦交关系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趋频繁,并在中国的海外贸易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中国政府为中琉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不仅在政策方面予以琉球国最优惠的待遇,而且还为琉球来华贸易提供了大量的海船。为了帮助琉球国发展朝贡贸易,1392年明统治者派遣带有先进生产经验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使琉球国航梅造船技术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海上贸易力量不断壮大,从而跻身于世界航海贸易发达国之行列。瞬息万变的海外贸易形势,也为琉球对华贸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中琉贸易一崛而起,历史地位日益突出。围绕着中琉贸易的不断发展,中琉两国相应的机构诸如福建市舶司、琉球馆、进贡厂、会同馆、琉球的评价司、天使馆等逐渐完善,贸易制度也愈加健全。 中琉贸易的形式是多样的,有册封贸易,有朝贡贸易,还有私人贸易,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琉球贸易的福州商人,史称球商。中琉贸易的内容十分丰富,迄今史料记载中琉贸易的具体商品品名多达1134种。从这千余种的中琉贸易商品的变化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琉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的箝制、福建手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的作用,都是中琉贸易商品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中琉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率的估算,使我们看到这一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 中琉贸易的发展,尤其在明代禁海时期,使得琉球在中国与东南亚诸国之间的中介贸易作用突出,同时在促进福建手工业发展、商品市场繁荣方面,和琉球社会的进步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杨邦勇[6]2012年在《亚洲视域下的琉球兴亡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琉球国在中国宗藩体制庇护下,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是一个繁荣发达的岛国。明代闽人移居琉球国对琉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琉球国还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琉球留学生将中国的文化更加深入地传播到琉球,使琉球国成为国力强盛的富庶之国。琉球国的兴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宗藩体制,国际格局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琉球国在近代亚洲格局发生变化时,在中日力量此消彼长时,在琉球国内部与外部不相适应时,瞬息之间,走向灭亡,这在那个时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通过对琉球国的兴起与衰亡研究,能够了解宗藩制度的发展变化与终结的历史原因；通过琉球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的发展过程的探究,能够知道国与国之间政治庇护、经济援助、文化输入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能够明白不同的对外政策带来不同的历史结局。历史上琉球国的灭亡,留给太多的历史的思考。本课题还探究了中日关系的历史,琉球国的兴衰历程,实际上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外交博弈的历史过程。从琉球国的兴起与衰亡来透析中日关系的演变,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孙清玲[7]2005年在《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遗存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琉球古国是现在日本冲绳县的前身,从洪武五年(1372)与中国政府正式建交,直至光绪五年(1879)被日本吞并为止,中琉之间的封、贡关系延续了500年之久。对明清中琉友好关系遗存的调查与发掘,是近年来中琉关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友谊提供了最直接的历史借鉴。为保证双方的顺利交往,明清政府与琉球王国成立专门的接待机构、开辟有利的造船基地和航海港湾,修建相关的宗教寺庙,这些遗迹成为中琉友好交往史上的伟大丰碑;而来华死难者的坟茔墓碑、北京故宫所珍藏的琉球贡品、琉球册封使及其从客的著述遗墨,则成为这段友好交往史的有力见证。