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组织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陈朋亲
[澳门城市大学,澳门氹仔 999078]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世纪工程”，需要中国及沿线甚至更广泛国家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冷战后，国际政治深刻变化，国际组织外交日益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身份优势”，可助力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清单建设。因此，中国可在国际社会“设置议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地方政府角色等方面多做些努力，一路走、一路思，凝神聚力、群策群力，实现沿线国家“大合唱”，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外交；公共外交
一、研究缘起
众所周知，国家间交往，如人与人交往一样，通常会借助一定的媒介形式，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如国际组织，就充当了国家间交往的“中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平台作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往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发生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国家间多边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组织是指国家间为处理彼此交往中的国际事务，基于一定的目的和国家间合作协议基础，建立的常设性组织，通常称为国家间或政府间国际组织，可分为专业性国际组织、一般性国际组织。[注] 邓泽宏：《当代世界政治经济语国际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75页。 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组织成为促进国际合作、人文交流、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推动力，成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多渠道、多形式的交流方式，受到许多国家的强烈关注，并以国际组织为平台，开展广泛的外交活动，作为实现国家利益、塑造国际形象、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实现路径。
(一)提出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中国为点，涵盖中亚、俄罗斯到欧洲波罗的海，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以及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南太平洋等地区。这个共商、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的倡议，从理念变为行动，从点到线、从线到面的全方面、多领域发展，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理解，联合国决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宣言等重要文件频提“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和作用。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社会观念、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增进沿线国家更深层次了解“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法律和政策环境，凝聚力量，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健致远，实现沿线国家“大合唱”，成为题中之义。
我们需要积极关注相关国家政府、媒体、民间组织等主体对倡议的反应，也需要针对性开展工作，知己知彼，因为“有思路才会有丝路”。国际组织作为国家间相互合作、加强沟通的国际性平台，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积极发挥国际组织外交的公共外交功能，扩大我国与沿线国家甚至更广泛公众的对话沟通，把国家“锁入”可预判、可预期的行为轨道，[注] John Ikenberry,“Institution，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s Postwar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No.3.(Winter 1998/1999)，pp.43-78。 客观真实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既是公共外交的本质，也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合唱的题中之义。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午后，80后书评家沈敏正在研读一部叫《囚徒或爱的遁逃》的小说，忽接到70后作家孙山的电话，他没头没脑地说:“你的婚姻很和美吧？”
(二)国际组织外交研究文献回顾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深刻变化，推动国际组织迅猛发展，国际组织的功能也不断深化，一个国家对国际组织参与的深度、广度成为一个国家外交成熟度的重要考量指标，国际组织外交研究开始出现在学术界的视野。
1.关于国际组织外交理论的研究。
全球化本质的复杂性特征，凸显了国际组织外交的重要性，许多国家开始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参与甚至创设国际组织，认为“通过国际组织外交，可以充分表达立场、消除矛盾、增进了解，促进价值理念、文化形态、对外政策的有效传播，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国家的战略偏好、观念认知、利益计算”，[注] 转引自李华、杨娇娇：《国际组织与中国公共外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可产生新型权力政治、‘逆外交’政治、社会中心政治等政治效应，在与国家政府博弈中扮演权威和价值理念的主导者、灌输者和塑造者角色”，[注] 李华：《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部分学者通过对法国、英国、俄罗斯、印度、美国、中国等国家国际组织的外交分析，都强调国际组织外交具有提升话语权、提高国际影响、扩大合作，获得更大更广泛发展空间的效用。因此，就中国而言，“要推进中国公共外交市场化、社会化与国际化”，[注] 李华：《从工具性利用到决策性参与——中国国际组织公共外交评估》，《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要从正确认识非政府国际组织，积极发展我国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加强同第三世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联系”，[注] 张殿军、陈金光：《非政府国际组织与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建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要从国际社会认知视角、国家主权行使权的有限让渡、信息公开机制、台湾问题的适度淡化方面加强与专业性国际组织深化合作”。[注] 熊李力：《论非政府专业国际组织在中国的影响力》，《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4期。
教育教学工作和工厂生产机器零件不一样。教师整天面对的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欲望的人。做人的工作就要讲求方法，就要用感情，用人格魅力，用有效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要做良师益友，和所教育对象进行心灵的沟通，心之门打开了，思想之光就照射进来了。
