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批判的和发展的学说。总结实践经验、概括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批判地吸取先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有价值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机制。坚持启动这个机制，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发展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的学说。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概括具体科学的新成果，批判地吸取先前的思想资料和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的有价值成果等构成了它的发展机制。今天，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社会实践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科学发展也提出许多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总结新经验、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继续发挥其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作用。
一、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实践状况和科学水平的制约。实践中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它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哲学的任务是为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是在研究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总结现实斗争经验中产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首先同社会实践的状况有关。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就立即在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中经受了检验并在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书中，精辟地分析了法国这期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都是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表现，而政治事件“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的作用”，各阶级的口号归根到底是围绕着阶级斗争这轴心而进行的，指出经济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变化，上层建筑内的各个部分也相互作用，波拿巴政变的成功除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外，农民的“波拿巴观念”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就从总结欧洲大革命的经验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还总结了法国这一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经验，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著名论点；从六月起义遭受镇压的事实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代以“工人阶级专政”，但对如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专政应是什么样子，马克思并没急于回答，而是在二十年后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时指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铲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如军事机构和官僚机构，同时对其“合理职能”应予保留并加以改造；新政权机关的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并可随时撤换；新政权“以最人道最合理的方式”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此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马克思就这样从总结革命实践经验中探索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十九世纪中叶，如果一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就会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镇压。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共同胜利论”，1848年欧洲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更坚定了他对“共同胜利论”的信念。列宁在初时也是赞同这一论断的。但当资本主义走上帝国主义阶段，其固有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列宁对“共同胜利论”发生质疑，1915年8月，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了“一国胜利论”，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一年后，他更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2]。他在此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提法代替了上述论断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提法，与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设想联系起来。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用适合新情况的新结论代替已过时的结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一国胜利论”的检验，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验。列宁总结巴黎公社和俄国苏维埃的经验，指出其政权形式虽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并概括出无产阶级政权的特征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了中国革命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指出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苏维埃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都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今天，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又不断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总结这一实践经验，必将使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新的发展。
现在，世界进入了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期，和平代替了冷战，对话代替了对抗。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还表现一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挫折和逆转，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迷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新的挑战。在我们国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已成为我们的新的伟大实践，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已成为我们面临的新课题。新的实践必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当前的时代特点和新的实践也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新的发展。为此，就应当建立哲学家和实际工作者联盟，使前者了解实际，使后者掌握理论，两者相结合，共同探讨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就一定能在总结实践经验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概括具体科学的新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发展还受具体科学水平的制约，唯物主义哲学的三种基本形式都是与当时具体科学的状况有关。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和其他巨大进步以及社会科学中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科学前提。马、恩正是在概括这些具体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局限性把它发展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具体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以往的哲学家包括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内都没有处理好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都试图站在具体科学之上，独立地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穷尽一切知识的“终极真理”之知识体系。马、恩及其继承者正确地处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不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最终完成的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以具体科学为基础，概括它们的成果，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的理论。这里略作说明。
物质概念是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以往的唯物主义者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缺乏辩证法，都没能提出科学的物质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立初期也未能做到这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就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概括，提出物质是“各种实物的总和”，是“简称”，用这种简称来把握其“共同的属性”[3]，但还没有指出这种共同属性是什么。列宁在没有读过恩格斯这一物质概念的情况下，总结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电子的发现、电子质量的变化、元素的转化），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提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4]，“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5]，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且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6]。这就明确指出了物质的共同属性是客观实在性，发展了恩格斯的物质概念，跟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作了根本区别，打退了唯心主义的猖狂进攻。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范畴的正确性。
