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生态危机——萨拉#183;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萨拉论文,重构论文,危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0)05-0006-06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全球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没有人可以否认，但是如何克服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还是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至今仍然未达成一致。不少环境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不仅能克服生态危机，而且还能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但是，当代欧洲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克服生态危机，主张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收缩的战略，成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里别具一格的学者。
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萨卡的分析是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谈起的。他认为其失败原因有二：一是“‘社会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失败，主要是因为它遭遇了增长的极限”[1](P6)；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没有能够培养出一代‘新人’，‘新人’的行动受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伦理观的激励和引导，尽管他们也清楚，这种伦理观是其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1](P6)。对这两个原因，萨卡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
萨卡认为，尽管苏联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有较好的资源条件，但他赞同许多苏联专家早在1960年所表示的担心，即“许多有价值的矿石和石油被遗弃在矿场或油井里，或正在被丢弃……国家的许多矿场和油井只有50％的资源回收率”[1](P33)。特别是石油生产这一当今最重要的矿产资源更能说明问题，据萨卡介绍，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就开始谈论国家的燃料问题，一些报告还谈及石油生产和出口的下降。另外，像燃料、冶金、木材和建筑材料这样的部门占工业总投资的比例由于地质和经济条件的恶化也逐年呈上涨趋势，能源生产的实际条件变得越来越昂贵，这给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从1971-1975年到1981-1985年的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28％下降到16.5％，资源的增长率从21％下降到9％，资本的投入率从41％下跌到17％，农业增长率从13％下跌到6％。”[1](P36)
面对资源极限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苏联早期的领导人是重视环保的。萨卡说：“事实上，列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国家。从1925年到1929年，自然保护区的数量，从4 000平方英里增加到了15 000平方英里”[1](P44)。并且苏联还制定了很多法律来保护大自然，在1977年，环境保护还成为苏联宪法的一部分，成为国家与公民的一项义务。然而，后来的现实却与之相反，苏联的环保运动逐渐销声匿迹，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不断减少，违背环保法规的人也没有受到惩罚。这一切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如果所有的自然资源和所有的生产力方式都归国家所有，那么，就不会存在像资本主义经济才有的任何外部成本……污染者——国家——也不能把部分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转嫁给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环境退化被看做是一种临时现象，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它能够而且将被克服”[1](P44)。另一方面，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当生态环境遭遇经济增长时，决策者在决策层面上选择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在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后，对科技的飞速发展、无限制的进步、人类的无限能力等的迷信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导致苏联的知识分子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些警示性的话语”[1](P46)。萨卡还引用作家萨苏柏林、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以及高尔基的话来说明当时改变自然的时代精神，就是像一个征服者那样统治自然界。
此外，苏联还有不同于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地方，即没有殖民地。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地来满足燃料和原材料的供应，可以通过高工资来吸引其他国家的非技术劳动力，这就是发达国家实行的新殖民主义——既剥削自然资源，也剥削劳动力资源，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程。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在于它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第三世界提供的廉价原材料，如1985年12月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所谈到的：“大多数的富裕国家还没有明白……从贫穷国家得到的这份礼物价值多少……金属的价格下跌了15％，油价下跌了5.5％。这些下跌……意味着，消费者为同样数量的原材料所支付的费用要比12个月前年均降低650亿美元”[1](P61)。而苏联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很低，因此“恰恰不能得到贫穷国家给西方富裕国家的这种相同的礼物”[1](P61)。即便存在着苏联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也没能帮助苏联克服经济危机，因为苏联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量太低。
二、生态资本主义难以奏效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在面对生态危机时就能奏效呢？是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能克服生态危机呢？面对诸多的生态资本主义理论，比如主张用价格机制来解决生态问题、可买卖的污染许可(证)制度、生态凯恩斯主义、稳态经济理论等，萨卡认为这些举措都是难以奏效的。他的分析是从当今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开始的。