日本至今尚有后人到中国寻根问祖,追溯曾为琉球社会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先祖——“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中国留下的历史踪迹;而我们也曾沿着当年琉球贡使所走的路线,勘探他们当年为中琉两国的友好历史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本文借助历史文献与档案的描述,力图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现代多媒体技术,对日本冲绳地区、福州地区、闽南地区、进京贡道和北京地区的中琉友好关系遗存做一考察,主要从机构、宗教、航海造船、人物、碑刻、墓葬、物品等方面,向世人展示中琉友好交往的历史,并从中探讨中琉友好交往历史的遗存对今天中外友好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赖鸿[8]2017年在《历代类书中琉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文中指出琉球,古国名,在不同历史时期见诸文献有不同的记载,主要有“琉球”、“流求”、“琉虬”、“留仇”、“瑠求”、“流球”等写法。中琉关系源远流长,《隋书·流求传》和《隋书·陈棱传》是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琉球的史料,尽管目前学术界对《隋书·流求传》和《隋书·陈棱传》中的“流求”是何地莫衷一是,但是明洪武五年(1372)和中国建立封贡关系的琉球国确实是今之冲绳及其附近岛屿。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的四百六十三年间,有文献可徵的中央王朝册封琉球国王凡25次,派出正、副册封使45名。其中明朝17次,册封使29名;清朝8次,册封使16名。历代类书中零星地保存了大量的琉球史料。历代类书中一些罕见的琉球史料,对进一步研究中琉历史关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很少有人整体关注这些琉球史料。本论文基于当前学术界中琉历史关系研究的现状,拟从整体的历史视角整理和研究历代类书中的琉球史料。第一章界定本文论述的琉球史料和类书中的琉球史料的外延和内涵。第二章为明代以前类书中琉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第三章为明代类书中琉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第四章为清代类书中琉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最后一部分为结语。
邱成海[9]2017年在《久米村毛氏家族与清代琉球对外交往研究》文中提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毛国鼎入籍琉球,毛国鼎即为久米毛氏之始祖。四百余年来,毛氏家族不仅在琉球开枝散叶,成为久米村最重要的家族之一,其家族更是为琉球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本文拟利用日本和国内文献及档案资料,并结合珍贵的毛氏家族家谱资料,对久米村毛氏家族百年的历史进行解读,梳理其对琉球王国的历史贡献。目前国内有关久米村具体家族的研究还不深入,有关琉球王国对外交往方面的研究亦不多见。本文拟将两者结合起来,以久米村毛氏家族为切入点,论述其家族在琉球对外交往中的贡献,以此探究琉球王国对外交往发展变迁的脉络。
易红[10]2014年在《明琉关系研究》文中认为明琉关系，从时间跨度来说，指的是从明初洪武元年（1368）太祖始册封琉球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亡，共270多年的一个历史时段；从地域范围来讲，明琉仅是东亚世界内部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区域而已。明琉关系，在其研究的性质上，既属于断代性的，又属于区域性的一个专题研究。本课题之研究，致力于从琉球与东亚区域关系之发轫处——明琉关系入手，溯其本，清其源，探其流变，进而能对明琉相关问题做一适度的裁断，以期可为琉球（冲绳）及其东亚历史与现实等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解决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史实构建，文章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集中总结和梳理了先贤关于中琉问题研究的成绩、问题以及不足。国内外对于中琉关系史的关注，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而言，是从近代日本并吞琉球，并将琉球废藩改置“冲绳”开始。由于日本对琉球的吞并进而占领，日本学界从琉球已被占领的现状出发，其研究的起点从1609年萨摩藩岛津氏入侵琉球始，故而对中琉关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清代以及晚清琉球被日本的占领与吞并。中国学界对中琉关系的研究，由于清代以及晚清关系史料比较丰富而且集中，所以其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晚清时期。为数不多的关于明代中琉关系的论述，大多以论文呈现，研究甚为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的弥寡和零散。第一章对明代以前中国史籍中的琉球认识略为概述。古代琉球，“国无典籍”，而对其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隋书》，稍后的《宋史》和《元史》出现了对琉球的一些记载。然而，无论是《隋书》，还是《宋史》和《元史》，其中所记载的古代中国和琉球的关系并不是很多，百字而已，内容也并不是很详细，即便连最基本的琉球地理方位、风土人情也记载得很是模糊，尤其是现今已经规定好的“琉球”之地名，都有“流求”、“瑠求”等不同的称谓，故而也为此一阶段古代中国与琉球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造成了史料上的不足及由此而引发的一些具有非学术性质的争议。第二章对所关涉到的明代外交特征以及明代对琉球的外交管理机构简述。