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三件笺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朝鲜论文,韩国论文,书信论文,三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5-0093-06
19世纪末的中朝关系实际上是由传统朝贡关系向近代条约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过程，而这样一种近代性转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已经持续上千年之中朝关系的基本性质，对于此后20世纪中朝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东北亚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当时清政府方面而言，至少在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之前20多年的对朝政策，应该说主要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来主导。当时由李鸿章所直接控制的两大海陆军武装即淮军和北洋舰队先后与近代朝鲜发生密切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正因为如此，包括吴长庆、吴兆有在内的大批淮军将领和丁汝昌及其北洋舰队先后多次奉命介入朝鲜问题，或长期驻扎朝鲜，或随时出动朝鲜乃至巡逻朝鲜海域，成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推行对朝鲜政策的两大重要实力手段。拙稿所介绍的韩国藏张树声、丁汝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官员书信写本三件，就是反映近代中朝关系史上如此一段内幕的重要史料。
一、张树声等书信写本在韩国的收藏情况及发现经过
这三件书信的写本，系由笔者于2000年应聘担任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期间发现于该研究院藏书阁。该藏书阁是专门负责整理并保管朝鲜王朝(1392-1910)历代王室图书文献的一个主要部门（另有奎章阁，现归属国立汉城大学），如今则隶属于1978年由韩国政府出资创建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注：有关藏书阁的情况，详见（韩）国学振兴研究事业推进委员会编《藏书阁的历史与资料的特性》，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6年版。至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的简介，则可参见李惠国主编《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5页，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条。）。由于藏书阁收藏大量朝鲜王朝的宫廷文献，其中当然也包括涉及朝鲜王朝时期中朝关系史的许多珍贵文献，笔者曾对其中有关吴大澂上朝鲜国王高宗书等资料先后撰文向韩、中两国学界专门介绍（注：权赫秀：《从〈吴清清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12月，第203-234页；权赫秀：《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介绍在韩国发现的吴大澂佚文三篇》，《文献》季刊2003年第1期，第178-196页。）。至于此次介绍张树声等书信资料，则可以说是上述介绍工作的一个继续。
据笔者调查，张树声、吴兆有、丁汝昌三人分别致朝鲜王朝官员的书信三件，均以写本收藏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而且都是韩国国内的唯一本。其中，张树声书信写本收入题为“李鸿章等书牍”的文献之中，吴兆有书信写本则收入题为“唐绍仪等书牍”的文献之中，唯丁汝昌书信写本为单独文献。有关上述书信写本三件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的具体收藏情况，则详见下表一（注：该表系笔者根据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1984年影印再版本，第1209页相关内容而编制。）。