众所周知，不可再生资源是有极限性的，因此，利用可再生资源来解决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问题便成了人们的希望所在。然而，在萨卡看来，这也是一种幻想。他首先考察了太阳能和风能，二者不仅是可再生的而且数量巨大，然而，太阳能和风能却面临着补助金的来源问题。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的能源投资报酬率极低，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大量补助，但问题在于补助却是依靠化石燃料投入的不断增加获得的，而化石燃料的成本价格也在不断增加。萨卡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去判断补助价格是否太高或者合理，而在于人们宣称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经济上必须依赖于这样一种收入，即主要是靠使用不可再生的、释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所取得的收入……也就是说，制造这些技术所需的所有设备都有赖于对传统能源(大部分是化石燃料)的使用。”[2](P211)另一种可再生能源生物质(Biomass)同样存在缺陷。因为发展这种能源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要么占用耕地要么破坏雨林，前者关涉到人类的粮食问题，而后者是吸收二氧化碳的自然自有系统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场所。此外，生物质也同样面临着成本巨大的问题。
可再生能源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人们就把目光投向了核能。但萨卡认为：尽管人们可以接受它的危险性，而且通过技术的改进降低了它的危险性，铀却是不可再生资源。根据专家的预测，铀矿只能再使用60年。在1981年全球的铀产量就已达到顶峰，这意味着此后其产量将逐年降低。此外，铀的成本也在不断升高，2006年9月铀的价格是2001年的6倍。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一些现实主义者把目光投向了储量相对较大、价格相对便宜的煤炭。不过，燃烧煤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却又成了问题。而通过所谓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解决这一问题却又面临着寻找适合的山洞和岩石来封锁液化二氧化碳的难题[2](P212-213)。
基于对自然资源的以上分析，萨卡认为：当前应当实现范式的转换，目前的两种范式——发展范式和可持续发展范式——都应当为“增长极限”的范式所取代。发展范式强调人类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征服，未来的发展前景是高科技的超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范式则强调既要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又要关心人类的自然基础，力图实现一个生态的工业社会。萨卡认为：这两种范式都无法解释当前的现象，只有增长极限的范式“比任何其他的范式能对更多的观察现象提供基本解读”[1](P21)。因此，在经济问题上，萨卡认为，试图通过发展科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措施去实现经济的增长并且不破坏环境都是一种幻想，这些措施都存在着极限。当前不是要实现经济的增长，而是要采取措施降低资源消耗使经济收缩。他说：“气象学家已经达成的另一个共识是，要把全球变暖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必须在现有水平上减少60％～80％。而在德国，某些科学家甚至提出，为了保护稀缺资源与减少污染，工业化国家的资源消耗要减少到目前水平的10％。一旦真的这样做，将意味着一种经济萎缩。我们不可能在资源消耗高幅度减少的同时，还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3](P46)
萨卡认为：经济收缩战略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支持生态资本主义主张的学者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措施希望能解决生态问题，但是他们无一例外仍主张经济的增长，依然在发展范式或可持续发展范式里思考问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体制的逻辑。即资本主义天然存在着一种资本的逻辑，它要求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利润的最大化，它建立在自私自利的驱动力基础之上，市场与价格机制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注重未来人类的生存。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一种内在的增长动力。这种内在的增长动力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企业家并不满足于只是赚取足够的生活所需。他们希望赚得更多……其次，他们不或不能消耗完所有的利润，而是希望在下一年赚取更多的利润(贪婪)……第三，存在着一种经济增长的外部强制。资产阶级不可能说‘足够了’。如果一名资本家不利用大规模经济，他/她的竞争者就会这样做并把他/她挤出商业圈。在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一条规律：优胜劣汰。所有的人都在努力扩张，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扩张。”[1](P186)为此，萨卡也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比如，他考察了生态资本主义拥护者最流行的经济手段——生态税政策改革，指出资本家不会因为要保护环境而违背资本主义的法则或生产和消费的工业模式[1](P192-199)。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如何克服生态危机呢？有些激进的生态学家和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认为：生态危机的克服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没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萨卡却认为需要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他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他明确反对资本主义。据他所说：“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剥削、残酷竞争、崇拜财富、利润和贪婪的动机。我拥护社会主义，也主要是因为它所代表的价值观：平等、合作和团结。”[1](P6)此外，还有实践层面上的原因，他通过阅读知道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者必须是一名唯物主义者，也就是说，要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建构在客观现实基础之上，建立在地球的物质条件之上，而上述对地球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考察，使其坚决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增长的内在逻辑必然要破坏地球的物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生态危机的。萨卡的“基本观点是，要想保护这个世界，只有在我们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成功创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因此，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值得期望的，还是必需的”[3](P45)。