在明朝276年的历史发展中，除了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活动，与西方世界有一些关联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明代外交表现出了鲜明的三大特征：所涉及到的国家之多与地域之广，亘古未有；“不征”与和平主义；对外交活动的主动性记述。明代中央外交机构如礼部主客司、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和行人司以及地方上的市舶司，其规模和安排，大致上超过了前代，而专门培养外交通译人才的四夷馆在明代才开始单独建制。第三章对明初太祖至宣德年间明琉关系的建立、展开进行梳理。太祖洪武四年（1371）至宣宗宣德九年（1434）乃明琉关系的初始、发展阶段。自洪武五年（1372）琉球中山王向明朝正式朝贡与明廷授予琉球历法，标志着琉球被纳入到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体系，也是明琉关系正式建立的标志。洪武、永乐、宣德年间，琉球向明朝朝贡分别达50、63、33次，明朝遣使出使琉球发布诏谕以及册封有6次。明琉关系从建立伊始，就显示出了起点较高的一种发展态势。第四章对从宣德至嘉靖年间明琉关系的发展情形进行勾勒。此一时段，历经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大致130年的发展，琉球王国也经历了尚巴志、尚忠、尚思达、尚金福、尚泰久、尚円、尚真、尚清、尚元这十人之治，明琉关系继续展开、平稳发展。明朝册封琉球8次，琉球朝贡明朝达124次，主要围绕进贡、谢恩、庆贺、对琉球留学生入国子监之赏赐等事件展开。正统、景泰、天顺年间琉球进贡次数较多，成化十一年（1475），明朝要求琉球两年一贡后，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贡次大为减少。第五章主要对明隆庆至崇祯时期的明琉关系予以了把握。自嘉靖后，明朝由盛转衰，特别是“海禁”政策的波折，明琉关系出现了危机。加之万历年间财政危机、丰臣秀吉入侵朝鲜、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万历四十年明朝定琉球朝贡为十年一贡，明朝对琉球的册封与琉球对明朝的朝贡急遽萎缩，其原因则在于这一时期明朝国力衰败与日本在东亚的搅局。第六章对明代琉球在东亚世界中的生存发展作一整体观察和总结。可以说，在15世纪至17世纪初，在以明朝居于支配中心的东亚世界里，琉球王国自始至终以睦邻友好甚至是谦卑的姿态、小心谨慎地与明朝、朝鲜、日本这几个近邻国家保持着政治经济往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方面，积极加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朝贡体系，寻求政治庇护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与日本、朝鲜和平相处，互通商贸，获取最大利益。处于前近代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琉球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宗主国明朝的国家兴衰相连。在明末国家势力衰退之时，1609年受萨摩藩岛津氏的入侵，体现出了日本试图构建东亚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觊觎野心。附录部分主要是对明琉关系以及明琉问题在东亚历史中的编年史实进行了整理。明琉关系表主要整理了从洪武开始到崇祯结束终明276年间，历朝历代、历代历年、历年历月、历月历日明琉关系的史实进行了编集并对相关史实进行了图表和数据对比分析。明代东亚大事年表，主要是对明代历年明琉关系以及东亚中、朝、日、琉球等国相关史实进行了整理和编集，以期对明代东亚关系有一个时间上的把握和认知。
参考文献：
[1]. 外力冲击下的中琉封贡关系研究[D]. 朱法武. 山东大学. 2010
[2]. 琉球归属问题的历史缘起与演变[D]. 连晨曦.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3]. 回顾与展望:中琉关系史研究30年[J]. 赖正维, 李郭俊浩.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7
[4]. 明清时期闽人与琉球交往考论[J]. 张沁兰, 赖正维.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 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贸易之研究[D]. 谢必震. 厦门大学. 1998
[6]. 亚洲视域下的琉球兴亡史研究[D]. 杨邦勇.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7]. 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遗存考[D]. 孙清玲.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8]. 历代类书中琉球史料的整理和研究[D]. 赖鸿.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9]. 久米村毛氏家族与清代琉球对外交往研究[D]. 邱成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10]. 明琉关系研究[D]. 易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明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明清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