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生态思想的践行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生态论文,思想论文,模式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4)04-0134-06 中国的农业生态思想，渊源久远。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已提出了反映农业生态思想的天、地、人“三才”说。如《系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1](《周易》卷八P58)《荀子》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2](《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论》P308)《吕氏春秋》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吕氏春秋集释》卷二十六《审时》P696)《管子》一书也多次讲到天地人，如所谓“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2](《管子校注》卷十《君臣上》P550)。又云：“春秋冬夏，天之时也，山陵川谷，地之枝(材)也，喜怒取予，人之谋也。”[2](《管子校注》卷十六《内业》P937)这些都是把天、地、人并列，称之为“三材”或“三才”。当时认为，“三才”是一切事业的基本要素，不限于农，但和农业的关系尤为紧密。 迄至汉代，天、地、人“三才”说，见于文献记载的频率较前更高。择举几例如下： 《新语》云：“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2](《新语校注》卷上《道基》P1)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2](《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主术训》P308) 《春秋繁露》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3](卷六《立元神》P670) 政治家、思想家们所说的天、地、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宇宙观构建了农业思想的哲学基础。反映到农业系统中即表现为天、地、人、物的协调统一。其中的“天、地”，是指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外界环境，如时节、气候、雨量、土壤、地形等；“人”，是指人的社会实践，包括其劳动素质与生产技能，如耕耘、粪壤、水利、农器使用等；“物”，是指农作物、物性、畜牧、家禽乃至相关的森林、野生动物等。要之，天、地、人、物包涵着丰富的农业生态意蕴，是农业生态的基本构成。当时认为：在农业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和谐发展，是农业良性循环、获得农业丰收的根本保证。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态思想，学术界此前有过一些论述。但对汉代农业生态思想及其引领下的具体实践，目前论及甚少，还有待深入。故本文专就汉代人们对农业生态思想的践行模式，根据史实做些探说。其基本点分如下几方面。 一、因时制宜，按照季节、时令安排农事活动，“不夺农时” 春夏秋冬“四时”，光照、气候、雨量等自然条件不一。它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关系极大。《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4](卷一《梁惠王章句上》P5)《管子》说：“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闲、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不失其时然后富。”[2]《管子校注》卷十七《禁藏》P1018又说：“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2](《管子校注》卷十四《四时》P837—838)把“顺天时”提到了“富国”与“失国”的高度，可见，因时制宜，对农业之重要。 汉代继续强调农业生产的“时宜”、“时序”，主张“育之以时”[5](卷九十一《货殖传》P3679)。《淮南子》说：“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2](《淮南鸿烈集解》卷八《本经训》P259)农作物的种植，要根据季节、时令进行。这方面，西汉成帝时的议郎汜胜之及东汉后期的五原太守崔寔，都根据农民长期实践的经验做了具体的阐述和总结。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汜胜之书》及《四民月令》。 《汜胜之书》对农民依照时令耕田、播种、收获的农事活动多有记载。其中写道：“凡耕之本，在於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又说：“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得时之和，适地之宜，田虽薄恶，收可亩十石。”[6](P21—27)除耕田翻土依时令之外，对各种粮食作物如禾、黍、麦、稻、大豆等的播种、收获等也要依时令而行，例如：“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获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芒张叶黄，捷獲之无疑。”“黍者署也，种者必署。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疆土可种黍。”“种麦，得时无不害。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三月种稟稻，四月种秫稻，”“种大豆，夏至后二十日尚可种……獲豆之法，荚黑而茎苍，辄收无疑”[6](P100—129)等等。这些农业上耕种的时令，是西汉时期关中平原地区农民长期实践的经验，或耕作范式，值得重视。 《四民月令》对农民依照时令进行农事活动的记载，更为具体，现将要者做些择录，以兹参证： 正月：“可种春麦、豍豆，尽二月止”。“可种瓜、瓠、芥、葵、大小葱、蓼、苏、苜蓿、襍蒜、芋、韭”。“可作鱼酱、肉酱、清酱”。“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必生蠹虫”。 