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进展论文,论我国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年，是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与变革的重要时期。图书情报教育界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遵循邓小平“三个面向”的办学方针，在改革中求生存，在稳定中求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造就跨世纪的信息管理人才，为图书情报事业和其他信息产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图书情报学教育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主要表现在：①专业方向有新的发展；②学科地位基本稳定；③学科建设逐步深入；④办学条件得到改善；⑤学术交流进一步发展。
1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专业方向有新的发展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社会信息化的迅速推进，图书情报学教育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形势。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引起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尤其是高等教育，原有的招生、分配机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是推动经济体制转轨的最重要和最深刻的一个因素。
新形势为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更高的要求。以往，图书情报学专业主要担负着为图书情报机构培养文献信息资源开发、服务与管理的专门人才的任务。然而目前，图书情报机构已不再是信息资源的唯一拥有者和提供者，某些公司企业、电脑中心、数据库中心，甚至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在网上开展信息服务，从而对图书情报机构形成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信息部门已不局限于从图书情报学专业挑选信息人才，信息人才市场已面临着多个学科专业的竞争，有些专业在吸收或转向信息管理教育之后，有着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无论从包括图书情报机构和其他行业的信息部门对信息人才的需求，还是从毕业生就业途径多元化考虑，图书情报学专业都必须拓宽专业面，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信息人才。
首先，表现在图书情报学教育点改称“信息管理系”。继1991年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1992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称“信息管理系”之后，众多的图书情报学教育点先后于1993 、1994、1995年……改称“信息管理系”、“信息学系”（华东师大）、“信息资源管理系”（南开大学）、“信息产业学系”（天津师大）、“信息技术与管理系”（北京师大）。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图书情报学教育点虽然更名为“信息管理系”、“信息学系”，但其英文译名仍未改变，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华东师大信息学系的英文译名仍然是“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这说明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只是专业方向的微调，还不是什么“质”的变化。从各专业点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可证明这一点。
其次，反映在专业下面设立新专业方向。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点改名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各个学校可具体操作。但专业改名却非易事，必须受国家颁布的“专业目录”的约束。因此，不少教育点走增设或分设专业方向的路子。如四川大学信息与档案管理系在图书馆学专业下增设文献信息管理和企业信息管理两个专业方向（后又改设信息资源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专业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设立经济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管理专业方向；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图书馆学专业下增设信息资源管理和信息产业管理方向（后改为经济信息管理方向），科技信息专业设立国际经济与技术信息管理和计算机信息管理方向。在传统专业基础上增添或细分专业方向的作法，与其说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举措，不如说是“专业目录”修改前的一种临时性措施。随着新“专业目录”的颁布，某些教育点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已作了一些调整。如湘潭大学信息管理系将原来的图书情报、科技情报、经贸信息、国际商务信息和档案学5个专业，调整成图书馆学、档案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3个专业。南昌大学信息管理系将原来科技信息、文献信息、经济信息三个方向并存的多元化信息专业教育，调整为多元一体化的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再设若干专业方向。
再次，体现在管理体制的变革，合作办学走组建“信息教育共同体”的道路上。随着新“专业目录”颁布及院系调整，许多图书情报学教育点与相关学科专业联合办院。继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于1993年归并国际商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于1995年与原经济管理系、经济研究所合建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之后，1997年山东大学信息管理系与社会学系合并为社会发展与信息传播学院；1996年，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计算机科学系、电子系等单位组成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1998年又调入管理信息系统专业与原信息学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归属于信息管理系；1998年，四川大学信息管理系与秘书档案系合并成信息与档案管理系，再与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工商管理学系组建管理学院；1999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新闻学院合并成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并从文学院调入编辑专业，与原出版发行专业合并成编辑出版专业。此外，还有一些信息管理系与相关学科专业合建为管理学院等。
这种联合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把有关信息教育的学科专业组成“共同体”，避免重复建置，有利于学科互补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一体化”的办学模式已大势所趋，可以预见，图书情报、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传播学等有关学科必将组建成统一的“信息科学共同体”。这是图书情报学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2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基本稳定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和稳定的过程。早在1964年，我国学位制度初创之时， “图书馆学”归于“文学”之下。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指导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图书馆学”属于“文学”门下“中国语言文学”类的第十九小类，“科技情报”则属于“理学”门下“管理科学”类的第二小类。1988年修订的目录中，“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作为“理学”门下的一级学科出现，下分“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文科专业目录》，“图书信息档案学类”作为“历史学”门下的一级类目，下分“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科技档案”、“图书出版发行学”。这说明“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已开始定型，顺应了“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从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反映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上升趋势。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指导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对图书情报学类学科专业作了一些调整，首先是明确地设立了“管理学”大门类，下设“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一级学科，下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二级学科。1998年，教育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对图书情报学类学科专业也作了一些调整。同样设立了“管理学”大门类，下设“图书档案学类”一级学科，下分“图书馆学”、“档案学”二级学科。原来的“经济信息管理”、“信息学”、“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林业信息管理”合并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原来的“编辑学”、“图书出版发行学”组合成“编辑出版”，作为二级学科，归属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类”一级学科。这两个“专业目录”的共同点都设置了“管理学”大门类，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归属于“管理学”。