表一：藏书阁收藏张树声等书信写本情况简表
上述三件书信的写本均使用高级楮纸，并且分别钤盖有“藏书阁印”和“李王职图书之章”，因此编撰《藏书阁图书韩国版总目录》的韩国学者推定这些写本的抄写时期应在1911-1935年间。查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大韩帝国之后，将朝鲜王朝末代（第27代）国王亦即大韩帝国末代皇帝纯宗(1907-1910）贬为李王，并于1911年开始实施李王职官制，1915年设立于京城（今汉城）昌庆宫的李王职图书室即其一例，所谓“李王职图书之章”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钤盖到朝鲜王朝历代宫廷图书文献之上。至1918年，李王职图书室下设“藏书阁”，专司原由奉谟堂及谱阁收藏朝鲜王朝历代王室图书文献的收藏与保管，所谓“藏书阁印”亦即出现于此时。
问题在于，上述收藏印只能说明该三件书信写本的收藏时间至少应在李王职图书室及藏书阁先后成立之1915年及1918年以后（似应包括1915年及1918年），却无法证明这些书信究竟抄写于什么时间。鉴于这些书信实际上形成于19世纪末的1882年至1885年间，而且基本上是以私函形式分别寄送朝鲜王朝相关官员，所以这些书信也可能是由当年接受这些书信的朝鲜王朝相关官员或与其有关的人士来抄写，并辗转流入王宫而被藏书阁收藏。然而，当年接受张树声书信的朝鲜王朝领议政李最应在收到该信不久后便在汉城壬午兵变中丧生，而当年接受吴兆有、丁汝昌书信的朝鲜王朝外务衙门督办金允植的个人文集中也未收录这两件书信，因此目前还无法明确这些书信的具体抄写经过及其写本的流传经过，只能暂付阙如。
上述三件书信写本，基本上属于比较工整的行楷体，其中张树声函及吴兆有函之写本均严格遵循抬头格式，应是如实反映其原函格式，而丁汝昌函则并未遵循抬头格式，应是抄写过程中的“变样”结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收藏在藏书阁之“深宫”，遂使这些形成于1880年代之书信的写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几乎被世人所遗忘。
二、张树声等书信三件的具体内容
据笔者调查，上述张树声函是他于1882年6月13日（光绪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写给朝鲜王朝高宗政府领议政李最应的。此前奉清政府旨意而直接促成1882年5月《朝美条约》签定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因遭母丧而于同年5月11日奉旨“开大学士署直隶总督之缺”并准回籍穿孝百日，而实际离开天津是在5月30日（注：《驰报丁忧折》，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47页；雷禄庆：《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01-302页。）。同年4月19日，清政府已经谕令两广总督张树声北调署直隶总督兼署北洋通商大臣，以补李鸿章之缺（注：参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版，第527、556页。）。当时，《朝美条约》已经正式签署，而此前奉命前往朝鲜协助办理《朝美条约》事宜的李鸿章外交幕僚马建忠还没有从朝鲜返回（注：有关马建忠协助朝鲜方面办理外交事务并奉命渡朝平定壬午军乱史实，详见权赫秀：《马建忠与朝鲜》，郑判龙主编《朝鲜—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192页。）。美国既已通过《朝美条约》而成为同朝鲜王朝签订近代条约并建交通商的第一个西方国家，于是英、法、德、俄各国亦不甘落后，随即纷纷通过清政府而要求与朝鲜方面开展建交谈判。因此，张树声建议清政府再次派遣马建忠、丁汝昌东渡而“襄助”朝鲜方面与上述欧洲各国的建交谈判（注：《总署收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总署收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文》、《总署收署北洋大臣张树声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585-587、606-609、686页。）。