二月：“可种植禾、大豆、苴麻、胡麻”。“自是月，尽三月，可掩树枝；可种地黄、及采桃花、茜、及栝楼、土瓜根；其滨山可采乌头、天雄、天门冬、术”。 三月：“可种秔稻、植禾、苴麻、胡豆、胡麻、别小葱”。“可种大豆、蓝”。 四月：“可种黍、禾、大小豆、胡麻”。“是月四日，可作醢、酱、枣糒”。 五月：“可种胡麻”。“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禾及牡麻”。“先后各二日，可种黍”。“是月也，可别稻及蓝，尽至后二十日止”。“可菑麦田”。“麦既入，多作糒，以供入出之粮”。“淋雨将降，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淖不通”。 六月：“是月也，趣耘耡，毋失时”。“是月六日，可种葵，可作麴”。“中伏后，可种冬葵，可种芜青、冬蓝、小蒜；别大葱”。“中暑后，可畜瓠、藏瓜、收芥子、尽七月止”。 七月：“可种芜青及芥、苜蓿、大小葱、小蒜、胡葱”。“藏韭青。刈刍茭”。“收柏实”。 八月：“是月八日，可采车前实，鸟头，天雄”。“刈萑、苇及刍茭”。“收豆藿”。“种大、小蒜、芥、苜蓿”。 九月：“藏茈薑、蘘荷、作葵菹、乾葵”。“九日，可采菊花，收枳实”。 十月：“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可收芫青，藏瓜”。“是月也，可别大葱”。“农事毕”。 十一月：“可酿醢”。“伐竹木”。 十二月：“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7](P1—109) 从以上逐月列举的农事来看，当时，凡粮食作物、蔬果等经济作物、农产品加工乃至野生植物的采集(供医药之用)等，都是依照时令进行的，自很明显。这虽是反映东汉北方地主田庄的经营活动，但依时令安排农事，地主田庄和个体农户的生产是共同的。依照时令耕耘、栽培、收藏等，主要是为了“顺天时”，适应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从而使生物有机体与自然条件的协调统一。 汉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很注重“天时”、“时序”，不容违反。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三月，因天气失常，“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5](卷九《元帝纪》P284)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春，也曾下诏：“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得失其序”。要求“务顺四时月令。”[5](卷十《成帝纪》P312)汜胜之在关中平原地区督导农业，“而关中遂穰”，获得农业丰收，是该地农民遵守时序种植的结果。崔寔任五原太守期间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四民月令》，也是“因时制宜”的一个典型例证。 二、因地制宜，根据土地属性进行种植与养畜，地尽其利 全国幅员辽阔，各农耕区的地形、土质、肥力等自然条件不同，不能强求农业生产的内容同一。种植、养畜与土地各有所宜的道理，早在先秦时期已为人们所熟知。如《周礼》曰：“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1](《周礼》卷十六《草人》P104)同书又云“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皆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间。”[1](《周礼》卷十六《司稼》P108)同书还将当时“天下之地”，“宜六扰”、“宜五种”、“畜宜鸡狗，谷宜稻麦”等等，做了具体记录[1](《周礼》卷三十三《职方氏》P209—211)。《管子》也说：“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2](《管子校注》卷十九《地员》P1072)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之时，人们已懂得土质与种植、养畜有密切的关系。 汉代由于农民经过长期实践，对土地在农业上的性质、作用及其耕耘、利用等的认识逐步提高，许多实际经验得到进一步推广。“因其土宜”进行种植和养畜的情况，已成为常规。当时，一般皆能“辨其土地川泽丘陵沃野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育”[5](卷九十—《货殖传》P3697)。这方面，《淮南子》、《汉书·地理志》等，都对农民的实践经验有过很好的总结和概括。 《淮南子》在总结汉初的种植、养畜之宜时说：“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2](《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一《齐谷训》P351)“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2](《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主术训》P308)又说：“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地宜麦。”“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地宜稻。”“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地宜黍。”“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也，寒冰之所积也……其地宜菽。”“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地宜禾。”该书还说道：“汾水濛浊而宜麻，泲水通和而宜麦，河水中浊而宜菽，雒水轻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汉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谷。”[2](《淮南鸿烈集解》卷四《形训》P144—145)这些都说明，不同地形，不同区域，甚至不同水源，对种植养畜是各有所宜的。 《汉书·地理志》对农民“因其土宜”进行种植和养畜的情况也有具体的总结。其中写道： 扬州：“厥土涂泥(湿地)”，“畜宜鸟兽，谷宜稻”。 荆州：“厥土涂泥”，“畜及谷宜，与扬州同”。