恩格斯在晚年认真研究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及其新成果并对它们作了深刻的哲学概括，这些研究心得汇编在他去世三十年后才整理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在该书中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时空观，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揭示运动的内涵是“一切变化和过程”[7]；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相互作用”，“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8]，相互作用是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所以，“运动本身就是矛盾”[9]，揭示了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动力；揭示运动和平衡的关系是“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10]。他还用自然科学的事实批判杜林在时空观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1]；指出时空无限性和有限性的关系，“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12]。恩格斯就这样在概括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马、恩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最早见于马克思的论述，他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13]，客观事物的辩证运动在哲学上的反映便是唯物辩证法，所以这里讲的辩证运动的实质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总结了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成果，提出了对自然界中对立两极相互依存关系的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14]。1914年，“一战”爆发，列宁当时正侨居瑞士，为了正确认识时代的本质和战争的性质，揭露修正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诡辩手法，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他特别致力于研究辩证法，用一年多时间阅读和研究了从古到今的几十种哲学著作，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恩1300多封信中的辩证法思想，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摘要、札记和短文，在其中的《辩证法要素》短文中列出辩证法的十六要素后，他作了概括，“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15]。次年，在《谈谈辩证法》短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即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16]，接着便以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事实和当时具体科学中的对立统一现象来加以说明。可见，列宁对唯物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阐述既继承和发展了马、恩有关的思想，又是对哲学史和具体科学的概括。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注意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进入了相对平静时期，为了更加系统地总结革命经验，他抓紧这段时间钻研哲学，除了研读马列哲学著作外，还仔细阅读了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写的哲学著作，为写作《矛盾论》作了理论准备。在1937年8月完成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作了哲学概括和总结，对辩证法的实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次提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7]。这是毛泽东从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吸取苏联和中国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个崭新原理，是继马、恩、列之后对辩证法学说的最好的说明和发挥。
社会发展规律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批判地吸取维科、黑格尔、圣西门等关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有共同规律的思想，又摒弃了其中的“循环论”和神秘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论著中从多个角度对社会发展规律作了探索，先后提出“三阶段”（真正人的社会→“异化的社会”→扬弃异化的“真正人的社会”或“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五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二时期”（“非理性时期→“理性时期”或“史前时期”→“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其中，以“五形态说”较为成熟。但由于当时有关史前社会的资料极为缺乏，它仍有诸多缺陷，如未能提出原始社会这一概念，而是以土地国家所有制为主，农村公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存在中央专制政府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的起点。这在理论上与原始社会应不存在国家机器显然发生了矛盾。后来，马克思研究了在他晚年时大量涌现的人类学和东方社会的资料，弄清楚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是氏族公社，从而认识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起点的局限性，停止使用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原生形态”的概念，使自己的“五形态说”趋于成熟。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通过概括具体科学的新成果来完善自己的理论的求实精神。西欧绝大多数民族已依次经历了“五形态”中的前四个阶段，因此，马克思认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是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但他对社会发展规律并没持机械论的观点，他曾指出资本主义可以从封建制的“衰亡”中产生，这是典型的道路；也可从奴隶制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还可从原始社会的“崩溃”中产生[18]。又如，他关注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进行的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不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同年，在致查苏查利的复信中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如能发挥它的积极因素，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他还先后多次指出像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存在着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可见，马克思在晚年仍关注社会上的讨论和具体科学的新成果，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为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提供经验。
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十九世纪末以来，具体科学的发展已从近代自然科学进入现代自然科学，后者与前者相比，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学科和新观点。如何总结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进一步验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提出的要求。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情况下，不能要求哲学家同时是自然科学家，因此，就需要有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共同用具体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批判地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有价值成果，发展马克思
主义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总体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是长在人类认识之大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朵，它是把认识过程中某个环节、片断、方面加以夸大或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夸大了主体的创造性和精神的能动性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则产生于认识上的片面性。谬误在回到它适用的范围时也会成为真理，所以在西方现代哲学中不排斥有可资批判继承的因素。西方现代哲学中有的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或对现代自然科学某些成果作了有益的研究；有的对一些科学前沿问题或新的社会问题作了探索，或在语义表达上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人类认识的深化，认识能力的增强和思维水平的提高。这些思想资料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则和方法重新加以研究和解释后，就可以成为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材料。现略举如下：
实用主义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哲学，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表现，同反映封建宗法关系并与宗教神学紧缠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相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一个进步，因它突出个人的独立人格，反对人身依附，提倡个人奋斗。实用主义以“经验”来消溶物质和精神的对立，把经验解释成自身包括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灵、事物和思想的双义语，鼓吹世界就是由经验构成的，客观事物是经验反省的产物。因此，它实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提出“真理即效用”，把真理与有用相等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必然导致认识上的近视短见和实践中的短期行为。但它主张从经验出发，反对空谈，强调行动和效果，这对克服当前哲学上脱离实践的弊端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承认经验是感性认识的前提下，从经验出发也就是从实际出发，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实精神相通。