萨卡认为：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生态危机，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1](P249)。萨卡的不同首先在经济领域，他主张实行经济收缩战略。这主要还在于上文所谈到的萨卡以增长极限的范式来分析问题。而生态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学者如佩珀、高兹是以发展范式或可持续发展范式来分析问题。不同的分析范式使得他们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此外，他们的分歧还在于对“需要”理解的不同上，即是否要以物质富足作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基础？富裕是不是就一定要求财富的增加？萨卡认为：人们“需要”的满足不一定要通过“技术”发展才能实现。在经济处于较低的水平时，人们的“需要”照样能够得到满足。一方面，萨卡借用环境保护论者的一个等式来说明，即环境影响=人口×富裕×技术，当技术和环境影响不变时，人们富裕不富裕取决于人口的规模，这表明一个社会本身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身的富裕，而不是靠外部力量强加给它；另一方面，萨卡引用马歇尔·萨林斯在《原始的富裕社会》里的禅宗战略，指出早期的人类学家总能发现物质丰富的三个条件：一是生活在富饶的土地上，二是人口稳定或低速增长，三是能够迁徙到同等富饶的土地上，并且在迁徙的日子里没有短缺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人口稳定且物质要求没有超过自然极限，那么人民就能享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丰富，尽管处于像原始社会这样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而其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则不能接受这种对待“需要”的态度。他们坚持认为：一定要以物质富足作为基础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佩珀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世界里，就把所有人的“需要”发展到很复杂的程度，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同样地，高兹的乌托邦也要求建立在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
萨卡认为：除了实行经济收缩的战略，还要实施如下的政策和措施。第一，“要让人民接受经济收缩政策，最好的方法是平等”[1](P248)。收入的平等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种必需，只是这种平等不是指完全的平等，在有的时候可以选择大幅度降低的不平等。第二，实行计划经济。整个经济要从国有化开始，当然，出于一些现实性的原因，比如为了规划、指导和调控大量的小经济单位的活动，像旅馆、出租汽车、四轮人力车之类，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允许一些领域保留私营企业。产品实行配给制，这样可以保证所有需要产品的人都能以合理的固定价格得到相同或公平的份额。第三，实行地方性、小规模生产，反对经济全球化。“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将是分散的，经济单位是小规模的，地区和地方团体是自我供给和自治的。”[1](P268)因此，一个地方社区的福利将依赖于该社区人们的真诚工作，这就解决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如何确保工人和管理者具有真诚工作的动机问题。在这样的社会里，许多人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得报酬而是为了获得快乐，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意义的。所以，萨卡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将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并不荒谬。”[1](P261-262)他还反对全球化，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动必须是可以理解、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但是国际贸易和资本全球化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应当向弱小国家发号施令，第一世界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府应该帮助第三世界向可持续转型，这是因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如果不这样的话，发达国家的可持续社会也会因为遭遇不发达国家的难民和犯罪而变得不可持续。
在社会政策方面，萨卡认为：第一，优先实行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将不会有失业难题。这种技术是对生态友好的技术，它能减少资源的消耗。应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是可能的，因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仍将有许多必需性的工作如食品、服装等需要完成；实行劳动密集型技术也是必需的，它消除失业，进而可以避免犯罪、腐败、社会动乱、暴力和精神痛苦，因此，这样的技术不仅对生态友好，而且对社会友好，能使社会可持续。第二，“在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一种更加合适的社会保障形式应该是保障对社会有益的有报酬的工作”[1](P256)。因此，像抚养儿童或照顾老弱病残这种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将得到报酬，并且报酬来源于税收，这一税收由那些有义务做而没有做的人支付。第三，实施控制人口政策。在第三世界国家导致人口众多的原因在于人口是穷人老年时的主要保障来源，因此，有必要为贫穷的老年人提供保障，相对富裕的人必须为老年保障基金捐款。作为回报，将后代的人数限制到两个。此外，还要通过法律提高结婚年龄，通过为青少年提供各种避孕方法控制人口。
四、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
目前是否有迹象表明，一些国家或世界上大部分人们在不远的将来将接受生态社会主义并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萨卡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将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P33)。那么，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我们就可以问：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成熟了吗？萨卡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物质条件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一物质条件就是：“足够的可再生资源和中间的、劳动密集型技术”[2](P218)。此外，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客观必要性也存在了，大部分人已经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并且正遭受着痛苦，同时认为这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不能被克服。人们正寻求改变。萨卡说：“从我个人能观察到的发展情况看，至少在德国，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憎恶正在消解。在民意调查中，大约一半的德国民众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只是它在过去的践行中很糟糕”[2](P218)。