2.关于国际组织外交与“一带一路”研究。
(二)人文互通：国际组织外交是民心相通的“引领者”。民心相通是国家间交往的社会根基，增进民间往来，加深友谊，是伟大的民心工程。“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通过文化交流、人才互动、青年往来等在教育、文化、科技、卫生展开合作，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民意基础，推动国家间双边合作。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自诞生起，连接欧洲和太平洋，就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创造，不断沟通交流，带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历史前进。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要义是继承和弘扬伟大的丝路精神，将其化作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精神的支点和纽带，将古代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缔造的无数辉煌化作打造责任、利益、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新路径。加强沿线国家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和依赖，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贸易顺畅，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这些需要各国人民之间互信互利，心相通。国际组织外交通过常设会议论坛宣示自己的外交政策、发展方针，并就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国际共识，获得更大和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理解。另外，通过专业性国际组织，弘扬丝路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医疗卫生、青年交流、志愿者服务等合作，促进扩大沿线国家间留学生规模、旅游规模、科技合作规模等，加强沿线国家组织的交流，面向基层群众，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学者对“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外交的研究，为文章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具有较高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借鉴意义，但如何借助国际组织传播“一带一路”发展理念、中国外交政策、文化价值理念，扩大国与国之间政府、公众的对话与交流，凝聚共识和力量，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才是真正把握好国家发展战略的真谛。
二、国际组织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身份优势”
全球治理体系中心正从欧洲、大西洋逐步向亚洲、太平洋转移，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实现“小周边”向“大周边”转变，中国的边疆成为“大边疆”。“一带一路”虽从历史中来，更是现实的需要，涉及西北边疆、东南海疆两个重心，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新探索，耦合国际组织外交的世界背景。国际社会期待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贡献智慧，提出方案，这也是国际组织外交的现实需求。而“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参与者，其正面清单是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民心相通，与国际组织的外交目标、内容相连。
(一)国际合作平台的“供给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质特征具有多样性，不同国家民族间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发展道路选择各不相同，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变为实践，建设互联互通的进程中需要彼此的沟通、对话和协作，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理想平台。因为国际组织成员国涵盖世界不同国家，但又不受其他国家控制，具有一定的中立性，超越国家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协调各方利益，为各方国际合作和协商提供重要平台。国际组织的大国、小国都能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自己的目的，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如联合国组织向国内政局动荡国家派遣维和部队、向灾害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人道主义帮助。国际组织日渐成为世界各国集团外交的重要抓手，通过这一平等的国际议事机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换意见，如“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金融安全、数字主权等密切合作，形成、宣示合作共识，协调沿线国家的政策与行动，实现战略对接，更好地促使“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落地。
(二)国际公共问题的“管理者”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也显得举足轻重。国际组织外交日益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补充力量，可以利用国际组织的既有规则规范合法活动领域来维护国家利益，也可宣传国家对外政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等，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加深入了解和支持中国，增强中国对外行为的公信力和关系型权力，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注] 转引自李华：《国际组织公共外交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
(三)国际冲突对立的“协调者”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不同，国家利益追求也不同。而在全球化交往中，各方利益交加，多半彼此纠结，而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多元化沟通，理清哪些属于应该实现的共同利益，在各国利益间取得平衡，达成共识。如各国之间贫富差距、环境保护责任、国际难民问题、国际反腐败、国际安全等一直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在这些重大难题中所产生的对立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解决的，同时因资源、产业发展政策所引起的摩擦也在各国间不断积累。多边国际组织拓宽了国家与国家间的高层对话与沟通渠道，通过不定期各类国际组织的会议，各成员国表达意见、传递诉求，与其他成员国就国际问题交换看法，构建各类关系网络，建立沟通对话的常态机制，因为对于各国政府而言，“选择处理某些问题的组织论坛并争取支持票的能力将是重要的政治资源”。[注] 转引自[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利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因此，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遵守主权平等，不管大国小国，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同样具有发言权，国际组织发挥渠道作用，提出自身发展理念，表明本国立场，这也是国际组织外交的独特优势之一。
