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辩证法与解放的乌托邦——评本#183;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生态学论文,辩证法论文,格尔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134-06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其基本特点是将生态视域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力图把西方的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对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应作揭示和辨析。
本·阿格尔是从反思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为切入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的，即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理论、由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危机模式。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会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另一方面危机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除非异化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因此，“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形成就没有基础。……没有这种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机制的现在的干扰而建立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不可能的。”[1] (第12-13页)本·阿格尔把马克思这种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无产阶级的作用联系起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但是，当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表现为要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一种决定论，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看做是类似万有引力那样的规律，看不到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必然”转变为现实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一种意志论，脱离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危机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本·阿格尔强调，必须超越上述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一种适合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本·阿格尔指出，在马克思辩证法的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理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理论，是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第486页)因此，只有通过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大的修正，在保留马克思的异化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可能途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割裂马克思辩证法三个方面的内在联系。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看到了马克思辩证法中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脱离马克思辩证法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力图通过培育承载对自由和解放追求的“个人新感性”，用个人争取解放的斗争代替阶级激进主义。对此，本·阿格尔强调，“如果不与争取集体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充满生气的自愿斗争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就不会收到效果。”[1] (第416页)他指出，和决定论或唯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一方面坚持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出发，分析这一内在矛盾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之间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个人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利用生态危机、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作用。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辩证运动中予以考察。由于生态系统的制约，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发生生态危机，并促使人们反思自己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从而使人们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包含两种分析观点：一方面，它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的动力导致资源不断减少和大气受到污染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它力图评价现代的统治形式——人类在这种统治形式中从情感上依附于商品的异化消费，力图摆脱独裁主义的协调和异化劳动的负担。”[1] (第420页)本·阿格尔正是以“人的需要和生态系统的限制”之间的辩证运动过程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为基础，来建构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本·阿格尔指出，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广泛干预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这种转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重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一理论既根植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本·阿格尔强调，生态危机理论同上述从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作用中而形成的危机理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的关系。因为建立在国家理论基础上的危机理论更加注重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权力结构，而生态危机理论则更注重如何超越极权国家，实现非极权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本·阿格尔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理论产生的根源及其后果。
本·阿格尔是从两个方面揭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的。首先，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看，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向人们许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的；另一方面，资本为了其追求利润的需要，其生产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为此它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利用广告和大众新闻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选择。而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选择的向度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大的趋势决定了它必然会强化业已存在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其次，从人们的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来看，本·阿格尔强调只有人们从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从无止境的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消费中得到满足，人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的体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但问题正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恰恰是一种异化劳动，由此人们形成了一种“劳动—闲暇”二元论的观点，即在劳动过程中人们无自由和幸福可言，只有在闲暇时间中自由和幸福才能够实现。在这种“劳动—闲暇”二元论观点的支配下，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们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就寄托于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这种商品消费并非产生于人的真实需要，而是逃避异化劳动的一种异化消费。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 (第494页)异化消费既使人们把商品消费当做满足需要的惟一源泉，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本·阿格尔指出，这种异化消费不仅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和浪费，而且其本身也是有害的，并不能补偿人们在异化劳动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本·阿格尔强调，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消费上还没有发生像今天这样的变化，特别是广告和商品消费尚未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只注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而没有注重分析资本主义消费领域的危机。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体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思想却为我们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之间提供了启示，即人的幸福在于把自我实现的劳动同有益的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这一思想出发，本·阿格尔认为，由有限生态系统所决定的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可以重新运用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因为我们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并不意味着也放弃他的关于非异化的人的活动的理论或他的矛盾的理论。相反，拯救马克思的观点和避免乌托邦主义的惟一办法，是分析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1] (第490页)那么，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带来社会变革呢？
本·阿格尔指出，由于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因此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取商品的期望的破灭，他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就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人的需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限制以广告为媒介的异化消费，并重新评价人们的劳动观和幸福观，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1] (第475页)，最终为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本·阿格尔把这一社会变革过程具体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第二阶段是针对上述生态限制，人们应当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并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最终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第三阶段是对需求方式的思考使人们改变“劳动—闲暇”二元论的观念，进而形成在劳动创造过程实现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价值观。可以看出，本·阿格尔强调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同人们的消费异化是紧密相联的。因为，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看，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并且会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将人们的价值需求牵引到商品消费中，由此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为了逃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们又把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当做自由和幸福来体验，以补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可以看出，异化消费实际上起着支持异化的社会制度的作用，因此，消除异化消费以及建立在异化消费基础上的价值观对于实现西方社会变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由于本·阿格尔坚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因此，他强调在资本主义现有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单纯的技术理性批判或价值批判，是不可能实现西方社会的变革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本·阿格尔理论研究的目标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形成关于资本主义主要危机形式的理论，最终提出如何从战略上过渡到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1] (第431页)他把这种未来社会主义看做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非极权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生态社会主义。