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垆(土埌刚黑)”，“畜宜六擾(马、牛、羊、豕、犬、鸡)，其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 青州：“厥土白墳，海频广泻(水涯鹵鹹之地)”，“其畜宜鸡狗，谷宜稻麦”。 兖州：“厥土黑墳(黑色土埌)”，“其畜宜六擾，谷宜四种(黍、稷、麦、稻)”。 雍州：“厥土墳壤”，“畜宜牛马，谷宜黍、稷”。 幽州：“厥土惟白壤(柔土白埌)”，“畜宜四(马、羊、牛、豕)，谷宜三种(黍、稷、稻)”。 冀州：“厥土惟白壤”，“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并州：“厥土惟白壤”，“畜宜五擾(马、牛、羊、犬、豕)谷宜五种”[5](卷二十八《地理志》P1539—1542)。由此可见，当时农民种田，很注重对土埌的鉴别。“因其地宜，以治其业”[5](卷九十一《货殖传》P3629)，即根据土质进行种植和养畜，是符合科学精神的。“适地之宜”，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因地制宜”，还体现在汉代农民在耕作方法上，曾采取多种措施，以充分发挥土地潜力。主要之点：一是实行混种，当时“种谷必杂五种”，“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场)”[5](卷二十四《食货志》P1120)，“种桑法……治肥田十亩……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6](十七《桑》P166)，即是其例。二是套种，例如：“区种瓜，一亩为二十四科。区方园三尺，深五寸……以三斗瓦瓮埋著科中央，令瓮口上与地平……种瓜瓮四面各一子……又种薤十根，令周迥瓮，居瓜子外，至五月瓜熟，薤可拔卖之，与瓜相避。又可种小豆於瓜中，亩四五升，其藿可卖。”[6](十四《瓜》P152)这是将瓜、薤、小豆套种之例。三是复种，如杨孚《异物志》说：“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8](卷839《百谷部》P3751)这些混种、套种、复种措施，对单位土地面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这对解决人多地少地区的耕地问题有积极意义，可使“地尽其利”。在此，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相关措施，就是大田与水面综合利用。汉代这类综合利用的水田陂池模型，考古发掘很多：如陕西汉中出土的一个方型陂池模型，中间有一提坝将稻田和陂圹分开，坝中间有拱形出水口和提升式闸门，以备稻田灌溉之需，田中禾苗纵横成行，内有鱼、蛙、螺和菱角。贵州义兴出土一个水田陂池模型，与汉中模型相似，一边为稻田，另一边为水圹，内有大鱼、泥鳅、田螺、菱角、荷叶、莲瓣等，圹边刻有树林。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一种陶水圹，用高堤把鱼池和水圹分开，水圹中莲花绽开，水鸭游戏，并停泊小船，圹水可通过渠道进入鱼池；鱼池中有两只大鱼，象征着渔业丰收。“上述格局不但使各类土地(包括田和水)获得合理利用，而且可以发挥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之间互相促进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农业系统，是比较科学的”[9]，也是“地尽其利”的一种方式。 为改良土壤，汉代农民积前人经验，也十分重视“厚加粪壤”，提高土地肥力。在《汜胜之书》中，提到的“粪”字很多，例如：“务粪泽”、“非粪不解”、“教民粪种”、“粪气为美”、“用粪”、“熟粪”、“布粪田”等等。当时称为“粪”的范围较广，凡可供肥田的废弃物，如禾草、厩肥、人的尿、粪，皆属於“粪”。汉人强调“耕田”必“务粪泽”。东汉王充说：“夫肥沃境角，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树稼丰茂。境而角者性恶，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稼与人被肥沃者相类也。”[10](卷二《率性篇》P25)主张通过耕作与施肥的两个环节来使耕地增加肥力，把用地与养地相结合，使地力久种不衰。为此，汉时，往往将厕所与猪圈建在一起，以利积粪。广泛使用“溷中熟粪”，即猪粪、人粪。在考古资料中，“各地出土的陶猪圈模型表现突出，厕所与畜圈连在一起，把人类的粪综合管理贮存。山东画像石中还刻有拾粪的图像。滕县龙阳店一石刻画二马相对，右边一马正在排粪，马后一人，右手执钩铲，左手执箕，弯腰把马粪拾起来。”[11]在陕西米脂、绥德也多处刻有拾粪积肥的形象。可见对粪肥重视。此外，汉时也终得使用绿肥，如《汜胜之书》说：“须草生，可至耕时，有雨即耕，土相亲，苗独生，草秽烂，皆成良田。”[6](P25)“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6](P23)认为可利用平整土地的间隙间让土地生长杂草，当杂草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再耕地压青，使杂草腐烂作肥料，以改良土埌。当时已掌握施用基肥、种肥和追肥等技术。《汜胜之书》说：“区田以粪气为美”，要求对蔬菜和一些粮食作物施用基肥；对经济作物如大麻等，也要“布粪田、夏耕平摩之”。四川峨眉县出土水稻水田石刻模型，左下角稻田中有两个肥堆，是当时种稻施肥的实证。[12](P116)施肥对改善土质，提高土埌肥力，增加农产量有重要意义。 三、因物制宜，协调农业系统各要素之关系，力求生态平衡 农业是一个多因子、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其各要素之间往往因个性差异而各有所宜，同时，各生物之间又有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关系。因此，要秉持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这在先秦时期已有一定的认识，如《系辞》就曾两次提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指出“物”之个性各有所宜。《孟子》也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4](卷五《滕文公章句上》P126)这话带有普遍意义，农业领域中的动、植物概不例外，都会因个性差别而各有所宜，有所不宜。 汉代，人们由于经过长期实践，“物宜”问题在先农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探索和认知。