(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动者”
国际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具有较强的敏锐性，坚持从国际人道主义出发，关心世界环境发展、全球化的贫富差距、国际社会的弱势群体以及国际社会不公正的规则制度等，为消除全球治理中的“数字鸿沟”“民主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等努力不懈，推动国际社会民主秩序的构建，建立平等民主的协商机制，实现利益共享。“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汇集强大力量构建利益、责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耦合的。国际组织就是希望摆脱国际无政府状态，建立民主化的世界新秩序，“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也是“世界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通过国际组织外交，将中国共享发展理念与国际组织对接，让合作与发展、稳定与繁荣重新成为世界发展主题，这也能获得更广泛国际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一路行，一路思，彰显“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五)国际资讯信息的“传播者”
传统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资讯传播都是基于各国政府正式的外交文书，或者某国寻求他国援助时，其资讯才有可能散播出去，这种以政府外交文书为载体的传播渠道，受时空限制，影响本身所具有的时效性，出现传达不完全甚至根本无法传达，这种资讯的不对称，有可能导致国家间不必要的摩擦，甚至国际冲突。而国际组织完全能够具有常设秘书部门，并定期召开成员国之间的相关会议，许多重要资讯能够通过国际组织作为互动平台，各成员国之间彼此互相交流，实现资讯传播的畅通性。如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进行资讯交流和互动，反应本国价值体系和内政外交各种资讯，吸引国际公众注意，展现自己良好国家形象。另外，还可以借助国际组织这一平台，传播本国传统文化。如借助国际组织会议期间，在领导人服装设计、接待风格、晚宴设计等外交活动中嵌入本国特色文化元素，同时推动本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发挥会议期间“文化体验效应”，加强本国传统文化产品的宣传和推介，让成员国感受本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更多文化产品迈向国际市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三、国际组织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角色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对国际组织的态度也先后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从注重实际利益到注重双赢的过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更为积极主动，不仅提出一系列世界治理新理念，提出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并通过国际组织外交践行新理念，开创了新时代国际组织外交新篇章。国际组织作为“超越周边国家边界的正式安排，通过这种安排建立起制度化的结构，促进成员国在经济、社会、人文、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注] 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解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不同于国家政府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等形式外交，它利用国际组织进行外交活动，抓住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双边”把手，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平台促进与沿线国家间合作，具有自身独特优势。
美国学者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通过大量议程设置实证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的影响公众舆论及公众关注这些问题的优先顺序，为公众提供议程”。[注] 转引自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绩令人欣喜，也展现出中国主动设置议程的姿态，但还仅是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具有不同意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议程设置召集一起，建立沟通交流平台，通过对话协商，实现互利共赢，达成共识。另外，中国国际话语权与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不匹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现“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转变，中国在国际组织外交中应积极、主动地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中国情况，按照实际需要进行议程设置，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制度霸权，持久获得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和认可。
(一)经济互融：国际组织外交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实施联通的“推动者”。贸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贸易畅通也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的资源配置平台，需要解决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关税协商机制，建设自贸区，创新贸易形式，构建沿线区域内良好的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效率，激发沿线国家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资金融通主要是金融合作，也是“一带一路”项目推进的重要保障，包含亚洲货币体系、投融资体系、信用体系等，还涉及沿线国家本币互换、结算和范围的规模、金融监管协调和危机处理机制等；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合作的“桥梁”，不仅仅包含路、桥、港等现代交通设施，也包含油气管道、电网管道、电讯网络等互联互通，涉及沿线国家主权和安全等问题。国际组织外交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对话交流，在尊重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就贸易、基础设施投资、金融支持开展双边合作和平等协商，发挥国际组织管理规则、原则制定的主体作用，约束各国政府行为，就上述领域达成共识，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的作用，抓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点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3)成都平原城市群各经济类型数目呈波动性变化，经济发达型分布在以成都市为核心的县域，经济较发达型分布在成都市区的外围，大部分区域属于经济中等型和经济滞后型，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边缘地带，但研究区整体经济空间发展格局逐步趋于稳定，呈“凸”字型空间分异格局.从经济实力结构看，从2000年的“金字塔型”逐步转变为“橄榄型”结构.