现代西方哲学家大多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意义，强调把人看作完整的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例如，萨特的以个人绝对自由为核心的存在主义哲学，它要求把人的存在当做最基本的本体，从此引出一切社会关系以致整个世界的存在。但他所说的人是脱离他人和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个人，又把这种孤立存在的个人归结为意识，把人的主观活动当做人的基本存在，并进一步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原。可见，存在主义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但他认为，以往的哲学（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把人变成了附属品，抹煞了人的特性，贬低了人的地位，忘记了人的真正存在。因此，应当把被遗忘了的人重新召回来，把人的存在当做基本的存在来研究。这又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就存在不关心人、不尊重人、贬低人的地位等现象。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一切实践活动的最高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内在地包含对人的重视和研究。萨特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选择、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述对我们开展人的问题的研究是会有启迪的。
非理性主义在西方现代哲学中流传甚广，如信仰主义者宣扬盲目的信仰，叔本华宣扬无意识的意志，柏格森宣扬直觉，弗洛伊德宣扬本能等等都否认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鼓吹本能、直觉、欲望、激情、意志等的作用。例如弗洛伊德及受其影响的精神分析学派强调人的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他们认为人生来具有生和死两种基本本能，前者是恋爱、性欲、建设的动力；后者是杀伤、虐待、破坏的动力。我们不应否认这些非理性因素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但夸大它们的作用，否认理性的作用，就会走向唯心主义。又如尼采宣扬意志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决定力量，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认为“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权力意志在他的生活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我们不应忽视人们的意志，特别是大人物的意志在历史过程中的一定作用，但夸大其作用，否定社会规律的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就会走向唯心史观。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但也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动机、欲望、情感、意志这一类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识活动和历史活动中，理性起支配、定向和指导作用，非理性起动力、激发和诱导作用，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因此，不研究非理性，不仅无法正确说明理性的作用，无法深化认识论的研究，而且也无法深化历史观的研究。应改变过去在认识论和历史观研究中忽视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状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论研究非理性因素的产生、发展和内在机制，才能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
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现代哲学，否定其中应当否定的东西，肯定其中应当肯定的东西，有批判有分析地改造和利用其中的有价值的成果，它们就可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四、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养料，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产物，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哲学史上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从理论来源上看，马、恩当时只是继承、吸取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对世界文明之一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灵魂——中国古代哲学，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当时中国国势衰微而没引起他们的重视，因而没能融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不足。而中华文明对东亚有深远的影响，对西方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东亚经济的发展功在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病要靠中国传统文化来医治。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正在引起世人的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对世界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作为世界文明发展优秀成果和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这是摆在全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上了中华民族的特点和气派，使它中国化、民族化，但这仅仅是开始，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去。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丰富多采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构筑了巨大的思想宝库，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就不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通或可作其养料的精华。这里试述如下：
“天人合一”思想，它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宇宙和人生关系的独特思考方式，其基本前提是天人同源，天地乃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人也仅仅是宇宙的一部分。天地和人之间没有冲突，是和谐统一的。西方哲学则强调天人对立，人征服自然，对之进行杀鸡取蛋式的开采，造成生态失衡、环境污染，最后威胁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启迪我们理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近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气一元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认为不仅凝聚起来看得见的东西是气，而且只要具有“健顺、动止、浩然、湛然”即运动和广延属性的都是气，时间推移也是气运行变化的表现。因此，“气一元论”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对立统一思想。老子提出“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张载提出“不有两则无一”，邵雍的“一分为二”，朱熹的“一中有二”等的对立统一思想；《易传》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等的矛盾是发展动力的思想；中国古代成语中“盛极而衰”、“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朴素辩证法和程颐概括的“物极必反”的对立面转化观点，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
重和谐的思想传统。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和”，认为它是万物萌生、发展的机制，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郑国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指万物是在冲和中萌生和长大的，和是万物生衍的依据。这里的“和”不是矛盾的调和，而是“以他平他谓之和”，即“和”是事物之间的平和状态。西方哲学强调“斗争是万物之母”，我国有些人也片面理解辩证法所说的矛盾双方斗争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只讲斗争，不讲同一，最后发展为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的“斗争哲学”，其造成的恶果是人所共知的。“和生万物”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解。
重人精神。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儒、墨、道、法家和后来中国化了的佛教都注重对人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人几乎全是或主要是指家族、民族、国家这类整体的人和人伦之网中被分别规定下来的一切个人，因此，它重视的是整体的人和群体的价值。这对消弭西方哲学中只重视个人价值而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有一定的作用。儒家从重视人到提出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内涵是善、真、美的统一，还提出培养这种理想人格的过程，以正心修身为本，经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至善”即君子人格的实现。儒家关于思理人格的规定和追求，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塑造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孔孟的这种人格设计也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它只突出君子人格的道德方面。但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道德衰退、人性扭曲和人的异化等现象，儒家君子人格中的重道德的基本精神，有关君子表征的合理规定，无疑是医治某些现代人的道德衰退的良方，对培养现代理想人格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功利观对克服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物欲横流、见利忘义，为谋私利不择手段等弊病有积极作用；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注意群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性的观点有相容之处；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更有相似之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如此，它必将在总结实践经验，概括具体科学成果，吸取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有价值成果中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展望下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是体现时代精神、内容丰富、生命力旺盛的哲学。
收稿日期：1997-03-10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