对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本·阿格尔提出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两个概念。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大规模技术日益广泛的运用，从而导致了官僚化的生产管理方式和极权式的权力关系，以便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来支持资本追逐利润和异化消费，这必然意味着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强化。所谓“分散化”，就是强调应当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通过使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欢欣，彻底摆脱异化劳动和“劳动—闲暇”二元论思想，进而摆脱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单纯的小规模技术的运用并不能导致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只有把“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1] (第499-500页)
如果说“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提的话，那么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模式则应采取“稳态”经济模式。虽然提出“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一主张的是另一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莱易斯，但它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张。这一主张既是基于日益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基于在生态制约之下对人的需要的合理性重新反思和评价的结果。这里所讲的“稳态”经济，是指既要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又不能损害生态系统，从而使人和自然得到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这种“稳态”经济发展模式，需要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需要改变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方式，即国家应当控制对稀有资源的消耗和缩减个人消费，并通过改进税收制度重新分配财富，以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第二，必须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但这种满足要以不损害生态系统为前提。第三，倡导新的环境道德，反对那些旨在使资本家牟利而损害人类利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生产的产品应当具有耐用、简便、易修和易于回收的特点，使回到环境中的废物尽可能减少。第四，必须实现人们价值观的转换，使人们把自由和幸福的体验置于劳动过程中，实现劳动和闲暇一元论，使劳动成为自由和幸福的源泉。问题在于，应当采取怎样的战略使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阶级激进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呢？本·阿格尔对此一方面从北美的民粹主义文化传统出发，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
本·阿格尔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传统相结合，才有可能走向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民粹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高度分工与集中的企业管理方式。民粹主义过去之所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持批判和怀疑态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把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做是极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同民粹主义就可以实现意识形态的综合。如果没有这种综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为美国的工人阶级所接受；另一方面，单纯的民粹主义也不可能导致激进的变革。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对于资本主义极权式的官僚管理体制的批判，会把民粹主义对“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庞大企业的根深蒂固不信任态度引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去。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以提供将导致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这一缺少的环节。”[1] (第500-501页)可以看出，本·阿格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是可能导致一场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这才是问题的症结和关键之所在。对此，本·阿格尔又流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之所以他会产生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如何才能使工人相信异化消费既浪费能源又无益于个人，并且确信出路在于实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同时即便是工人确信上述论点，又如何使工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呢？二是还看不到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会采纳生态社会主义的非极权和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张，因此如何将生态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付之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就成为一个难题。因此，“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提出介于能源浪费的资本主义和能源浪费的极权的社会之间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呢？……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1] (第507页)应该说，本·阿格尔的这种困惑和悲观主义情绪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上所共有的特点。
尽管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本·阿格尔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主要表现为生态危机，但从探讨生态危机的切入点上，他和北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存在较大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理论侧重点。具体而言，威廉·莱斯主要是从技术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两个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生产的根源的[2] (第53-58页)。从技术理性批判的角度看，莱斯强调正是“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非理性运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看，莱斯继承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别，指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出的“虚假需求”使人们满足于追求无休止的消费，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奥康纳则是首先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然后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生态批判，并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生态政治哲学中，形成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3] (第2-9页)。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既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观性维度，看不到它们总是以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同时它也看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是具有客观性维度，它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这两大缺失使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解为一种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技术关系。奥康纳强调应当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建立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生态关系。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二重矛盾，作为第一重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会带来以需求危机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作为第二重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会带来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生态危机，这两种危机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则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研读，着力建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从而建构一种分析生态问题的方法，因此福斯特关注的是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和上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本·阿格尔则是通过分析生态、需要和消费三者的矛盾运动，并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的关系，从而将其理论引向了消费批判，强调文化价值观的转换对于实现社会变革和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本·阿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出现异化消费，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宣扬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借此控制人们消费需要的方向和内容，把人们的兴奋点引导到商品消费上，以服从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并以此淡化人们的政治意识，维系资本统治的合法性；其二，为了逃避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人们通过占有和消费商品来补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异化消费得以能够实现又是有赖于大规模技术的运用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但是，由于生态系统的限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无限扩张是不可能的，因此无限增长和消费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生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人们反思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进而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体系的合理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人的需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看，本·阿格尔认为，在异化消费支配下的人的需要并非是人的真实需要，因为这种需要实际上是被广告所支配和操纵的需要，这意味着这种需要不是人们自主需要，而是被强制和控制的需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人们建立在这种需要基础上的消费，是不可能得到自我价值确证的，也更谈不上自由和解放可言。但是，这种异化的需要和异化的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又具有必然性，而这又决定了要进行社会变革和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
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看，本·阿格尔之所以特别重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既同他重视处理马克思主义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同他注重分析人们的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意义密切相关。因为他所讲的“分散化”概念侧重于强调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的“非官僚化”概念则侧重于强调改变资本主义日益集中的政治管理体制，这两者的改变都有利于人们摆脱异化消费，成为生产过程中管理者和主人，克服“劳动—闲暇”的二元论，从而摆脱由广告所操纵的异化消费，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依然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具体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的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分析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根本矛盾和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而要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打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注重生态制约性及其异化消费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并且更加注重的是处于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这种解放在相当程度上被归结为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消除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而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我们不是主张把生产资料归还给工人，而是主张把创造理性和自我指导性交还给长期生活在专家奴役之下的工人。”[1] (第515页)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就必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显示了他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生态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