实际上，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资源或事业，都有共性，其机构——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部门等；工作流程——文献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开发利用；资源——文献、信息及与此相关的设施、人员等；事业——图书馆事业、情报事业、档案事业等，归根结底都是研究对它们的管理。因此，“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入“管理学”门类，是科学的归类。同时，保留“图书档案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为一级学科，说明其学科地位基本稳定。但是“本科专业目录”与“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前者取消了情报学（信息学），把原属于图书信息档案学类的“信息学”与科技信息与管理类的“科技信息”、工商管理类下的“经济信息管理”、农学门类的管理类下的“林业信息管理”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的“管理信息系统”等，统摄于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后者仍保留“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学科建制。“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为一级学科，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为二级学科专业。这说明图书情报档案学类的学科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逐步深入
近几年来，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以及接受访问学者和举办高级研讨班等。目前，具备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教育点已达27个（包括部分档案学），其中1996年以来新增的图书馆学硕士点有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山西大学等4所高校；情报学硕士点有湖南医科大学、 黑龙江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3所高校；档案学硕士点有南京大学、 武汉大学等2所高校。博士点的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继北京大家信息管理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获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和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获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之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与国防科工委信息所、中国科技信息所联合申报获得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合申报获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到目前为止，我国图书馆学博士授权点和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已分别达到3个。与此同时， 遴选了一批新的博士生导师，其中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等3 个单位新聘任博士生导师5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新遴选博士生导师5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新增博士生导师2位。此外，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等教育点接受国内访问学者和举办“高级研讨班”的工作，也有新的进展。
其次，体现在培养目标的调整和课程体系的逐步完善。专业培养目标是根据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和专业发展方向及培养专业人才的基本要求来规定的。它是制定培养方案、确定教学内容的前提。以往的图书情报学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模糊性，从全国高校第三次图书馆学专业系主任联席会议的材料看来，各教育点大都笼统地提培养“专门人才”、“高级人才”、“高级专门人才”，很少提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而近几年来，各教育点普遍重视“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注意加强综合素质的教育。这些认识和实践的成果，充分反映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术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上。“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明文规定图书馆学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有熟练地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能在图书情报机构和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及管理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图书馆学高级专门人才”。其业务培养要求是“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文献学、目录学、信息学、传播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掌握文献信息搜集、处理、研究、开发与传递的技能”。可见，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思想很明确，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理论素质与应用技能并举，较好地揭示了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形式及其内容要素。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情报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也规定“培养具备现代管理学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技术知识及应用能力，掌握系统思想和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能力，能在国家各级管理部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科研单位等部门从事信息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其业务培养要求是“主要学习经济、管理、数量分析方法、信息资源管理、计算机及信息系统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系统和设计方法以及信息管理方法的基本训练，具备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从中可看出，它同样贯穿了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思想。“专业目录与专业介绍”的规定，对各教育点的教学将会起着指导与规范的作用。
课程体系是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培养目标确定之后，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近几年年，各教育点普遍在深化教育改革。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提倡“淡化专业，强化素质，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实践”。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该系强调“一个主体，二个翅膀，三个层次”。“一个主体”就是信息的获取、组织、加工、处理、开发和利用的理论、原则、方法和能力；“二个翅膀”即外语和计算机；“三个层次”包括文献层次，电子层次、网络层次。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确立了“一个目标、两项基础、三位一体”的教学改革方针，即以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目标，以加强计算机为主的现代信息技术教学和加强中外文语言教学为基础，以提高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三位一体。
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一体化，以及图书情报学科的理论方法和计算机通讯技术的一体化，有些教育点还在摸索图书情报学的教育模式。有的已按“文献信息管理”大基础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门化模式组织教学。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因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实行的是另一种教育模式，即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专业齐头并进，朝各自的特点发展，但鉴于这几个专业都以知识信息的获取、组织、传递和利用为核心内容，为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教育资源，在分流的基础上搞共建，各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七类课打通组织教学。