对清政府而言，促使朝鲜王朝与欧美列强建交通商不仅可以通过“以夷制夷”之策来牵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侵略威胁，同时还可以借此加强清政府对朝鲜外交事务乃至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力，实际上意味着清政府对朝鲜政策之一个重大转变的开始（注：详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以李鸿章之朝鲜认识与政策为中心》，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版，第66-91页。）。李鸿章煞费苦心地促成《朝美条约》于此前，而张树声竭力促成朝鲜与欧洲列强条约于其后，即足以反映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外交事务的关注程度。张树声这份书信的产生背景亦在于此，即张树声是以李鸿章继任者的身份在继续执行促使朝鲜与欧美列强建交通商的政策。
至于这份书信的接受者李最应(1815-1882)，字良伯，号山响，是朝鲜王朝第21代国王英祖(1721-1776)之玄孙，因封兴寅君。他是1863年至1873年期间曾以国王生父身份专擅朝政近十年之大院君李昰应的仲兄，因此也是当时朝鲜国王高宗的伯父，却因与大院君关系不睦而一直受到排挤。直至1873年国王高宗亲政而大院君被迫退出摄政位置之后，李最应才得到高宗妃闵氏等戚族势力的支持，先后出任扈卫大将、左议政及世子傅等要职，至1875年出任领议政。按朝鲜王朝官制，议政府为正一品衙门，“总百官，平庶政，理阴阳，经邦国”，而正一品领议政就是议政府的首官，是朝鲜王朝时期最高的中央官职（注：（朝）赵斗淳等纂：《大典会通》卷一《吏典》，平壤朝鲜科学院古典研究室1960年复刻校正本，第11-12页。），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古代王朝的丞相职。
由此可见，这封书信可以说是当时中朝两国最高级官员之间商谈两国外交政策内容的重要资料。有关这一书信的具体内容，详见附录一原文，而其中大意则不外如下三点：
第一，向李最应及朝鲜政府通报李鸿章“奉讳归里”以及自己奉旨“暂由两广移节津门”的事实，并表示通过当时正在天津的朝鲜政府领选使金允植而了解到李最应在朝鲜国内“望隆柱石”等情，固然是一种礼节性的称赞，也可以说是表达了希望同李氏本人及朝鲜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诚恳善意。
第二，根据马建忠报告内容而通报英、法等国与朝鲜建交事宜基本就绪或达成意向，同时根据清政府旨意而通报德、俄等国要求开展对朝建交谈判的消息，甚至直接抄送俄国驻华公使布策(Butzow,Eugéne de)致总理衙门函，目的就在于促使朝鲜政府了解到“各国接踵而至”是一种“必然之势”。
第三，希望朝鲜政府能够对欧美列强的建交通商要求“必无拒绝之理”，以实现“联交西王”之“深谋”，同时提醒朝鲜政府特别要对“边界接壤与他国情形实有不同”的俄国“当虑患于未事之先”，并表示清政府将继续派代表赴朝而“共赞其成”，既是表明对朝鲜政府的一种支持立场，同时也反映了清政府开始积极介入朝鲜外交事务的干涉政策。
根据后来李最应复函的内容来看，这封书信是张树声主动地向李最应发出，而且是交由恰好由津回国的朝鲜政府副主事尹泰骏带回朝鲜的。就在这封信写成四天后的1882年6月17日，马建忠一行奉命再次由烟台启程东渡，先后促成了《朝英条约》、《朝德条约》及朝、法会谈（注：详见马建忠：《东行三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41-52页；前揭权赫秀：《马建中与朝鲜》。）。因此，李最应也于同年6月30日复函张树声（注：《总署收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夹单 附件一：照录朝鲜国总理机务李最应来函》，《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01-702页。），除感谢通过尹泰骏之“先辱函教”外，专门通报“向来美、英立约，悉臻妥善”，对德条约亦经“马观察（指马建忠）、丁提督（指丁汝昌）奉旨襄办”而“刻日就绪”事，并对朝鲜政府有关对俄建交通商的若干原则立场进行了说明。
因此，由张树声主动建立的中朝两国最高官员之间的这次书信联系应该说是圆满地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也可以说是自李鸿章促成《朝美条约》以来清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又一进展与成果。就在随后不久的7月23日，汉城爆发壬午军乱，清政府则直接出兵东渡，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了这场兵变，而这样一种积极干涉行动无疑是上述积极介入朝鲜外交事务之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张树声就是这次军事干涉行动的主要负责人，而李最应却在那场兵变中被兵变军人杀害，他与张树声的上述往返书信遂成为两人之间的唯一也是最后一次书信联系。