不过，在萨卡看来，尽管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客观必要性都已经存在，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还不存在，即大部分人接受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观准备(Subjective Readiness)不足。也就是说，要在将来接受较低的生活水平，人们还没有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不像巴西，正在快速破坏亚马逊雨林，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去使用国家的所有可再生资源。大多数的良田需要保存下来不为人们所用，这样它才能成为动植物的栖息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拦河去建造水力电气。”[2](P218)所以，萨卡认为，从目前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是暗淡的。
虽然前景不被看好，但萨卡认为不必过于悲观，在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所改变。今天各种各样的危机特别是气候变暖和资源危机也许会迅速教育人民大众。生态社会主义者会尽力去做工作，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人数也会增多起来，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现实。萨卡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看到了一些希望，比如在德国等国家，人口规模正在下降，许多人自愿过适中的生活，减少消费。一些理论家也提及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某些要素，有的学者如海因伯格、孔斯特勒就对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发出警告：它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经济收缩。萨卡认为：“我们希望，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当有计划的经济收缩开始时，人们不能接受像他们的祖辈在前工业时代那样的极端不平等。这将是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步。”[2](P219-220)萨卡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景在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比发达国家还看好，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差距比西欧和北美国家小。在谈及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时，萨卡认为，中国由于以下原因使它比其他国家更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第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仍然有相当大的控制力。第二，独生子女的政策是中国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第三，不像富裕的工业国家，人民大众仍然没有忘记如何不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却能过上幸福的生活”[2](P221)。
五、简短的评语
萨卡的核心观点——只有重构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生态危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内在增长冲动的体制逻辑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得出的，揭示了资本与自然的矛盾，使我们进一步认清资本的负面效应，也警示我们对经济增长、扩大消费要作出一个客观、理性的评价。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维持着高速度的增长，物质财富确实已丰富不少，但是经济快速增长所产生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就业难等现象却不容忽视。我们应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努力超越资本，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
萨卡的理论也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比如他的理论是从增长的极限范式出发，但增长的极限是否科学？在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后，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其所采用的“世界模型”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建立模型所依据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即使到今天，仍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然法则会对地球的生态资源施加某种指数级攀升的压力。持续发展的所谓极限，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人类的创造和技术发展会使之不断得到拓展。”[5](P11-14)如果不存在增长的极限，那萨卡的整个理论体系将被颠覆。萨卡一味抵制生态税、生态技术等改良措施，是出于激进的立场，但关于改良措施对生态环境的拯救，我们应有一个客观的态度，不能完全否定。再比如，他所主张的经济收缩战略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优先的社会政策，对中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不大合时宜的。贫困与环境污染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周民良曾分析了贫困与环境的四种类型，其中有一种类型就是“环境恶化，经济恶化”，典型的特征是“经济增长状况恶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6](P6)。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否定经济增长，否定改造自然，否定运用技术，否定生产，而是要反对那种一切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强调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萨卡所指出的中国更易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也只是指出了中国所具有的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利条件，但中国的未来未必就是按萨卡指出的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实现自己的生态文明。分析萨卡提出的以上这些论点，如果把高兹、佩珀等归为生态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主流学者，那么，萨卡只能算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非主流学者。但是，不管是主流学者还是非主流学者，他们的观点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某种参考。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