4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办学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图书情报学教育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有赖于办学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包括“硬件”工程和“软件”工程。从“硬件”条件来看，由于图书情报学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比起一般学科更需要配备各种信息技术设备。各教育点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各界支持下，引进了大量现代化技术设备，包括计算机、光盘驱动器、投影仪、激光打印机、打字机、录音机、录像机、摄像机、翻拍机、照相机、复印机、编辑机、阅读机、电视机、电影机等，特别是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以及局域网、校园网、互联网的建设与开通，为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如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建设有设备齐全的现代技术实验中心，配备有可供教师工作和学生实习用的高档及其他型号的微机100多台， 在建立局域网的基础上，通过校园网联通了CERNET和INTENET。此外，还拥有先进的音像、缩微、复制、编辑和文献保护设备。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的教学基础设施齐全，建有文献保护、物理、化学、缩微4 个实验室，装备有100余台高档微机的3个微机（网络）实习室，以及图书情报和档案学2个实习室。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拥有一个大型综合性信息技术实验室，实验室由8个部分组成：微机室、缩微室、视听室、打字室、文献检索室、档案保护室、档案立卷室、档案修复室，形成了多媒体计算机微机局域网为主体的现代信息技术实验中心，其中各种型号计算机有100台。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信息技术实验室， 拥有高档次计算机40多台，扫描仪1台，大屏幕电脑投影仪1台，复印机2台， 中英文打字机50多台、缩微摄影机和阅读器各1台，文献保护技术设备50多台。 该系目前已逐步建立起计算机实验网络和管理网络，并已连接中山大学校园网和因特网。
“硬件”条件的改善还包括专业教学科研用书和教学实习用书的保障，前者体现在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后者是教学实习室的配备。目前，各个教育点均建设有专业资料室和教学实习室。许多资料室的图书收藏量超过万册，期刊藏量也过百种。其中如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资料室积80年的专业文献收藏，计中文图书8万余册、外文图书1.5万多册，中文期刊300余种、外文期刊120多种，中外文工具书5000余种，并与美、英、德、日、俄、澳等国及台湾地区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资料室拥有中外文图书2万余册，期刊150余种。空军政治学院信息管理系资料室，现有图书1.5万余册， 并较齐全地收藏了中文专业期刊和有重点地收藏了外文专业核心期刊，订阅现刊数达140 余种。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软件”条件的改善，主要体现在师资队伍发展迅速。仅武汉大学、空军政治学院、河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同济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南昌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24所高校图书情报学院系就有专业教学人员580多人，其中教授86位，副教授217名，分别约占教师总数的14.8%和35.7%，高级职称教师的比例超过了1995年以前的水平。另外，师资队伍中获博士、硕士学位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因此，图书情报学专业师资队伍质量呈上升之势，表现出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
5 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学术交流活动有进一步发展
以往几年，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学术交流活动有引人注目的发展。从交流的范围看，不仅有中国内地的学术交流，也有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还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从交流层次看，不仅有一般教育层次的学术交流，还有研究生层次的学术交流。1996年8月，第62 届国际图联（IFLA）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际图联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盛会，与会的国内外代表约3000人。大会的主题是“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而“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是九个副主题之一。在“图书馆信息学教育的变革与创新”、“中国的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以用户为中心：它对专业继续教育的意义”、“对远程图书馆用户的教育”、“世界变革中图书馆员的继续教育”等专题报告会、专题讨论会上，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新西兰、韩国等国的与会代表作了报告和发言，交流了经验，加深了相互了解，促进了共同发展。同年9月，在武汉大学召开了“’96 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研讨会的内容之一是“专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中国、墨西哥、美国、日本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更多的与会代表作了发言。
1997年和1998年3月底至4月初，海峡两岸图书资讯界的学者、专家先后在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举办等三届和第四届“海峡两岸图书资讯学学术研讨会”，前者主题为“图书资讯学核心课程”，66位学者专家提交了37篇论文探讨核心课建设问题；后者主题为“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来自两岸四地的11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其中有“图书资讯教育”的议题与学术论文。1997年5月， 中国内地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一行31人赴台湾出席海峡两岸图书馆事业研讨会，有几位学者在会上作了关于图书馆学教育的报告。
1998年5月在北京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了“’98全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大会的主题为“我们的未来”，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在内的100多名研究生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了会议。 几位博士生导师分别作了“数字化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新信息环境下的图书情报学科建设问题”、“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思考”、“面向未来的图书情报学教育”、“谈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等的报告，探讨了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努力开创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新明天。
1999年5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教育与培训专业委员会成立暨工作会议。会上，代表们不但介绍和探讨了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与继续教育的现状、前景，而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对今后的图书馆教育工作将起着促进的作用。
总之，近几年，是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一个新的发展与变革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几条是：一、坚持“三个面向”的办学方针，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息人才；二、坚持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道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信息人才；三、坚持用辩证法指导教育工作，既注意拓宽专业面向，又重视强化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建设；四、坚持深入开展教学领域的改革，加强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不断提高人才的质量；五、坚持抓好“软、硬”件基础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困难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系科改名易、学科建设难；二、拓宽专业面易，真正适应社会需要难；三、课程体系设计易、课程内容建设难；四、提倡素质与能力教育易，真正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难；五、增加一点技术设备易，提高师资队伍素质难；六、按老习惯办学易，搞“产—学—研”联合办学难。因此，面对现实，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急功近利，必须在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的基础上，以“求是”、“拓新”的精神去迎接各种挑战，力争21世纪的中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事业有一个更大更好的发展。
本文写作得到下列院校图书情报学院、系（信息管理系）的大力支持：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空军政治学院、四川大学、河北大学、南开大学、湘潭大学、同济医科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南昌大学、湖南医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武汉大学等，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收稿日期：199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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