1.积极参与和创设国际组织。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将国际组织的规则规范导入国内政治发展进程，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如国际妇女儿童组织、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国际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共同面对国际社会挑战。同时利用国际组织平台与成员国共享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实现国际物质援助向发展理念援助转变，促进世界创新性发展。同时，在有必要时中国可以创设国际组织，强制性设立议程，抢占话语制高点，提升议程设置效果，把握国际组织话语的主动权，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建，树立“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发展”[注] 《1998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http://news.163.com/06/09/2018/33EUVQDQ0001252H_3.html.访问时间2018年12月18日。 的“新安全观”，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组织的设立就是成功的典范。
“一带一路”实施五年来，中国与巴基斯坦、越南等60多个国家签订经贸合作协议、海关事务合作协定等促贸易畅通，截止到2018年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还专门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并多次增资，“丝路基金”高达40亿美元，同时成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等加大金融支持和完善金融风险监管；在设施联通上，中欧班列的开通、哈萨克斯坦南部油气管道完工以及推进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和建设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现代交通设施，正形成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国际组织外交这一“领头羊”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已实施五年多，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成果颇丰，著作、论文比比皆是。但是，关于“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外交的专著目前是空白。根据文献检索，在中国知网以“一带一路”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外交”为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检索，共获得论文4篇。陈翔(2015)认为：“‘一带一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农业外交提供新契机，注入内动力和外推力”，[注] 陈翔：《浅析“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 王维伟(2017)认为:“国际组织是‘一带一路’的利益相关方，从地域、职能、参与程度等几个维度而言，国际组织存在参与度和效率不一致等问题，需要加强区域协调”,[注] 转引自王维伟：《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5期。 丁波涛(2017)认为:“‘一带一路’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学习国际组织建立国际数据的做法，分享跨国信息共享与整合的经验，提升大数据国际化的开发能力，实现‘一带一路’数据库既有成效，又来源顺畅”，[注] 丁波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资源整合模式——基于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经验的研究》，《情报杂志》2017年第9期。 刘宝存、肖军(2018)认为：“我国际组织代表数量和级别层次低不利于国际组织开展公共外交，应该做好相关人才规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国际组织人才实习制度、建立健全国际组织人才保障体系。”[注] 转引自刘宝存、肖军：《“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与改革路径》,《高等教育管理》2018年第9期。
“一带一路”倡议五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举办文化年20余次(如2016中埃文化年)、签署旅游合作协议40余项(如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等)、近50项科研项目合作、留学教育(每年1万个名额)、青年论坛(如中拉、中国与中东)以及电影节、图书展等，缔结了不同国家免签或简化签证手续，并同中外150多家民间组织成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扩大了与沿线国家人民友好往来，这些与政府间相互合作的促进，为“一带一路”建设不断营造民意基础，构建良好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注] 转引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重要文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95页。
中学生的生理特点决定了其活泼好动的性格，对丰富多彩的活动总是跃跃欲试。教师要抓住学生的特点，积极组织活动，让学生通过参与活动，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提高自我认识。如教师可以举行“我更快乐”的评选活动，让全体学生参与进来，总结自己认为快乐的一件事、一个表情、一个瞬间，先通过小组评选、全班评选，最后再进行全年评选，直到参加全校评选。在评选过程中，要注意公开、公平。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发掘并放大自己内心的快乐，同时还能学会分享快乐，对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政治互信：国际组织外交是政策沟通的“组织者”。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基础和安全保障，通常包括通过协商交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长期合作规划；涉及主权和安全事务沟通，尊重主权安全，各主体平等，营造安全合作环境；经贸合作平台交流，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政策沟通；与沿线国家合作法律政策沟通，提供法律保障；公共外交政策沟通，拓宽“一带一路”“交际圈”，获得更多友好力量和广泛社会支持等，旨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区域合作，形成“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政策沟通是基于国家间关系的国家利益考量，需要深化利益融合，构建多层次的宏观协调机制，就发展战略进行对接，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促进政治互信，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建设，首先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然后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有机对接，进行双边或多边谈判，探索合作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多领域的务实合作，促成“一带一路”落地。