正是为了镇压朝鲜壬午军乱，张树声奉旨派遣驻扎山东登州地区的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防务吴长庆率领淮军庆字营六营兵力迅速出动朝鲜，并在镇压兵变之后继续驻扎朝鲜王朝首都汉城，成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实施积极干涉政策的一个重要实力手段。1884年5月，清政府与李鸿章鉴于中法越南之争日益加剧之际急需加强北洋地区海陆防卫，因命吴长庆率三营兵力回防旅顺地区，原来达三千多人的驻朝清军便只剩下一半即三营兵力（注：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第140-141页。）。就在这一年的12月4日，金玉均等朝鲜王朝急进开化派势力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支持下突然发动甲申政变，接连杀害守旧派大臣并控制朝鲜国王高宗，而后宣布成立由开化派势力主导的新政权，试图全面推行近代化改革。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等应朝鲜王朝有关官员之请，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直接出兵干涉，遂使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以“三日天下”而告败。
为了解决甲申政变过程中驻朝清军与驻朝日本公使馆护卫兵力之间的武装冲突事件等问题，中日两国于第二年的1885年4月开始在天津举行谈判，并于4月18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即中日《天津条约》）三款，其中第一款的内容就是“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注：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5页。）。根据上述条约规定，中日两国相继从当年6月至7月间将各自驻扎朝鲜兵力全部撤回（注：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第140-141页。），而丁汝昌和吴兆有致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外务督办金允植的两封书信就是形成于这次撤军行动期间。
丁汝昌(1836-1895)，字禹廷（又作雨廷），号次章，早年曾参加太平军程学启部，1861年随程学启投降清军后，历任千总、参将、总兵等职并加提督衔，至1875年经李鸿章奏准留在北洋差遣，旋派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船，开始其海军生涯。此后，丁汝昌奉命赴欧接收“超勇”、“扬威”两巡洋舰，获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典，至1882年壬午军乱之际因办理得力而赏穿黄马褂，1883年实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非经制之“北洋水师”之名即由此而来。
至1885年6月清政府与李鸿章根据中日《天津条约》有关规定而准备撤退驻朝清军之际，将清军从朝鲜接应回国的也是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水师。早在同年6月29日，李鸿章已经致电清政府驻日公使徐承祖表示“华军驻朝者已檄令六月初十日船到马山浦，全数撤回，望知照外务（指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而徐承祖随即于7月4日复电称日本外务省当局已经明确表示“暂留驻朝日兵，定以六月初十日为限，全数撤回。”（注：《寄驻日本徐使》、《驻日本徐使来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533页。）正是根据清政府和李鸿章的上述安排，丁汝昌奉命于1885年7月15日率领北洋水师“康济”号练船由烟台抵达朝鲜西海岸的马山浦而“驻候我兵撤防”，这封致朝鲜外务衙门督办金允植的书信就是在当天写于马山浦的“康济”号练船。