陆贾在《新语》中说：“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不违天时，不夺物性……”[2](《新语校注》卷上《道基》P5—6)当时懂得农作物品种不同，栽培时的用水量、施肥等各有所宜，不可夺其“物性”。《汜胜之书》在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时指出：种“稻”，用水量较多，稻田的水面要“深浅适宜”，水位保持一致；水稻“始种”时，要“令水道相直”，以保水温；“夏至后天热”，则“令水道错”，使水降温。但栽种禾、麦、枲、麻、豆、瓜等作物，乃可在旱地种植，而且对水没有保温或降温的要求。施肥也要“因物制宜”，视各种作物的特性而异，不可千篇一律。其中有的作物如“麦”，要施“种肥”；有的作物如“大豆”、“芋”、“瓜”、“瓠”等，只需施“基肥”；有的作物如“麻”，则要“追肥”。所用的肥料也有不同，随作物的不同而有异，[6](P21—164)使其各有所宜。这方面具体事例较多，不必赘述。 汉代人们践行“因物制宜”，还突出表现在重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主张生物之间互利共生、和谐发展，而不是对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和干扰。对此，《汉书·货殖传》及《淮南子》均有明确阐述，例如： 《淮南子》说：“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天；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烺置罦不得布於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於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於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取致之也。”[2](《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主述训》P308) 《汉书》说：“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獭未祭，烺网不布於壄泽；鹰凖未击，矰弋不施於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麛鱼蝝卵，成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备也。”[5](卷九十一《货殖传》P3679) 上述记载，主要说明两点：一是反对“草木未落，斧斤入山林”。主张保护有助於改善农业生态的森林资源；二是反对“涸泽而渔，焚山而猎”。主张保护与农作物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野生动物。其中心内容是“顺时而取物”。考诸具体史实，汉代在这两方面人们都已付诸了实践。 首先，为保护有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森林资源，汉代采取了不少的措施：如据《张家山汉简·田律》规定：“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林木山泽……燔草为灰。”[13](P167)汉律《贼律》也规定：“贼伐树林禾稼……准盗论。”从《居延新简》中还可看到以诏书、政令形式护林的情况，如“建武四年五月辛己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无伐树木者，敢言之”(E.P.F22:48A)。“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候□敢言之。府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E.P.F22:53A)[14](P439—480)。将保护林木的命令以诏书、政令形式颁布，要各基层官吏严格检查，并把结果随时上报，可见其重视程度。顺帝永建四年(129年)二月，也曾“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洩藏气，勅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15](卷六《顺帝纪》P256)。要求各级官吏禁绝百姓入山凿石，以制止毁林。此外，汉时还实行，“自正月以终至夏，不可伐木”，“冬十一月……伐竹木”[7](P7：104)的规定。当时采取这些政策、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便于林木顺利生长，保证林木资源再生而无枯竭之患，以利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由此也说明，汉人已终得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抵御风沙、调节气候、平衡生态，对发展农业有重大作用。 再者，为保护与农作物互利共生的动物资源，汉代也有政策规定。例如：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元月，诏曰：“前年春，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5](卷八《宜帝纪》P258)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也曾下诏：“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5](卷九《元帝纪》P284)另据《敦煌悬泉月令诏条》还具体规定：孟春月令：“毋摘巢，毋杀幼虫，毋杀孡(胎)，毋矢蜚鸟，毋麂、毋卵”。仲春月令：“毋□水泽，□陂池□□”。孟夏月令：“毋大田猎”[16](P193—195)。这些法条明确规定，对野生动物不能“妄捕”，要“适时而取”。捕捉的时间或季节以十月至十二月为主，不得违背“时禁”。阚骃《十三册志》载：“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这是汉代会稽地区保护益鸟之一实例。为保护野生动物，当时很注重保护其生存的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2](《淮南鸿烈集解》卷十六《说山训》P545)。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2](《淮南鸿烈集解》卷九《主术训》P309)的目的。只有“顺时而取”，才能“顺时宣气，蕃阜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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