国际组织外交为国家间沟通交流提供一个理想平台，因为国际组织奔走于各国之间，超越各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在全球问题上进行政策协调和跨国合作，组织国家间就经贸往来摩擦进行平等对话，对国际“违规”行为进行制止，密切各成员国友好往来，消弭彼此间的误会和偏见，深化利益融合，达成合作新共识，促进国家间关系健康发展，共同为务实合作以及重点大型项目的推进提供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实施五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还与10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奉行不是另起炉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同沿线国家建立不同层次的政策沟通，如上合组织框架、亚欧大陆桥协商机制、“欧亚经济论坛”等对话形式等，各方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注] 编写组：《千年之约“一带一路”连通中国与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科学家分析了超过13.3万人的数据。结果发现，每周服用325毫克标准剂量阿司匹林2片或更多，患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风险降低49%；服用5年以上，风险降低59%。研究显示，服用阿司匹林越久，患肝癌风险降低得越多。但停药后，其效果会逐渐减退。停药8年后，这种益处就消失了。
四、国际组织外交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路径”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国际社会的管理者角色，尤其是专业型组织和技术型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世界人权组织等，在卫生、健康、教育、人权以及国际恐怖主义、难民等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方面，都是借助这些世界性或区域性组织通过规则制定、建立运行管理机构来实现，单个民族国家是不能独立应付和解决的，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具有“65+”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相关国家贫穷、难民、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活雷锋”。因此，需要在环境、能源、难民问题、人权求救、传染病控制、扶贫脱贫等问题上，发挥国际组织的专业性和敏锐性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建立起跨国运动和倡议网络。发挥国际组织外交在信息、责任、支点等方面的作用，提升全球事务的决策能力，以国际合作处理全球性问题，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另外，国际组织本身还包含广泛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货币规则，间接调解跨国公司和银行，规范各国政府行为，保证国际金融秩序，“预防性”管控国际金融风险，可约束沿线国家的金融行为。
(一)主动“设置议程”：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持久性
那么，谁是他的兴趣所在？威特金直言不讳地列举：各种怪胎、智力低下者、侏儒与巨人、畸形人、尚未手术的变性人；以及所有生下来就没有胳膊、大腿、眼睛、乳房、生殖器或是耳朵、鼻子、嘴唇等的人；以及所有那些施虐者与受虐者……
开封建立了建制区局，实行市局与区政府双重领导的新模式，被国家总局副局长滕佳材、郭文奇称赞为“开封模式”。她指导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规范化的乡镇（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管所，为全省基层所建设开辟路子。为了壮大食品药品监管队伍，提升监管人员素质，她跑遍全国20多所“985”院校，引进2名博士和12名硕士；并招录公务员117名，划转、调入469人，使全市监管队伍从200余人扩大到1000余人。她积极协调政校互动，率先在全省建立了食品药品培训基地、学生实习基地，开创了食品药品教育与监管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
在治疗前和治疗第2、4、8、12周末采用HAMD评判患者抑郁程度，共24项目，每项按实际情况进行打分，总分＜8分为正常无抑郁症状；8～20分为可能存在抑郁症状；21～35分为存在抑郁症状；＞35分为严重抑郁。临床疗效评分：治愈，治疗结束后抑郁评分降低超过75%；显效，治疗结束后抑郁评分降低超过50%～74%；有效，治疗结束后抑郁评分降低25%～49%；无效：治疗结束后抑郁评分降低＜25%或无改变。总显效率=治愈率+显效率。
2.举办国际性论坛，传播“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得到沿线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就需要传播“中国声音”，将中国的立场、态度、愿望和行动通过国际组织外交向国际公众“说明中国”，增进国际公众的了解和理解，弘扬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同时，通过举办国际性论坛，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发展故事呈现给国际公众，并结合国际会议，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中国“五位一体”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全世界借鉴的“可持续发展”故事。中国自贸区的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贸易政策、关税便利性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故事，可以向全世界传送。还可以通过世界媒体采风活动，进行“体验式外交”，参观考察国家机构，感受中国的深刻变革，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赢得国际社会的持久支持。
(二)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激发国际组织外交活力
国际组织已经成为一种超越主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第三股力量”，在国际社会危机和全球治理难题，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国际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如何培养国际组织优秀人才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是优化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案，实行项目制管理，突出专业性。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来华杰出人才等五类人才”，[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home/2016-04/29/content_5069311.htm.访问时间2018年9月11日。 各培养单位应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优化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计划，顺应国际社会大变革的潮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相关国家国情的国别研究人才，突出国家间合作的专业性。可以借用国际组织人才进校讲学、到国际组织实习等方式创新人才培养结构。