至于接受这封书信的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官宦名门，是朝鲜王朝末期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及文学家，也是近代朝鲜历史上稳健开化派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1881年至1882年间，金允植曾作为朝鲜政府领选使率领30余名“学徒工匠”到中国天津学习近代兵器及机器等技术（注：详见（韩）权锡奉：《清末对朝鲜政策史研究》，汉城一潮阁1986年版，第147-188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第542-566页。），从而与包括丁汝昌在内的李鸿章的幕僚亲信诸人结下亲密私交，其个人文集《云养集》中就收录有许多他与李鸿章幕僚亲信之间的往返书信（注：详见（韩）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二），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版，第296-313页所收录各函。）。1882年壬午军乱爆发之后，金允植随同赴朝清军乘船回国，并协助马建忠、丁汝昌等人镇压这场兵变，与丁汝昌的个人关系亦随之更加密切。1884年甲申政变之际，金允植没有接受开化派政权委任的新政府职务，相反积极请求驻朝清军，因而在政变被镇压之后改授兵曹判书兼江华留守，至1885年1月则授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衙门督办（注：《关于督办金允植接任之照会》，（韩）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清案》1，汉城高丽大学出版部1971年版，第218页。），成为主管朝鲜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
丁汝昌写给金允植的这封书信，实际上就是两人之间的一封私函，信中语气十分亲近，称兄道弟，足以表明两人关系之密切。有关这封书信的具体内容详见附录二原文，至其大意则不外乎如下两点：
其一，通报自己近日来往中朝两国之间的行程，即1885年7月8日（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乘“康济”号、“扬威”号等舰离开朝鲜马山浦西返，经威海而于7月11日抵达烟台，至7月15日当天仍率“康济”号驶返马山浦，“驻候我兵撤防后再定行止”。
其二，交代自己办理金允植所嘱各事。一是根据其请求允许朝鲜官员南廷哲（字霞山）等人一同乘舰来华，并专派“镇西”号炮船接送他们一行赴天津公干复令待其事毕再送回朝鲜马山浦，一是金允植先后两次捎给适在天津之朝鲜官员闵泳翊（字云楣）“各物件”，也已另派人送去天津。
由此可见，上述内容不仅反映了当时丁汝昌奉命率领北洋水师各舰接应驻朝清军回国的具体史实，同时也是反映丁汝昌与金允植及近代朝鲜关系乃至相关中朝关系内幕的重要资料。如此次搭乘由丁汝昌提供的北洋舰队兵舰而到天津的朝鲜王朝官吏曹参判南廷哲、驻扎天津商务大员从事官朴齐纯一行，就是奉朝鲜国王高宗之命而专程到天津向李鸿章及清政府转达高宗密函，以解释当时成为中朝关系一大悬案的第一次朝俄密约事件并商谈朝鲜外交、军事等重大问题（注：参见（朝）《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条议朝鲜事附件一：朝鲜国王来书；附件三：朝鲜吏曹参判南廷哲面呈密议》，《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7页；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第182-183页。）。对此，韩国学界整理的有关资料曾记录南廷哲一行是搭乘北洋水师“超勇”号军舰而向天津（注：（韩）大韩民国文教部、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兼发行：《高宗时代史》（二），汉城探求堂1970年版，第748页。）。然而，根据丁汝昌这封书信的上述内容，可以确认韩国学界的上述记录有误，即南廷哲一行先是搭乘由丁汝昌率领之北洋水师军舰而于7月8日离开马山浦，至7月11日抵达烟台之后，复由丁汝昌专派“镇西”号军舰，于7月13日送往天津，“并令镇西在沽口（指天津大沽口）内候至初六日送霞山兄到烟，又令扬威在烟候至初八日换送来马山浦。”尽管丁汝昌此函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超勇”号是否亦在其中，而根据“扬威”号随丁汝昌由马山浦一同回国并又奉命将南廷哲一行由烟台送回马山浦的事实来看，当初南廷哲一行由马山浦随同来华时所搭乘的极有可能也是“扬威”号，而不是韩国学界所指“超勇”号。总之，丁汝昌的这封书信是能够明确南廷哲等秘密来华的具体时间及其行程的第一手资料。