二是实施国际组织青年人才“优培计划”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国际社会的崛起和信息爆炸时代来临，青年人的参与和知情权不断扩大，外交活动不再是外交家或政府的专利。“一带一路”建设的舆论与民心的相通，最活跃元素无疑是青年，因为有其自身思维活跃、个性鲜明、可塑性强等特点，世界各国也开始重视青年外交人才的培养。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角色，我们国家也应该重视青年国际组织外交人才培养，首先是青年领袖的培养，注意在本国留学青年、高级知识分子的培养；其次，重视在华外国留学生的亲近性培养，以青年人喜欢的方式培养青年人，增强青年人的话语权。同时要注重青年人爱国主义教育，让中国青年了解“一带一路”，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历史使命感。
(三)打造“地方品牌”：提升地方治理效能，激发国际舞台的地方作用
随着全球化水平的提高，民族国家权威不断上移至超国家权威，向下移至次国家行为(国家政府或地方政府)，向外移至社会性行为，地方政府“走向世界”已成为普遍现象，为地方政府融入国际组织，登上国际舞台奠定基础。国际组织不仅是组织成员国国家的政策体现，而且也是国家内部政治集团通过影响国家对外政策来影响全球政治。它们可能着眼全球，和其他国家政治集团发生关系，也有可能和国际组织发生关系。[注] 转引自[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4页。 地方政府通过国际组织可以获得各种国际资源，如资金、技术、信息等，发挥国际组织的专业性，提升地方政府国际化水平，促进地方政府发展。
首先，地方政府要积极适应国际新变化，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当今地方政府“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而又重要的政治现象，它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要融入国际化舞台，地方政府理念、行政方式、政府职能等都必须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要求，建设“服务型、治理型、责任型、效能型政府行政模式”。[注] 转引自罗德刚：《地方政府行政模式：服务型、治理型、责任型与效能型》，载罗德刚、赖邦凡：《加入 WTO 与地方政府行政模式转变》，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页。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内各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推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型发展战略，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建设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加强与沿线国家跨境电子贸易、旅游文化合作。地方政府通过错位竞争，了解合作国家需求，“庖丁解牛”各国实际情况，在细节和人心上下功夫。
1985年至2001年间，父亲一直往返阿拉尔和拜城县拉煤，三四天一个往返。冬天，遇到汽车抛锚，父亲就钻到车底下修理，寒冷的风肆无忌惮，等回到车上半个多小时，手脚才恢复知觉。夏天，驾驶室内没有空调，要顶着四十多度的高温行车，汗水浸透了衣裳。
其次，建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部门、企业交流沟通的渠道，善用国际组织资源，提升地方品牌。地方政府积极与中央政府部门互动联系，如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等，抓住发展信息，结合国际舞台资源，举办各种国际论坛、国际展览、国际赛事等，吸引大量国际组织、外国官员、中外媒体人以及外国游客访问本地，促进本地其他产业发展，同时提升本地的国际知名度。
五、结 语
当今国际社会虽还存在“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民族国家主义”等问题，但全球化是国际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潮流。国际组织外交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国际舆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因此，可以发挥国际组织公共外交自身“供给者”“管理者”“调解者”“推动者”的“身份优势”，促进政策互信、经济融合、人文融通，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这也需要从主动设置议程，把握话语主动权；加强人才培养，激发国际组织外交活力；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建设国际化政府等方面进行努力，顺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特殊使命。
On the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 &R Initiative
CHEN Peng-qin
(City University of Macao,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century project” that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involves the world. It needs concerted efforts from not only China but all the countries involved.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changes, and the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public diplomacy, because it plays a unique role with its advantages and can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 Connection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refore, China can make more concerted effor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setting the agenda, training talent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help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play a better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for mankind.
Keywords :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ublic diplomacy
收稿日期： 2019-02-25
作者简介： 陈朋亲，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9) 04-0137-08
责任编辑/陆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