至于吴兆有致金允植函，就是在这次撤军行动之后于同年8月4日写给金允植的一封感谢信。吴兆有，字孝亭，安徽合肥人，出身吴长庆之庆军，1882年8月随吴长庆东渡镇压壬午军乱并驻扎汉城，至1885年7月撤退回国，官至天津镇总兵、记名提督。有关这封书信的内容，详见附录三原文，至其大意则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点：
首先，感谢从朝鲜撤军之际金允植“远送”之事，并请他向其“同寅诸公”亦即朝鲜王朝相关官员代为“致意”。如前所述，迄止此次撤军之际吴兆有已在朝鲜驻扎近四年，因此于回国之后向金允植等朝鲜政府有关官员专函致谢也是情理中事。
其次，详细介绍了自己奉命率军撤退的具体时间和行程，其目的是为了“告慰远廑”即释去金允植等人的挂念，即1885年7月21日率清军由汉城抵达马山浦，第二天整队乘船，第三天即7月23日开船，并经过一天的航行于7月24日抵达旅顺，“沿途风平浪静”。
应该说，吴兆有致金允植的这封书信，不仅反映他与金允植的个人关系，还是由当事人直接记录驻朝清军撤退回国之具体时间与行程的第一手资料。为方便国内学界全面理解上述三件书信内容，兹将其写本原件依形成时间之先后顺序附录如下。上述三件书信写本，原无标点，今由笔者根据我国学界古籍整理通例而加以断句、标点，并对其中上述正文部分未及叙述的历史人物加以简单注释，以便国内读者理解。
附录一：张树声致李最应函
山响尊兄兴寅君阁下：
顷者，李中堂肃毅伯（注：指李鸿章。）奉讳归里，朝廷给假治丧，树声钦奉谕旨，暂由两广移节津门。李中堂为述贵国近日远谟，并晤领选使金允植诸君，备审执事望隆柱石，任综钓衡，达变识时，超然远览，匡辅贵国王，择交修睦，开非常之原，建自强之本，东方俊杰，跂踵钦迟。
美约（注：指《朝美条约》。）议定，一切平善，先路有导，欣慰同深。叠接马观察建忠函报，英约亦可就绪，法国虽未定议，大指不甚相远，德国巴公使（注：指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现已来津，日内即当商办。顷接总理衙门公函，知俄国亦来议此事，原函抄件录上
察。
一国定约，则各国接踵而至，固必然之势也。贵国阴雨绸缪，其则不远。联交西王，本寓深谋。俄以近邻，续来议约，必无拒绝之理，但边界接壤，与他国情形实有不同。在彼则藉欲树义于美约之外，贵国则亦当虑患于未事之先。至两国派员在交界，轮东驶共赞其成也（注：原文如此，“轮东驶”句前似有缺字。）。
副主事尹泰骏（注：尹泰骏(1839-1884)，字稚命，号石汀，朝鲜王朝高宗时期文臣，1873年进士合格而入仕，历任直阁、参判、左营监督等职，至1884年甲申政变时，遭开化派势力杀害。）现即东返，不尽之言，自能面陈。专此密布，敬颂
时祉。
计抄件清折一扣（注：按此处“扣”作量词，“一扣”即“一套”，即指“抄件清折”一套。）
钦差北洋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两广总督张树声再拜 四月二十八日
附录二：丁汝昌致金允植函
云养仁兄大人阁下：
上月念六日由马山带康济船开行后，过威海料理公事，二十九日始到烟台，扬威快船亦于是日同时抵烟。因扬威不能进大沽口，弟复派镇西炮船于本月初一日送霞山（注：南廷哲之号。南廷哲(1840-？)，号霞山，朝鲜王朝高宗时期文臣。1882年文科及第后入仕，历任礼、户、工曹参议及驻扎天津大员、外部协办、汉城判尹、内部大臣等，至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后受封男爵，卒年不详。）诸君赴津矣，并令镇西在沽口内候至初六日送霞山兄到烟，又令扬威在烟候至初八日换送来马山浦。一切妥当，请释尊念。两次寄闵云楣（注：闵泳翊之号。闵泳翊(1860-1914)，字子湘，号云楣、竹楣等，为朝鲜王朝高宗时期文臣及闵氏戚族势力主要人物。1883年曾以全权大臣身份出使美国，1884年甲申政变时遭开化派袭击而受重伤，后任兵曹判书、汉城判尹、判领敦宁府事等要职，1905年后流亡上海，以书画自娱并卒于此。）兄各物件，已另派人送去天津，不致有误。
弟现于本日仍乘康济到此驻候，我兵撤防后再定行止。近日汉城内外，想均安谧如常。念念。肃此先布，敬颂
勋安。诸惟
台照，不具。
愚弟 丁汝昌 顿
初四日马山浦舟次
附录三：吴兆有致金允植函
云养仁兄大人阁下：
自驻贵邦，倏经四载，寸筹莫展，方自怀惭，乃荷云情，辱劳远送，引领东望，感慕交萦。辰维政履双清，起居多吉，为慰为颂。
弟别后于初十日抵马山，十一队伍上船，十二开轮，十三抵旅顺，沿途风平浪静，差足告慰远堇。贵同寅诸公处，愧未能一一函谢，幸为我致意为荷。专此言谢，敬颂
台安，维
照不具。
愚弟 吴兆有 顿
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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